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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戴厚英遇害一周年之际，她的女儿戴醒带领全家回国来为她母亲扫墓。戴醒说，她很想为她母亲出版一套较完备的文集，以资永久的纪念，但她远在美国，无法料理此事，因此，想委托高云和我来编辑文集并联系出版事宜。我们与厚英是几十年相交的老朋友，她的惨死景象永远无法在我们的脑子里抹去，为她做点纪念工作，使她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流传，是义不容辞的。此事得到了厚英家乡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支持，我们商定出版一套8卷本的《戴厚英文集》。 厚英生前曾经出版过不少书：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自传，其中有些在文坛上还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但她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出版的，大陆上没有发行过，如《往事难忘》、《风水轮流》、〈空中的足音〉、《戴厚英随笔集》；有些则尚未结集出版，如许多散文和一部分短篇小说；还有自传下册《做人·作文·我的故事》，则是从她的电脑里调出来的未完成稿，现在都收在这套8卷本文集中。对于大陆上广大的读者来说，这里有将近一半的内容还是新鲜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散文只能出一卷，所以有所删落；她的评论文章大都写于文革以前和文革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都是脑袋还没有长在自己脖子上，而作为别人的写作工具时所写的东西，观点当然是“左”的，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潮所致。这些文章，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具有历史资料的意义，但对于一般读者，则已无阅读价值，所以本文集没有收入。以后如有人编辑出版《戴厚英研究资料》，倒是应该收入她的理论文章的，因为这些文章毕竟反映了她青年时代的思想轨迹。 戴厚英生于1938年3月，安徽颖上县人。在她出生的前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所以她一生下来，就面临着民族的深重灾难。她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在独轮车上“跑反”长大的。 厚英的祖父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因为祖上做过武官，门前立过牌坊，所以他思想上永远背着一个“光荣门第”的包袱，治家亦颇专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戴家的光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他只能靠经营土布为生。到了厚英父亲这一辈，就成为正式的生意人。但经营的也不是什么大生意，而是乡镇上的小杂货铺。 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农村，这样的家境也就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所以作为一个女孩子，厚英还能够上学读书，而且从不缺少学习用品。当然，这与厚英从小聪明也有关系，她的大姐就没有这样的福气。 厚英在上学之前就由祖父教识了许多字，所以一入学，学习成绩就比较突出。而且，她还有一个特点：思维敏捷，口才出众。他父亲常把她带到人前去显耀，让她与大人辩论，每每获胜。她在小学六年级时，获得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背着获奖的蓝布书包，很是引人注目。厚英的中学时代是在解放初期度过的，那时，政府常常要学生配合政治任务展开宣传活动，并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不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大运动要配合宣传，而且反投机倒把、实行婚姻法等政事，也要组织宣传队。这些工作，厚英当然是很积极地投入，她成为一个革命宣传员，秧歌队、腰鼓队、演剧队，都少不了她。她那时演过很多戏：《白毛女》、《赤叶河》、《血泪仇》、《刘胡兰》……，演得有声有色。这些活动虽然耽误了不少读书时间，但也进一步培养了她的口才和工作能力。 厚英少年时代形成的性格特点和才于，对她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她的敏捷思维能力和出众的才华，有助于她取得很大的文学成就，而过于要强的个性和不肯让人的锋利言辞，又使她难以处理好人际关系。 性格即命运。厚英一生坎坷的命运，既取决于时代的风涛，也导源于她自己的性格。这就是她为什么把自己的自传取名为《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的缘故。 1956年，厚英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她经历了阶级斗争风雨的试炼。 厚英是做着作家梦走进大学中文系的，她入学的那一年，正是解放后文化界学术空气最祥和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他的主题报告中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接着，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方针，鼓励文人学者进行鸣放。知识分子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他们卸下了思想改造运动以来背上的思想包袱，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厚英觉得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她和许多同学一样，认真地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向科学进军。听课之余，她天天到图书馆抢位置，面对着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古今中外书籍，更加感到知识的饥渴。她狼吞虎咽地阅读，那一年的确读了不少书。而且阅读兴趣也转变了。从解放初期的爱读解放区作品和苏联文艺，变为沉迷在18-19世纪西欧和俄罗斯的艺术世界中。在这里，她不但领略欧洲风情，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与她原有的倔犟性格相结合，就加强了她的自我主体意识。 然而，好景不常，风云多变。鸣放不久，事情就起了变化，“反右”斗争开始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识界人士，经过多次动员才下定决心参加鸣放，因为他们被号召要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却不料这是一个“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瞬息之间，他们的鸣放就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大块文章来进行揭露、批判，学校、机关则不断地召开辩论会。