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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 她的眼睛闪着光，那光将是我的道路。 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 那时候，我十一岁或者更小。夏季傍晚的天气有点像我的心绪，总是很糟糕。雨水说下就哗哗啦啦下起来，而且那雨水总是先集中吹落到我身上，一阵风过后，我看到自己细细的胳臂上的衣袖，生气地扭到后边去，皱皱巴巴别着劲，而腿上的裤管则更显得生气，直溜溜像根细木棍，一声不吭。 于是，我对我的胳臂说，“不小姐，我们不生气。”我给我的胳臂起了个名字叫做“不小姐”。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它代表着我的脑子。 然后，我又对着我的腿说，“是小姐，我们回家找妈妈去就是了。”我给我的腿起的名字叫做“是小姐”。因为，我觉得它更经常地只代表着我的肢体，而不代表我的意志，再然后，我就率领着我的“不是小姐”们走开，一路上对她们说着安慰话。当然，我是在身体内部不出声地说。 有时候，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很多人，这样很热闹。我们不停地交流思想，诉说着随时随刻遇到的问题。我总是有很多问题。 但的确挺奇怪，当我从湿琳琳的“不小姐”和“是小姐”生气的表情上抬起头，我惊讶地发现我身边任何其他的人都还没有被淋湿。为什么总是我先被雨水淋湿呢？我不明白。不过，我比“不小姐”和“是小姐”想得开，我不生气。生气有什么用呢？ 有一次，在一阵雷雨之后，天边悬挂着一条幻景似的彩虹，院子里的湿淋淋的地上落满被风雨抽打下来的绿黝黝的树叶。我家门前有一株真正巨大的枣树，我相信它肯定比我在课本里看到的被别人描写过的“门前枣树”大得多，因为它的枝蔓是我见到过的最长的手臂，它们从院子的东边一直绵伸到西边，牢牢抓在高耸的院墙上，庞大的树冠覆盖了整个院落。每年夏季，它都会送给我们一满地小猪似的饱满蜜汁、滚圆酥脆的甜枣。雷雨过后，我便到积水还未完全渗进土中的院子里捡拾大枣，这时，我发现了一只非常小的麻雀，正歪歪斜斜站立在一截被风雨折断落地的树枝上不知如何是好。我立刻双手把它抱起来，放到家里的一只笼子中。并给它放进去清水和小米。 母亲对我说，你把它关起来，它会气死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 我说，我很爱它，我喂它吃。 母亲说，它不会吃你给它的饭。 我不信。 可是，几天后，小麻雀果然死了，它拒绝吃任何食物，活活把自己气死了。 邻居家的一个孩子，见我养麻雀，就弄来一只猫咪来养，那只猫咪被领来时就已经很大，光滑而肥硕，它的适应力之强悍令我惊诧，它见食就吃，见窝就睡，见人就摇尾讨好，有奶就是娘，结果它一直活着，没有像我那只固执别扭的麻雀的命运。这使我终生痛恨猫这一种偷生苟活的宠物，它们在我眼中是一群毫无气节的投机主义者，正像我长大后所见到过的其他类别的嘴脸一样。 麻雀事件使我非常难过，同时也给十一岁的我上了人生的一课。我不停地亲着自己的食指，说，“筷子小姐，我们要学会不生气，否则你会被气死的。” 我给自己的食指起的名字叫做“筷子小姐”。 听妈妈说，下雨的时候，越是跑得快的人，越是容易淋湿。可是，在我被雨水淋湿前，我是和其他无关的人一样，原地没动，做着或想着什么事。我一边安慰着“不小姐”和“是小姐”，一边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肯定是由于我身体内部的神经或血液之类的表面看不见的东西，她们的脚跑得太快了，把雨水都吸过来或者抓过来，抹到我的肢体上。 我独自往家的方向走。这个时候，我知道没有一个小伙伴肯于或者敢于同我一起走，因为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人，加上我瘦弱的体质，以及不怎么合群的别扭天性，大家总是不爱理我。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班主任老师T先生正在全班范围内发起一场孤立我的运动。我对他的积怨已久，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让全班同学孤立我。 T这个人总是试图在全班同学面前证明我是最笨的一个，他总想让我处于一种窘困之中，为此我曾非常生气和伤心。我虽然在班里年龄最小，也不是一个很伶俐的女孩儿，有时候会把小辫梳反，特别是紧张的时候，我的左手总是不能及时地告诉我哪边是左，而另一只手也往往失职地忘记了承担着写字任务的是右手。但是，我一直试图向大家证明，我并不是最笨的一个。 有一次，他把我的母亲请到学校的办公室，他说要我的母亲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我的脑子是不是有什么残缺。 他说我像个哑巴，简直猜不透我在脑子里每分每秒都在飞快地想着什么。 天啊，他那么刻毒地使用了“残缺”这个词。 当时，T大约二十八、九岁，他面对着比他年长八、九岁的我的母亲，毫不客气，态度十分强硬。 我记得，当时母亲牵着我的一只手，恭敬讨好地站在T先生面前。我们三个人僵立在办公室门前的一棵树冠庞大的黑枣树的绿荫下，我们身后是一个现在回忆起来不太合乎尺寸规则的乒乓球台，坚硬的洋灰台面已经被当时的没有更多娱乐方式的孩子们消磨得坑坑凹凹，那些小坑坑像一声声躲闪不开的尖叫。使得玩耍者猝不及防。 我们三人迎视而站，并不是围拢成一个和睦流畅的环形，他的身材非常宽大，我看到我们中间的空气如同一群愤怒跳跃的隐形火苗，突突蹿跳。