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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已经将每一个人卷入这场巨大的风暴里，到处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二毛每星期从学校里带回一些消息，每每在讲述这些内容时，二毛总是显得十分振奋。而远在北京的大毛信越来越少，革命忙得无暇念及父母。小学生也正式停课闹革命了，这更是令人欢欣鼓舞。三毛早就发表过高论，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不上学，现在三毛终于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闲下来的三毛，觉得自己也应该参与到革命中去。他让嘟嘟当助手，找来许多红纸，将毛主席语录抄写下来，贴得满屋满墙。他还用硬纸壳做了一些语录牌，有一块“造反有理”的语录牌就嵌在丁子恒的自行车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因为这块语录牌，丁子恒夸奖了三毛一句，说三毛为爸爸想得很周到。这句话使一度因挨打而躲避丁子恒的三毛开始重新回到父亲身边。 三毛也怪，他做什么事都仿佛有一种无师自通的能力。他几乎没有练过毛笔字，可他小小的人儿居然也能把字写得像模像样。就连二毛星期天回来，写上几字，都不及三毛的漂亮。于是宿舍里许多人都来找三毛写字，甚至还有一些是请三毛把毛主席诗词写成对联贴在家门口。三毛一下子成了大忙人，成天神气活现地在宿舍里转来转去，希望有人请他前去写字。写完字的三毛，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人们送他一枚毛主席纪念章以示感谢。 三毛曾经收集了许多毛主席纪念章，他将它们别在一块手绢上，经常拿了到江汉路去与人交换。不料有一天，他正在交换时，被几个大孩子盯上了，他们把他逼到水塔下，围着他，从他手上抢走了那块别满毛主席纪念章的手绢。为了这一手绢毛主席纪念章，三毛还挨了父亲的一顿痛打。挨打后的三毛，因热爱这些精致漂亮的像章，疯狂地重新开始收集。 天气越来越凉，这天刮起了北风。三毛决定到武汉大学去一趟，这个主意是乙字楼下的刘四龙出的。刘四龙的眼睛瞎了一只，却并没有因此而与三毛决裂，反倒因为三毛一改以往的霸道，处处谦让于他，而使得两人的关系比以前更铁了。刘四龙说他的大哥刘一狮前天从武汉大学串连回来，送给他几个弟弟每人一个纪念章，纪念章是武汉大学的大学生给的。刘四龙知道三毛一直在收集纪念章，也知道他曾经收集了一手绢的纪念章都叫人抢了。所以他认为三毛应该亲自去武大串连，说不定会要到很多。刘四龙的话令三毛眼睛一亮，他想对呀，小学生不能去外地串连，可是我们在本地串连不也行吗？在本地串连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只要妈妈同意就行了。 对于不许小学生外出串连，三毛和嘟嘟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难道小学生就不许革命吗？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难道你们想让小学生当反革命吗？ 对于三毛和嘟嘟每天的抗议和唠叨，雯颖无可奈何。她只是说，你们是小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如果串连出了事怎么办？她的话总是遭到三毛和嘟嘟更为强烈的反驳：当年海娃送鸡毛信时，不也是小孩子吗？谁说他不懂事？红孩子年龄都比我们小，他们还救大人哩。还有，王二小牺牲时，不也是个小孩子吗？三毛和嘟嘟对少午英雄的熟悉程度远远大于雯颖，他们几乎举出了他们知道的所有小英雄来论证小学生也有权利串连。雯颖被他们驳得无话可说，用三毛的话讲，就是妈妈已经被我们驳斥得体无完肤。雯颖听罢承认他们说得对，但仍然不同意他们出去串连。 不过最终雯颖还是网开了一面，她对三毛到武汉大学串连的要求，给予放行。 