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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乐

作者:陈建功

   
第一

  “找乐子”,是北京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叫去啦”,好象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过去天桥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黄”。据说当过张勋的“辫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桥撂地开骂。三皇五帝他爹,当朝总统他妈,达官显贵他姐,芸芸众生他妹。合辙押韵,句句铿锵,口角流沫,指天划地。当是时也,里三层,外三层,喝彩之声迭起,道路为之阻绝。骂者俨然已成富贵骄人,阔步高视,自不待言。听者仿佛也穷儿暴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桥开“骂”和听“骂”,是为一“乐儿”。
  自打乾隆王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北京人很少有不会两段“二黄”的了。蹬三轮儿的,卖煎灌肠儿的,把车子担子往马路边上一搁,扯开嗓子就来一段。这辈子想当诸葛亮是没指望了,时不时“站在城楼观山景”,看一看“司马发来的兵”,倒也威风呢。要不,就“击鼓骂曹”:“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撒一撒胸中的闷气也好。就连那些押去二道坛门吃“黑枣儿”,吐“山里红汤儿”的犯人们,背上插着招子,被五花大绑地扔在驴车上,也要唱一嗓子,招来一片喊“好”声呢。唱这一“嗓子”和听这一“嗓子”,也是一个“乐子”。
  我们北京的百姓们,素有讲个脸面的传统。“耗财买脸儿”更是一个“乐子”啦。口袋里蹦子儿没有呢。别着急,只管往“大酒缸”里泡就是了。别看不过都是扛窝脖儿的,打执事的,引车卖浆者流,那大爷的派头也足着哪。围在酒缸沿儿上,二两烧刀子下肚,哥儿几个便对着拔起脯儿来啦。这位只管说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那位尽管说他的长坂坡。如果素昧平生,刚刚相识,更来劲儿了,反正都是两眼一摸黑,加上一个个喝得红头涨脸,迷迷瞪瞪,只顾沉醉在自己的文韬武略之中,你就是说自己上过月亮,别人也会哼哈哼哈地应和。酒足饭饱之后,气宇轩昂地站起来,即便锦囊羞涩,也要端出一副腰缠万贯的神气,吩咐一声“抄”,伙计们赶忙清账,写水牌儿,道一声“记上”。言犹未落,人已经高掌远足蹠,雍容雅步,踱将出去。这不又是一“乐儿”吗?
  ……
  这些,都是老事儿了。世道变了,北京人的日子过得顺心顺气儿了。可又不能说人人顺心,各个顺气儿不是?所以,“找乐子”的“雅好”还是继续下来了。就说街上那些往蛤蟆镜上贴外国商标,往劳动布裤子的屁股后面钉洋文铜牌儿的伙计们吧,那也是一种“找乐子”的法儿,“此时无声胜有声”罢了。我认识的一位小伙子呢,正相反,整天提个录音机在街上晃,哇喇哇喇招人。问他这干吗哪,他说:“没这个录音机,更没人拿正眼儿看咱们啦!”这又算一种“乐子”吧?
