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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乡赶上了大跃进年代。 队长是一个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几岁，可是在村里辈分很高，疯老头称他兄弟，我和书元就要称他叔了。他没有为难我，只是看见我的时候皱了皱眉头。原来你长得这样！这样能干啥？大炼钢铁？大修水利？要么去食堂吧？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眼睛只看书元。书元说，就去食堂吧！ 乡下也要办食堂了吗？我问。我知道，自今年秋天某地办了一个食堂以后，全国都刮起了大办食堂的热风，宝塔集也正准备着呢！奶奶想不通，说女人女人，就要在家里烧锅做饭，不做饭，干啥？吃饱了等饿？扯老婆舌子翻瞎话？来动员的人说：旧脑筋了，老奶奶，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了，能干的事情很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消灭四害！奶奶还是咂嘴，说男人女人不归家，不是一家人却一个锅里挖勺子，早晚要出事的。也不知宝塔集的食堂到底办不办。 队长长着一对精明的小眼睛，看人的时候喜欢将目光往下射，而且总带着几分嘲讽的味道。他只用这种目光扫了我一下，我便脸红了，我觉得他在说：你是天上掉下来的？连这也不知道？但他没有这样说，而是又将目光射向书元，说：都得办。操他妈，啥事？急得不能行，限时限刻。农民不种地，去砸锅炼铁；女人不做饭，去吃食堂。要那么多的钢干啥，没有粮食能吃钢吗？他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吐口水，不知是由于唾液太多，还是感情的表露。 我说，钢铁是工业化的基础。没有钢铁什么也办不成。 熊！我看是瞎折腾。办，办食堂！队长说。 灶呢？家家的灶都要拆？书元问。 不拆能行吗？要来检查的。说灶土肥田，积肥和大办食堂可以互相促进。我们要留几家灶，其余都拆了吧。队长说。 我当上了烧饭师傅，开始在灶下烧火，后来站在寓口打饭。我打饭认碗不认人，不论是干部还是社员，一律公平对待，社员都说我不错。可是不到一个月，我就被从食堂调开了。上头来人视察，知道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说太危险了，要是她在饭菜里放毒怎么办？队长太缺乏阶级警惕性了。队长又在背后吐了一口唾沫，骂了一句“熊！”，但还是把我撤了下来。不撤不行，他说，他们还要来查的。要是这件事让他给抓住了辫子，其余的事都要被他们抓住了。多少事上我都把他们哄过去了，比方拆村并村，说是为了反对宗法制，一定要把张庄的人搬几家到李庄，李庄的人搬几家到赵庄。弄得乱七八糟，多少人坐在自己房基上哭，房子硬给扒了！我没干，我对他们说，我们队一共十几人家，已经有三户外来人了，我把书元算成两户，你来了，又是一户。他们知道个屁！ 我又被派去放牛，和疯大爷在一起。疯大爷很照顾我，除了叫我帮他铡草，旁的活都不叫我干。所以我凑合着还能干下去。队上人一个个都忙得脚底板不沾地，我和疯大爷算是比较清闲的。有时候，还有说闲话的工夫。我发现，疯大爷肚子里装满了故事，特别是关于捻军的。他叫捻军的头目张乐行为“乐老头”，好像亲得没出五服。我问他书元可不可能是张乐行的后代，他说：扯他的淡！乐老头一家差不多都死绝了，惨哪！同治二年，乐老头率领一千多人马和清朝僧格林沁决战，败了，只领了二十多人跑到老捻子李小四家去避难，谁知道李小四这个孬种已经投降了，跑到朝廷去告密，第二天天不亮，乐老头他们就被抓了，不几天，就被杀了。乐老头被凌迟，凌迟，懂吗？ 我点点头。他还要解释： 大卸八块呀！凌迟之前，还用一根铁钩子从乐老头屁眼儿里捅进去，把他的肠子一古脑儿勾出来……惨哪！造反？造反就落得这个下场。 我想起自己看见过的杀人景象，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乐老头只有一个儿子，死了。他的兄弟张敏行有五个儿子，也都死了，只有第三个儿子张琛留下了一条根——他的儿子张本立。这条根留下来也不容易呀。当时，张琛的老婆侯氏被关在毫州监狱，正怀着身孕，朝廷说，要是生个女孩，就只杀侯氏，放婴儿一条生路，要是生个男孩，就和他娘一起处死。毫州有个姓段的大户，和乐老头不错，便去买通看管侯氏的狱吏，对他说，要是侯氏生了男孩，你把他抱给我，我有重谢；要是你报了官，让张氏断了根，看我怎么治你。结果那狱吏帮了忙。听老辈人说，侯氏分娩那天，段大户到狱中去领那男孩，他把血糊流拉的小孩托在手里——他故意不洗，一路走，一路叫，看，女孩，女孩！一来那孩子太脏，没人愿意细看，二来段大户用大拇指按住了孩子的小鸟儿，就混过去了。等到官府害怕上当，想到再查的时候，小孩子已经送走，那段大户也自尽了。他怕官府报复呀！张本立在别人家里养活到十几岁，才知道自己的家世，归回张老家。