于是三毛联络了好几个人，甚至把他本不想再来往的蒲海清也忍不住拉了进来。蒲海清从来没有去过武大，他的驼背父亲原是那里毕业，活着时老跟儿子说他读书的武大如何如何美丽。蒲海清一直想到他父亲读过的大学去看看，于是三毛一拉，他便立即同意。虽然他第二天要去卖菜，还要到园子里浇地，但他还是决定前往。他向生产队长请了假，答应回来时送给生产队长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开出这样的条件，生产队长自是慨然准假。 出发时是早上五点，天还没亮。三毛起床时不小心，惊醒了嘟嘟，嘟嘟一骨碌爬起来，坚决要求跟三毛一起去武汉大学。三毛嫌带上一个小女孩太麻烦，当场拒绝。可嘟嘟却不依不饶，立即大吵大闹起来。三毛无奈，只得把她带上。因为带了嘟嘟，刘四龙便也把他的弟弟刘五虎带去了。 他们一行步行到头道街火车站，从那里搭上火车班车，一路呼啸到大东门。然后再从大东门步行到武汉大学，这真是一段漫长的路。武汉大学四周满是湖泊，北风呼呼地吹在脸上，有些冷飕飕的意味。 大学里的风景果真美丽。大学的椅子尤其好玩，椅子的扶手拐着弯，人坐进去仿佛嵌在里面。大学的山上有许多橡树，橡子落得满地。大学里的大字报贴了许多，可被冷风吹得有些零零碎碎。武汉大学出了个“三家村”，“三家村”的头头是李达，他们都是坏人。这些最简单的道理，三毛四龙嘟嘟五虎全都知道。但是大学里的大学生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多，好容易挨到中午，肚子有些饿了，才看到几个拿着饭碗去食堂打饭的大学生。 他们一窝蜂地冲向这几个大学生，围着他们缠着他们，跟他们要毛主席纪念章。几个大学生呵呵地笑着，相互间不知说些什么。结果纠缠半天，大学生们没奈何，商量几句，其中一个人拿出一枚很小很小的毛主席像章送给了嘟嘟。他说，送给嘟嘟，是因为她年龄小，又是一个女孩子，并且没有这几个男孩子闹人。三毛一看，那纪念章比他的那些最小的还要小，便十分瞧不起这些大学生。他鼻子哼了一声，扬扬手，几个伙伴便甩了那几个大学生，另外寻找目标了。 这天，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却没有战果。惟一有收获的就是嘟嘟。三毛很沮丧，说是早知道武汉大学这么差就不该这么远跑来了。而比三毛更沮丧的是蒲海清，他答应了要给生产队长一枚纪念章的，可是他连一个也没有要到，回去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交待。为此回程一路，蒲海清都哭丧着脸。三毛见了，便同嘟嘟商量，让她把她的那个送给蒲海清，只当是大学生送给蒲海清的。 对于嘟嘟来说，虽然那只是一枚小小的纪念章，但却是他们远行的这一天中得到的惟一一个。这个独一无二的像章带给她莫大的快乐，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哪里管得着蒲海清的痛苦？三毛一开口，立即遭到嘟嘟尖声反对。嘟嘟说：“我才这一个，我偏不给。而且蒲海清还是地主的儿子。”气得三毛真恨不得今生今世都不再理睬嘟嘟。 最后还是三毛仗义，他将自己一枚收藏已久的纪念章贡献了出来。虽然这是三毛的收藏中最小并且像章边缘已有些破损的一枚，可三毛在把它放到蒲海清手上时，依然看了又看，十分不舍。三毛说：“这个像章是我在尹妈妈家写了三张语录，龙龙哥哥才送给我的。” 蒲海清对三毛千恩万谢，他甚至有些激动。他说：“三毛，你是我这辈子最好最好的一个朋友。” 这句话令三毛好感动，他立即觉得自己送给蒲海清像章是一个英雄壮举。他心里想，我真的是有些了不起呀。嘴上却说：“不可能。你是地主，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地主最好最好的朋友呢？” 三毛嘟嘟一行人到家时，天已黑尽，许多人正围在他们居住的丁字楼下。三毛和嘟嘟没上楼便忙不迭地打听出了什么事，结果被告知，下午在这里开过吴安森的爸爸吴松杰的批斗会。在批斗会上，吴安森的妈妈李老师和他哥哥吴安林都发了言，他们表示一定要同吴松杰划清界线。会上，宿舍里的几个红卫兵看到他的反动诗，十分气愤，用剪刀把吴松杰的头发都剪了。现在，李老师要把吴松杰永远赶出家门，还要离婚。吴松杰不肯，李老师就在家里大吵大闹。