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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编辑部拿出宝贵的版面，组织广大读者对《失去了的爱情》进行讨论，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几个月来，我们正是怀着认真求教的心情，读了参加讨论的每一篇文章。我们相信，如果今天来写《失去了的爱情》，也许会比去年写得好一些。这虽然已经不可能做到了，但这次讨论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教益，必然会在我们今后的创作中显现出来；我们将努力以此来告慰关心我们的广大读者。 在讨论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对小说的讨论，甚至比小说本身更容易使我们想起已经逝去的那个年代。这是因为，有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作品本身的范围，而涉及到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以及人们行为的是非标准等等。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经常追溯到过去，以我们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领会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生活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真实；作品情节的构成和发展有它自己内在的规律性。但是，作者构思的依据，必须具有生活的原型，就是说，作者必须在生活所提供的素材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这样，作品才能经得起生活的检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去了的爱情》的构思，并不是在去年动笔之前开始的。十多年来，构成这篇小说的那些人物，一直在我们头脑中活跃着，使我们一想到他们，心中就难以平静。 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五年以后，在七十年代之初的一个早春的日子里，当我们背着迟群之流强加给我们的可怕的政治结论，拿着“毕业生派遣证”，跨出北大校门的时候，心情是无法言喻的。在身后的高墙里面，我们也许并没学到当初所预期的知识，但却学会了比那更重要的人生，懂得了怎样去辨别真善美和假丑恶。五年期间，我们有幸置身于当时政治风暴的中心，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性场面。正因为这里是中心，所以，这里的思潮，从一开始就具有尖锐的对立性质；聂元梓的第一张“宣言”刚刚贴出，就立即受到许多人的严厉驳斥；江青在东操场上的演说话音未落，就有人指出此人目光狭隘，毫无共产党人的襟怀。在具有“五四”光荣传统的这片土地上，“德”、“赛”二先生幽灵不散，科学、民主之光长照后人，人们言不得迷信与专制。那些“大人物”越是在这里耀武扬威，装腔作势，人们就越是不买他们的帐，就越是要用各种方式讥讽他们，嘲笑他们，反对他们。我们的一些老师、同学以及他们的父母，熟知林彪、江青、叶群等人三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的许多“轶事”。这些“大人物”在他们心中并不神圣。在那些日子里，在知心的老师和同学之间，大量流传着林彪、江青一伙的丑闻。人们欢迎这样的“揭老底战斗队”，因为它帮助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轰毁偶像。虽然许多人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换来了更多人的觉醒。去年五月，我们回到母校。当我们得知，早在一九六七年就以反对林彪，江青而著称的技物系“共产青年学会”和经济系杨勋姐弟①等冤案得以昭雪时，我们同大家一样为他们感到骄傲。人们将永远铭记这些勇敢的先驱者的光荣业绩。 ①关于篇中所提“共产青年学会”，杨勋姐弟的事迹，已公开见于《中国青年》杂志、《北京日报》及北京大学校刊。 我们称他们为先驱者，而绝不是说他们是“先知者”。他们只是比一般人较早地怀疑并逐渐识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野心，或是大胆地讲出了当时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绝不是靠什么“先知先觉”，而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出于对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愤慨。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以自己的卑言污行，锻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一九六七年二月，以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揭开了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序幕，打响了彻底埋葬这伙野心家战斗的第一枪。现在，完全可以说，我们党和人民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是那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真实，是那个时代的光明之所在。