批判会，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对于报纸上揭露的那些全国性大右派，厚英不甚了解，当然是相信报上所说的。但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她却产生了疑惑。许杰是她们的系主任，而且是知名的进步作家，当时还担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白发苍苍，老成持重，平时深受同学们的爱戴，现在却被指责为编造谎言攻击校党委。开始还有为他辩护的大字报，他自己也表示以人格担保，他所说的都是事实，而党委在公布他的发言时，歪曲了原意；但党委书记却站出来说，他以党性担保，党委绝对没有歪曲许杰的原意，于是批判升温了。一边是系主任，一边是党委书记，一边以人格担保，一边以党性担保，两者之间，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厚英困惑了，许多同学都困惑了。她和两位同学一起写出大字报，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教授在大草坪上进行公开辩论，以明是非。这种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大概就是她大量阅读欧洲文艺作品所受的影响，真可谓“中毒”不浅也，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的东方国情。我们所奉行的，是《红楼梦》中的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辩论云云，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发言的权利，因为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要达到揪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不允许对手有摆出事实进行申辩的余地。既然党委书记出来说话了，许杰的“右派”命运也就无可逃遁。于是厚英这张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面对面辩论的大字报，就把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好在她们的领导没有将厚英向右面推，而是往左面拉，这叫做“争取中间派”吧。被争取的戴厚英，赶快向左转，积极投入斗争。以她言词的锋利，批判起“右派言论”来，当然就显得咄咄逼人了。她因此得了“小钢炮”的称号。这一方面是为了“将功补过”，所以要表现得格外积极些；另一方面，也是她喜欢出人头地的性格使然。 但正当她在学校里端正立场，积极地投入“反右斗争”，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她的后院却出了问题。在安徽老家，她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被动员得参加鸣放了，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的叔父则因所工作的店家失窃，被诬为“监守自盗”，申辩不清，被迫自杀了，——后来虽然抓住了盗贼，但人死不能复生，给家属留下了无可摆脱的悲哀。这两件事，对厚英的打击当然很大。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要末从此消沉，要末以更革命的姿态来表现自己。消沉不适合戴厚英的性格，而且当时愈来愈左的形势也不允许她消沉，因为一消沉就会沉入深渊。形势逼得她只有向左，紧跟。何况，在当时不断地反右派、反右倾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下，青年们都以为只有左的思想才是革命的。 就在这样不停顿地向左转的形势下，厚英度过了她的大学生活。 然而，就在厚英即将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她此后生活道路的事。 1960年2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主题的会员大会。这个会，开了很长时间，到4月13日才宣布闭幕，称之为49天会议。 据当时的传媒报道说，这个会议是为“贯彻上海市委文教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愈益深入”的表现。这就是说，这次49天会议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是1957年那场运动的继续。 如果说，那时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看作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斗争，那么，1960年的批判运动，就是有意把这场斗争引向学术文艺思想领域。会议初期，也是以讨论的方法来“引蛇出洞”，到了一定时候，就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大概是因为有57年的经验教训之故，从一开始，作家们的发言就很谨慎，但还是确定了批判的重点对象，所根据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发言，而是他们原有的论著。而且，批判对象的选择，也采取平均分配办法：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复旦大学——蒋孔阳；华东师大——钱谷融；上海师院——任钧。为了壮大声势，市委宣传部又从三所高校调了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来参加会议，这大概就是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大规模使用的以“小将”来冲击“老将”的办法。戴厚英就是被调来参加作协大会的“小将”之一，而且因为她能言善辩，还被选作重点发言者，安排在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观点，——钱先生在1957年鸣放期间，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 厚英的发言很受领导的赏识，她被作为三名“文艺理论的新生力量”之一，写入大会纪要，登载在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上，立即名扬全国文艺界，她的“小钢炮”的名声也更响了。而且在毕业之前几个月，就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工作，当时从复旦、师大、师院三校各借调两名毕业班学生到作协，6人之中只有戴厚英一个人是非党员。他们毕业之后，当然也就正式分配到那边工作了。这个研究室，后扩展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先生兼任，但老先生不管事，实际上是两位副所长叶以群、孔罗荪领导工作。这个研究所并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它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做文艺哨兵，所以日常工作是阅读当前的文艺书刊，编写文艺动态，在此基础上再写一点文艺评论。