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高度刚好到他的胳臂肘处，这个细节是绝对可以肯定的，因为我当时不停地与他比较着高度，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硕壮的胳臂，我虽然一再抑制住自己没有用嘴迎上去，飞快地在那条结实的胳臂上咬上一口，但是，他的粗胳劈上肯定留下了我十一岁的牙痕，那是我用眼睛咬的。 我当时还做出了一个肯定：即使我长大了，也不会和他一样高大健壮；即使我长大了，也永远打不过他。我是从我的母亲身上发现这一残酷的无可改变的事实的——他是一个男人！ 我的母亲涵养好得使我感觉近乎在讨好他。她说，拗拗她还是个孩子，她没想什么。她不过是长了一张敏感而偏执的脸孔，她过于腼腆和羞涩。 T先生说，她该说话的时候不说，不该说话的时候却说起来。她是个“问题儿童”。 我觉得T先生很无耻。情况并不是这样。 当时，学校教务处还在进行每周一次的教师工作抽查。第一次抽查到我所在的班里时，除我之外全班同学都发了言，大家都是按前一天T先生教我们的说法说的。简直就是一场对T老师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只有我把头深深埋着或扭向墙壁，一声没吭。当班长一边说着T先生为了批改我们大家的作业废寝忘食的时候，竟然一边哭了起来。 我非常紧张和羞愧，心咚咚跳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教务处的人刚一离开，T先生就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劈头盖脑地教训了我，我越发无地自容。 到第二次抽查时，我终于鼓足勇气。第一个就站起来发言。 我说，“上一次我没有发言，事后T老师严厉批评了我。 我知道我错了。这一次我要改正缺点。T老师的确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比如昨天，T老师为了配合今天的检查工作，一字一句辅导我们的发言，一直到很晚。” 我一口气说完这么长的话，然后兴奋地坐了下来。 可是，待教务处的人刚一走，T先生—声大喊：“倪拗拗站起来！ T先生又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用比上一次更加愤怒的语调教训了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一次错在了哪里。我发誓，当时的我绝对以为是在为T老师唱颂歌，尽管这么做我相当不情愿。 我不仅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而且他那瞬息即变的脸孔使我非常厌恶。于是，我低下头，在嘴里不停地咕哝着。 T老师冲我吼叫着，要我把嘴里的话讲出来。但是，我决不会再告诉他。我那羞怯不安的、激烈涌动的身体内部，也决不会有一丝裂缝，把我内在的对话渗透或泄漏出来。我除了立志做一个哑巴之外，没有别的事情想做。 这件事之后，大家都不再与我说话。我自然也不相信身边任何—个人。说不出为什么，我觉得连每天的天气都像是假的，感觉自己在外边就如同是晴空里的一朵孤零零的乌云。 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个地球若不是个假的，它肯定就不会转动。 我每天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快快回家。 父亲是指望不上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他是一个傲慢且专横的不很得志的官员，多年来(大约从我出生开始)他—直受着抑制和排挤，这更加剧了他的狂妄、烦躁与神经质。 他是不屑与一个小学教师坐下来谈话的，哪怕这关系到我的命运、特别是T先生这样的熙指气使的男人，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用不了十分钟，就会势不两立地争吵起来。因为他们都是男人。 所以，每次都是母亲来见T先生。关键是父亲并不关心我的事。他其实也不关心母亲的事，因为我从母亲那里感觉得到，我的事就是她的事。父亲只关心他自己。 我还想，我长大了一定不要嫁给父亲那样的男人，他让我和妈妈没有依靠。这对候，我忽然想起我应该嫁给教育局局长，他可以冲T老师大发其火，甚至可以打他的耳光，而不用像我和母亲一样把羞辱埋藏在心里。 可是，我又想起，前些天家里修建厨房时，由于父亲在体力劳动方面的无用，不仅无用，他还冲母亲请来帮忙的工人发脾气，使得母亲格外为难尴尬，一再说好话替父亲求情。 当时看着母亲的样子，我发誓将来一定嫁给一个会盖厨房的男人。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格外茫然混乱，想不清楚到底选择教育局长呢，还是选择会盖厨房的男人。 黑色的雨珠还是带着一副偏执狂的面孔，在这样一个晴空的傍晚下了起来。用一种不柔和的、与环绕周身的自然极不和谐的声音垂落。 雨幕中。我忽然看见了路口处母亲那沉默无声的轮廓，她轻轻踮起脚尖，身子向前探出，这个我行我索的女人仿佛在自然之雨和生活的黑暗之雨的双重压力下，寻求着光明。她把远处的那个被淋湿的小女儿的身体，视为一团大水中的火苗，那“火苗”使她在人生的这一场大戏台上，跳着精神的与物质的双重脚尖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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