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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的爱情》所写的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中的清队阶段；特殊的环境——林彪、“四人帮”在教育界的头号打手迟群之流直接控制的全国最高学府；特殊的人物——亲历了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老五届”大学生；特殊的事件——政治斗争与爱情纠葛的错综。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无人涉及的题材。真实地、历史地表现这个题材的丰富内容，正确地、深刻地挖掘其中的思想意义，本来可以创造出一系列崭新的人物形象，为那个动荡的时代留下一角独特的剪影；然而，由于作者不自觉地受了“三突出”的影响，在很多地方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小说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彭唤涛是作者全力歌颂的英雄人物。他是一个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的原则立场，老练的斗争策略，忘我的牺牲精神的烈士子弟，共产党员。当许多学生还沉溺于派性而疯狂地自相残杀时，他却明智地置身事外，清醒地分析和判断出真正的罪魁祸首；当人们都在狂热地高呼“敬祝×副统帅永远健康”时，他就准确地看出这个人就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并断言他必然垮台；当他深受重用，荣任系大联合领导小组副组长时，就已看穿了顶头上司们的吃人本性；当他的战友要用自己的生命揭露这些魔鬼的真面目时，他指出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与必胜的前景；当豺狼们要把垂危的勇士拖出医院时，他又挺身而出代人受罚；可是当他爱慕己久的少女要用最宝贵的爱情来抚慰他心灵的创痛时，他又好意谢绝。他还是个才华横溢、热情奔放的艺术家。才貌双全，人人爱慕的姑娘都情不自禁地为之倾倒，而他一旦获悉，也就毫不犹豫地献上自己深邃的睿智与火热的胸怀。总之，作者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精心塑造了这么个高大、完美的青年英雄形象。然而，人们不禁要问，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完人”吗？ 我们先来看看他身上最耀眼的光辉——惊人的政治远见。不错，文化大革命中确有不少敏感的青年较早地觉察了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的野心和阴谋，有些人还奋起斗争，作出了壮烈的牺牲。但是，第一，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经验的限制，他们当时决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全面、深刻、明白、透彻的认识，可是作者为了拔高彭唤涛，却让他在一九六九年就说出了只有在一九七八年在报纸上才能看到的话，这是不可置信的；第二，正确的认识总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如果说是全面内战的恶果使彭唤涛认清了鼓吹“文攻武卫”的险恶用心的话，那么当迟群之流在一九六八年夏季带人来校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时，他理应是衷心拥护、积极支持的，正因如此，他才会受到重用。作为系大联合小组副组长，他也不大可能超然于“清队运动”之外。这不仅因为迟群之流炮制的“清队经验”“已经转发全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且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象彭唤涛这样的头面人物，不去整人就得挨整。按实际生活逻辑，他应该踊跃参加才对。再说也只有从经办假、错、冤案的切身经验中，才有可能较深刻地、全面地认识“清队”的真相。可惜，作者生怕玷污了他的高大形象，有意回避了这个认识过程。这样一来，作者就根本违背了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决定性格这一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彭唤涛成了先知先觉的超人。这样的人，高大固然高大，可就是引不起读者的崇敬，正如莱辛说的那样：“凡是不真实的东西都不是伟大的。”（《汉堡剧评》） 再看他对恋爱的态度。原先，他真心爱慕乃至“惊叹不已”的是尤浦芳，因为，她“才貌出众”，而且理解并倾心于“貌不惊人”的彭唤涛的“思想、心灵、精神的美，她深深地懂得这种美的意义。”一句话，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但后来，尤浦芳借牵线之机向他作了“明朗的表态”后“反应敏捷”的彭唤涛却一转身，迷上了思想上完全异趣的金惠萍，不是太意外了吗？作者也许是想证明彭唤涛对各种类型的少女都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和慷慨布施的热情，但无意中却丑化了他所心爱的英雄形象，给人留下彭唤涛“用情不长”的恶劣印象。 尤浦芳显然是为了突出彭唤涛而设的陪衬。为此，作者着重描写了她对彭的无限崇敬与为他所作的两次牺牲。第一次是她在确知女友金惠萍爱上了她原以为“一定会飞到她身边来的”彭唤涛时，她决定牺牲自己的爱情，成全金惠萍。自然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引导她战胜自己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雷锋。