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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比较荒唐，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也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多半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要是说我有病我也不反对。我的确有病。我对自己采取了近乎苛刻的严厉措施，杜绝了一切外事活动。 系里派我们班主任找我谈过一次话，无非是劝我再慎重考虑一下退学的事，甚至放出口风说，鉴于我没有参加期末考试，系里可以对我作留级处理。我感谢系里的好意，但我坚辞拒绝了。 北大放暑假的前几天，我在中关村一带走访了几家私营企业，试图找一个合适的活儿干，人家一听我没有学历又没有过硬的技术专长，便客客气气地打发了我。有一个家伙甚至笑着对我说：“像您这样儿的只适合做老板。”我决心一切都等过了暑假再说。 之后我过了一段彻底封闭而又懒散的生活。这期间少数几个同我谈过话的先生是北大东校门外菜市场上的外地小贩儿，因为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二百多页的菜谱，试做了上面大约三分之一的菜肴。这段时间你要是在北大校园里偶然见到过一个长头发在脑后梳成小辫，满脸严肃，目不斜视，怀抱一摞书匆匆赶路显然有些营养过剩的呆傻男青年，那肯定是我。唉，我都不好意思再提读书的事儿了，因为，说老实话，我根本没有完完整整地读完过一本书。多数时间，我躺在床上看着看着书就睡过去了，任凭我借来的那些标有北大图书馆印记的烂纸们在我枕边无声地聒噪。即使这样我也懒得出门。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实在不愿见任何人，二是因为外面比屋里热得多（那可真是一个苦夏），室内好歹备有一台空调。傍晚天凉快下来的时候，我也偶尔在未名湖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抽两棵香烟，或者骑车到圆明园漫游一圈儿。 林红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我送给她的所有东西，并附有一封措辞冷淡的信。我曾几次想去找她，可我都咬咬牙忍住了。 更多的时间我躺在床上，把遥控器放在肚皮上不停地更换电视频道，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画面，一边咒骂节目的乏味和冗长。我常常劝慰自己说：老徐同志，这样提前过一过退休的生活也不错嘛。 可是，临近北大暑假开学，我再也躺不下去了，心里空虚到了极点，我想我要是再这样躺下去非成了残废不可。我甚至开始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复学。 唉，这些懒散无聊的破事儿本来没有什么可谈的，但我总觉得这两个多月的自我囚禁生活跟我后来的俄罗斯之行以及时常在头脑中出现的宿命念头多少有些关系。外面的世界如火如荼，而我却暂时压抑了自己的欲望。 我还是接着往下讲故事吧，免得你们大家伙儿心里不耐烦。听故事的家伙们都是一些坏脾气的傻瓜，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傻瓜。 嗯，八月底的一天，我一直睡到中午十一点钟，醒来后饿得直打晃（那时我他妈已经没有享受自己做的美味的兴趣了），简单洗漱了一下，便跑到西校门外的食摊儿上要了套两个鸡蛋的煎饼果子，又喝了杯草莓酸奶。天气很好，不那么暴热，街上的行人也显得很闲适，穿裙子的姑娘们神情更是明媚，你可以从她们腰肢的摆动上看出她们巴不得一年四季都是这种晴好天气。我对着太阳晃了晃头，觉得脖子有点痒，心想该去理个发。我的头发实在太长了，根本不像个革命干部。我一时心血来潮，让理发师给弄了个平头。看着镜子里秃头秃脑的我，我简直乐坏了，我理平头的样子实在很傻，可你要是把这当成个性，我是说你要是肯用某种理论解释一下武装一下，这种改变了的样子也不难接受。 给我理发的广东佬还不停地说：“很精神啦，师傅理这种发型很精神啦。” 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很精神，专业人员在自己的行当里很少说实话。这是某个聪明人在书里说的。 我从理发馆出来，跳上了一辆332路公共汽车，准备到动物园去。我老人家有很多年没有到动物园看过猴了。车上非常拥挤，净是些外地来京旅游或出差的怪模怪样的家伙，我不是说他们土，而是装束古怪，你看得出来他们很可能都是一些有钱的家伙，衣服也很高档，可看上去就是显得有点怪模怪样。他们随身带的那些穿戴整齐、鼻尖上沁着汗粒的孩子们摇头晃脑地乱看一气，像一群无知的小动物，你真不明白十几年后他们怎么一下子变成大人的。他们占据了车上的的部分座位。332路公共汽车从颐和园开往动物园，车上的人员成分可想而知。