后来他为自己屈死的先人下葬，多少顶棺材呀，可怜里面全是空的，尸首早烂了！惨呀！造反就落得这个下场！ 这样说，书元不可能是张乐行的后代。我说。 那敢情。不过那时姓张的人多，大都跟乐老头造了反，以后七零八落，谁知道谁跑到哪里去了？疯大爷说。 疯大爷的故事，激起了我研究捻军的兴趣。但是现在，当然谈不上什么研究，我唯一的任务是劳动改造。 一天，我刚刚和疯大爷一起清除了牛栏，满腿的牛粪，浑身的草，两个小辫子也散了。找不到头绳，也找不到橡皮筋，我便拾起两根稻草把辫子扎上了。正想到沟边去洗洗手脸，有人在背后叫住了我。天呀，高凡来了！ 我把脚往地皮里蹭，手朝身后边背。一个姑娘在这种情况下会见情人，谁能说出是什么滋味？眼泪在我眼圈里转，我拼命忍住，不让它掉下来。 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就来了？我问他。 打招呼怕你不见我。这些时候，你信里都写些什么呀？我还是那句话，你就是当了右派分子，还是我的好朋友。我毕业了，已经分配，我要求到云南边区去。我想跟你结婚，然后把你带到云南去。他说。 我不知所措。我还没有想到过结婚的可能。只有在夜深人静，睡在那松软的草铺上，听着外间两个男人的鼾声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这种事上来，但也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罢了。队长说，可以给我另外盖间屋，我不肯，觉得住在书元家安全。队上有个讨不起老婆的人，常常往人家妇女家里钻，人家的丈夫在家的时候他也去。被人抓住了，便给他一顿打，打得可怜，叫他叫爹便叫爹，叫他装驴叫便装驴叫。可是脸上的青块未消，他的毛病又犯了。队长拉着他的耳朵，笑着骂他：×你奶奶，你还能学成个人样吗？他叫队长叔，说：叔！你不能这样骂我，骂我妈吧！你不知道没女人的苦，问问书元就知道了。耳朵都快给揪下来了，他还嘻嘻地笑，好像那些拳头是给他抓痒的，那些唾沫是给他洗脸的。书元从来不让他进我们家门。书元像我的一尊保护神。有时，听到书元的鼾声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要是我没有高凡，会不会嫁给这个人？ 我决定请几天假和高凡一起回宝塔集。就是结婚，也得从宝塔集打证明才能去登记。因为我户口没有迁到乡下来，我算下放劳动改造，也算集上支援农业大跃进下来的。队长不大情愿放我走，但看见高凡站在我身边，只好摆摆手：去吧，去吧！快去快回。缺劳力呢！马上又要大修水利了。所有的劳力都要去。×他妈，人又不是铁打的。 我到沟边洗洗手脸，就跟高凡走了。我多么想像在学校里那样，亲热地挽起他的手臂。可是我不敢，我自惭形秽。他的穿着虽然朴素，但是整整洁洁，一副城市大学生的派头。我离他有两步远，让人家摸不透我俩的关系。他叫我靠近，我说不。他明白了我，便不再叫，默默地自己朝前走。 我忘记和书元、疯大伯告别了。 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一听说我要结婚，一个个喜出望外，好像我是多年卖不出去的货物，突然有了买主。一家人像接天神一样接待了高凡，可惜只能飨他以好话和笑脸，拿不出一点好吃的东西。镇上办起了几个公共食堂，每天两顿，完全一样的饭食，又不够吃。晚上，大家都饿得肚子咕咕叫，说话也没劲儿。妈觉得应该给未过门的女婿弄点吃的，可是家里再也没有了米面，能弄出什么来？第二天，妈想出了办法，在街上买几个红芋，煮了一碗红芋汤给他。他连红芋带汤全吃了下去。妈问他好吃不好吃，他说好吃好吃。问他夜里还会不会饿，他说不会不会。谁知睡到二更天的时候，听到他和爸爸在他们睡的屋里造起反来。原来他吃坏了肚子，要泻。我要起来看看，妈说，你装不知道，一个姑娘家，我起来看看就行了。妈起来了。奶奶爷爷也起来了。 院子里没有厕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瞎灯灭火的，深秋的夜很凉。妈拿了一只马桶给他，他说不习惯不习惯。爸爸说就蹲在院子里那个池子里吧！妈说不行，要是让人家知道了，要说我们破坏沼气化。奶奶说，怕啥？沼气沼气，家家院里挖个大坑，也没见一家出了沼气。填也不敢填，用也不能用，只能当粪坑，就往里拉屎！高凡已经憋得双脚跳了。我终于忍不住在屋里大叫起来：领他上厕所吧，别拉到裤子里了！一家人都笑起来。父亲拉着他往厕所跑去。 他成了病人了。妈说是饿坏的，要买只野兔子什么的补补。我说算了吧，越补越坏，反正他个子高，饿几天也矮不了。奶奶说，这过的是啥日子！跃进跃进，孙子女婿第一次上门饭也吃不饱！ 我们和家里人商定，马上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只是我先不跟他到云南，等他到那里站住脚跟，熟悉了情况再说。 奶奶要陪我去街道开结婚登记介绍信，我不要她陪，自己和高凡一起去。