|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和吕齐出发那天，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按规定每人随身带了三十五公斤重的行李，两个大旅行包，里面除了长途旅行必备的物品及少量食物外，装的全是皮夹克和羽绒服。“面的”司机一眼就瞧出我们是哪一部分的了，笑呵呵地问：“兄弟，发了吧？” “头一趟，”吕齐说，“顶多算发展中国家。” 司机咂着嘴儿说：“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俄罗斯就真那么缺东西？” “那得看缺什么，”吕齐说，“飞机大炮核武器人就不缺。” “对，”司机乐，“敢情就缺鸡毛服。我听说倒儿爷们带的都是南方人做的伪劣产品，那些破烂玩意儿老毛子也认？——你们带的什么货？” 我和吕齐没理他。 路上尽是些披着雨披匆匆赶路的各色行人，公共汽车背着花花绿绿的广告标语载着满车的乘客时快时慢地行进，我看见前面车里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儿打了个大呵欠，我也忍不住打了一个。幸运的是路上没有堵车，我们顺利地到达了火车站。时间还很富裕。我和吕齐都在心中默念：但愿一切顺利。 “到了莫斯科给咱中国人长点儿脸！”司机启动车后，扬手朝我和吕齐喊道，语气里充满了嘲讽。这话可真把我惹火了。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我对着汽车屁股喊道。我真火了，我甚至追着汽车跑了几步。 吕齐劝我：“你跟丫生什么气呀！” 我们推着两轮货架小车来到进站口，这里已经集中了各路倒儿爷。中国人居多，中间还有很多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什么的。多数家伙的“行李”明显超重，有些人的身上套了两件皮夹克，外面还披上一件羽绒服，脸膛憋得通红，看上去像一条条“热狗”。不少候车的闲人围着这彪人马指指点点。如今谁都知道我们是一帮国际倒儿爷，可我一时间对自己的身份还无法认同。 吕齐摘下眼镜擦着镜片儿上的水珠说：“真有人给我算命说我求财不宜去西北方，我他妈才不信。昨天晚上我用周易给自己卜了一卦，你猜怎么着？得了一‘大有’。” 我连称“好卦好卦”，其实我屁也不懂。这时，队伍开始朝前涌动，车站警察脸对脸排成了一条人为甬道，维持秩序。一共三道关卡。第一道验护照，第二道称行李，第三道查车票。最混乱的是一关是称行李，验称人员把称星打在三十五公斤的位置上，一看超重就命令旅客往外拿东西，吵闹声、求情声、哀叹声响作一团。一位高鼻深目的外国姑娘一见自己的“行李”超重便哇哇大哭起来，一时间飞珠溅玉，害得值勤人员连连摆手让她过去了。我身后的一个家伙小声骂道：“姥姥，还是洋女人盘儿靓招人待见。” 候车室里又闷又热，人和货挤成一团，空手呆在那儿都难以忍受，何况还拖着个大包。好不容易捱到进站，我和吕齐都已是大汗淋漓。 “创业举大义，啊——容易吗！”我抽空儿喘了口气说，我觉得浑身筋骨酸疼。 “苦不苦，想想高考读八股，”吕齐说，“这么着流汗我觉得心里踏实。”看来他真是作学问作烦了。 我们乘坐的那趟车是俄罗斯车，两个俄罗斯胖大嫂站在车厢口验票。我本来坐火车的经验就不多，摊上两个洋大嫂值班，感觉很有趣。我们买的是普通包厢的票，四个人一包厢，除了我和吕齐，同包厢还有一对儿俄罗斯夫妇。那女的倒是挺漂亮，可我真他妈受不了他丈夫身上那股浓烈的体臭味儿。他们带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看样子早超重了，可你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上来这么多东西。包厢里又窄又暗，空气很恶浊。