吴安森的外婆也帮着他妈妈闹，已经闹了好久了。本来吴安森和吴安林没怎么闹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他们也闹起来。吴安林还打了他爸爸几个嘴巴子，说他爸爸是败类。后来吴松杰就一直蹲在窗户下面，两只手抱着头，一声也不吭。 三毛和嘟嘟直跺脚，这样大的一场热闹又没看到。连刘四龙和刘五虎都抱怨道：早知道就不去武大了，一个像章也没有要到，还错过了看批斗会。 对于吴家，三毛第一讨厌的是吴安森的妈妈李老师，这李老师总是阴声阳气地挑他的毛病，弄得他心烦。其次是吴安森的外婆，老太婆成天唠叨他们，又是说他们把楼梯弄脏了呀，又是说中午吵得她没睡好觉呀，动不动就来告状，没一天对他们满意过。第三讨厌吴安森，吴安森特别不讲道理，喜欢跟人打架动粗，特别是伤了刘四龙的眼睛，不可原谅。吴安森搬来这里这么多年，怎么都跟三毛和楼下的刘四龙玩不到一起去。三毛惟一不讨厌的人就是吴安森的爸爸，三毛觉得他看上去心眼挺好。有一回三毛连奔带跑往楼下冲，结果冲猛了，刚跑了一半，就摔了下去。吴安森的爸爸正好下班回来，他扶起三毛，还帮三毛撩开裤腿，看看有没有伤口，然后又把三毛背了回来。因为这个，三毛每次见到吴安森的爸爸都要礼貌地叫一声：“吴叔叔好。”但是，吴家这个惟一让三毛有好感的人，却写了反动诗。这使得三毛格外生气，仿佛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刹那间他连吴安森的爸爸也讨厌起来，三毛觉得他们家没一个好人。那么，坏人跟坏人吵，也就不是什么坏事情了，这等于让他们自己跟自己斗，斗倒一个少一个。 三毛和嘟嘟迫不及待地穿过围观的人群，回到自己家中，他们兴奋地要将他们一天的经历讲述给爸爸妈妈听。但是雯颖和丁子恒却对他们这一天的故事毫无兴趣，他们一直关注着隔壁的吵闹，悄悄地谈论着蹲在窗下的吴松杰。从他们的谈论中，三毛知道，吴松杰已经一天没有吃饭。可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三毛自己不也一天没吃饭吗？难道那个写反动诗的坏人没吃饭比三毛没吃饭更重要些吗？ 三毛想着使有些生气，他突然扯开嗓子高声地叫了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已经一天没有吃——饭——啦——”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叫喊，把丁子恒和雯颖吓了一跳，也令楼下围观的人大吃一惊，大家似是怔了片刻，然后醒悟，立刻发出快意的笑声。笑声过后，吴家的吵闹也陡然停止，就像收音机突然间关掉了一样。 这样的效果，出乎三毛意料之外，原本他只想恶作剧一下，不料却结束了一场坏人之战。他对此觉得颇为遗憾。 输送寒意的北风仿佛毛虫，慢慢地，不慌不忙地向前爬行。它先改变掉树的装饰，再改变掉人们的外表，最后，它终于顺着人们的骨头爬进了人们的心里。不知不觉间，萧萧瑟瑟的秋天不知去向，里里外外驻满冬日的苍凉。 轰轰烈烈的运动丝毫没有因为天气的寒冷而降下它的温度。院里各处室已经成立了许多兵团，有消灭帝修反兵团，有红旗飘兵团，有兴无灭资兵团，有心向党兵团，有卫东彪战斗司令部，诸如此类。整个总院内，一共有多少兵团组织，丁子恒始终没有弄清，他只觉得这场面的混乱好像封建割据或是五代十国再或是军阀混战时的样子。 总工室的吴思湘和金显成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大楼的地下室。那里阴暗而潮湿，因为没有暖气，里面的寒冷也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每天在那里写交待材料写揭发材料写反省材料。一想到那些黑屋里的人，丁子恒便身不由己地心惊肉跳。 各兵团又开始批判省委工作小组的反动路线。工作小组组长王副省长的历次讲话被一条条列出来，逐字批判。施工室为写批判省委工作小组的反动路线的文章作了专门的分工，丁子恒也要写一个部分。可是为什么批判或是批判前和批判后的观点有什么实质差别，丁子恒并没有弄清楚。没有为他解惑的苏非聪，面对这样的形势他很是茫然，他觉得自己对这些事情总难抓住头绪。