街道的一帮人把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又打量，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其实，我一直叫她们婶子大娘的。她们不先问我，而是先问他：你是哪里的？他拿出了身份证明。知道了他是大学毕业生，婶子大娘立即显示出关切：你知道她的身份吗？他点头：知道。我们早就恋爱了。婶子大娘们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早到什么时候？她已经给学校开除很久了，你们怎么联络呀？他容忍地笑笑：写信，写信呀！干部们互相望望：不见面也能恋爱？真是大学生，和俺这里的人不一样。我的脸红了，想起以往集上人对别的男女的议论。恋爱总与秽闻联系在一起，我和他的这种恋爱自然应该怀疑。连我自己都怀疑。我们同校不同系，他学的是哲学，又高我两级。偶然在校运动会上相识，接触的时间实在不多，我能够给予他的，也太少太少。然而他说，他喜欢这样的爱。 答应开介绍信。我松了一口气。可是看了那介绍信之后，我的心又凉了。证明是：兹证明我街道右派分子李翠与××大学高凡同志前往××公社进行结婚登记。我把介绍信递给他，他朝婶子大娘们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拍拍我的肩膀：走吧！ 我家里人一看介绍信，都拉长了脸。这是为啥，非写明右派分子不可？公社看了这样的介绍信还会给登记吗？奶奶拄起拐棍，说：我去找他们；没有得罪过他们，为啥要这样使坏？右派分子咋的？右派分子就不该结婚了？他们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知道男的女的要配对？妈说：有理跟他们讲吗？没看他们是啥货。两口子一个澡盆里洗澡，当人不知道？爷爷说：好了好了，你们的嘴就是臭水沟，什么脏话都能说出来，当着小孩子的面。 脏话？你妈养你脏不脏？嫌脏，不打你妈嘴里蹦出来！奶奶说。 爸爸说：嘿，妈！还是商量商量咋办吧。不如到高凡家里去登记，人家那里开介绍信，只要证明高凡的身份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呢？ 妈说：要么，叫她大姊夫去打个招呼？ 爸爸说：她大姊夫管啥用？隔州隔府的，人家小高是山东人。再说，周纯一现在忙着抓钢铁，哪会管这种事。 奶奶说：算了！不登记就不能结婚了？我们祖祖辈辈结婚不登记，不是也生儿育女、白头偕老了？出什么故事？登记！ 爷爷说：我也这么想。小高，就把翠儿带到你家去吧，政府给登记呢，就登个记，不给登记她也是你家的人了。 只能这样了。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也没有什么力量准备。奶奶和妈妈翻箱倒柜，也找不到多少可以给我陪嫁的东西。奶奶找出了两串玛瑙珠子，说是我小时候戴过的，将来可以传给小的。妈找出了两块布料，给我赶制了一套裤褂。爸爸从店子借了一百元钱给我。自然不通知任何亲友，只抽空到小群家去了一下。小群说她马上也要结婚了。现在，她已经不觉得永继划右派是好事了，说工资减得多呀，只剩下十八元。小群还对我讲了玉儿的一点情况，说玉儿认为她的叔叔自杀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气得她婶子哭了一场。她妈说她书越念人越糊涂了。听说开春要跟她对象一起来家呢！你知道她有对象吗？不知道，我说。其实我知道，只是不想说，我觉得，玉儿对我已经十分陌生了。 高凡家也在农村，并不富裕。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在大跃进。还是先进文明的典型呢！ 大跃进的民歌贴满墙。正对村口的路口，竖起了一块块映壁墙，墙上贴着一九五八年×年×月、日报的社论的摘录，用毛笔抄的，工工整整，好像刚刚贴上去不久。一问，果然，过几天上头有人来视察。这么多日月，我已不看报了，几乎不知道自己村子以外发生了什么事。读了这篇社论的摘录才明白：文化革命开始了！ “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在过 去，剥削制度硬生生地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割裂开来。 剥削阶级剥夺了劳动人民学文化的权利，反过来却卑视 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说成‘愚昧无知’。他们故作玄虚， 把文化知识神秘化，使人们误认为文化是高不可攀的东 西。但是，即使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仍然对人 类文化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历代的发明家，大多数 出身于知识不高的劳动人民。士。果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 知识，理论和生产实践得到密切结合，那么科学技术和整 个文化的发展无疑要迅速多少倍。