我拼命想打开车窗，却弄不动。俄罗斯女人冲我连连摇手，说了串带颤音儿的美妙俄语，我他妈当然一句也听不明白。吕齐说：“别费傻劲儿了，这窗户根本打不开。”老毛子看看我，看看吕齐，相视一笑。我问吕齐：“你知道丫乐什么吗？”吕齐笑着摇头：“肯定觉得咱哥儿俩特傻。” 我现在一想起那六天六夜的火车生活，肠胃里就有一种梗索的感觉，要不是有吕齐做伴儿，我肯定崩溃了，我的适应能力很差。这一点吕齐比我强一万倍，他很快就跟两个俄国佬混熟了，双方用有限的几个俄语词加上英语（那对儿俄罗斯夫妇的英语同我们的俄语一样糟）再附带手势、画图磕磕绊绊地交流。我们得知女人叫莲娜，她的混蛋丈夫叫安得烈。你很难想象矮小粗鄙的安得烈怎么会有这样一位漂亮媳妇儿。莲娜和安得烈并不比我们大多少，事实上他们才二十二、三岁，可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莲娜是个娴静乖顺的女人，好女人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吕齐和她对视的时候，她动不动就脸红，使我想起“桃之夭夭”之类的美丽词句。安得烈有一帮狐朋狗友在另一包厢，他们来来回回地窜个不停，简直把我烦死了。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时候他们还稍稍收敛一些，一过满洲里海关这帮狗东西就撒起欢儿来，眼神儿也变得凶蛮起来，当然莲娜嫂子除外。一个浑身是毛、臭气熏天、体重足有二百多斤的“大个子萝卜”邀请我和吕齐同他掰腕子，我们拒绝了，我们可不是他的对手，这混蛋长得像头巨熊，手大得足以握住个篮球，我们可不愿给丫露脸儿的机会。车厢里大多是中国人，除了自己一伙儿的，互相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敌意，很难进行交谈。 列车开入俄罗斯境内，景物好象一下子变了，一望无际的青草和各种色泽的星状小花儿点缀着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天空的颜色湛蓝湛蓝，飘浮的白云呈透明状，层次感极其强烈，简直有一种直视无碍的悦目感，远山的轮廓也变得异常清晰。这一带的大自然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污染，我想只有西伯利亚寒流能暂时改变一下这里的一切。吕齐和我扒在窗口看风景，都快看傻了。一霎时我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存在。 当列车缓缓驶入赤塔——俄罗斯境内第一个大站时，我几乎被吓了一跳：无数个俄罗斯男女在月台上静静地站着，像是在无言地示威，其实他们都是专程赶来购物的。车内的中国倒儿爷们纷纷行动起来，列车员大嫂笑嘻嘻地打开了窗户，有经验的家伙们占据了窗口的有利地形，开始大声叫卖，还有人大喊：“同志们冲啊，发财的时候到了——！” 我和吕齐每人拿了几件羽绒服兴冲冲地下车，到月台上去卖。事先我们已经学会了俄语一到十位数字的发音。每件羽绒服的价钱比预想的要低一些，但也不是不能接受。我拿着羽绒服同围上来的俄罗斯人讲价钱，憋不住直想笑，我这个“外国商人”实在有点不称职，有一个俄罗斯姑娘低头翻检了好一阵儿，摇头表示对我的货物不满意，我他妈简直想白送给她一件。吕齐在一旁大声喊：“比亚契努里努里（5000）”招了不少人。很快吕齐把手里的货卖光了，攥着花花绿绿一大把卢布在我眼前晃：“徐庄，做买卖你得吆喝，这是咱中国传统的商业艺术。”我忍住笑张了张嘴，实在他妈喊不出来，只好求吕齐：“吕大爷您老圣明，您吆喝小的我帮你收钱。” “露怯。”吕齐从我手里拿过一件羽绒服，扬手高喊：“布哈维克欧亲哈拉绍（上好的羽绒服），比亚契努里努里！”我简直服了吕齐同志了，上学时他课堂回答问题就比我踊跃一万倍。 