有些政治词语他觉得彼此差别很小，可是政治敏感度高的人一分析，便能分析出极大的差别来，这差别常常能把他吓一跳。因此，他平常说话也不太敢引用政治术语，生怕自己一句话用得不对，倒成为反面语言。这段批判文章，难为了他许久，最终拿出来时，他自己都知道一定过不了关。结果正是如此，批判小组的一个成员说：“算啦算啦，丁工就只有这个水平，也别再难为他了。”为这一句话，丁子恒对这个成员说了至少十声“谢谢。” 这天，终于开了一个词语明朗的会议，丁子恒终于有了自己敢说并且会说的内容。这天的会议是讨论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这指示令丁子恒长舒一口气，他想，进行这样的讨论，会不会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呢？于是他主动地发了言，讲了几句套话以后，很快就转到促生产上。他说了一些宝珠寺和乌江渡的问题，最后强调说，工作如果不抓紧，预期时间一定完不成任务，这样就没法向四川省交待。 他的发言一结束，便有人笑：丁工一讲政治，就找不到词，一讲生产，话就多了起来。再贴他一千张大字报，他也还是这样。这话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丁子恒一时有些惶恐，可环视了一下笑他的人，发现这些笑声并无特别的恶意，方将一块石头从喉头放到心底。 乌江渡的总布置平面图是丁子恒的主要工作，丁子恒把自己埋进了乌江渡的资料堆里。虽然他紧张的心情并未松弛，但他在做这些事情时，总还能暂时忘却其它，总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淡淡的愉悦。他先贴好1：5000的乌江渡地形图，又找来1：2000的乌江渡地形图，将之晒成四份。他反复研究乌江渡的布置，觉得这里地形复杂，高差大，地位窄，布置起来实在很困难。就算充分利用废渣造滩，仍然难以拉开场地。因为这些难度，工作量陡然加大。关于附属企业占地面积，关于钢管安装场地的位置，关于仓库区的平整工作量，关于右岸桥头平整高度，关于车站附近的填方，关于汽车基地前方仓库，关于运输的费用，关于公路货流，关于运输强度，关于土石平衡，如此如此，大量的工作必然耗用大量的时间。而所有的工作，必须在无数的生产会议开过，大家意见达到统一的情况下，方能一一开始。然而，整个的生产秩序已经被打乱，人们已无心坐在桌前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各种会议接踵而至，没有会议的时候，大家又必须进行许多问题的学习和讨论，然后还要去看日新月异的大字报。各兵团人马除了一个接一个地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和四处揪斗人以外，还安排有兵团自己的系列活动。如此一来，生产会议总难召开。丁子恒心中焦急，却也无可奈何。 无奈中，他只得去找每一个相关的干部，找室主任，找书记，找革命委员会委员，找工会组长，找施工室每一个兵团的负责人。他跟所有人都说，乌江渡的工程时间很紧，工作量非常大，这个工程并不是设计总院单方面的问题，还牵涉到四川省。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还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必须每天抽出最少半天时间来完成生产任务。每一个听他说这些的人都不耐烦，生产任务对他们来说显然没有意义，眼下革命才是最要紧的。再说比起生产的辛苦，革命也要有趣得多。丁子恒面对一个个不置可否的回答，显得有些尴尬。最后还是尚未彻底打倒的室主任说话了。室主任说：“丁工你就做你的去吧，有人批评你，再说。” 丁子恒听得此话，如蒙大赦，此后他便每天上午坐在桌前计算或绘图。开始他还有些忐忑不安，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竟然什么事也没有。他这才意识到，对于他这样的小人物，倘若他自己无意闹革命，革命也未见得非要找到他们上来。他为自己无意间发现一片天地而欣喜若狂。 