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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一切都是从我离开北大开始的。 更确切地说，一切都是从我从北大退学开始的。 事先可是一点预兆也没有，我和所有北大校园里的状元、伪状元们一样过着充满激情而又荒唐的好日子。我们读书、逃课、泡图书馆、恋爱、恶作剧、抽劣质烟、喝劣质酒、打扑克下棋、踢球、唱自编的歌儿、跳两步摇摆舞、熬夜、睡懒觉、讲下流笑话……头脑中时刻活跃着无数个狂乱古怪的念头，渴望变化，追求生命的颠峰状态，痴迷于发挥不可知的潜能，恨不得用鼻子吃饭，用耳朵呼吸、用眼睛走路、用嘴大小便，同时热切期待着毕业之后浪迹天涯小试牛刀把世界搅他个人仰马翻、鸡飞狗跳……直到他妈的出事儿那一天，这一切一切都戛然而止离我远去，就像我的伟大的“哑巴”吉他在演奏过程中骤然断弦一样。从此，我的“校园理论浪子”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退学之后，我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傻瓜。 再后来，我肩扛手提蛇皮包西去莫斯科，同几个哥们儿一起做了为期半年的“国际倒儿爷”。 有时候，我偶然想起我作为北大学生那段短暂而又美好的时光，心里就忍不住一阵悸痛。不过，我坚持认为我从北大退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并不是说退学之后我这个名叫徐庄的浮浪青年交了他妈的什么好运——我至今也不想知道什么叫作好运——我只是深深地怀念作出抉择时在我体内东撞西窜的那股子活泼充沛的原动力，如今，它们已经被时间这条老狗舔食得涓滴不剩了，它们仿佛只在我的体内跳荡了零点零一秒钟。 在我从莫斯科灰头土脸逃回北京的最初一段日子里，我曾经希望我能把自己濒于崩溃的肉体和精神整顿一新，到头来我却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我从那段“国际倒儿爷”经历中能够提炼的仅仅是诸如金钱、汗水、血迹、性变态、厄运之类令我焦躁不安的词语，当然也有爱情。不过，现在我总算有心情以忠实的态度安置这些破词了。我知道我将在这本书里做什么，正如美国佬西奥多·罗斯克所说：“我剥光自己直到骨头。”这就是我的写作原则。我喜欢类似的狠话，我倒是满心希望这句话是我老人家第一个说的。 嗯，不错，我要讲的就是我从北大退学到莫斯科当“国际倒儿爷”的故事。换句话说，我要讲的是一个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青年从“校园理论浪子”进化成一个“社会废物浪子”的故事。我喜欢周围的人最近送我的“废物浪子”的绰号，但愿我能实现它的全部含义，带着它无怨无悔地进入坟墓。相信我好了，我巴不得自己能做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曾经处在或正处在或将会处在“欲作废物而不得”的时代。 那是我大学二年级发生的事。 如果你碰巧是一个二年级的大学生，无论是男是女，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最好的时光（也最容易躺在八人宿舍的破床上睡懒觉），你干什么都没有错，关键是你确实得干点儿什么，你要是肯听我的这辈子就决不会后悔。 嗯，那是我大学二年级发生的事。我读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众所周知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这一点我用不着吓唬谁，可你千万不要把我和北大的传统及荣耀连在一起，也不要把任何一个北大毕业的鸟人同北大的好名声随随便便联系在一起。北大培养得真正有才能的人很多，但混混儿更多。何况我只读到二年级就他妈退学了。全中国所有大学里中文系细分专业的大概只有北大，我对汉语专业毫无兴趣，但我更讨厌文学，我爹妈都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老师，我看够了他们自以为是地宰割作家作品的样子（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语言中有一个词叫“操作”，真令人恶心），尽管他们因此而浪得大名。