  不过,老事儿也好,新事儿也罢,在高雅之人眼里,都是可笑的。人家也自有人家的道理。本来嘛,你是缝穷的,你就是缝穷的命,唱段“王宝钏”,就成“相门之后”啦?扯淡!你是蹬三轮儿的,你就得认头。你说你拉过杨小楼,你还跟他怄了气,把他给摔阴沟里了,治了——人家还是杨小楼,出殡时六十四杠。你呢,还是蹬三轮车儿的,那会儿你要是也出殡,不闹个“穿心杠”就便宜!甭说把商标贴眼镜儿上,就是贴脑门儿上,你也是“城根儿”的儿子,你也到不了国外!混得不怎么样吧,还老想找点什么“乐子”找找齐,这不瞎掰吗?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找乐儿”者流就难免不被人引为笑柄了。
  其实,你再往深里想想,这有什么可笑的呢?混得不怎么样,再连这么点儿乐呵劲儿也没有,还有活头儿吗?据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说法,拿破仑因为个儿矮且有牛皮癣,不顺气儿,所以才有了振长策而驱宇内,君临天下之举。北京的平头百姓们还没想着往拿破仑那份儿上奔呢,只求哥儿几个凑到一块儿,或位卑言高,称快一时,或击节而歌,乐天知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由此看来,出辘轳把胡同南口向西不远,豌豆街办事处文化活动站那里,每天晚上聚集了一帮老头儿们(有几个老太太来看热闹,或有几个中年、青年人来凑热闹),一会儿来一折《逍遥津》,一会儿唱一段《打登州》。唱累了,又杂以神吹海聊,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徒弟,他说他和马连良一块儿坐科……这不仅有民俗的渊源,而且还有心理学上的根据哪。
   
第二

  豌豆街办事处管着周围的十几条胡同,辘轳把胡同也在其中。这儿的文化活动站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活动,就是唱。活动站的“排演场”是过去的仓库,自然是很简陋的,连顶棚也没有,抬头就能看见房顶的椽子象肋条骨似的一根一根码着。水泥地面已经坑洼不平了。顺着四周的墙根儿,一圈一圈地摆着条凳,不管唱的还是听的,杂坐其间。房子中间留着一块巴掌大的空场,这里又让个火炉占去了一块儿。剩下的地方,只能站下仨俩人儿了。所以,清唱还可以。“起霸”,一个人也凑合,如果是“双起霸”,两个人就得撞一块儿去。要是“趟马”,你得留神炉子。好在来“找乐子”的人大多是老头儿,身段就不能讲究啦,满脸的褶子,扮相也罢了。因此,这里从来就没有彩唱过。顶多了,来个“清音桌”,角色多了,有的人还得在座位上唱。别看条件差,你要是往这儿一坐,闭上眼睛听一听,有板有眼的,唱得真有那么点味儿哪。
  老头儿们有点儿爱神吹,这不假。可他们的神吹毕竟还是沾点儿谱的。比如他说他跟马连良一块儿坐过科,那是得一块儿混过几天,至于后来嗓子倒了仓,他唱不了了,卖大碗茶去了,那就得再说了。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弟子,说不定也确实。至于以后抽上了大烟,玩物丧志,另当别论。正因为如此,大多数都是对“梨园行”门儿清的主儿。听一耳朵,便知道这是“梅老板”,那是“麒麟童”。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因此还不能小看他们。你看这位裹了件大棉袄,双手揣在袖筒儿里,贼头贼脑不是?一张嘴,正工青衣,音宽嗓亮,落落大方,地道,梅老板!你看这位鹤骨鸡肤,腰弯背驼,其貌不扬吧,那唱的可是正经的“杨派”,行腔柔稳,清雅脱俗。还真有些老戏迷们听不惯时下剧团里青年演员那两嗓子,总觉不够味儿,专程跑到这儿来过瘾的。褒贬是买主儿,不服气不行。
  按理,能把这伙儿“戏篓子”、“戏包袱”们玩转了的人可不是凡人,你得下过几天“海”,至少,也得“票”过几场。要不人家不服你,镇唬得住吗?不过,在豌豆街的文化站里却是一个例外——在这儿“统领群芳”的,竟是七十出头的老杠夫李忠祥!