敢于舍生忘死地投入那场斗争，并不惜献身的人，才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今天，我们如果不怀有偏见的话，有谁能不对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奋起批判林彪、江青的张志新等烈士肃然起敬呢？ 我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彭唤涛，正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那个特定的斗争环境里形成他的叛逆性格的。在我们熟悉的同学和朋友中，有许多这样的彭唤涛。他们真诚勇敢，无畏无私。在他们身上，流动着老一辈革命者的鲜红的热血，体现着党的优良传统，显示着十七年教育的卓越成果。他们追求真理，信仰坚定，忧国忧民，不畏强暴，富于牺牲精神。我们至今清晰地记得，当一个同学被江青——聂元梓之流的法西斯暴行迫害致死的时候，她的伙伴们冒着残酷的政治高压，为死难者举行了公开的祭奠。战友的血，擦亮了同伴的眼睛，激励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这就是我们小说中方延丹、彭唤涛和尤浦芳的生活原型。 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写好形成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因此使他们有些“悬空”，使读者难以完全信服他们的思想行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陷？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怕使本来已经很长的篇幅更加拖长等等。但最主要的，是我们思想不够解放。我们担心在对彭唤涛等人的典型环境和思想行为的依据加以过多描写的时候，会触及当代一些最为敏感的问题。对汪子扬的描写也是这样，我们未敢过多地涉及他的背景。因为在我们动笔的时候，汪子扬之流赖以发迹的北大清队运动尚未在公开的宣传中予以清算，因此，现在这个汪子扬的形象，具有较多的个人品质因素，没有准确地写出他思想行为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这就不能不影响了整个作品的主题深度。近年来，那些取得成功的作品的经验表明，艺术创作不仅需要良心，也需要勇气。比起那些敢于冲破禁区的作者来说，我们是自愧弗如的。 熟悉我们所描写的那段生活的老师和同学们，在读了这篇作品之后，几乎一致地向我们指出了小说在彭唤涛和尤浦芳这两个人物描写上的得失。参加讨论的读者，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这就说明，评论一篇文学作品，只要真正是从作品所提供的艺术形象出发，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实际出发，总是会得到大致相同的认识的。 文艺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集中反映出作者对典型化过程的理解。这次讨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使我们从大家对彭、尤两个人物形象的分析中，看到了我们对典型化过程理解的某些偏差。 作者的创作冲动，萌发于对他所要描写的人物或事件的强烈感受。我们决心要写《失去了的爱情》，正是基于生活中的彭唤涛和尤浦芳对我们的巨大感召。构思期间，我们逐一鉴别了我们所熟悉的每一个类似的“原型”，力图把他（她）们的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我们当时认为，这就是典型化的过程；结果却使他（她）们失去了鲜明的个性。他（她）们或许比较“高大”，但不完全令人可亲。这就仿佛是一幅贝雕制做的人像，尽管都是选用闪光的贝壳镶嵌而成，却缺乏真人的质感。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即使有一定的生活积累，但如果没有精确的创作思想，也不会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典型来。典型化不等于类型化，更不能浮光掠影式地东拼西凑，而必须从特定的真实的生活原型出发，进行艺术加工。否则，只能写出“这一类”，而不是“这一个”。 另外，我们还体会到，作者固然必须喜爱自己所要描写的人物，否则就不能通过自己的笔把这种爱传达给读者；但这不能是偏爱，这里仍旧需要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这些杰出的艺术大师，就他们个人的同情和偏爱来说，或许更多地是在贵族和保皇党一边，但当他们一旦让这些人物在自己的笔下开始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批判又是最尖刻不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这种宝贵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于我们今天描写英雄人物，同样是值得遵循的。这就是说，必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决不能由于自己的偏爱而把人物过于理想化乃至神化。 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大搞“造神运动”，给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也未能避免这种影响。生活中并没有绝对纯粹的事物。英雄人物也自有他的喜怒哀乐和暇疵之处。文艺创作应当努力揭示英雄人物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于读者来说，他们更想看到的不是英雄人物的行为结果，而是行为的缘由和过程。