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来说，就是：这里是培养战士的，而不是培养院士的。但刚从高校出来的青年与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干部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意识，而缺乏唯命是从的观念；他们始终眷念着学术性强的研究论著，而相对地轻视时效性强的评论文章。他们还为此而受到批评。 这时，由于持续跃进的结果，我国的社会物质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公开的说法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且，尽管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但领导上做起报告来仍旧说是形势大好，愈来愈好。人们耳闻目睹，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自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不敢直说，因为一说出实情，便是反对“三面红旗”（即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厚英从安徽探亲回来，却熬不住把那边虚报产量饿死人的事讲了出来。这当然要受到批评。党支部书记找她谈话，叫她不要乱讲。她回到宿舍却捂着被子大哭，说：“这是真的啊！”她实在弄不清真实情况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好在在物质生活困难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稍为松了一松。所以厚英虽然被认为有思想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而挨整。而且，由于文艺批判的同时放松，这些文艺哨兵们也有机会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了。厚英原来分工阅读戏剧电影方面的报刊，现在她就准备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并且做了许多笔记。 但是，经济形势一有好转，政治运动又开始了，而且照例是大批判开路。这回是先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目的是把阶级斗争的火焰煽得更旺。文艺界当然又是首当其冲。先是批判两部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接着批判“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形象思维论”等等，一路批判下来，一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要进行文艺批判，当然需要打手。于是这批文艺哨兵又被驱上了战场。开始是将写作任务布置到研究所，后来为了便于指挥，干脆调动一批人马，组成市委直接领导的写作班子，名字就叫“上海市委写作组”，因为开始时办公地点放在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这个写作班子下分哲学、历史、文学等好几个小组，人员都是从各个单位调集来的。文学组的人员来自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也曾向复旦中文系调人，复旦说他们自己要组织写作班，不肯放人，道作罢。但历史组的人几乎都是来自复旦。文学组的组长是叶以群，戴厚英就是他从作协带去的。 写批判文章与学术研究有所不同，学术研究是根据原始材料研究出自己的见解来，而写批判文章则需根据上锋的指示行事，执笔者只不过是一种写作工具而已，上面叫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上面定什么调子就吹什么曲子，无独立性可言。那时，厚英在写作班子里颇写了不少文章，有个人写的，有合作写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充当了打手的角色。 这个写作班子后来渐渐地神秘了起来，那是在历史组《罗思鼎》接受了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提供写作材料的任务之后。但这时，厚英已经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了，文学组的组长改由徐景贤担任。 1966年3月，厚英被派遣到北京参加批田汉的写作班子，那时北京还是彭真领导时期。但两个月后，即调回上海，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此就没有再回到写作组去。后来，写作组在徐景贤的带领下起来造反，成立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成为一种权力机构，后又组成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显赫一时，那已与厚英无关的了。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厚英的经历更为曲折。开始时，她响应领导的号召，坚决保卫上海市委，而且还走出机关，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辩论。当时，采取此种态度的人很多，其实也是“反右”运动以来的思维定势使然。后来人们发现，最高领导是支持造反的红卫兵的，于是，除“牛鬼蛇神”而外，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造反派。造反司令部林立，造反司令就像时下的公司经理那么多。作协文学研究所的青年人还算比较谦虚的，他们只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诗词里借来一个名字，叫“火正熊”，戴厚英被推为组长。后来，在联合掌权时，她也因此而忝列领导班子，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的“第四把手”。但不久，却因为参加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处于挨整的地位。——其实，她也只不过是听命于第一把手，到街上去刷了几条标语而已。 这时，厚英真是祸不单行。她在单位里受批判的同时，家庭里的危机也爆发了。厚英和她的丈夫原是中学里的同学，可谓青梅竹马，后来一同到上海读书，一个考进华东师大读中文，一个在同济大学读建筑，毕业之后，厚英留在上海作协工作，男的分到安徽芜湖，那时强调统一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婚之后，特别是有了小孩之后，厚英多次要求调动工作，愿到芜湖去与丈夫团聚，但是不获批准，说是革命工作需要她留在上海，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请父母代为抚养。分隔时间一久，夫妻间感情就疏远了，以致出现了裂痕。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提出离婚要求，厚英无论怎样委曲求全，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只好离婚了事。