不错，罗普霍夫确实为了薇拉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但他是在确知薇拉与吉尔沙洛夫已经相爱之后，而此时的尤浦芳恐怕做梦都设想到志同道合的彭唤涛将会如此迅速地变情；的确，雷锋同志的名言“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曾经教育了一代青年，但且不说把这话用到爱情上来未免不伦不类，即以幸福而论，尤浦芳又何以断定精神上大相径庭的彭唤涛与金惠萍一定会“融合与互补”到“天衣无缝”的“完美程度”呢？所以她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不仅是不合情理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充其量不过是书生气十足的学生的一次“道德上自我完成”的游戏罢了。作者把这样迂腐可笑的恋爱观放在政治上如此坚定。严肃的尤浦芳身上岂不是有点滑稽吗？ 尤浦芳的第二次牺牲是在彭唤涛失去了党籍、公民权与金惠萍之后。对他的英雄行为感佩得五体投地的尤浦芳决定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再次向他奉献自己的爱情。这当然是值得敬佩的。然而我们既惊异于她的善忘，又不免为她的未来担心：谁能保证彭唤涛不会再迷上另一个金惠萍呢？ 总之，作者脱离了环境与性格的统一，不顾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心一意去拔高彭唤涛，结果适得其反，它又一次证明了“三突出”的不中用。 汪子杨是作者全力鞭挞的小丑，是个反面人物。他的形象要比彭、尤真实得多。小说对他那种利欲熏心，狡诈无耻、阴险毒辣的性格刻画得颇为生动。然而，作为文学作品，不仅止于暴露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还应进一步揭示他们的社会根源；亦即是说，要写出这种性格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只有写出了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人物的行动才不是随心所欲的游戏，人物的性格才有深度，人物形象才富于社会意义。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又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原则。 众所周知，迟群之流在全国最高学府是以残害知识分子为能事，篡党夺权为目的。然而，切不可忘记，他们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旗号，挂的是“工人阶级”的堂皇招牌，这就使他们带上了“最最最革命”的灵光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与迷惑力。何况他们进校之初也确实制止了武斗、实现了大联合，而且他们的“经验”，更是成为全国“清队”的“样板”。鉴于这种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当时大多数师生不可能也不敢对他们的言行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是一切悲剧的稳根子。奇怪的是，在小说中竟然连迟群之流的影子都没有出现过，这还谈得上什么环境的真实性呢？而没有了真实的环境，人物也就成了“空中飞人。” 看来作者是在回避某种禁区，为此，他颠倒了校内的阶级关系，把当时仅是一个迟群之流的不自觉的仆从与走卒的汪子杨抬高为外语系的主宰，“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之流则不见了，这符合历史吗？ 也许有人会说，汪子杨不是终究变成了帮派骨干了吗？不错，作者是这样交待的，但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在小说描写的那段时间里，迟群之流正在学校里“领导一切”，汪子杨是根本没有资格参与系清队领导大权的。这不仅因为他连党员都不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不久前还是个武斗干将，在迟群之流进校之初，他还须三番五次地痛哭检讨才能过关哩！按实情，倒是系大联合副组长的彭唤涛更有资格。 也许有人会说，汪子扬既然是迟群之流的忠实打手，揭批他不就等于揭批了迟群们吗？这须看他当时是否己成了迟群之流自觉的信徒，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须知迟群一伙搞的“清队”，其目的固然是为了迫害知识分子，进而篡党夺权，但他们口头上却说是为了“落实毛主席指示”，“打击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方延丹、彭唤涛点名攻击的“中央文革领导”当时还是“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因此，大多数师生，包括汪子杨、金惠萍在内，都必然真诚地相信方、彭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可见汪子扬当时也完全有理由宣称自己是在“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哩。 为了暴露汪子扬的真实动机，作者剖析了他的恶劣品质：志大才疏，野心勃勃。这样的人为了往上爬，的确会不择手段。当时在学生中也不乏其人。就这个意义说，汪子扬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即使作者也不过说他当时的动机只是希望立功、入党、分配一个好位置和从情敌手中夺取女性。平心而论，这前三项本是每个学生梦寐以求的好事，第四项虽然卑鄙，但似乎还算不上是自觉入帮，尽管这是他野心膨胀的必然归宿。可我们仍然要问：是谁不仅教会了他实现野心的手段，而且还给了他实现野心的机会呢？为什么要讳言他堕落的外因呢？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横行一时，就因为他们给自己的极左路线披上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外衣，蒙蔽和毒害了不少青年，他们中的少数后来成了帮派骨干。