我选择汉语专业一是为了避开他们，二是窃以为中文系好混。结果我弄错了，汉语专业非常枯燥，我是说除非你真对音韵学、汉语史什么的感兴趣，否则你根本搞不好这门学问。老天爷，我就不说“帮滂并明、非敷奉微”这一套了，它能使你的小脑袋瓜儿涨得像篮球。我敢说全中国现有的活着的人当中真正通这个的不超过10个人，所以我非常佩服王力、叶蜚声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是大师级的人物。有一回我横穿燕南园，突然看到前面走着叶蜚声老先生，便赶忙收住脚，绷着气儿跟在他老人家屁股后面走，生怕搅扰了他老人家的神思，连动都没动一下超到他前面的念头。我觉得这个其貌不扬、邋里邋遢的黑胖老头儿简直就是圣人。这是真心话。我真佩服真正有学问的人。有时候我甚至想你要是想当圣人就得天生有点怪，所谓“生有异相”，比如长个其大无朋的肉鼻子或者小得不能再小得眼睛，总之要特殊。照圣人的标准看，我长得实在他妈太标致了，我都有点恨我的父母（他们二老这辈子做圣人也无望了，不是诋毁）遗传给我的白皮肤和眉清目秀的鸟模样。 那是一九九二年春天，不错，离北大校庆时间不远，北大五月四日校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们中文系几个喜欢哗众取宠的家伙搞了一台名叫《被迫自卫》的话剧准备向校庆献礼，说是献礼其实是起哄。我老人家出任“班主任”和“疯子”两个角色，有过校园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两个角色的性格区别不大。为了方便排演，我又搬回集体宿舍去住了。那年我的父母携手到南韩给高丽棒子们讲中国文学去了，我姐姐徐微在美国读比较文学博士（天知道什么叫比较文学），家里只剩我一人。我住周大汉上铺，周大汉在我们的鸟话剧中扮演“杀人犯”。我得给你说说周大汉其人，周大汉来自四川，身材不高但很魁梧，人极聪明，身上有一种健壮的儿马的气息，眼睛白多黑少，看人的时候眼睛朝上翻，露出的眼白像湖水的反光，这很令人羡慕（虽然大家嘴里不说），我只在一些每顿饭能吃八个馒头的新兵蛋子眼里见到过这种迷人的色泽。这家伙见多识广，或者假装见多识广。他几乎是带着全副武装的经商头脑进入北大的，一年级上半学期就秘密向全国中学生兜售海淀区高考模拟试题，之后又纠集他的鼠头鼠脑的小同乡们在校园里卖书或者T恤、短裤什么的。你很难搞清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儿。当然他的学习成绩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能指望周大汉和我徐庄这样的同志继承祖国的语言学事业吗？不能，坚决不能。唉，于是偏偏就是我们俩出了事。 现在想起来，这简直是天意。 事情就出在排演话剧这段鸟日子中的一个。 那天中午，天气非常的好，可好天气有时候并不能给你带来好运。我和周大汉几个一起到食堂去吃饭，我们的饭盒放在食堂壁柜的铁皮格子里。大多数学生都有自制的布饭袋儿，把饭盒装在里面随身带着。可提着饭袋儿咣里咣当地在校园里走实在太傻，我们从不那样做，那个样子实在太傻了。不过把饭具放在食堂的铁皮格子里也有坏处，很容易丢掉，说不定哪个家伙碰巧没带饭具或者来了老乡顺手抄走用去了。丢饭具成了学校的一大公害，可谁也没有办法制止。摆在食客面前的大体只有两条路：你要么傻，要么丢饭盒。我们平时采用折中但很麻烦的办法将饭盒带回宿舍，那天吃完早饭赶着去排戏就只好存放了，结果就他妈出了事。 我和周大汉几个到食堂一打开铁皮格子，我的饭盒不见了。我咣咣当当连翻了十几个小铁皮盖儿也没找到。我几乎要气疯了。在嘈杂的学生食堂你就是不丢饭盒也忍不住要发疯。我们班有一个天天写臭诗的家伙倒是有句诗值得一提： 食堂是胃 你就是食物 别以为日子吃不掉你 大家公认为这是他妈的一个警句。周大汉劝我说：算了，随便找一个用得了。这时另一个家伙说：也许你丫正好拿了一个从不刷牙的家伙的饭盒。这是一个恶毒的玩笑，我差点儿呕吐起来。我决心找我的饭盒。我在浊气冲天的食堂像乌贼一样钻来钻去，眼盯着对桌进食的男男女女，目不见全人，只见饭盒。有些认识我的家伙幸灾乐祸地打招呼：嘿，徐庄，你丫寻寻觅觅干嘛哪？ 