在文化的堡垒面前， 劳动人民的任何自卑心理和迷信观念都是没有根据的。 打碎剥削阶级用来吓唬群众的一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 动员群众向文化革命的伟大目标进军的重要前提。” 高凡的父母见我们回来都很高兴，说过几天上面来视察，要家家户户都交五首民歌呢，到时候还要赛歌。他们两口和高凡的弟弟妹妹都是一字不识，哪里会写，正愁着呢！ 我和高凡推来推去，都不肯写。我说我是学历史的，高凡说他是学哲学的。高凡的父亲说：学啥的不一样，识字就会写，反正不过是吹哩。唱啥：公社社员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又不是老虎，吼啥咧。不过是个比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是比方。我想一亩地打一万斤麦，行吗？还有什么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冻，不怕饿，只怕红旗褪颜色。也都是吹。 我说，你刚才念的就很好，我给你记下来。 他说：这都是上头的干部教的，给我们作作样子的。我哪会写。 好吧，让我想想。我说。刚上门的媳妇不能不露一手，而且，高凡还隐瞒着我的政治身分呢，只说我也在上大学。我不能露馅。高凡妈说：忙啥，先歇歇。今天是你们的喜期，家里穷，日子又定得急，地里又忙，啥也不准备了，床上的被子和床单都是借的，半新不旧的，凑合着用吧！又特地交待我：乡下闹新房厉害着呢，你可要有耐心，不能拿大学生的架子。不论人家咋闹，都不许恼。 我说，别闹了，不合适，因为我是…… 高凡连忙拉拉我的袖子：你是啥，你是新娘子！要闹就闹吧，乡邻乡亲的，不怕。说完，他又偷偷捏捏我的手，我明白他的意思，便不再说话。但心里有点难受。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入洞房的时候。新房里贴了几张红纸剪的窗花，点了一盏豆油灯。来了十来个年轻人，有的叫我嫂子，有的叫我婶，也有的叫我侄媳妇。开始，他们对我感到陌生，不敢大闹，只叫我给他们点烟，我刚擦着火柴送到他们跟前，他们就一口气把火吹灭。我再划，他们再吹，总吹灭了十几根。我一直笑嘻嘻的，他们说我好脾气，胆子大了，就不分轻重地开起玩笑来了。我不习惯，想变脸，高凡马上转舵，说我泄露一个秘密，李翠的嗓子非常好，叫她唱个歌好不好？我唱了一段《社会主义好》。 因为明天还要“跃进”，没有闹多久，人们就走散了。高凡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也都退了出去，要我们早点吹灯睡觉。高凡果然马上就把灯吹灭了。忽听得门外一阵嗤嗤的笑声，有人大声说：高凡，这么急啊！新娘子看不见脱衣服啊！我正在脱鞋，吓得鞋扣也解不开了。高凡把我揽到怀里，小声说：别怕，这些人没坏心，吓唬吓唬咱们就走了，咱们别说话就是了…… 我在高凡家做了三天新娘子，高凡要去报到，我也要回乡下劳动去了。 回到书元和疯大爷那里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变得更好看了。我说，这都是大跃进带来的好处。 红芋要扒了，黄豆要割了，棉花要摘了。 所有的庄稼都长得非常好，好得使我不得不自认是妖孽，就因为治服了我们这些右派妖孽，才风调雨顺的啊！ 然而缺人。我们要办的事情太多，钢铁、粮食、水利化、沼气化、文化革命、民歌运动。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一下子要办这么多又这么大的事，只知道共产主义快要到了。 共产主义是天堂吔，鼓足干劲朝前闯喂。男的个个是武二郎哟，女的个个是穆桂英哎！老人要作黄忠将哟，小伙子要学小罗成哟—喂—哟—喂—喂—噢—— 这歌儿唱起来确实带劲。连我都一个人偷偷地哼哼，盼望着快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我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自然也要进历史博物馆了。 可是到哪里去学分身法？队长看着满地待收的庄稼，骂人骂得更凶。×他娘！谁没淌过汗谁不心痛。这熟透的庄稼能丢在地里不管去上河工？明年吃啥？不行，连夜收！收！收多少是多少，只要保住明年不挨饿。 我们都豁出性命来了。粮食收了上来，真正是跃进，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是等到要交的公粮数一下来，大家的心都凉了。把全部的粮食交上去还不够。为啥？难道我们的产量在全国全省全县全公社全大队算最低的？ ×你娘！报产量的时候，一个个都像上战场一样，都想抢头功。亩产一万斤！牛皮吹上天了！不吹还不行。不吹就是右倾，就叫你检讨，插你的白旗。我成了白旗，公社主任差不多要打我耳光了。报了一千斤，还算少？已经是瞎吹，我耳朵根子都发烧。