但是，正如多数人的觉醒要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样，少数人的堕落也须有一个演变过程，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有意反党的。准确地描写这个演变的过程和根源，对于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教育和挽救犯错误的人，都有很大的认识价值。小说未能揭示这一过程及根源，而是把汪子扬写成了一个与生俱来的坏蛋。这样痛快固然痛快，却大便宜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林彪、“四人帮”及迟群之流。 比较而言，金惠萍乃是小说中最真实动人，也是最令人同情的悲剧形象。可是作者对她的“叛彭投汪”显然是谴责的。尤浦芳“为她难过，为她痛惜，为她感到深深的羞耻”的心情无疑反映了作者的态度。在小说的末尾，作者还让她自己感到“愧悔”，即是说，作者认为她是不识明珠，自食其果。但这是不公正的。作者之所以会对她持如此严厉的态度，除了他念念不忘突出彭唤涛外，仍然是因为他忽视了她所处的环境。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金惠萍对彭唤涛的爱是真诚的，热烈的。然而这一爱情缺乏牢固的基础——共同的政治思想。这个俏丽妩媚、温柔娴静的姑娘对彭的远见卓识那样的惊慌恐惧，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她的这种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的政治态度，与其说出于她极端软弱的天性，不如归因于她那极端软弱的政治地位。我们还记得，她的父亲是一个小提琴师，在“文艺黑线专政”论与“血统论”猖獗的年代里，她的处境是不难想象的。这样的“末等公民”当然是经不起风暴袭击的。为了永远摆脱“狗患子”的厄运，求得安全可靠的前程，她不得不以自己仅有的资本——爱情作为代价，在同学中寻找避风港，保护伞和靠山。狡猾的汪子扬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引诱她的。对于如此可怜可悲的交易，我们能忍心责备吗？ 至于说到她在政治上“出卖”彭唤涛，那么我们不应忘记：第一，当时在她和大多数师生看来，彭唤涛所支持的方延丹的上告信确实是反革命信件；第二，就当时的情势看，金惠萍宣布同彭唤涛“划清界限”的空洞表态乃是既保存自己又掩护彭唤涛的最好策略。如果彭唤涛能同她通气，无疑也会指令她这样做的。那样的话，这篇稿子的提刀者就不会是汪子扬而是彭唤涛了，因为它无损彭唤涛的一根毫毛。可惜整人经验极其丰富的迟群之流绝不会蠢到上当的地步。借用小说里的比喻来说在迟群这样的嗜血魔王统治的地狱里，一个人只要落进了血迹斑斑的角斗场，那就绝不是虚晃几枪即可以超生的。他必须竭尽全力地和自己的同伴、朋友、亲属乃至爱人自相残杀，直到有一方终于倒毙在血泊中为止。政治上十分幼稚的金惠萍既己迈出了“划清站”的第一步，迟群之流就决不会轻易放过她。他们必然会无休止地逼迫这个“知情人”“彻底揭发”“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苦口婆心”地“帮助”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群众对她的挽救”。而软弱的金惠萍一旦踏上了“反戈一击”的陡坡，就必然会身不由己地一滑到底。她不但会把彭唤涛有关“副统帅”的高论兜底抖出来，而且在那些立功心切的狱卒永不满足的威逼下，她甚至不得不违心地签署伪证，编造假供。即使是汪子扬也帮不了她什么忙，且不说他根本无力左右关系的“清队运动”，就算能够，为了巩固自己的战果，他也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加深金、彭之问的鸿沟。事实就是这样无情，但如果小说真的这样写了，我们又有多少理由去责备她呢？ 环境的失真还表现在场面描写和历史细节上。例如：小说把那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下的批判大会的气氛写得那么自由、轻松；方延丹临终前问起彭唤涛时，尤浦芳竞敢当众为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落网而“泣不成声”；在九大以后还有“敬祝”、“写请示”、“忠字舞”；汪子扬在对金惠萍“攻心”时竟演说了一番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抛出来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等等。这些都是不符合史实的。 对于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来说，环境的失真和人物的失真必然导致主题的削弱，瓦解与变形。所以，作者主观上是要歌颂欧阳平式的青年英雄，但是“三突出”的方法损害和扭曲了他的形象，结果在客观上宣扬了“天才论”与“英雄史观”；作者在主观上是要控诉林彪、“四人帮”，但环境的严重失真转移了批判的方向，结果在客观上反而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减轻与开脱了他们的罪责。这可是作者所意想不到的吧？ 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而任何真实的东西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形象的。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改造”过去的事物，随心所欲地虚构情节和细节，任意拔高或贬低人物，是决不可能创造出真实动人的作品来的。这就是《失去了的爱情》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原载《鸭绿江》1979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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