停车二十分钟，我们卖掉了八件羽绒服。 嗯，接下来我要讲一件发生在车上的事情。当时我还觉得很刺激，可事后我恶心得直想吐。我得老老实实承认那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件事与我生命中的女人有关。 事情是这样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和吕齐分开了。这事儿完全怪我。那天晚上，天阴得很厉害，车窗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那已经是我们在火车上度过的第三个夜晚。我叫吕齐到餐车车厢去吃饭，吕齐躺在床上打游戏机，说没有胃口，我只好自己一人去。车行下一站到伊尔库斯克，大概第二天早晨才能抵达。 我来到餐车车厢，看见里面有少数几个人在吃黑面包、喝菜汤。车到满洲里以后，餐车服务改成了俄式，倒是有鸡有鱼，可做的非常寡淡，黑面包也酸乎乎的极其难吃。因此，大部分有经验的家伙就在包厢里吃自备的方便面、罐头、榨菜什么的，很少有人来就餐。我他妈吃方便面实在吃反了胃了。 我要了一份黑面包、一份鸡腿和汤，百无聊赖地吃着，一边看餐车里的人。有两个高大的俄罗斯男女，一边吃一边调笑，互相交替着用汤匙喂饭，看了让人浑身起腻。旁边坐着几位衣着笔挺的中国人，一看就知道是公派出国人员，他们的话很少，吃得也很慢，肯定是对俄国式餐饮不大满意。可在这鸟餐车里你就是再有钱再能花公款也买不到好东西吃。 在距我比较远的一个靠车窗的位置，坐着一位穿白色休闲装的中国女子，年龄大概在三十岁上下，长的样子很一般，只有她他妈吃得自得其乐，几乎是每吃一口舔一下嘴唇。我忍不住频频地看她的吃相。我相信过不了多一会儿她就会意识到我在向她行注目礼。女人天生有这本事。 她先是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我一眼，然后微微低了低头。我没有收回我的目光，我并不介意我骚扰了她，看样子她也并没有不快的意思。我知道在大学图书馆里很多家伙做这种游戏：盯住一个女孩儿看，直到对方愤然起开或抬头嫣然一笑。当然这样做大都没有结果，也很少有人真正指望有什么结果，这只是一种隐秘的青春游戏而已。我当时一边看那个女人一边心不在焉地胡思乱想，所以当她抬起头向我眨了下眼睛时，我结结实实被吓了一跳，甚至有些慌乱起来。 我向周围偷偷看了一下，并没有人注意我。但我感觉到那个女人起身擦了擦手和嘴，款款地朝我这边走过来。 “嗨，”那女子轻轻“嗨”了一声，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我闻到了一股女人的香气。那气味很坏，我不是指香气本身，而是指由之而来的花柳氛围。有些很规矩的女人也把自己弄得满身坏味儿，令人不由得想入非非，可她们自己并不知道，也许她们管这叫“魅力”。 “你好，”我说，把手中的黑面包放在盘子里，咧嘴笑了一下。 “你好。”她笑笑，是那种具有心理优势的笑，这差点儿气着了我，不过她的声音还不错，“我打扰你进餐了吗？” “没有。”她用“进餐”这个词简直把我笑煞，但我脸上没有笑，“没有，”我说，“是我唐突了您。” “认识一下好吗？”她说，“我叫司马倩。” “这名儿不错，”我说，尽量使语气里不含讽刺，“很容易被人记住。” “你还没有介绍自己呢，”女子脸上仍带着笑，我比较怕这种对自己有把握的女人，她能从容地笑就说明她根本不在乎你。 “我的名字比较粗俗，”我说，“徐庄，徐水县的徐，庄稼汉的庄。” “那我们得算一家人，”司马倩说，“喂马的也属于庄稼汉一族。” “那好，小——”我说，“我是叫您小司呢还是小司马？” 司马倩笑出声来。 “随你便，”她说，“你去莫斯科做什么，徐庄？”她强调了我的名字。 “倒卖军火，司马倩同志。”我也笑，并像她一样强调了她的名字。 “还算聪明。”