×妈的小郝庄队长，最后一个报产量，抢了头名，亩产两千二百斤，厨也感不出来！还批判我，说我一贯目无领导。好吧，我看你拿啥交公粮！你交一千斤，我交一千斤，你交两千斤，我交两千斤，我不信你挖到了聚宝盆。明天到小郝庄参观，我倒要看是真是假。 从小郝庄参观回来，队长傻了。他到书元家里，和书元、疯大伯说了半天悄悄话。×他妈哟！他们的粮食艹穴子真大，哪来那么多的粮食呀？他们队的地和我们队的地紧挨着，地里的庄稼啥样，我看得一清二白，那样的庄稼能比我们强？ 疯大爷摇头：怕是有假。 书元说：这还能作假？粮食就是粮食，还能装上土？ 队长把大腿一拍：×他娘！明天我去试试。 疯大爷叫他别惹事。他挤挤眼：我有办法。 第二天，队长和书元到小郝庄去了，书元扛了一根很长很长的铁棍。队长找到小郝庄的队长，说：昨天参观，受到很大教育，今天特地来向你学习。郝队长脸上闪闪发光，批评我们的队长说，你们也太保守了。你没看报上登的，人家的稻长得多好，小孩子可以站在稻秆上耍跟头。我们的队长说，是，看见了报上的照片。我们的稻种得不好，本来就不会种么。我们的稻秆子还是像草一样，软的，别说站上小孩子了，癞蛤蟆跳上去也要摔下来的。书元说，我咋就不信呢？除非稻秧子下面埋了块石头，小孩子站在石头上。我们的队长说：你的脑子比我还保守。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把几亩地的稻秧拔到一块地里，再用铁丝捆在一起，站个小孩也许就掉不下去。郝队长说：你们不相信报纸上的宣传？我们的队长说：我的儿！毛主席都相信的事，我还敢不信吗？毛主席也是农村出身，种庄稼的事比俺懂，他讲行，准行。俺做不到，只能怪俺没能耐。 对了，小郝庄的队长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么。 我们的队长说，可不是！我生来胆小。不敢吹牛，怕吹破了不好补。看见郝队长面露不快之色，他马上又说： 老郝，别误会！我们今天诚心诚意向你们学习。我回到队里跟社员夸你们粮食艹穴子大，社员都不信，说除非艹穴子底下垫上土。我跟他们争，他们还跟我打赌，说让书元代表他们来看看，真有那么多粮食，他们情愿扎起脖子喝西北风，把粮食全部交公粮。我有啥法？谁讲过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谁讲过的？这你也不知道？上头来人讲的吗！他是这样讲的：你对那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那个问题的发言权。郝队长洋洋得意。 我们的队长用力地拍一下郝队长的肩膀：乖乖！你的记性真好，怪不得成了先进。走，到你们仓库里调查调查去！ 你不是已经看过了？郝队长说。 书元说：我没看过。 郝队长被哄得团团转，便把我们的队长和书元带到了仓库里。 书元真被粮食艹穴子吓了一大跳，忍不住哎哟地直叫。我们的队长说：书元，爬上去看看，回去对那些死脑瓜讲，你费了多大劲才爬上去的。书元搬了个梯子，就爬了上去，在艹穴子顶上像小孩似的来回走动。 来，书元！插进去试试！我们的队长把铁棍递了上去。 郝队长急了：这是干什么？我们的队长笑笑：没事儿！ 书元把铁棍用力插进粮食里去又用力拔出来，铁棍上带了土。他索性丢掉铁棍，把手伸进粮食里去，粮食只有尺把厚，下面全是土。 郝队长的脸黄了，抓住我们队长的胳膊：你，你这是干什么？他结巴了。 我们队长摆掉郝队长的手，叫书元下来。书元下来，拍拍手上的灰，又用衣襟擦掉棍上的土，跟着队长往外走。 不能走！郝队长拽住了书元。 我们回队上宣传。我们的队长说。 张，张，张队长，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郝队长说。 哪里话！我们向你学习。我们的队长说。 你要把我往火坑里推？郝队长说。 放心吧老郝！我不是不顾人家死活的人。这件事，你我心里有数就是了。 郝队长要留书元和我们的队长喝酒。我们的队长怎么也不肯，说大跃进的年头，不能耽误时间，拉起书元就回队了。 队长心里有了底，就指挥社员把应交的公粮交出去，其余的粮食分散藏起来。他告诉我们，对外面，大家要异口同声，说队里的粮食全上交了，谁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就扣他的口粮！社员们当然没话说。 队长又来到书元家里，叫书元把两间破屋子翻盖翻盖，他说，多了一个翠儿，应该多间屋。疯大伯说没钱，队长说队上给补助。书元很高兴。队长找了几个人，开夜工为我们盖房，谁也不知道他打的是啥主意。等砌墙的时候，才明白了，他要砌夹墙藏粮食。他说，我活到这么大没做过昧心的事，这是头一回。要不这样干，饿死人谁负责？ 我想起书元和疯大伯跟我讲过的满清时的故事，便问队长：为啥不向上反映？清朝末期，为啥有农民起义？就因为官员们不报灾情，谎报丰收，把农民的口粮都刮完了。 队长正色道：我对你说，翠儿！这种话可不是你这种人说得的。当上了右派还不学乖吗？ 我脸一红，躲到了别处去。 书元说队长：翠儿不过是随便提提过去的故事，没别的意思，怕啥？ 队长说：怕啥？我不过是提个醒儿。什么右派左派的，×他妈，谁对老百姓好谁就是好人。