我笑：哥们儿的槽子让人抢了。 说来奇怪，我当时从一通乱找中竟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就像尤内斯库的荒诞剧中那两个个傻瓜沉迷于等待戈多一样。 周大汉他们打完饭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跟认定拿了我饭盒的家伙理论。我那时差不多快疯了。这家伙是个大个子，我好像在篮球场上见过。可我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跟谁交朋友。我指着饭盒侧面的一个星形标记说：“侄子，这饭盒是我的。”我本来想叫他“兄弟”的，不知怎么叫成了侄子。那家伙的脸一下子变了，不是变红，而是变白。要是哪个家伙敢斗胆这么叫我，我的脸也肯定会变白，我当时这么想了一下。大个子停止了咀嚼，冷冷地说：“孙子，你认错了。”这回我的脸真的变白了，我一把抢过饭盒重重摔在桌上，清了清嗓子，模拟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声音大声喊起来，白米粒洒了一桌：“同学们，同学们，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我今天早晨把饭盒放在某排某号，现在却找不见了，原来被这孙子共了产，我们共产党人怕什么？我们什么也不怕！别人吃饭我们可以站着，别人喝汤我们可以看着，我们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饭盒被偷吗……”食堂里一下子静了下来，众人在我喊话的间隙向大个子发出了阵阵嘘声，也有些人是冲我来的。有人起哄：“打丫的！”说实话，我当时根本没想把事情闹大，只是一时高兴，逞口舌之快，没有留意大个子的反应，更遑论顾及他的自尊。我正说得起劲儿，忽然被“噌”地蹿起的大个子当胸给了一拳，在倒地的同时我想我他妈实在太缺乏锻炼了。接着是一场将我置于圈外的短暂混战，我在地上看到周遭吃饭的人全都惊跳着离开，一个女孩儿的脏旅游鞋差点儿踩在我的脸上，周大汉魁梧的身形一闪，众人齐呼了一声，大个子抱着头蹲在了地上。跟我们同来的哥们儿拉起我和周大汉迅速拨开人群跑出了倒霉的食堂。整个儿事件仅持续了大约两分钟。也许还他妈不到两分钟。 我说过，你要是二年级大学生，无论是男是女，这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你干什么都没有错，关键是你确实得干点什么。我指的可不是打架。你很有可能一拳就要了对方的命，人的肉体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结实。 很快我们就被告知被打的那个计算机系四年级学生住进了校医院，昏迷不醒。 周大汉惊得目瞪口呆：“我操，我只打了他一拳。” 我呢，我反被他妈的他打了一跟头。 当天下午，校保卫处把我和周大汉叫去问了话，责令我们写了肇事经过。临走时，我问一个年轻的保卫干事被打的家伙究竟怎么样了，年轻干事扁着嘴说：“你们丫出手够狠的。” 我和周大汉都很沮丧。回宿舍不到一颗烟的工夫，周大汉又被我们班主任请去了。话剧队出演群众的一个家伙哼着歌儿来叫我排练，我给丫轰走了。我肚子饿得要命，就干啃了不知谁放在桌上的一包方便面。宿舍里的暖壶都快碎光了，唯一一只没有瓶塞的暖壶里装得还是自来水。几个同宿舍的哥们儿陪我傻坐了一会儿，后来就撇下我开始扎堆儿拱猪。外宿舍一些好事之徒闻讯跑来打听经过，看我脸色不对头，都知趣儿地走开了。 约摸一小时之后，周大汉回来了，朝我惨然咧嘴一笑。我问姑娘怎么说？我们班主任是一个留校不久的高年级师姐。 周大汉说：“这回我可能真成杀人犯了，老师让咱们作好心理准备。”周大汉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见到班主任时，从她老人家的脸色看出事态有些严重。 班主任说：“为一个饭盆你们至于吗？” 我说：“不至于。”当然不至于。可那个大个子也不至于住进医院呀。 “你们把人家打坏了。”班主任看着我说。她大概有二十二、三岁，长了一双漂亮的手和一张平常的脸。我把目光放在她那只玩儿钢笔的右手上。 “你们赶在了节骨眼儿上，”她说，“学校正在整顿校风校纪，你们把人家打坏了。” 我说：“坏到什么程度？”