  李忠祥住在辘轳把胡同十号院儿,方头阔脸,声洪如钟,走起路来步子不大,挺胸腆肚收臀,有点儿“外八字”,一看便知是当过杠夫的主儿。他毕竟老了,眼角耷拉了,可脸色还是通红的。没错儿,喝大酒喝的,已是杖国之年,可还是象年轻时一样,性喜自鸣得意。其实,在这帮唱戏的人中,比李忠祥能唱能演的人有的是。这里有在正经的科班里学过的,在名师门下调理过的,甚至还有正在剧团里当演员的呢。李忠祥呢,当过杠夫,拉过洋车,跑过堂儿,事儿倒干过不少,可没有一件是和唱戏沾边儿的,退休前倒在剧团当门房来着,可那是话剧团。他倒张口“长华”,闭口“长华”的,听那口气,好象他跟那位名丑萧长华不是连襟也是师兄弟。唉,他跟人家萧长华也就是“馄饨交情”罢了。那会儿他在馄饨铺当伙计,想看戏,又没钱,心里痒痒得猫挠似的,便拎着个食盒儿,里面搁碗馄饨,到戏园子门口,生往里闯。“干什么去?”“给角儿送馄饨!”看门儿的竟然信以为真了。常来常往的,人家居然认定萧老板演戏时,每每要吃这家铺子的馄饨,只要见他拎着食盒过来,问也不问啦。其实,这馄饨哪回也没进了萧长华的肚子。进了戏园子就不见这位伙计了——他找一个旮旯,一边吃了这碗馄饨,一边听戏。用这一招儿,他可听了萧老板不少好戏,连梅老板的戏也听过。这么听,傻子也能喊两口了。他甚至能把萧先生演蒋干时说的那几句苏北话学得惟妙惟肖,让人喊好。所以,现在他也有资格说:“嗨,当年咱们不是穷吗?不是买不起行头吗?要不,咱们早下‘海’啦,今儿个,也‘新艳秋’啦!”他说归他说,内行人一看便知,如果说,那位新艳秋天天在戏园子里偷艺,学程先生学得不赖,可比起程砚秋来总还差那么一尺半寸的话,李忠祥比起萧长华来,可差着十万八千里还得出去了。
  不过,李忠祥这性子挺投戏迷“票友”们的脾气,大伙儿也就跟他逗乐子,称他为“新长华”了,还随带着封给他萧长华在“喜连成”班的职称,称为“总教习”。他本来就喜欢大包大揽,“总教习”尊号既得,更端起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子,真的正儿八经地主起事儿来啦。
  豌豆街,特别是辘轳把胡同的老住户们对李忠祥是太熟悉了。他当杠夫的时候还年轻,天麻麻亮,就穿上那件绿色的褂子,戴上那顶插着鸡毛的毡帽儿,坐在永安杠房门口的条凳上等差事,路过杠房的人常在那儿和他聊天儿。后来,他又在裕昌馄饨馆当伙计。可没一年,就因为老端着馄饨去“蹭戏”,丢了差事,只好每天早起泡野茶馆,等零活儿干,奔饭辙。后来他搬到了辘轳把胡同十号院,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
  不过,老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里,一直破衣烂褂的李忠祥忽然“发”了。其实,说是“发了”,是过分之辞,捡破烂,缝穷的人们眼浅而已。可那些日子,李忠祥确实不象以往那样饥一顿,饱一顿的了,也穿起补丁少点儿的裤褂来了。据李忠祥说,他在野茶馆认识了一位江先生,江先生三天两头要扯着他聊天,聊完了,给他一天干活儿的工钱。这对辘轳把胡同的百姓们来说,不是让人眼馋的事吗?好烟抽着,好茶喝着,神吹海哨谁不会呀,一天的饭辙就有着落了!人们都说他一定遇上“贵人”了,今后必“发”不可。李忠祥倒不认为江先生是什么“贵人”,因为他很偶然地发现江先生穿的那棉袍的里子也是碎布拼的。可他还是逢人便说自己的纳闷儿:“这位江先生可真怪,又不是钱多了‘烧’的,干吗要花钱找人聊天儿!”……
  江先生的确不是什么“贵人”,李忠祥也没“发”起来。卢沟桥的炮一响,江先生没影儿了。李忠祥还得去蹲野茶馆等差事;今儿去给人修修门脸儿呀,明儿给人往城外坟岗子抱抱死孩子呀。李忠祥的“奇遇”,也渐渐让人淡忘了。
  可解放以后,江先生是“贵人”的预言倒真地应验啦。那时候李忠祥已经蹬三轮儿去了。那一天在剧场门口等客,天上下了雨,没人坐车,他把车停在剧院的广告牌檐子底下,闲得挺无聊,听见人来人往进场的人说,今儿演的戏说的是杠房的事,他心里一动,反正待着也待着,进去开开洋荤吧!买了张票,进去看看这场话剧,看了半截儿他就愣啦:这儿演的不全是他跟江先生说的事儿吗?赶快一打听,编戏的可不就是江铁涯江先生,敢情人家现在是剧院的院长啦。散了戏,他推着三轮儿直奔后台,找江先生去了。江先生还记得他,自然又是好烟好茶招待。李忠祥说:“江先生,我不想蹬三轮儿啦。您不是在这儿当官吗?我跟您这儿干得啦!”江先生说:“您干点儿什么?”“我跟长华那儿偷过两手儿,上台也不怵。”江先生笑了:“那是京戏。我这是话剧。”他说:“甭管什么戏,反正我是喜欢上您这戏班子啦,替咱老百姓讲话。让我来看门房也行。”就这么着,李忠祥真地当上了这家赫赫有名的剧院的门房。这在辘轳把胡同可成了了不得的新闻,据在剧院门口看过他的人说,他这回是真地“发”了:开演之前,穿一身笔管溜直的中山装,在剧院门口张罗,让人,和那些从小卧车里钻出来的人物握手,混得可神气极啦!