另外一些是乘车下班回家的公职人员，脸上都带着厌倦的表情（有的扒着横杆假寐），我敢打赌，你稍微碰他（她）一下就能把他们惹火。售票员像条鱼似的在人群中穿梭售票，你别指望他（她）会尊重你，他们的脾气都像幼儿园里的阿姨，你只要进了她们的园子就得服服帖帖地由她们调教，无论你多老他们多年轻，更无视大家的祖先同是山顶洞人的重要事实。几个男女中学生一路唧唧喳喳地讲说个不停，手搭在横杆上，身体随车晃动，稍一失去平衡就大喊大叫着挤成一团，做异性间的合理冲撞。他们从来都是公共汽车上最快活的一群，没有人会干涉他们的聒噪，这仿佛上他们的青春特权。我透过车窗看便道上的行人。你要是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人在走路的时候多数摆右胳膊，男人是，女人也是，右胳膊右胳膊右胳膊，真是蔚为大观，看来看去人们就失去了性征，变成没有差别的直立动物了。 我下了车，横穿过公路，顺着稀稀拉拉在售票口排队的闲人很快买了门票，拐进动物园。我最近一次到动物园大概也是十年前的事儿了。一切都很新鲜，可也没什么变化。游人也很少。园子里的树木花草发出清香（不像姜昆相声里说的动物园里的味儿腥臊恶臭），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些味道很假，很不真实，有一种虚伪的态度，仿佛它们傻瓜似的站在那儿，吐叶、开花、结籽、增长年轮，一切都只是为了惹你高兴，而这样一想，你反倒不高兴，你为它们的媚俗感到气愤。这些无知的东西。猴儿们在假山石上窜来窜去，有的把尾巴顺在地上，有的翘起来，露出发炎一样红肿的令人恶心的红屁眼儿。但它们看上去很快活，偶尔等起圆眼睛和你对视，除了赤裸裸的攫取的欲望（没有畏惧和戒备），一点交流的意思也没有。那只老得不能再老的虎兄弟懒散地卧在地上，像塞了一肚子稻草的布制品，你要是指望它老人家怒吼一声，大概得在这儿一动不动等上十年八年的。只有鸟类比较让人振奋，因为它们天性快乐。我估计这些似曾相识的鸟儿们已经换了好几代了。我忽然想起了王洛宾那首伤感的歌儿： 太阳下山明朝还会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 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儿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儿一样不回来 别那样哟 别那样哟 我的青春小鸟儿一样不回来…… 我的心情一下子坏起来。我觉得自己跟动物园里这些无所事事的狗东西们差不多。秦代李斯兄弟说过，厕所里的老鼠吃屎，仓库里的老鼠吃米。我他妈生来大概是一只运气不错的老鼠，碰巧守着一座粮囤。退了学我也不愁没房住、没饭吃，可我仍旧是一只老鼠。 我倚在虎穴外的栏杆旁边抽了一根烟，思索着自己的命运（这不可笑），心想一定要在短时间内找个事儿做，不能再花徐教授他们靠贩卖常识和偏见挣来的辛苦钱。 我在动物园游逛了大约一小时，觉得很是无聊，便出去了。走到园外，我忽然想起我最后一次到动物园是跟同学吕齐一块儿来的，那时我和吕齐还都是带红领巾的小朋友。吕齐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学生，他说到动物园看动物是他最好的休息方式。他他妈那时小小年纪就懂这个，我跟他来过那一回就再也不来了，这一招儿对我来说不灵，可对他灵。四年纪的时候学校让他参加中考，他就一举考入了北大附中，几年后我们还是高一学生，他他妈就上大学了，在人民大学读社会学系。现在他已毕业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真不知道他这种人为什么没有接着读研究生，然后读博士。有些人不读书你真替他惋惜，我还指望他将来能成为费孝通呢。当然能不能长到费先生那样富态又另当别论，吕齐是个瘦猴儿。 我在公共电话亭给吕齐打了个电话，天底下最容易拨通的电话总机大概就数社科院了，那堆闲人成天呆在办公室里说怪话，因此也没什么人找他们。 “你找谁？”是一个中年南方佬接的，北京的科研单位大多由南方佬主持，就像京官也大部分是 南方人一样。也许南方人真的比北方人聪明。 “我找，小吕，吕齐。” “噢，你找小吕呀，”南方佬说，“小吕他不在啦。” “不在啦？”我吓了一跳，“您能告儿我他去哪儿了吗？” “小吕他辞职啦。”南方佬显得挺不耐烦。 “我——找——吕——齐，”我说，对方一定是听错了，“吕太后的吕，齐桓公的齐。” “对呀对呀，是吕太后的吕齐桓公的齐，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姓吕的，小吕他辞职啦。” “不可能不可能！”我几乎是在喊了，“吕齐怎么会辞职呢！”旁边打电话的姑娘捂住了一只耳朵。 “天底下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嘛！”南方佬说，“我不知道难道你知道？