翠儿，你别怪我。 我说，我知道你是好心，怪啥？ 这一年寒假，玉儿从上海回了家。她写信给父母，先要到乡下去看看男朋友的家，所以要晚两天回来。她妈对人说：玉儿自己相亲去了！好像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玉儿的男朋友我认识，他们从初中开始就书来信往，闹得满城风雨了。那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就坐在我和玉儿后面一排课桌上。一天到晚用一双眼盯着玉儿的后脑勺，玉儿时不时地装作脖子痒痒，把脸转到后面去，对他笑。我心里明白，她的脖子不痒，头皮才痒呢！因为不会料理生活，我们的头上都生了虱子。我常常不顾体面，哪里感到虱子的活动，就把手指伸向哪里，抓住了就在头皮上把它捺死，或者从头发里拿出来把它掐死。玉儿却忍着，忍到回宿舍的时候让我给她捉。 中学生不许恋爱，所以玉儿从来不跟我提起那个小男孩。但是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我：听说他受了班主任的批评，为啥呀？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了她。为啥？为着男生们下流，不学好，手淫。玉儿不懂啥叫手淫，我也不懂，但是我知道，有个淫字总不好。那为啥批评他一个人？玉儿又问。为啥？因为他说他想讨老婆，还说要讨你。玉儿哭起来，说要找他算账，但也只是说说罢了，她不但没跟他算过账，上课扭脖子的次数反而更多了。初中毕业的时候，玉儿收到他一封信，兴奋得不得了，偷偷地告诉了我。到了高中，我们又是同一学校同一班级，玉儿开始变得鬼鬼祟祟。直到大学，他们的关系才公开起来，玉儿沉醉在爱河里。我觉得那个漂亮的男孩不可爱，玉儿说我可能是嫉妒。 玉儿从男友家里回到宝塔集的时候，已经快过年了。她要弟弟舍儿约我和小群到她家里去，想叙叙。我和小群约好了一起去。 你们问问玉儿，到老婆婆家吃了什么好东西？玉儿妈笑着对我们说。 吃了六天的胡萝卜！早上煮胡萝卜丁儿，叫稀饭，中午吃整条胡萝卜，叫干饭，晚上又是胡萝卜汤了。最后一天，他妈到小集子上买了一碗豆腐汤，我不好意思吃，给他爸吃了。玉儿的语气里充满了骄傲。 吃得惯吗？我问。 吃得惯！只是他们问我，这两年我们的庄稼长得不错，粮食都到哪里去了，我就说不清。我想，大概都支援国家，让我们这些大学生吃掉了。前一阵，我们吃饭不要粮票，大家放开肚皮吃，有的同学撑得衣服扣子都崩掉了。早知道这样，我们也不会那么吃了。玉儿说。 玉儿，这么下去会怎么样呢？小群问。 玉儿摇摇头：说不清。不说这些吧！翠儿，我给你带回了很多学习材料，怕你在乡下看不到。 玉儿把一叠小册子交给我，都是社论和经验总结什么的。我漫不经心地翻着，翻到了一篇“除四害”的社论，写得很有趣： “男女老少齐动员，干部和群众干劲十足，信心百倍， 向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大进军，并且决定提前在两年。 或者三年、或者四年、或者五年、或者八年内实现‘四 无’。” “我国历史上人们虽然也不断地向自然界进行斗争， 却从来没有一次主动地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毒害人民的 害虫、害兽、害鸟发动进攻，总是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 即使在自称为‘文明之邦’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迄今也 没有哪个国家能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消灭掉。因为 除四害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我们的粮食大概都让麻雀和老鼠吃掉了。我说。 玉儿说，可能。除四害真有劲。我们每天都站在房顶上敲瓷盆撵麻雀，蹲在田地里挖老鼠洞，还到处掏阴沟，消灭蚊蝇孳生地。 上大学就干这个？小群很奇怪地问。 不！我们干的事可多了！前不久，我们进行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红透专深，必须参加体力劳动，所以我们要求一年四个月下乡劳动。教授们想不通，我们和他们辩论，直辩到他们同意我们。玉儿说。 啊？我和小群都只有惊异和感叹的份儿。 没想到正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爸爸成了右派。玉儿说。她把这事向团支部汇报，大家为她感到惋惜，告诉她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个人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我和小群点着头，你看我，我看你，各自想着自己的选择。 