司马倩用眼睛斜睨着我说，“我喜欢别人叫我的全称。——你有二十岁吗？” “我”我一仰头把险些溜出口的脏字暗示了出去，“这您可走眼了，我都快三十了。” “那你也得管我叫姐姐。”司马倩笑笑，“你使我想起了一个人。” “是吗，”我喝了一口汤，“初恋的情人？”她套词的水平挺专业，言辞尽管普通，但态度老到犹如神龙不见首尾。 “我说的是我表妹。” “妈的。”我差点儿把汤吐出来，她的话使我有些不自在，“你去莫斯科干什么？”我转移了话题。 “我不去莫斯科，”司马倩看着自己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尖，“我去塔林，我们在那儿有一公司。” “那你是公派人员了？” “不是。公司是我们自个儿开的，”司马倩说，“不过也挺没劲的。” “这我可没体会。”我说，三口两口把汤喝光，我不习惯有人看着我吃饭，“能留个联络暗号吗？回头我们也到塔林玩玩儿。” 司马倩拉开手包儿，从里面取出一张香喷喷的名片，递给我：“打这上边的电话就成。”名片上写的是中英文两种语言：中国明远贸易总公司驻爱沙尼亚办事处，业务主办司马倩。 “怎么不写俄语呀，”我问，“爱沙尼亚连官方语言都改了吗？” “那边人最恨老毛子，”司马倩说，一边拉手包儿的拉链儿，“你吃好了吗？弟弟？” “吃好了，”我说，“你经常收集弟弟吗？” “偶尔。”司马倩说，“如果你不反对，姐姐想请你到我们那儿喝一杯。” 我几乎一下子脸红了，这使我一时间很羞赧，我最讨厌自己在女人面前脸红了。 “怎么，吓着你了？”司马倩的脚在桌子底下碰了碰我的脚尖，声音温柔得近乎耳语。 “是啊，”我躲避着她的目光，含含糊糊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这人比较容易受诱惑。” 司马倩“咯咯”笑道：“我和你恰恰相反。” 我擦擦手，站起身，司马倩很自然地挽住了我的胳膊。成熟的女人实在可怕。 “你应该留长发，显得温柔。”司马倩说。 “更多的人建议我剃秃瓢。”我说。 司马倩住在高级包厢，两个人一间，另一个女人是她的同伴。那个女人看上去比司马倩年龄小一些，上身穿一件真丝绣花白衬衣，外套一件有很多口袋儿的坎肩儿，下身着一条质地很好也很漂亮的牛仔裤，脸部的妆色比司马倩淡，模样很清秀，表情却很冷漠。我们拉开门进去时，她正在嗑瓜子儿，一粒一粒吃得很仔细。 司马倩进门就说：“嗨，快看，我刚刚捡了个弟弟。”司马倩总是“嗨、嗨”地招呼别人。 那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巴勉强做了个笑的动作，说：“进来坐吧。” 我把门拉上，在司马倩旁边坐了下来。尽管是临时住所，两个女人也把自己的空间弄得像一个香巢，她们好象随身带着自己的家。房间里很明亮（后来我发现这是因为她们屋里没有堆货的缘故），也很有人味儿。 “嗨，杨丽，”司马倩说，又转向我，“对了，我忘介绍了，这位是杨丽，这位是徐庄。”还没等我和杨丽互相致意，司马倩又接茬儿说：“杨丽，咱这弟弟可是个宝贝，徐庄，你把刚才那个笑话说给杨丽听听。”一回到自己的窝儿里，司马倩的语速明显快多了。 “你有空儿自己讲吧，”我说，“我可不愿意重复笑话。” “不像话，刚夸一句你就晕了，”司马倩说我，“那你打算给姐姐们表演个什么节目啊？”嘿，敢情她他妈拿我找乐儿来了，人人都希望你给他们带来乐趣，而不是相反，这是超前消费时代的显著特征。我的胆气一下子壮大起来，用毫不掩饰的目光搜寻可以进口的东西，捡了个最大个的橘子剥开。 “人家杨丽同志肯定对阿凡提的故事不感兴趣，”我对司马倩说，“一看就比你学识渊博。我让你们猜个谜语怎么样？” 司马倩给我倒了一杯葡萄酒，说：“成，谜语也成，我们杨丽可是猜谜专家。”杨丽撇了撇嘴，可你看得出她心里挺受用。 “听好了：姑娘临去秋波那一转，打一古诗名。”我喝了一口酒，司马倩提供的酒具是用来盛某种保健药的玻璃器皿。 “姑娘临去秋波那一转——还挺文的嘛，”司马倩说，忽然转过头，在我的腿上拍了一下，“嗨，臭小子，谜底不黄吧？” “不黄不黄，”我连声说，“到哪儿我们也得牢记纯洁祖国语言，非但不黄，而且极雅。” 杨丽手捏一粒瓜子放在唇齿之间，小拇指翘成很好看的兰花样儿。她在思索。她的手很漂亮。有一双好手的女孩儿一般都比较聪明。我把酒喝干，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杨丽思索的样子很专注，她的双唇向内敛，精心梳理过的睫毛垂着，看样子是一个不甘心服输的固执女人。司马倩的手拍过我之后就一直没有拿开，这会儿改轻抓了，她的样子有点儿不大经意。尽管我的腿有些发痒，可我不好意思说她。 “离骚。”杨丽的眉头忽然一展，说。 这倒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司马倩怔了一下，大笑起来，朝我嚷：“对了吧，对了吧！我们杨丽可是才女。”杨丽牵动嘴角瞥了我一眼。她对解谜感兴趣，对谜语本身的趣味反倒不够注意。 “再来一个难一点儿的，我还不信蒙不住你们了。”我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打一手术名儿。” “这个太简单了，”司马倩几乎立刻作出了反应，但并不说出口，一边在我腿上轻挠，一边看着杨丽。 “打胎。”杨丽几乎是轻蔑地说。她的倨傲态度简直令我老人家生气。 “知道司马迁受宫刑时说了句什么话吗？”我有点儿不怀好意，司马倩闻言“咯咯”笑着用肩头拱了拱我，“不是说你，”我说，“丫是一男的。” “无聊。”杨丽冷冷地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倩姐，我出去换换空气，一小时以后回来。”看样子她还真生气了。 “好吧，注意安全。”司马倩做作地说，可你几乎听得出她他妈巴不得用这句话把杨丽赶紧举出去。一霎时我很尴尬。这其中骤然间出现的暧昧气氛简直压得我透不过气儿来。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可好象又巴望着发生点什么事。我是说我当时非常被动，浑身一下子变得焦躁不安。——我是碰到妓女了么？我卑鄙而又有些快意地自忖。 杨丽拉开门“蹬蹬蹬”地出去了。司马倩起身轻轻走过去，探听了一下动静，然后“吧嗒”一声将门反锁上。这一声响在我感觉不啻是遭了雷击，我试图装出老练的样子对司马倩笑一笑，可我根本无法抬起头来。 “嗨。”司马倩柔声说，一步三摇地走过来。我的脸顿时烧得滚烫。司马倩把脸凑近我，嘴里的热气儿几乎哈在我脸上，“——嗨，”她又轻唤了一声，然后慵懒地坐在了我的腿上，双手十指交叉扣住了我的后脖子。 “我是个坏女人，对不对？”司马倩的湿嘴唇在我的下巴上碰了一下说，她浑身散发出的那股暖烘烘的香气差点儿把我熏死过去。我得承认我被这种直白的性接触吓着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胆大妄为善弄惑人手段的女人。 “我是个女流氓，对不对？” “——不知道……”嘿，我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整，发音部位就被她的嘴和舌头堵上了，她的温热柔软的身体随后一下子贴在了我的身上，我只觉得“嗡”地一声我的脑子里变成了一片雪花。说老实话，当时我他妈晕菜了。我老人家八辈子也没有过这种赤裸裸的肉体经验，我和林红一直保持着中学生般的纯洁，她只允许我亲她抱她，但在性方面却理智得像根冰棍儿。毫无经验的我在司马倩的揉搓下笨拙得如同傻瓜，她他妈用她的手和嘴到处骚扰我，喉咙里还不停地发出阵阵喑哑而又深长的叹息声，我觉得我都要爆炸了。可我当时迷迷糊糊中唯一能清晰记起的人是林红。 