这对厚英的打击很大。后来又发生了因与闻捷谈恋爱引起的风波，和闻捷的自杀，这使她的精神几近崩溃。 闻捷是著名的诗人，五十年代一曲《吐鲁番情歌》，引得无数青年叫好，厚英对他的诗歌自然也是赞赏的。后来闻捷调到上海，厚英在作协见到过他，无非是读者看作家，谈不上认识，更无交往。她们的认识，是在文革中期，闻捷在隔离审查期间，及至闻捷妻子跳楼自杀，厚英奉命到隔离室告诉闻捷此事，由劝慰而交往，由交往而产生了感情。在厚英，一半是出于对闻捷命运的同情，一半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在闻捷，则既有知遇之感，又有共同的情调的激发，于是他们在下到干校之后，就热烈地相爱起来了。 厚英在这种时候敢于去爱一个还没有审查结论的人，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而闻捷在自己还未“解放”之时，敢于不顾一切地去爱，也很不简单。说他们是诗人气质、浪漫情怀也可，说他们想冲破重压追求自由也可，总之，他们是不顾一切地相爱，公然在许多“五七战士”的眼皮底下共同用餐，一起散步。但是，她们实在爱的不是时候。五七干校原非谈情说爱的场所，而是思想改造的地方，在这里相爱，遭到非难是必然的，何况又是这样两个是非人物呢？于是始则风言风语，终于弄到张春桥发话，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工宣队出面于预，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并对闻捷进行批判。闻捷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愤而自杀了。这对厚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7天7夜，才度过了危机。 然而这一打击，却使厚英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使她对世道人心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这倒有助于她日后的文艺创作。 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为了在上海扩大文艺阵地，又起用了一些知识分子，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她先被派到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后至《摘译》编辑部，接着又被调到电影组，某作家执笔的《苍山志》，她就参与过讨论和审定。然而这样一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她又进了学习班，被要求“说清楚”。在这种场合，粉饰自己者有之、推委责任者有之、加油加醋揭发他人者有之，厚英不想这样做，只想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然而不知何据，主持者硬要指派厚英为“四人帮”上海写作班的骨干分子，厚英说她根本就没有进过这个写作班，于是出现了顶牛状态，长期僵持着，最后只好“不做结论”，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接着，是重新分配工作。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早已于无形中解散，当年的伙伴们都已到别的单位工作，她当然也必须离开作协。开始，她联系了上海戏剧学院，上戏也表示愿意接纳，但有人去一撬，就告吹了。这时，复旦中文系对她表示欢迎，她就进了复旦大学。只是那时她还住在作协，离复旦很远，当复旦在虹口开办分校时，她就转入了复旦分校。后来，复旦分校与别的学校合并为上海大学，她就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教师。 就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闲中，厚英开始了文学创作。 说起来也多少带点偶然因素。厚英本来是准备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她已重新开始阅读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并且学习英语。这时，高云和我打算撰写一篇闻捷诗论，高云写信要厚英提供一些有关闻捷的资料，不久，厚英就寄来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地写了4本练习簿，写她与闻捷相识相恋，以及闻捷被迫自杀的过程，感情十分真挚。——这就是在厚英遇害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据厚英后来在她的自传中说，因为写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动不安，时不时地自个儿流泪，不论在什么场合。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感情需要倾吐，那些练习簿容纳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练习簿寄给女友之后，我继续写起来。”这就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开始，她只是要在纸上倾吐感情，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这才认真地修改起来，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了该社的出版计划。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样，准备付印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因为有人撬，而且弄到有权力者插手，这本书就是不能出版。倔犟的厚英一定要向出版社和出版局讨个说法，而社、局领导却始终无法说出个正当的理由来。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出版社听说此事，却打电报给厚英，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是，此书的纠葛尚未了结，上海文艺出版社听说了这个情况，又表示想出了，厚英不能贸然抽回，但她又不愿拂广东方面的好意，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第二部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当年（1980年）年底，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则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仍少不了中国人惯用的一个“撬”字，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也就罢了。 其实，《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顺利。上海“有关方面”听说广东要出版戴厚英的书，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去加以阻止，好在广东出版局领导和编辑们都很有法制观念，他们认为，戴厚英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还是大学教师，当然有出版自己著作的权利，现在出书的阻力那么大，就应该加快速度把它出版出来。