这天下午，学习《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学习中，分别属于两个兵团的人争执起来，争执尚在高潮之中，突然外面人声喧哗。有人高声说：“林正锋昨天晚上被人绑架走了，现在下落不明。” 这个惊人的消息令满屋争吵戛然而止。丁子恒正心不在焉地听他们吵来吵去，闻得这声喊叫，惊愕半天，然后是木然。许久，一种莫名的凄凉由心底升起。想到人生在世，命运竟如此变幻莫测，忽而沧海，忽而桑田。就算人有铁腕，也无法把持得住。林院长已是通天人物，却也无法保住自己。他革命革了一辈子，可是人们一旦要革他的命，立刻就可以把他革得去向不知。就算以后有了下落，不也如同砧上之肉，任人割宰吗？一个人活在世上，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这样的革命就是最好的吗？革命的目的，是要保住江山不变颜色，可是一个江山，什么样的颜色才是最好的颜色呢？红色江山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一个人连自己是不是好人都不知道，他又怎能明白自己是否忠于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兵团，各行其是，而把生产停顿下来呢？工厂停工了，大坝工程下马了，农民不种田了，是不是江山就红透了？那是一种什么红？是人血染的红色吗？丁子恒思绪散漫，想到此时，他被自己所想的吓了一跳。他的心怦怦地跳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好在这一切思绪，都被封闭在脑海中，无人知晓。丁子恒告诫自己，以后连这种胡思乱想都最好都不要再有，万一不慎，流露于言行，那连地下室都没得坐，定然要掉脑袋。 仿佛自这天起，丁子恒工作的速度就慢了下来。虽然他每天上午仍然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计算，但他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内心很空，很虚，很茫然，很混乱，乌江渡的工作是他生命中惟一的寄托。他做这些事，就仿佛一个溺水之人紧紧地抓着一根小小的木头漂流在茫茫的大海上，这根细木或能令他在波浪中起起伏伏，渡水抵岸。又仿佛一个深夜的迷路者看见了一线曙光，这一线曙光一头牵着太阳，另一头拉扯着他的生命，让他不致被暗夜吞没。 寒冷的冬天就在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有人迷乱茫然有人惶惶不安中大踏步深入。天色也越发阴冷，冷得让人觉得是不是两个严寒叠在了一起。 这天上午是援越抗美游行活动。游行进行了三个小时，长江流域规划总院出动了许多人。他们举着旗帜从机关出来，一直走到中山公园。行在路上，各兵团之间，一边为各自的观点争吵不休，一边骂美帝国主义。丁子恒几乎分不清那骂声到底是针对美帝还是针对观点不同者。其它单位的游行队伍也从一条条小路汇合到解放大道上，每逢两支游行队伍相遇时，大家便一起高呼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情绪十分热烈。这时还常常会有人领着头唱起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歌声往往由几个人开始，然后不断有人加入，渐渐地变成巨大的声音，那声音使人产生的幻觉，仿佛凭此呼啸之歌便足以将美帝国主义埋葬。 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游行结束，回到总院。一进大门，队伍开始散乱，人们各自找捷径回自己的办公室，亦有人留在大字报栏前观看新贴出的大字报。更多的人则是直接往食堂而去，因为距午餐的时间已没多久。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出了惊呼：“哎呀！烟囱上有人！”这呼叫有如惊雷贴着头皮炸开，人们几乎同时朝烟囱上望去。 众多的声音叫着：“是谁呀？是谁呀？” 有人认出了烟囱上的人，大声喊着：“是吴松杰！” 