我实在认为这事很荒唐。这实在太荒唐了。 “他很可能会因此而休学，甚至没有复学的可能。”班主任像背书一样面无表情地说。 我简直惊呆了：“您是说，……我们把他打残废了？” “可以这么讲。”班主任说，“你们的重拳在对方的颅腔内造成了血肿——可能是叫血肿，而且据说血肿的位置很糟糕。”班主任放下手中的钢笔，“可能得做开颅手术。” “您是说——得给他打开头盖骨做手术？” “是的，很有可能是这样。”班主任很严肃地绷着脸说，“这件事情很恶劣。” 班主任并没有吓唬我们。这事后来都应验了。手术不太顺利再加上恢复得不好，大个子几乎变成了傻子。我和周大汉都内疚得要命。大个子还是他们那个省份当年的理科高考状元，而且再有三四个月就毕业了。一想到大个子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我就难受，同时感到自己也很虚弱。生命简直太脆弱了，脆弱得连一拳都不能抵挡。 你看，事情就这么简单。 校庆前夕，学校布告栏贴出了告示：打架斗殴致人伤残的中文系汉语专业学生周大汉被勒令退学；徐庄留校察看一年。同我们一起被处分的还有两对外系非法同居的高年级男女。至此我们也无话可说。周大汉显得比我沉得住气，我想是巴山蜀水陶冶了他，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接到处分通知，周大汉对我说：“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还拍了一下我的背。 十年后比较好办，可眼下怎么过？ 尽管周大汉没有对我表示过一点怨尤，可我知道是我连累了他，元凶应该是我。尽管大家（包括周大汉）都认为校方的处罚还算公允，可我怎么能在周大汉的空铺之上安然度过余下的两个学年？ 我宁愿和周大汉一起被开除。 我转身去了系主任办公室，我告诉面目和善的系主任老先生我要退学。这压根不需要什么所谓的勇气，我就是要退学，没有任何顾虑和打算。老先生一点也不惊讶，微笑着看着我。我重复说我要退学。他那慈父般的态度真让我心烦。后来老先生说了一大堆你肯定猜得出的话，在这种事情上他们这些学问家的词汇决不比一个居委会老太太的词汇更多。他老人家的样子很和蔼也很自信，大概觉得他能用利弊关系的分析及丰厚的人生经验说服我，我觉得他的可笑的自信全部集中在额角那根点缀风度的老筋上，他不知道我的内部困难是什么，看得出他也不想知道。他大概认为我这因“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决定是幼稚可笑的，而正是这一点深深刺伤了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在他老人家点燃香烟的空隙，我说：“我就是要退学，决定了。”老先生依然微笑着说：“系里要是不同意呢？”他刚才甚至提到我父母对此的可能看法，我尤其不高兴。 我说：“您最终会因我旷课次数太多不参加期末考试而开除我。”我向老先生鞠了个躬，便走出了系办公室。那一刻，我几乎亲手触摸到了自己的青春豪气。 我觉得心里一阵轻松。穿过昏暗的走廊，看到黑板和布告栏上形形色色的会议和授课通知，心想这些都他妈与我无关了。我和周大汉的处分通知已经张贴在东墙面一弧凸现出来的廊柱上。红纸黑字。我掏出钢笔在末尾写道：徐庄同志已自动退学。 周大汉离校的时候，我没有去送他。班里为他举行的告别会我也没有参加。据说告别会上有几个男生喝得烂醉，抱头痛哭，有几个女生也哭成了泪人儿。周大汉为人很好，这我知道。周大汉一直很平静，或者说情绪控制得很好，只是在火车开动的一霎那，有人看到他哭了，紧咬着下唇哭了，那年周大汉和我都刚满二十岁。听说当时的情景后，我也忍不住哭了。 火车把二十岁的周大汉带到了广州，然后一艘海轮又把二十岁的周大汉带到了据说不看学历只重能力的海南大特区。自此，受我连累的巴蜀秀才周大汉走出了我的叙述范围。周大汉在他现在那个圈子里绝对是一个人物。如果有一天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个周大汉我一点也不会惊奇。我敢打赌，周大汉是一个具有明星气质的家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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