  嗨,还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吧。李忠祥爱说、爱吹,可你听他讲过剧院的事吗?他是置了一身笔管溜直的中山装,每逢新戏初演的几场,必穿上它在剧院的大门口张罗,让人,和那些从小卧车里出来的人物握手——“欢迎欢迎!”“多多指导!”“您往里请!”……以至于不少人误以为他是剧院的院长或是本剧的编导,这都是确实的。他觉得这有什么?他是江先生介绍来的,他是给江先生当“门脸儿”来了。所以,他和以前干他喜欢干的事一样,欢欢势势地忙活起来。可后来他发现,不对啦,剧团里的人拿一种什么眼神儿看着他啊,小青年们拿他“开涮”,叫他“李导演”、“李院长”。这倒也罢了,就连江先生好象也嫌他站的不是地方了。每次首演日,当他兴冲冲地换上那身中山装,到剧院门口准备张罗时,江先生总找个话茬儿把他从身边支开。让他去端花盆啦,去看看贵宾室安排得如何啦,一来二去的,他明白啦:穿着中山装,在门口握手、寒暄,那是高雅之人干的事,那不是自己欢势的地方!可他又有几分伤心,莫不是因为自己到那儿站着了,你们就该翻白眼珠儿,在话音儿里掺粉子味儿吗?人哪,得将心比心,替人设身处地。他喜欢剧院。他为它得意。他想起自己是剧院的人,就觉得挺提气。站得不是地方,你们就不能明说吗?别人不知道我,江先生您应该知道我的呀!
  知道你?你不能老找着机会把心窝子掏给别人吧?你就是真掏了,人家知道你了,又怎么样?
  他四十岁出头时才娶了个“二锅头”,没两年,老婆生下德志,得了产后风,死了。老婆死了几年没续上,说老实的,谁能不动点儿凡人之念呢?更何况每天看着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演员。有一天他从楼下走过,听见二楼上水声哗哗,女人的笑声话声传来,他想起这是女浴室,女演员们刚下戏,在洗澡。他也不知道自己那是怎么了,走不动了,放慢了脚步,仰起脸儿,看着那扇打开的窗户,好象巴望着从那上面看出点儿什么来。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可这成毛病啦,每回路过那楼下,他都忍不住放慢了脚步,仰脖儿看两眼。没想到不知被谁反映上去了。大概因为他最服江先生,所以,还是江先生找他谈的话。说真的,江先生也知道那看不见什么。他要是一口咬定没看,这事便过去了。可他说:“我错啦。我是想看来着。可看不见。”他觉得这有什么,谁能没有点儿邪念?咱不再存这心思就是啦。唉,这回人家倒是知道你了,结果呢,整个屎盆子给你自己扣上了,反倒给人当笑料儿啦。那些漂漂亮亮的女演员们本来“李大叔”、“李师傅”的,叫得甜着啦,脆着哪,这一下倒好,全撇嘴啦。小伙子们那话就更损了:“老李头,玻璃店里卖镜子啦!”……他们还都是识文断字之人,都是文雅高贵之人呢,他们要是真象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倒也罢了。可他们有的人一边取笑他李忠祥,一边又搞“破鞋”,这不装孙子吗?
  李忠祥蔫儿了,再也不象以前,今儿“萧长华”,明儿“杨宝森”了,从这以后,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后老伴,如果是以前,很可能是一句话的事儿,“成”或者“不成”。可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非把那事儿告诉人家不可,纯粹是为了考考人家似的。有几个就因此吹了。吹就吹吧,正好。找个娘们儿回家,天天当着你的面,假门假事的装孙子,谁受得了!