人们纷纷跑到烟囱下面，瞬间，烟囱下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人。尚未被揪出来的院政治部主任谢森宝闻讯而至，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王志福也到了。人声嘈杂中，谁也拿不出个主意。 谢森宝说：“赶紧通知他的家属来。” 有知情者说：“他老婆已经同他离婚了。” 谢森宝说：“他家还有什么人吗？” 知情者说：“他有两个儿子，都申明同他断绝父子关系。” 谢森宝还想说些什么，却被王志福的喊话所打断。王志福说：“吴松杰，你赶紧下来，不要走绝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你更没有好下场！” 许多人也在喊：“下来吧！下来吧！” 烟囱上的吴松杰一声不吭，像他平常一样表情淡然。无论人们如何喊叫，仿佛都与他无关。他时而望着地下，时而又把目光投向天空。天色阴暗，空气也是灰蒙蒙的。云层深浓，仿佛有雨雪将至。 丁子恒本已走进了办公室，听得人声喧嚷，他倚窗而望，立即发现了烟囱上的人。他心头一抖，随着办公室的人一起跑了出去。行到近前，认出那是吴松杰，丁子恒不觉有魂飞魄散之感。他知道吴松杰离婚了，知道他的孩子与他断绝了关系，知道吴松杰什么也没拿，只身离开了他的家，也知道吴松杰割腕自杀未遂，更知道因为他的遗书他被再次关进了地下室，还知道他在遗书中说：“我已不觉自己仍然是人，我已经失去了人的尊严。我的痛苦无词语可形容，无言语可表达。我活着比死还要痛苦，既然如此，就让我去死吧，那将是我生命的一次解放。我对得起所有的人，只是对不起生养我的父母。我与他们割断所有的恩情，留在祖国。我的儿子们用同样的方式惩罚了我。我对父母所欠的一切，只有来世相报。”这是许多批判吴松杰的大字报中都引用过的一段，丁子恒从中看到了吴松杰滴血的心。此刻的丁子恒，满身心都是对吴松杰的同情。他在心里急切地呼喊着：不要啊，不要跳！ 谢森宝叫了水电组两个工人往烟囱上爬。吴松杰低头看了一下，面无表情的脸上浮出几丝冷笑。丁子恒脱口而出：“不要上人，他会往下跳的！” 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他却听到另外的声音在大声说：“他这样做，岂不是在威胁文化大革命吗？走资派如果都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怎么进行？”这一口浓重的沔阳腔，丁子恒听出那是何民友在说话。 吴松杰的脸上，仍然是冷冷的表情。 拿着绳子奋力往烟囱上爬去的工人，已经爬了一半。吴松杰此刻已经不朝下望了，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天空，似在看云，又似在想。烟囱下的人声慢慢静了下来，仿佛在看工人往上爬，又仿佛在待等吴松杰的最后一跃。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两个工人一前一后，爬过了大半，距吴松杰只有几米远。只听他们中的一人对吴松杰说：“吴工，下来吧，有什么事下来再说。”另一人亦说：“是呀，吴工，谁没个难处呀，过一阵就好了。” 吴松杰没有理他们，甚至连看一眼都没有。他一直仰头望天，望着望着，他突然身体一歪，双手一松，栽了下来。 烟囱下几百人同时发出惊呼之声。吴松杰朝着没有站人的煤堆方向落下。只几秒钟，甚至更短一点，“砰”的一声巨响，在煤堆那边响起，乌黑的煤灰蓬了起来，纷纷扬扬，有一些血随之溅起，又散落在四周。 巨响过后是一片寂静。丁子恒惊叫过后，几乎呆掉。然后他看到了混杂在煤灰中的血，他能感觉得到鲜血四溅的情景，他仿佛觉得自己的血也在此时四溅而出。吴松杰跳下的弧线有如一根细索，勒住了他的脖子，他无法呼吸无法吐气无法说话无法求救。他感觉自己的灵魂也随声而碎，他感觉自己的一身筋骨已无法支撑自己的躯体，他感觉自己的躯体只剩下一个装着行尸走肉的空壳，他感觉自己渐渐地恍惚。最后，他晕倒在自己倚靠着的那棵树下。他在倒下时发现这是一棵银杏树，这棵银杏树叶已落尽，只剩下光光的躯干。他记得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树。 这天晚上，大雪纷扬而至。 清早的大地，一片纯净而美丽的白色。