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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为迎接新纪元的爆竹响。82天之后，也就是公元1912年的元旦，这天晚间，孙中山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从南到北的中华大地上，象征共和的五色国旗取代了清王朝的黄色龙旗。 不只是清王朝的覆灭，也是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宣告寿终正寝。这对龙的国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然而，由于军阀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对革命果实的窃夺，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就此完成。相应地，龙与上帝的关系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过。随着国际风云和神州风云的急剧变幻，龙与上帝关系史的活剧也不断推出新的场面和情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方的“非基运动”和上帝方面的“本土化”运动。 非基运动不论从政治或文化方面，都比清季的反洋教运动显著地提高到了一个新层次。它作为当时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反侵略、争独立意识的明显强化。从文化意义上看，则是基于新文化运动的陶冶，思想文化界乃至全民族的文化选择意识和能力明显强化，热诚地欢迎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光临，而决不要上帝来取代他们。非基运动给外国教会势力以空前沉重的打击。20世纪以后教方在华福音事业的“金秋季节”只是昙花一现，随即又陷入寒冬的危困之中。 教方的本上化运动所标榜的宗旨是，使中国土地上的基督教会脱离外国修会、差会的“抚育”，而由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主理，使其取消“洋教”的名号，挂上“中华”的牌子，即所谓“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以洗刷西洋色彩”。 这一运动作为外国教会势力的应变措施，从其动机上说，自然是要把中国人推到前台充当傀儡，而自己退后一步操纵控制，以求迷人眼目，缓和中国人民基于空前觉醒而产生的仇恨和反对洋教的情绪，并且增强上帝对中国人心灵的吸引力，使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为基督所用。无疑，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这毕竟是外国教会势力危机和窘困中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被迫让步的成分。况且，主观意图并不等于客观效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员担任教职，参与教会管理，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在其抗争之下，他们在教会中的实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土地上的教会完全为外国人所控制的状况不复存在了，这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建构起基本模式。 事局自然没有就此画下句号，风云仍在不断地变幻，龙与上帝双方也都不断地进行新的应变。至此驻足回顾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似可写下这样的结语： ——从文化品格上看，龙与上帝是各具特质的。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发展大势决定了双方接触的必然性。但不同的“血型”又决定了其间不能完全混通、亲和，相互斥拒是本能的。上帝要在龙的国度里安家落户，须要经过一个真正的本土化过程。 ——上帝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充当世俗性文化的载体。对于龙的国度来说，这种功用要比其宗教性的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也正是在这方面，赢得了相对和谐的一种氛围，也显示出其较强的力量。特别当其负载对龙方具有启蒙意义的近代科学文化的时候，更是如此。 ——政治因素在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而鸦片战争以后尤其造成一种非常状态。“传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殖民侵略的工具，这给龙方以极大的戕害，而对于文化意义上的上帝也是一种亵渎。清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呈严重的扭曲态势。要实现双方间的正常文化交流，须赖创造平等的政治关系作保障。 ——对于宗教王国里的上帝，龙的传人一方面带着传统的陌生感，加以种种非常性因素，更加重了其抵抗心理。另一方面，在不可回避的接触过程中，对上帝了解和认识的程度又不断加深，并且，皈依者的绝对数目也不断增加。这表明，人类的宗教信仰不存在文化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任何一种不可逾越的绝对禁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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