只有令人信服地写出这一点，才能使英雄人物具有真正的感染力量和教育作用。不然，只能是原则的化身和概念的图解。今天看来，我们对彭。尤两个人物的描写，就有这样的不足。如果说，对尤浦芳还有一些相对方面的聊胜于无的表现，那么，彭唤涛则是太“纯粹”了。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彭唤涛“应该有他份内的弱点”。情节的发展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余地。如他在准备去为方延丹承担“罪责”的时候，在他听到金惠萍与他断绝关系的时候，他都应当具有符合人之常情的种种表现。构思时我们也想到了，但在写时却又回避了。我们出于对他的偏爱，极力想表现他在危难之中的坚强，实则使他此时近乎“土偶木梗”，缺少血肉——偏爱变成了损害。恩格斯在读过明娜·考茨基的小说《旧与新》后写给作者的一封信中指出：“为着公正起见，我应当找出什么缺点来，在这方面，我想起了阿尔诺德。他确实是太完美无疵了。如果他最后从山上跌下来死了的话，那也只有说他太好了，不见容于这个世界，那才合乎文学上的劝善惩恶的原则。但是作者不应当过于钟爱他的主人公，我觉得这一次您竟部分地陷入了这个缺点。爱莎虽然也有几分理想化，却还有一定的个性。但是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却完全消溶到原则里去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6页）恩格斯在将近一百年前讲的这段话，竟也这样切中我们创作中的问题。多么值得我们铭记和深思啊！ 如何确定金惠萍的性格基调，是我们动笔之前长时间犹豫不决的问题。这并不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积累，相反地，却是由于我们所认识的遭遇过金惠萍式悲剧的人物大多，使我们竟一时不知选择哪一个做为“模特儿”更具有典型意义。 林彪、“四人帮”恣行暴虐，大搞人为的“阶级斗争”，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在人们心中投下重重阴影，留下累累伤痕。迟群之流在北大，更是登峰造极。为了揪出所谓各系“学生反动小集团”，他们居然丧心病狂地威逼利诱关系亲密的同学之间互相揭发，并把这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经验在全校大加推广。正是在这种淫成之下，我们周围出现了各种各样“金惠萍”式的人物。她们有的违心就范，忍痛割爱；有的精神失常，胡咬乱供；有的憣然悔悟，“大义灭亲”，甚至不惜充当“眼线”，带人到各系搜捕。面对这样众多的生活原型，我们经过反复的思索和鉴别，选择了现在这个“金惠萍”。我们觉得，只有这个金惠萍，才能更强烈地渲染作品中那部分悲剧的色彩。她必须有很美的个性，有过很美的爱情，而只有美的事物遭到毁灭和摧残，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激发人们对恶势力的仇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她本来就具有一副告密者的灵魂，后来又心安理得地认贼为亲，那么她的性格逻辑的发展，就不会同她所生活的现实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就不会有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同这种必然性在实际上不可实现的矛盾，总之，就不会有足以撼人心灵的悲剧。 金惠萍是纯真善良的。这是她的优点，也是她的弱点。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她的弱点也许终生不会给她带来损害。她会得到幸福，也能给人以幸福，她是具有标准的贤妻良母素质的女性。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社会，是不会毁灭这样的好人的。她的悲剧，主要地不是她个人品质造成的，而是社会造成的。我们正是希望通过这个人物的命运，使人们从正面看取人生，揭露那个时代的阴暗面。 我们始终是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写金惠萍的。我们赞美她的纯洁，同情她的不幸；即使是在写她受到汪子扬的欺骗的时候，也力图表明她这是在真心地向往革命，接受组织的挽救，保持信仰的虔诚。如果人们由此看到了她的善良，那么，这正是我们的本来意图。有的批评者承认“金惠萍是善良的，她应当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同情”，但又指责作者对她“没有表现出最低限度的同情”，这颇有些令人费解。难道金惠萍的“善良”和值得“谅解同情”的形象，不是作者通过具有特定倾向的描写表现出来的吗？用肯定作者提供的艺术形象的方式来否定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艺术处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艺批评的逻辑？我们看不明白！ 我们初学写作，是一名成绩很差的小学生。为了帮助我们迈步，并不断有所长进，广大读者、身边的师友及《鸭绿江》编辑部的同志们付出了许多心血。我们深感能在今天从事文艺创作的幸福。我们不应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认真学习，继续努力，为祖国的文艺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原载《鸭绿江》1979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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