烟囱下的煤堆已成了一座洁白小坡，吴松杰砸下时溅得满地的鲜血和碎散的骨肉，已被白雪覆盖。烟囱下静静的，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个生命在这里划了一道惊人的弧线，然后永远消失了。白雪在掩盖它的痕迹时，也掩盖了人们的记忆。 几天后，丁子恒走过这里。他的手足发凉。雪地已经泥泞，新的雪片又以它轻盈的姿态一片一片地将泥泞再次覆盖。一层一层的覆盖之后，压在最下面的就成了历史。人们的目光总是落在白雪的上面，根本无法看清历史究竟是什么，也根本无从了解历史曾经有着怎样的过程。那烟囱下的人们和那对绝望者的训斥之声，那一道跳跃的弧线和那仰望天空的神情，甚至那绝望者脸上浮现出的几丝冷笑几丝哀容，都随云而散，随风而逝，随雪水而遁入土中，随忘却而埋进尘埃。草一样的生命，虫一样的生命，烟灰一样的生命，滴水一样的生命，你的存在无人注视，你的消亡无人理睬。你默然存活于世；你努力，你奋斗，你毅然决然，你痛苦挣扎。你甚至渴望自己渺小，渴望自己平凡，渴望自己无足轻重，渴望自己不足挂齿。因为惧怕那些你永远弄不清楚的概念和术语，因为惧怕无数的讨论发言、批判检讨、剖析灵魂、表白立场、思想汇报、学习心得、交待材料、意见书、大字报、报告会、讲用会，因为对政治一无所知，你只想做一个简单的人，简单到只有自己把自己当做生命，而请所有的别人都只把你当做一个工具——并且是一个单纯的工具。然而连这样的微小的目标你都无法达到，迎面向你走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羞辱和全体亲人的背叛。在所有人的眼光里，你只有弓下身低下头，承认自己连狗都不如。 工具原本已无生命，人若如狗般苟活，与死又有什么两样？ 丁子恒知道吴松杰是痛彻骨髓了。痛得他无力承受，便有了那纵身的一跃。那一跃，他把自己完成了，却让尚且活着的丁子恒们，感觉自己已经死去。一个不知为何而活、也不知自己会活成怎样的人，一个每日里心下茫然着来来去去的人，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没有了表达自己欲望的欲望的人，与行尸走肉何异？如此这般，他们又怎能比得上远遁而去的吴松杰？怎能如他一般在无影无踪中自由穿行？ 雪一直下个不停。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了吴松杰的痕迹，可在丁子恒眼里，吴松杰无处不在。 1966年在一片喧嚣声中，在沉痛的心情中，蹒蹒跚跚地走到了尽头。 风雪过后，天气依然奇冷无比。乌泥湖一大帮中学生在串连完后，又结伴出去长征了，二毛与他的同学也打着红旗列队向井冈山而去。丁子恒曾想阻拦二毛，他认为这是一个幼稚的行动，后来一想，算了算了，由他去吧。 院里的革命形势更加混乱。周则贵也被揪了出来，批判会开过了好几次，周则贵不服，高声反驳。此举令众人恼羞成怒，不知是谁最先发火，就有人动了手。周则贵被打得鼻青脸肿，眼里满是怒气，却再也不敢叫骂。死在敌人的监牢里是烈士，死在革命群众手上是什么呢？这个结果，他自然想得到。政治部主任谢森宝的大字报亦贴得满墙，大字报的内容一直写到当年打游击时，说谢森宝曾经随意杀人，许多革命战士被他杀害。这个内容来源于乌泥湖。 整个设计院呈现群龙无首的状态。十几个各自为政的群众组织相互之间吵来吵去，吵闹得经常连批判会都无法进行下去。因为究竟由哪一派主持会议，仿佛是一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如此的局势下，像丁子恒这样的人，参不参加活动，听不听报告，有没有外出看大字报，便都没人过问了。倘在以往，如此状态，丁子恒自是乐得其所，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埋头做他自己的事情了。然而现在，丁子恒却无法使自己的心情有一丝的愉悦和轻快。自从亲眼见到吴松杰从烟囱上跳下，他的情绪就十分低落，心情亦备觉压抑。他成天恹恹的，对所有事情的兴趣都减至零点，就是手上乌江渡的工作也无法让他提起精神。一连数日，办公室里都只有丁子恒一人。