唉，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讲述这一夜的破事儿，是因为这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性经验，而且是在以时速近百公里行驶的国际列车上，被一个几乎比我年长十岁的女人手把手教会的，她要是不给我做向导，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那喷薄充溢而又糊里糊涂的快感中充满了邪恶的意味，甚至可以说非常下流。因为司马倩这个鸟女人不断地恳求我狠狠地骂她，逼着我叫她“妓女”、“坏女人”，一开始我他妈怎么也说不出口，第一次叫出声差点儿要了我老人家的命，我的头脑一下子被无边的狂乱给揪住了，我迷迷糊糊地想我的童贞就他妈这样被一个发情的母妖精给夺去了，可说老实话我并不在意，甚至还有些欣喜，因为这和我曾经梦想过的几乎一模一样，司马倩肉欲的嘴唇赤裸裸地宣泄着色情，这同林红散发着青草味儿的少女气息有云泥之别。我怀想同林红交谈和接吻的愉悦，但我似乎更倾心于同司马倩这样的成熟的淫荡的女人鬼混。我想我他妈真无耻。 完事儿之后，我躺在床上几乎一动也不想动。司马倩伏在我的身上像一摊肉泥。 “你还是个孩子呢。”她怜惜地说。 “你叫我亲爹我也不反对。”我含含糊糊地说，并不睁眼看她，我的头脑里装满了司马倩咬牙闭眼左右乱晃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丑态。说实话我那会儿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我恨不得一脚把她踢下床去。我拿不准我是不是应该忠实这种感觉。 司马倩突然“吃吃”傻笑起来。 “你丫笑什么？”我有点敏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嘲笑我。 “我在想我不知道是在为哪个姑娘培训你呢。” “那我是不是得交点费用啊，”我说，心里沉实得厉害，有一股粗蛮的力量在体内疯长，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想害羞也害羞不起来了。 “什么？”司马倩好象没听明白我的话。 “交费！”我说，“你干这事儿不收费吗？这可是国际惯例。”我成心想气她，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可没敢跟她说。 “哟哟哟哟哟，”司马倩牙疼似的倒抽着气儿说，“你有没有搞错呀。” “但愿我搞错了。”我把她推开，坐起身，从小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 “别在屋里抽。”司马倩整理好衣服，坐在对面的床上。她大约只用了一秒钟就把自己收拾利落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种事会他妈的如此方便易行。 我把烟叼在嘴里，整理了一下自己，说：“我也该走了，我那哥们儿肯定等急了。” “你稍等片刻，我去趟厕所，”司马倩说，“你可以在走廊抽支烟等我。——杨丽也该回来了。” “你站住。”我一把拉住她，“杨丽是不是故意躲出去给你腾地儿的？” “怎么，看上杨丽啦？”司马倩一脸荡笑，眼睛闪闪烁烁，“学得够快的呀，姐给你说说去？不瞒你说，据男界反映，杨丽比我更棒。” “无耻。”我骂她，知道她也不会急，“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样无耻吗？” “这么说你的确对杨丽感兴趣，”司马倩拍拍我的脸，“没关系，姐姐我不妒忌。大家都在同一个世界上混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司马倩撕了一团手纸，在我额头上“锛儿”了一口，拉门出去了。 我拿起桌上的一柄小圆镜照了照，发现眼白处有两道血丝。