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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中国西部文坛代表作家之一。1942年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蒋村，196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以来发表中篇小说九部，短篇小说八十余篇，还有报告文学、散文等。其中九部作品获全国及各大刊物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高：您自己说，您是在一种十分沉静的心态下写作《白鹿原》的，请问您是如何把握这种心态的？ 陈：《白鹿原》一共写了四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始终与书上的故事和人物保持着一种距离和一种完全理性的思考，因此进入了这种沉静的写作心态。 这种写作心态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故事中的那段历史已经过去。比如《白鹿原》描述的那段历史对于当代中国人，包括当代作家，一般来说都能脱离个人的情感因素，都能采用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原因之二是我完全处于一种艺术创作的心态。在写作开始，我就有了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要体现恩格斯所讲的现实主义创作原理的精髓———我所编织的故事要完全让人物自己去说话，作家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情感，应全部付诸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原因之三是处于一种对自身生命的感受。我写《白鹿原》时四十六岁，完稿时五十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五十岁是老年人的界线了。在跨入老年这个行列后，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体现我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高：文学与现实、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陈：每位作家都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经历、感受生活。以前我们遵从毛主席的教导：作家要深入生活，直接到基层去体验、感受生活。这揭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作家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那时候提倡的是作家直接到生活的某一具体场地去深入体验，比如到农村、到大工厂、大工地，现在仍有一部分作家这么做（挂职锻炼）。我以为作家深入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场地去深入；另一种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接触各种人物、事件。这两种都是可取的，作家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 至于历史，我们只能间接地去体验、感受了。把握历史，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关键在于要有一定的系统的历史知识，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住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真实。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 从“文革”时期的“本本主义”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喇叭裤，再到如今的信息时代，无不是人的心理秩序的打乱、重组、适应、平衡、又打乱……的过程，从这个层面讲，所谓历史，就是人的心理秩序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寻找到新的平衡的历史。感受历史，就应该是把握住那个时代社会心理的真实。虽然对心理真实的感受因人而异，但从根本上说人性是相通的，因为人性是沟通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的最基本的支点，也是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的情感的最基本的支点。我们为什么喜欢外国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读书，能够感受到于连的情感、安娜的情感。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它不应该给读者带去阅读上的障碍，它应该与阅读它的每一位读者沟通。如果达不到这种沟通，只能说是作家的感受层次浅，或者说是艺术的表现能力差。 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部好作品就应该在阅读过程中，完成作家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 陈：从作家的角度讲，他把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对艺术的创作理想诉诸文字之后，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与同时代的人，甚至与未来时代的人完成一种沟通与交流。而读者读书的目的———如果他经历了书中所描述的生活，他所经历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又通过这部书得到验证，并且在更深层次上给了他启示，他们了解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也了解了作品中的历史。那么，他就肯定了作品中的故事，并且在心里肯定作品，欣赏作品，从而，完成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家永远不要抱怨读者，作家只能努力加深对生活的体验，争取从生活体验进入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心灵体验，争取读者的最终认可和接受。作家其实就是活在读者这片土壤中的，读者不喜欢你的书，你所创造的价值就自然会被否定，尽管这是很残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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