所以这本书从开笔到出书，还不到一年时间，在当时的出版业中可算是高速度的了。 如果说，戴厚英写《诗人之死》，是由于抒发胸中郁积着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现方法还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那么，《人啊，人！》的写作，则是对人生经过认真反思的结果，在思想观点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批判人道主义而宣扬人道主义，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手法。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当时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小说出版以后，一方面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就被某些人抓住了“把柄”，成为新一轮文艺批判的靶子。发动这场批判的当然是上海某些人士，由于气候适宜，很快就推向了外地；不但进行思想批判，批判文章、批判大会、批判班子，应有尽有；而且还采取了行政措施，免去了她教研组长的职务，剥夺了她上课的权利。当时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压垮戴厚英。她认为自己没有错，就是不肯检讨。如果说，以前她是听命于上面的指挥棒，只不过是一架写作工具，那么，现在她要放出自己的眼光，保持独立的个性了。而当她认准了一个道理时，她是决不会回头的。她在她的散文中多次引用苏轼的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既表示了她要冒着风雨行进的决心，也表现出她对前途的憧憬。 毕竟时代不同了，群众也有自己清醒的头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盲从，所以，批判的声势虽然造得很大，但同情她的人却也很多：有本校的师生，有外面的读者；有熟悉的朋友，也有素昧生平的好心人。厚英有一篇散文《风雨情怀》，就是写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写信慰抚她，而当她处境一有好转，就远引而去。这真是伟大的情怀，也可见人心之所向。我们现在就将这个篇名作为戴厚英散文集的书名，表示我们对这种情怀的赞赏。 广东的朋友一直对厚英非常支持。为她出书，给她提供养病之所，还邀请她到汕头大学做客座教授，让她受伤的心灵有一个休憩之所。 有趣的是，这种声势浩大的批判，不但没有把戴厚英批倒批臭，反而扩大了她的影响，使她的名声更大了。短短几年之中，《人啊，人！》就重印10次，总印数不下于百万册；而且被译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韩等许多语种。《诗人之死》也翻译到国外去了。这大概是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罢？ 当然，厚英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批判。重要的，还是她的作品敢于直面人生，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能够启人思考，所以才能与读者心心相印。要不然，那几年被批判的人着实不少，为什么有些人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厚英本来并不打算继续写小说，原计划在写了《诗人之死》之后，就重新从事学术研究。但出书的风波，批判的刺激，迫使她继续把小说写下去。对厚英的大规模批判有两次：第一次开始于《人啊，人！》出书之后的1981年，第二次是在“清污”运动的1983年。以前的确有许多人被批判的棍子打问了，不再发声，但厚英却是愈挨批愈写得多。还在第一次批判高潮中，她就着手写作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三部：《空中的足音》，接着又写了《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前两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从40岁开始写《诗人之死》到58岁遇害，短短18年创作生涯中，她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还有一些未出版的遗稿。她的写作不可谓不勤奋。 戴厚英不是那种玩文学的写手，也不是顾影自怜的煽情者，她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对于人性的呼唤，对于人格尊严的维护。这里所说的人性和人格，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渗透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具体品格。因此，对于人性美的追求，就必然与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谴责联系起来。这种揭露和谴责，决不是在中国人脸上抹黑，而恰恰是作家爱国情怀的表现。正如老作家萧乾在他的悼念文章里所说，戴厚英是一位“爱国的乡土作家”。厚英在国内是一个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但在国外却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决不允许洋人或假洋鬼子对中国的污蔑，也不允许手握某种基金使用权的洋学者来耍弄中国作家。我很欣赏《得罪了，马汉茂！》这篇散文，它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的骨气。 厚英深深热爱着她的家乡，每年寒暑假都往家乡跑，有着割不断的乡情。她关心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关心着故乡人民的生活。她想在故乡办学，提高乡亲的文化水平，为此她还曾草拟过一份《支援乡村教育的计划草案》。1991年，安徽发生巨大水灾，她知道后，坐卧不宁，立即到处呼吁，发动募捐，并亲赴灾区，参加救灾工作。这些，都可见她对这块土地爱得多么深沉。 厚英晚年寻找精神上的依托，先是耽读老庄，继而钻研《圣经》，最后是在佛典中找到了归宿，并且做起居士来了。但她的学佛，并非看破红尘的结果，倒是想进一步悟透人生。因而，她并没有脱离社会，倒是对社会有着更透彻的了解。她还想写很多著作，我相信她一定会比以前写得更加深透。 但是，谁能料到，就在她的思想愈趋成熟的时候，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了。 她是被杀害的。杀害她的凶手是她中学老师的孙子，一个来沪打工，求助于她的乡人。时间是1996年8月25日下午。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她的侄女戴慧。 一个因呼唤人性的觉醒、因鼓吹人道主义而受到批判的作家，却死在一个绝灭人性、惨无人道者的手下，我们的社会应该作何思考呢？ 1998年1月15日 于复旦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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