他有气无力地坐在办公桌前，他本来是要计算运输强度和运输费用，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两眼直直地望着苍白的窗外。 俱乐部里连日开大会，一日揭发批判湖北省委，一日批判院党委的反动路线，一日由专程来汉口的丹江口代表批判院党委。嘈嘈杂杂的声音，与寒流一起环绕在光秃的枝桠间，久久不散。 终于，二十八日下午，很久不知去向的林正锋院长终于再次被押上了批判台。十几个组织又开始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批判会开到三点多钟，开不下去了，群情激奋中，恶气都冲向了林正锋。一群人揪起林正锋，如押犯人一样押着他，把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推出门游街去了。 游街的队伍经过办公大楼，丁子恒听到众声喧哗，即到窗前一观。这一眼，正看见头戴高帽，低头伛腰，与罪犯无二的林正锋。丁子恒心头寒彻，悲哀再次泉涌而来。他想，现在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人了，无论是被游街的还是领着游街的。 然后他想到了自己。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倘若有人采用这样的方式，摧残你的尊严和肉体，你将如何呢？ 丁子恒问过之后，思量许久，发现这竟是一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不能死，因为他的身后有柔弱的妻子雯颖和四个孩子，他没有死的权利。但是，他也无法活，因为他的心和他的意志，都承受不了凌辱，做人而没有一点尊严，比死去更为痛苦。 雪再次落下。这已是1966年的最后一天了。对林正锋院长的批判紧锣密鼓。北京方面亦举行批判会，对林正锋的罪行进行全面清算。俱乐部里与北京方面的批判会同步播放实况录音，所有的人都被要求去听录音转播，丁子恒也只有前往。俱乐部里虽然人很多，可依然很冷。批判会上的嘈杂之声夹杂着电流的嗡嗡声，不但震耳，而且扰乱心律。丁子恒只觉得这噪音有如利箭，直刺心脏，刺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捂住了胸口，他仿佛是在用手掌握住自己几欲炸裂的心脏。纵然如此，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于是他离席而起。 屋外冰凉的空气稍稍稳定了丁子恒的心绪。他回到办公室，呆坐在那里，没有工作，也没有开灯，亦没有再起身，就这么一直坐到暮色降临。 暮色中的苍茫冬日，本是最宁静安详的。但那种扰乱人心律的吵闹声，再次冲击着丁子恒的心脏。一个兵团想要占领文革领导小组，另一个兵团正拼命捍卫之。还有几个兵团夹杂其间，或想占领，或想捍卫。丁子恒在吵闹声中，再一次用手捂着心脏，离开大楼。 他踏着泥泞和残雪，走出机关的大院。对这些争吵，他无动于衷。他的心已经麻木，或者说，他的心已经在麻木中归于平静。 这天晚上，嘟嘟在家里表演她在学校庆祝元旦联欢会的上节目。她一个舞一个舞地跳着，又一支歌一支歌地唱着。三毛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便连比带划高声地朗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丁子恒静静地坐在一边欣赏，他从来没有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欣赏自己的孩子。丁子恒的反常举动，令雯颖感到心中悚然。 晚上，雯颖悄悄问他：“你还好吧？” 丁子恒回答道：“还好。” 然后他再也不说话。只是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 夜的黑暗便潮水一样从他的眼睛里一直涌向他的心间。动荡的1966年就是这样被黑暗裹挟着，从丁子恒的眼里以及心间沉重地走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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