  “文化革命”临开始那年,他和剧场卖票的鲁桂英好上了。那年他五十五岁了。鲁桂英五十岁,是个寡妇。别的心思没有,老了老了,找个伴儿,有个说话的人儿,也互相有个照应。两个人平常关系不错,可真把这事儿摊开的时候,李忠祥立刻说:“我得明告诉你,我在剧院里名声不好。有一档子事……”“别说啦别说啦,”鲁桂英打断了他,“八百年前的事啦,我知道。再说呢,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谁还能没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在这之前,因为鲁桂英有仨孩子,李忠祥还有点犹豫,可听了这一句话,心里一热,齐了!这么多年,没人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好象人人都是正人君子,就他是他妈小人!其实,躺被窝儿里摸着自己的心窝子想想,真的就没有一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咳,还生这份气干什么?这不有一个鲁桂英吗?真能找着这么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当老伴儿,也就不错啦。可是,他和鲁桂英的事到底还是没成。鲁桂英的婆家挑着孙子孙女跟他们的妈妈闹,自然少不了关于他的很难听的话。桂英怕伤他,只是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也快熬出来了,就算啦。其实他已经从别处听到了。
  李忠祥老了,“文化革命”结束那年,已经六十五了,他该退休了。可临到眼前,他又有点儿舍不得了,特别是舍不得那出写杠夫的戏。那是剧院的保留剧目。一听人提起这出戏,他就心动。虽然他再也不会鲜衣华服,凑到江先生身边,在剧院门口迎宾了,也决不会提一句民国二十四年江先生如何在野茶馆找他聊天的事。剧院伤了他的心。可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他又忍不住干了一次蠢事,又伤了一次心的话,他还想在剧院多待几年,多看几遍那出戏哪。
  “文化革命”中,他是“救”了江先生一命的。江先生不知道就是了。那时候江先生挨整,报纸上点名,广播里批判,看来是要不得了。有一天他路过康乐酒家(那会儿改名儿了),在大玻璃窗外看见江先生一人在里面门头闷脑地喝酒,桌上摆了好几样菜。他心说不好,跑回剧院,偷偷写了个字条,大意是说:我们爱您的戏,您想开点儿。扫盲班的文化,多了,他也不会写了。名字他可没敢落上,只好写“革命群众”。写完了,回到饭馆门口,托一个进门的人捎进去了。“文化革命”后,江先生又上台了,在重排《杠夫》的动员大会上说,因为一个观众的那么一张条子,使他决定活下来了,他说得老泪直流。散会以后,李忠祥特意和江先生握了握手。当然,他是不会说出那字条的根梢的。又过了些日子,《杠夫》重演了。那天,他忍不住从箱底里找出那身中山装,穿着上剧院了。他早就学会了该往哪儿站啦。他还可能和江院长站一块儿欢势去吗?可江先生啊,他见到了他,打量了他一眼,立刻说:“李大爷,后台那儿缺人。您到后台去照应照应好不?”……
  唉,他要退休了。这回,他是一定要求退休了。
  现在,他家的墙上,还端端正正地挂着那张红底烫金的“光荣退休”证书。他还记得剧院为他召开的“欢送大会”,还记得江先生如何用自己坐的那辆“上海”卧车,把他送回了辘轳把胡同十号。江先生和剧院的其他领导到他的小屋里坐下的时候,他觉得温漉漉的泪水顺着脸上的褶子沟流下来了,流到了嘴角上,咸津津的。他不好意思,赶紧给擦了。他开始后悔了。人哪,怎么经不起一点儿委屈呢?解放前,拉洋车,抬棺材,多少委屈,你都得受!可现在,他觉得自己是太金贵了,好日子催的!饱暖生闲事!江先生忙啊,能什么都照应得那么周到吗?能整天琢磨着怎么对你的心思吗?再说了,你站在不该你欢势的地方瞎欢势,就对吗?你存着看人家女澡堂子的心思,就对吗?
  这些,都是旧事了。那次送走了江先生他们,李忠祥觉着自己这辈子算是快到头了。待着吧,吃点儿好的,喝点儿好的,这就算个乐子啦,还有什么?他可没想到,豌豆街那儿竟然有一伙子老哥们儿在那儿吹拉弹唱,在那儿神吹海聊!