我站起身左右晃了晃腰，觉得身体状况还不错，便拉门出了包厢。 一出包厢门，我的脸就红了。 杨丽正站在门口。 “你……好，”我同她打了个招呼，“你……抽烟吗？” “我的嘴都抽麻了。”杨丽说，“司马迁说什么？” “什么？”我没有反应过来。 “你的头脑已经不够使唤了，”杨丽笑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我是问——司马迁受刑前到底说了句什么话？” “噢你还想着呐，”我有些好笑，我觉得这事儿都过去八辈子了，“司马迁说：唉，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杨丽脸部一展笑出了声，但她极力掩饰，我真不明白这有什么必要。 “她……她对你好吗？”杨丽抽冷子问。 “你指什么？”我顾左右而言他，我不太害怕女才子，“您应该比我更了解她老人家。” “我谁也不了解，”杨丽说，“我凭什么得了解别人？” “你这不是抬杠吗，”我说，打着火点烟，“抬杠比较无聊。” “我就是爱抬杠，那又怎么样？”杨丽愤愤地说，“我就是无聊，那又怎么样？”嘿，我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她了，她的无明火来得也忒快了点儿。 “挺好挺好，抬杠挺好，”我只抽了一口就把烟掐灭了，“对不起，我得走啦，——改天见，谢谢你们的酒。” “快走吧快走吧，再也不要让我看到你这张俗脸。”杨丽不耐烦地朝我挥挥手，吐出这句恶言，转身回包厢去了。真他妈莫名其妙，江湖上的女流怎么都这样？要不是怕闹出什么乱子来，我非得跟这个喜怒无常的女混混儿理论理论不可。 火车晃动得厉害，我穿过走廊时，差不多是东倒西歪的。在两节车厢的隔间里有几个家伙在抽烟。我拉拉铁门，拉不动。 “过不去了。”一个矮个儿家伙说，“门早锁了。” “撑得呀这么早锁门。”我愤愤地踢了两脚。 “没错儿，准是撑的。”另一个家伙笑嘻嘻地说，“刚才有一哥们儿跟列车员说了半天，列车员只有一个字：孽（不）。” 那一夜我睡得一塌糊涂，到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和女混混儿杨丽睡在一张床上。我想从她的头底下抽出胳膊，她咂了咂嘴说：“再躺一会儿嘛。”我依稀记起昨天夜里我回到她们的包厢，三人先打了一会儿扑克，然后就开始鬼混。我差点儿没被两个母兽生吃掉。真没想到杨丽是一个外冷内热的放荡女人，纠缠起来令人难以抵挡，花样儿也格外离奇，老妖精司马倩还不时地在一旁哼哼叽叽地胡乱评点。到后来，我便自顾自睡死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夜淫乱的生活在我的头脑中成为一大片空白，我根本无法弄清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那是一个天赋之夜还是一段灵肉苦役。 杨丽的鼻子里发出轻轻的鼾声，对床的司马倩几乎是趴在床上睡，两只胳膊紧紧地搂着枕头，两只因穿高跟鞋而变了形的脚丫子露在外面，难看之极。包厢里有一股暖烘烘的体臭味儿，加上两个鸟女人丑陋的睡姿，弄得我他妈直想吐。我爬起来，挣脱了杨丽的两只肥胳膊，赤脚站在地毯上，穿上袜子和鞋。司马倩听见动静往另一侧偏过头又睡了。杨丽睁了一下眼皮，用手背胡噜了一下嘴角流出的口涎，说：“你走哇。” 我闷声闷气地说：“啊。”我实在不想理她。 “把门带好啊。”她他妈说完又闭上了眼。 一时间，我从心眼里厌恶这两个狗女人。 我很响地带上门，晃晃头，干洗了一把脸。 外面已经大亮了，天气很晴朗。火车正行驶在两架山峰之间，平滑的山石上隔不多远就有一些俄文标记，偶尔能看到一两个匆匆退后的俄罗斯山民，他们就像偶然通过鸟粪洒落在山间的种子。我不知道太阳是从哪个方向照过来的。我看看表，已是十点多钟，看来这车晚点了。 