我向党交心，批判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可是叔叔又在这时自杀了！玉儿说。她正在农村参加深耕土地，正在唱着跃进的山歌举着撅头。农业大跃进哎！土地大翻身哎！深耕夺高产哪，粮食翻一番哪！用力拉哇！快深挖哇！中国人民干劲大哇！不怕苦哇，不怕累哇，赶上英国不费力哇！可是，唱着干着，她就走了神，会想到叔叔是就地软埋在沟边的，不知埋得深不深…… 啼……我和小群陪玉儿红了眼圈。 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了，玉儿说。她总忘不了叔叔的种种可爱之处。她上大学时带去的唯一的皮箱就是叔叔送的。叔叔常常跟她一起踢毽子，输了还赖账。他喜欢让侄女们刮他的鼻子，说自己的鼻子太大了，看能不能刮小点。他鼓励侄女好好读书，做社会主义的女秀才。 想不到他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玉儿说，流着泪。 我们也流了泪。 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了。玉儿擦着眼泪说。团支部又帮助了她，要她相信，人民政府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即使钱不是他偷的，他的自杀也是错误的，是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表现。 我和小群只是点头或摇头。玉儿妈却插嘴：嚼他娘的舌头。 我们坐在院子里叙话，正对着顾远山老头紧闭着的房门。在我们谈话期间，看见老头儿把门打开了三次，探头看看我们，又把门关上。现在，他又探头往外看，他一手推着门，一手插在棉袍的衣衩里，目光冷冷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门又关上了。玉儿小声地对我们说，她越来越讨厌爷爷了，她舍不得多吃饭，说自己的胃口小，吃不下，爷爷却说她在上海油水吃多了，要清清肠子。 小群和永继在这一年春节结婚。 大跃进的年月，当然不摆喜酒了，而且又拿什么摆？小群和永继商量，叫几个至亲好友，吃一顿圆子就算了。 圆子本应是糯米粉做的，可是现在只能是秫秫面掺红芋叶子捏的了，而且一个人只有一碗。玉儿端起碗看看小群和永继，眼泪汪汪的。永继妈问：在上海蹲惯了，吃不下这东西吧？玉儿摇摇头，索性让眼泪滴到碗里。永继妈说：玉儿，你是为俺们难过吧？别难过，大家都这样，团团圆圆就好了。 永继奶奶的眼已经瞎了，身子倒还硬实。她不肯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说灶门口暖和。听到媳妇说团圆二字，她也插进来说：团圆？真团圆就好了。他爷爷和二叔都不在家，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永继是他爷爷的命根子，要是他在家，说啥也不会让孙子的喜事就这样办了，连闹新房的人都没有，几个毛人儿对一盏油灯闲磕牙，哪有一星儿喜庆的味儿？ 永继把饭碗往桌上一顿：还提他们！不是他们我也不会当右派。 永继奶奶说：是你自己要当的，你是为了娶小群。 永继妈妈反驳婆婆：谁想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永继当右派也是没办法。 小群央求道：别说了，奶奶，妈，高高兴兴不好吗？ 大家一起静了下来，谁也不说话，只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喝汤的声音。一个个人影子在墙上一晃一晃的。永继妈往灯里兑了点煤油，灯亮了一些，影子也黑了一些。 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叫一声大嫂。我们一起放下筷子，说，讨饭的怎么在晚上来？永继奶奶说：开门，不是讨饭的，是他二叔回来了！永继说：别见鬼了！可是门外又叫了一声大嫂。永继妈说：像他，便把门打开了。 进来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衣衫褴褛的男人。还没让我们看清脸，就在永继奶奶面前跪下了。 果然是蓝虎。算起来他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可是看上去却像五十岁的人了。 永继妈把蓝虎拉起来，问他为什么回来了，又这么巧赶上永继的婚事。他说他已刑满释放，留在青海了，给人补鞋，回来探亲，也来接他妈和老婆孩子。说那里人少，好混事儿。 你老子呢？永继奶奶问。 病死了。蓝虎说。 永继奶奶哭起来：老砍头的！小砍头的！我早说过你们一个个不得好死！吃喝嫖赌，一个胜似一个。死了好，死了干净。你咋不死？你个杀千刀的！你也死了才解我的恨，一家人都叫你们闹散了。要不是还有个永继，蓝家就绝后了。接我？我不去！我不是你娘，也不是你老子的老婆，找你自己的老婆孩子去吧！ 蓝虎问嫂子：永继婶子娘儿俩还住后院？ 永继妈说：你没见她？她走了几年了。她说要先去看你的。 