嘁，真是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 “说是去莫斯科自费留学，”南方佬说，“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他已经走了吗？” “大概还没有吧，”南方佬说，你能听得出来他的嘴和耳朵都离电话听筒很远，“你可以到他家里找找看嘛。” “谢谢您的提醒。” 南方佬先于我挂了电话。 我操，不是俺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嘿，我他妈足足在电话亭里发了五分钟的呆。我想我已经猜到吕齐是怎么回事了。其实这根本用不着猜，事情是明摆着的，时下北京城新添了一拨儿大款，就是同东欧包括前苏联、今日的独联体做生意发达的，人称“国际倒儿爷”。他们从秀水街用极便宜的价钱上货，然后倒到东欧或俄罗斯，赚取高额利润。莫非吕齐吕大爷要去那儿？莫非吕齐吕大爷断然抛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理想，要去拥抱“世界大同——世界大铜钱”的至美境界？ 我觉得我的心在怦怦急跳，嘿，我他妈怎么就没往这方面动过心思呢？也许这是我目前能干的最好的事情，也许这还是积累资本的最迅捷的途径，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突然认定自己应该立刻加入这支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的“淘金”西路军。一霎时，我甚至想起了美国富豪哈默老儿那张著名的脸，哈默老头儿就是本世纪初在俄罗斯帝国大变革时期发的横财，是年，哈默同志年方二十三岁，哈哈，老子比他那时还年轻呢，历史何其相似乃尔。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生活中出现了一丝转机”了，什么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什么叫“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了，什么叫“那什么”了。娘稀匹的钱，娘稀匹的生活，我的心里骤然升腾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和热情。俗话说得好……嘿嘿，我忘了那句俗话是怎么说的了。 我急忙两脚生风跑到路边，招手叫住了一辆可亲可爱的小“面的。” “吕齐，开门来。”我边敲门边喊。吕齐家住中关园宿舍，爬了五层楼弄得老汉我气喘吁吁。 “谁呀？”听声音他像是被搅了黄粱美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忍不住想笑。我大概有半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我他妈刚睡着，”吕齐开开门，揉着眼说，“你怎么有空来了，今儿下午不念书？” “还有脸问我，你丫怎么没上班啊，”我说，“就你这样的也算国家栋梁，白培养你了。” “我去洗把脸啊，”吕齐打了个呵欠，把烟扔给我，“我他妈困坏啦。” 吕齐的父母都是自然科学院的研究员，在吕齐上中学的时候就离了婚，据说他当时所在的班还集体为他过过生日，弄得小吕齐泪水涟涟。吕齐名誉上归他妈，可现在根本见不着她的面：他妈那年年初援外去了，常住北非。 “昨天张红卫和刘斌他们在我这儿打了一宿麻将。”吕齐像个蔫茄子似的皱着眉，点了棵香烟。 “你们丫怎么不叫我一声，”我说，“一聚会就把哥们儿漏了。”张红卫和刘斌都是我小学中学同学，张红卫考上了海淀走读大学，刘斌打架的水平比学习要高明许多，中学一毕业就在市面上混了。 “你是好学生，我们不想拉你下水。”吕齐笑着说，可你看得出来他心里有事儿。在平常状态下吕齐的笑容里有一种闪亮的东西，很招人喜欢，好多女孩儿喜欢他，我不蒙你，包括林红都对他颇有好感。 “小吕，你说这话我得批评你，”我也笑，“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去哪儿啊？”吕齐装傻，眼睛向上一翻。 “你他妈说哪儿，莫斯科啊，”我简直被他气着了，有时候你很容易被一个圈子里的人开除。 “噢你丫已经知道了，”吕齐说，“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 “这怎么能说是坏事，”我有意挤兑他，“你不是去留学吗？副博士吧，老毛子好象没有硕士学位这一说。” “我他妈撑得呀去那儿留学？”吕齐呛了一口烟。 “那敢情您是去做生意了，大把美金往回揣。”我说，然后仰天长叹，“我都交了些什么朋友啊，发财好玩儿的事从来没人想着你。”说完这话我心里还真有些悲凉。 “那你丫退学吧，”吕齐拿眼瞄我，“我们可不带学生出远门。” “你们的手续办到什么程度了？” “甭提，”吕齐叹了口气，表情茫然，“护照还没批下来呢。” 我舒了一口气：“这不还早着呢吗。” “合着你他妈高兴了，”吕齐骂我，“快开学了吧你们？”这家伙可是一点亏也不吃，打小如此。 “你才开学呢，”看来我的事儿他一点也不知道，我说，“我已经退学了。” “蒙人。”吕齐起身给自个儿倒了杯水，“从小这就是你专长。” “这回蒙你孙子。”