我问一个在水箱边接开水的家伙火车几点到伊尔库斯克，那家伙惊异地看了我一眼说：“早他妈过了伊尔库斯克了。”我吓了一大跳。我居然没有感觉到火车减速、停顿以及月台上的嘈杂声响。 我急忙穿过一节节车厢往回走。我和吕齐是十四号车厢。当我走过十三车厢到达十四车厢时，我发现里面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我拉开我们的包厢门，见里面坐着几个形容粗野脸上贴满了纸条的家伙正在打扑克。 一个歪叼着香烟的家伙问我：“你他妈找谁呀？” “我找我。”我说，“我他妈住这儿。——吕齐呐？” “这哥们儿疯了，”叼烟的家伙笑道，“我自打一上车就在这个包厢，谁他妈知道什么驴呀骡子的。” 我被弄得莫名其妙：“这不是十四号车厢吗？” “出去出去，别他妈在这儿烦，”一个粗壮的家伙皱着眉冲我喊，“这是零号车厢。” 我又退回前一节车厢，没错儿呀，是十三号车厢，可紧捱着的却不是我们的车厢。十四号车厢不见了，这可真是咄咄怪事，我觉得我他妈活见了鬼了。 旁边一个站在车窗前哼歌儿的家伙回过头问我：“你在这儿找什么哪？” 我说：“找十四号车厢。” 那哥们儿乐：“十四号车厢卸伊尔库斯克了。”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那节车厢只到伊尔库斯克。” “可我们的票是买到莫斯科的呀。” “那我就不知道了。人人都这么说。你没见，今天一大早十四车厢的人都挪窝儿了，好多人都站在过道里。” “看见一个带眼镜的瘦高个儿没有？” “你找找看嘛，我怎么会注意。” “谢谢啊。” 我疯了一样穿过一节一节车厢朝后找，一边大喊吕齐的名字，在最后一节车厢，也就是后来加挂的十八号车厢，我终于看到了正在走廊里抽闷烟的吕齐。 “嘿，哥哥，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吕齐瞪了我一眼：“还他妈有脸问我，你哪儿去了？” “我吃完饭车厢之间上了锁回不来了，”我扯了个谎，“在走廊里忍了一宿。” 吕齐一点也不同情我：“活你妈该。” “我活该我活该，”我连忙陪笑脸儿，“现在给咱安排哪儿了？” “安排？”吕齐一梗脖子，“你以为你是谁呀，又他妈补了四十美金的票。” “您受累。”我说，看来我不问他是什么也不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回去问你爹的学生去吧，”吕齐没好气地说，“十四号车厢只到伊尔库斯克，莲娜告诉我我没当回事儿，结果后半夜乘务员就把大伙儿轰起来了，我他妈提两个大包累了个臭死。到车长席花钱补了票，回来一看包儿都松了，里边的货丢了好多件。” “他妈谁干的？” “你干的谁干的？你要是看着别人偷得了？”吕齐大声说，“肯定是安得烈那帮狗娘养的干的，他们在伊尔库斯克下车了。” “莲娜不管？”我尽管生气，但心情比刚才好多了。 “莲娜管个屁用。” “这事儿怪我这事儿怪我，”我说，“丢那些货算我的。” “你烦不烦呀，”吕齐白了我一眼，突然惊呼，“你丫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整个一死灰色。” “我自找，”我说，“贪喝了一盆烂菜汤弄坏了肚子。不行不行，我得去趟厕所，”这屎来得急，“有纸吗？快点，咱在几号包厢？” “六号包厢，”吕齐笑道，“跟两个香港女孩儿同住，也算苦尽甘来。” 我拉开房门进去，把里面两个正在啃吃苹果的丑丫头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躲。 “别害怕，我也住这屋，”我说，从小方桌上拿了一卷手纸就撕，“过一会儿我再自我介绍。” “你干什么呀，这是我们的纸，”一个女孩儿不高兴地嘟囔。 “回头还你们，”我说，“只要不是寸纸寸金。”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