蓝虎吃惊地看着嫂子，又轮流地把我们看了一遍，眼珠子死鱼似地瞪着，灰蒙蒙的，叫人害怕。看完我们，他把脸一捂，呜呜地哭起来了。 永继奶奶又骂：小砍头的！早知道老婆孩子金贵就好了！ 永继说：奶奶！够了！够了！你老人家歇歇吧！二叔才到家，你想骂死他吗？刚才还念叨他，现在怎么这个样子？ 瞎奶奶听了孙子的话，又大哭起来，抱住蓝虎一声心肝一声乖乖地叫。 喜事闹得像丧事似的。我和玉儿告辞了。 蓝虎回来的事，第二天就在集上传开了。但是除了我和玉儿，谁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他当天夜里就走了，找老婆孩子去了。有人说，他是买了一只猴子到南乡去的，一边耍猴戏，一边找老婆孩子；又有人说，他买的是长虫，耍长虫危险，容易招人看，他可以在看热闹的人当中发现自己要找的人。试想，他老婆看见一条长虫缠在他脖子上，还有不心疼的？非哭着和他相认不可。只是，她现在的男人孩子又怎么办呢？ 没有确实的消息。反正从那以后许多许多年，蓝虎就没有回来过。他的瞎眼妈妈天天拄着拐棍摸到河沿，等着儿子回来，有时还叫魂似的叫几声虎儿虎儿，也没有结果。 不久，集上出了更重要的事，人们也就把蓝虎忘了。 干部要下放劳动，“投入体力劳动——共产主义的大熔炉”。宝塔集上有几个可以算得上干部的人？又有几个不参加体力劳动的？可是全国一盘棋，总不能让共产主义的熔炉空着，于是轮上了受干部领导的平民百姓。 顾远山一家在这个小镇上离开体力劳动最远，自然跑不掉。顾维舜是镇子上头号右派，要留在集上接受监督改造；顾维尧夫妻则必须下放了。顾维尧也无话说。还算好，把他们下放到离宝塔集二十里路的二十里铺去，合作商店在那里开设一个“下伸店”，顾维尧便是“下伸店”的唯一店员。 蓝永继一家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们是连根拔了。瞎奶奶又哭又闹，用拐棍在地上乱捣，说死也死在宝塔集，可是她离死还有一段路，死之前，她还是应该到熔炉里去。永继被她闹得没办法，要把她送到青海找蓝虎去。瞎奶奶害怕了，蓝虎的尸骨还不知抛在哪里了呢，青海肯定比熔炉更难熬，也便不再闹。 那一次宝塔集究竟往熔炉里投进了多少最宝贵的——人，没有个确切的统计。最近，各地都在编写地方志，宝塔集也编写了一本，我想去查查数字，没有。 我家没有一个下放的（我当然例外），这全靠我的姊夫周纯一。他大办钢铁有功，要升到地区去抓工业了。女婿掌管着那么多熔炉，还能把丈人、丈母往熔炉里推？ 顾维尧一家搬家的时候，顾家的亲友们又聚会了一次，姨奶奶也来了，还出人意料地带来了二呆。想不到二呆现在变得如此丑陋，不但腿瘸了，脸也显出一副呆相，见了人就嘻嘻地笑，说起话来流里流气，见了女人更像猫儿闻到了腥味。 玉儿妈说，怪不得现在人倒霉，妖魔鬼怪一个个都从地缝里钻出来了。前些天神神鬼鬼地来了个蓝虎，这时候又冒出个二呆来！ 这些年二呆在哪里转游，像蓝虎眼下的行踪一样，是一个谜。据他自己说，他在南乡安了家，女人如花似玉，不幸生孩子的时候死了。现在又有多少人给他提亲，多少个大闺女小媳妇盯着他，可是他死活不肯了，一来呢，想他妈，虽说不是亲的，待他总不薄；二来呢，那里的女人虽然俊，还是不如家乡的女人好。 玉儿妈说啥也不相信，只吐唾沫：现在真是时兴吹牛了，癞蛤蟆也不怕吹破了肚皮！天下的男人就是死净了，也没有女人会看上你二呆。 二呆用手抹抹脸，还把手凑在鼻子上闻闻，说二嫂子的唾沫是臭的。 玉儿妈似真似假，一个巴掌扇过去，二呆痛得嗷嗷叫。玉儿妈还要打，被姨奶奶挡住了。姨奶奶说：他小，不知道轻重，你就让让他。这回带他来，是为了送送他大哥大嫂，顾家三兄弟搬出去两家了，宝塔集上只剩下一门姓顾的。可怜俺们也只有你们这门亲。大嫂二嫂三嫂，你们也给二呆操个心，看看有合适的，就给他提一门亲，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是往三十岁上数的人了。 玉儿妈说：等街上的大闺女的眼都瞎了再说吧！ 二呆说：二嫂子，你看我跟三嫂子合适不合适？ 玉儿妈恼了，骂了起来：到底是你娘的野种，不懂得个道理！三嫂子是你欺负得的人吗？寡妇孤儿的，够可怜的了！不是看在姨奶奶的面上，我马上叫你给我滚！ 二呆吓得不敢还嘴，悻悻地跑到一边去了。 玉儿妈又说姨奶奶：你也是几辈子没见过儿子！他在外面跑了这么多年，你知道他干了些啥？不是混不下去了，他会记得你这个妈？你倒收留了他。这日子一天难似一天，你能养活他？ 姨奶奶擦了擦眼角：没爹没娘的孩子，我不疼他谁疼他？再说我也没儿没女，老了又靠谁？ 玉儿妈叹口气：这样的孬孩子，哪能靠得住。话又说回来，没儿没女也苦，像老大两口子，出了宝塔集，也没个亲人了。二呆没说书元在哪里？ 姨奶奶摇摇头：他说不知道。他说他当年不是和书元一起跑的，他是出去玩的时候迷了路。 玉儿妈又吐唾沫：净说鬼话！ 我始终信守对书元所下的保证，不把他的下落告诉顾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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