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孩子都不知道我会从天而降——当帽檐低垂的我走进那阴山背后。终日不见阳光
的10平米小屋时，正是个残冬的夜晚。母亲戴着老花镜，正在为孙儿缝补衣裳；儿子伏在
一张木桌上做作业。
我拉开那扇吱吱乱叫的木门，走了进去。母亲愣住了，儿子回头看见是我回来了，高声
叫了一声：“爸爸——”母亲赶快捅开蜂窝煤的炉子，让炉火更旺一些。她见我帽子捂得严
严实实，一定是认为我很冷很冷。屋里的灯光很暗，一老一小还没看见我是面部带着伤回家
来的。
“快烤烤火，我说这两天我总是左眼跳个不停呢！”母亲一边端详着我，一边绽露出笑
容说，“左眼跳来，右眼跳灾。”
我告诉母亲，我是伤后来探家的。因为我在家中不能永远戴着那顶棉帽，索性把它摘了
下来：“妈，您看——”不等这一老一小询问，我就把发生在张家口的事情，一股脑抖落给
母亲和孩子听——当然，我尽量说得像小病小灾那般轻松。
母亲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已经16岁、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身高已经超过我半头，他
平视着我说：“奶奶，爸爸连眉毛都烧没了！”
母亲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亲按坐在床上，尽量装出欢快的样子，安慰这一
老一小说：“大夫说了，眉毛还会再长出来的，脸上也不会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个放
心。”我弯曲下身子，让坐在床沿上的母亲看个清楚。并尽量冲淡着小屋内的沉郁气氛，
“大难没有倒下，将来必有后福。您说对吧？！”
母亲用她的手心，抚摸了我的脸好一会儿，才放下了她的手掌——我闯过了这个感伤的
关口，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俗话说“‘母子十指连心”，老母亲能不为此而过度悲戚，我
也就松了一口气。母亲在为我深夜做饭的时刻，儿子在我脸上涂抹着我带来的止痛药水，本
来这一老一小都该是受我照顾的，而我一个汉子，此时却只能被这一老一小关照，想到这里
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么了？五七年的那些往事，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些直言国
是的人的话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怎么历史已然过去了十几年，只不过说了一点点真话的
我，依然是这副模样？不！我比过去还不如了，过去我还有梦，而今连梦境也没有了——这
不是一具会出气的活尸了吗？！
回想我养伤的那几天，在我的改造史上虽然十分短暂，但可以说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
重要的疗程。那17岁就历经了五花大绑的英木兰，还有攀登40米高大烟筒的生活之勇，我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竟没了任何一点突围的勇气——尽管现实是一块铁，但是美国作家杰克
伦敦的《热爱生命》一书中，不就是描写的在死亡线上，勇敢的面对铁的现实，而自我突
围，并获得了生命的故事吗？！当然，每到孩子去了学校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宿命论的观
念，叫我安于现状活下来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与母亲和儿子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的时
候（当时我家只剩下一张木桌和一张木床了），一个非我和另一个真我，就展开灵魂上的对
话：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对待生活的。你为了磨练意志，曾经舍弃坐火车，从二百多里
外的茶淀农场，以自行车的轮子，代替火车的轮子，进行过自我磨练。”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说，“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
更看不见这种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于失望之中。从五七年起，你的生活占有是个富翁——尽管你现在还没
有表现这一底层生活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一机缘。”
非我说道：“我只想随遇而安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暗夜太长太长了。”
“你大概早把雪莱的诗忘光了吧？他在诗里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你也
学过几天辩证法，古语中说的‘物极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
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当真我把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刻，我就会从梦境中醒来。在这一刻，我听到母亲的轻
微的呼噜声。她说过，只有我睡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声。我从
她的鼾声中得到了认证，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呢！为了母亲和儿子，我再
不能自甘随波逐流，我应该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这种发自于内心的声音，摇撼了当时的非我，我在那几天除了去医院看病换药之
外，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昔日的朋友上。燕祥家我去过，厚明家我去过，绍棠家我当
然更是跑了几趟。但是非常不巧，3个人中间，我只见到刘厚明（记得燕祥当时在搞个什么
剧本，人未在京；好友绍棠，那几天正在老家通县。绍棠爱人曾彩美，想叫绍棠回来与我一
聚，因我归程在即，没有应下彩美之意。她说，绍棠已经给我往大辛庄农场发出了信件。我
之所以能够破帽遮颜在北京城内穿行，大概是得益于真我的苏醒——因而我把这次回京，看
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绪变化历程。
重新回到大辛庄农场，张沪除去询及我的烧伤经过，当然也非常关心家中的情况。之
后，她拿出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绍棠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熙：
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
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己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
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
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北
京文苑的百花盛开，也要靠咱们这些“二度梅”的开放。浩然一个人，太
寂寞了。万紫千红才是春。近日我写了一首诗，摘以下四句给你：
恶竹根除去
雨后发春笋
请君拭目待
新苑花似锦
你的处境已大大改变，小众即将自立，更无后顾之忧。一定要趁年富
力强，写作和储蓄一些作品。今日无用，将来未必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
……跟你这封信同时来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汉寄来的贺年信。前些日子，
武汉流行着我的小说，李冰和吉学霈向我二弟打听我的情况，深表惋惜之
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学霈，他们不是也没有新作问世吗！我妹夫与周立
波住在一个居民楼，每天都看见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矣！跟他相比，
我们有年纪的优势。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
我昔日与绍棠有约，他给我写信是不留名的，但是他那笔十分漂亮的钢笔字，给我带来
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在北京没能与他见面，这真称得上是见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
家协会段杏绵大姐来的，由于这封信已然丢失，无法在这里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
与我的文学生命关系甚大，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她在信中的大意如下：她说她接到我的信十
分惊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关于我能否离开劳改农场，去文化单位工作，是一件非
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她已与有关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但是无论如何，组织
部门也要看看你的档案的，不知山西劳改局是否存有我的材料。她让接到信后，把我被劳改
的“原罪”，简单扼要地写一份寄给她。信尾只属了她一个人的名字，马烽同志并未属名。
我与张沪仔细地研究了杏绵大姐的来信，得出的结论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上
去，杏绵谈了一些困难，但是在字里行间，闪烁着人间难觅的真情。马烽同志没有属名，是
情理当中的事情，不久前在报纸上似乎看见他曾随江青去过大寨，政治上是属于炉火纯青的
类型——但我们也分析到，杏绵这封回信，绝对是经过马烽同志过目的——除非他当时不在
杏绵身边。
两封来信，都给我带来了希望。绍棠给了我力量，杏绵的信则让我看见了一丝曙光。是
的！从1957年到1975年，时间已然流逝了17个年头，要是以日为单位计算，17个365天
乘在一起，我已经劳动改造了6215天——人的一生有多少个6215天？而在这庞大的数字
里，我修理地球中的感受自然不少，但是丧失了我多少可贵的写作时间？似乎我的文学梦醒
于这两封来信之后，这是张家口的一场大火烧出来的觉醒，是在北京养伤期间自我拷问后的
心灵独白！我要写！我要写！我是生活占有的富翁，尽管我当时穷得买不起稿纸。
从大辛庄的供销社里，我买了最为便宜的窗纸，开始了在上面勾勾画画。那些类似远古
象形文字的符号，只有我自己清楚它的含义是些什么——那是我17年中悟性最深的东西。
当时化工车间，已建筑起外形，时间不允许我写出成型的作品。但是我庆幸，我死去多年的
梦，于一朝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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