我说，然后把退学的经过简单讲了一遍给他听，“我实在是念不下去了，我觉得我这人活不长，不能用常人的人生阶段来规范自己，我得提前搧生活两个嘴巴子，然后再死。”最后，我说。 “那你下一步打算干嘛？”吕齐的眼睛亮起来。 “这还用问吗你干嘛我干嘛！”我抄起桌上的半瓶啤酒喝了一大口，“噢你能去俄罗斯我就不能啊？” “不是，你不知道，”吕齐摇摇头，“你以为买张车票就能走哇？出国手续忒他妈麻烦，光护照我都等一个月了，你就是去咱也凑不成一拨儿。” “那倒是，没准儿我比你走得早，”我笑道，“哥们儿手里有护照，你忘了？”嘿，我真为自己高兴，我中学毕业那年去日本没想到为今天提供了便利。我差点儿蹦起来。 “呀呀呸松人手壮，”吕齐拍拍脑门，咧嘴叹息，“松人手壮。你要是真想去的话，现在就只差一道邀请信了。” “你的邀请信是谁办的？” “这事儿比较好办，花两千块钱就能买到。我就是从强子、大头手里买的。”吕齐说，“强子、大头你认识吧？强子跟我高中一个班的，大头是你姐他们同学，丫早发了，读书的时候屁也不会。”然后，吕齐朝我挤挤眼，小声说：“你去那屋把那俩孙子弄醒。我要去他们非立劈了我不可。” “你是说张红卫、刘斌在这儿呐？”我多日来第一次感到快活，“他们俩也去俄罗斯？” “是啊是啊，”吕齐笑（脸部出现亮光），“张红卫为此也退了学。我操，真是群鸟毕至，百兽咸集。”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是那种咧开大嘴几乎露出全部臼齿浑身肌肉均参加震动的纵声大笑）。我去俄罗斯做生意的事情就是在这一秒钟之内决定的，我是指铁了心了。我想不出相反的理由，更没有心情去想。多年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周游世界，也许这就是将那个模模糊糊的梦想变成现实的开端。这就是我所渴望的生活。嘿，我能拦住我不去么？我能么？ 张红卫和刘斌被我吵醒后一开始很不高兴，等醒过神儿以后立刻活跃起来。张红卫是那种极爱张罗的家伙，用操行评语式的词汇说就是“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身材不高但结实匀称，两只眼睛除了睡觉时间之外一刻不停地乱转，你很少看见他能安静地呆上一会儿，我们班曾有一位刻薄女生形容他生就“两条兔子腿”外加“一张拖拉机嘴”。刘斌倒是比较安静，但他的安静令人害怕，他的铁掌随时都能制止你的无端冒犯，他简直就是不留胡子的青年关云长。 张红卫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抱歉抱歉，这件历史性的伟大行动如果没有您徐庄同志参加实在是一个重大缺憾，这是我们的工作失误，我们要真诚地向您道一声：对不起。” “不要有思想负担嘿，”刘斌胡噜着我的硬头发茬儿说，“革命不分先后，等革命成功之后也封你个驴长马长地干干。” “知道我刚才怎么想吗，”我说，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你们丫白盔白甲地走了，居然不曾叫我！我徐庄要舂米便舂米，要撑船便撑船，我才是革命最需要的中坚力量哪！” 吕齐、张红卫、刘斌都乐，纷纷说：“阿桂，革命啦，同去同去！” 那天下午，我们哥儿几个一起到张红卫母亲的单位给强子、大头打了电话，彼时莫斯科正是深夜。强子问明我的情况后，在遥远的莫斯科嘱咐说：“要办你们可得抓点紧，俄罗斯市场目前势头正好，再晚了可就挣不着大钱了。”他答应尽快把我的邀请信用特快专递发过来。 张红卫的妈妈是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老太太个子矮小，但非常精明干练，眼睛转动得比张红卫的频率还快，我几乎忍不住因他们母子俩的酷肖而发笑。老太太用小手做着果决的手势说：“我们公司委托红卫在莫斯科注册一个分公司，希望你们几个能一起合作。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你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当倒儿爷挣钱，应该想一些大事，充分调动自己的头脑，趁年轻创一番事业。”说得我们几个鸡啄米似的频频点头。 回来的路上，吕齐悄声对我说：“强子、大头这帮文盲能发财咱们就不能？就凭他们那点智商，考大学时已经被我们整得屁滚尿流了。”说实话，我当时也这么想。 北京的街面上繁华异常，处处焕发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活力，我为我能早日加入这股生活的洪流而深感欣慰。我真的要小试牛刀了！ 张红卫和刘斌为什么事在前面扬声大笑。 张红卫回过头说：“今混亦死，挣大钱亦死，等死，死钱可乎？” 刘斌说：“林秃子教导我们说：活着干，死了算！” “我的口号是，”我喊道，“全世界可操货币联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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