  都是扛大个儿的,蹬三轮儿的,卖煎鸡蛋的出身,没什么上得了席面儿的人物,可都讲实理儿,不装孙子。他到了这儿,没三天,又“活”啦!在剧院的时候,他老得留神着,别带出脏字儿来,让人家笑话。说话得留一手,别让人家以为你吹。再往后呢,处处蔫头耷脑。再说了,人家一张口,都是这个“斯”,那个“基”的,他也不能插嘴啊。敢情该着他欢势的地方在这儿哪!他开始唱,开始聊,开始忙活。唱得挺开心,忙活得也挺开心,好象四十年前那个爱吹爱聊、爱逗爱唱的杠夫又回来啦。他知道这伙子老哥儿们里可有的是能人高手。高手怕什么,都是找乐子来了,谁还能挑谁的理不成?这不,他们说他是“新长华”,“总教习”。“总教习”就“总教习”,不就是张罗张罗吗?也该着,谁让他是扮“丑”的呢,您看过去那些戏班子里,不都是扮“丑”儿的张罗呀!
   
第三

  李忠祥因为来到了文化站,和这一帮子“戏迷”“票友”们一块儿混,“活”了。这帮子“戏迷”、“票友”们呢,也因为李忠祥的到来,“欢”了。李忠祥大马金刀地忙乎,昨儿宣布了排演的“时辰”,今儿开始分派角色。明儿,他领来个“须生”,后儿呢,说不定又领来两位“花脸”。找办事处议定是不是应该挂个什么剧团的名目啦,是不是再添置两件“家伙儿”啦。因为他屁颠儿屁颠儿地交涉,文化站至少由每月的逢单日开门,改为天天大门洞开了。文武场面的“家伙儿”也齐全了。过去这伙子人里缺个小生,象《穆柯寨》啦,《群英会》啦,老得找个人反串,不那么带劲。辘轳把胡同二十六号的郭森林,那是在正经的京剧团里演小生的,戏校毕业,大伙儿早就托人带话去请他过来玩玩。别看郭森林在剧团里扮过的最牛气的“角儿”,也不过是当过“十八棵青松”里的“一棵”而已,他还不给面子,不甘与这帮“糟老头子”为伍。李忠祥说:“我豁出去啦,撕破脸皮了!”三顾茅庐,花说柳说,诱以“挂头牌”、“挑大梁”之类,愣给拉来了。还有现在这位琴师老李先生,人家可正经是棣兰沉的弟子,买了张月票,天天坐一小时的汽车往返,给大伙儿拉弦儿吊嗓儿,这也是李忠祥与他在天桥汽车站萍水相逢,一见如故请来的……所以,尽管这位李忠祥大哥也时不时在排戏时瞎指挥,摆摆“总教习”的威风,招得大伙儿时常要和他抬抬杠,开开心,说他“假花脖子”。实际上,在大家的心里,他的功劳不小呢!
  不过,最近,大伙儿嘴上不说,心里却在嘀咕:这位李大哥有时也未免热情得过度。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往唱戏的伙计们中间拉俩能人,大伙儿一块儿唱着也开心不是,可后来,也不知怎么了,他还不光在辘轳把胡同,就是走在大街上,也总想往那些蹲在商店门口晒太阳,坐在酒铺里喝闷酒的老哥们儿身边儿凑,巴巴甑儿的打听人家有点儿什么“灾”,什么“愁”,只要一听说这个,嗓子眼儿就痒痒,非跟人家说说这每天晚上凑一块儿,唱两嗓儿该有多么乐呵,多么得劲儿,好象他们也只有跟他去,用这一招儿才能消愁解闷儿,这都成个毛病啦。
  那一天,他把他的对门儿,辘轳把胡同九号的赫老头儿领来了。一本正经地宣布:“这位赫大哥是唱旦的!”赫老头儿,大伙儿是久闻其名的:“文化革命”中被抄了家,而后金银细软又被折成了钱,还回来了。他的儿子二臭骑着一辆摩托车,吵得满街不安。可谁也没听说过这老头儿有这一手哇。其实,连他自己也都是那天临来才在李忠祥的煽乎下,知道自己有“这一手”的:李忠祥正出门儿,看见他在对面的墙根底下蹲着哪。“赫大哥,怎么跑这儿偎窝子来啦!”赫老头儿叹了一口气,没言声儿。李忠祥追问了句,才知道老头儿跟家里那台新买的彩色电视怄气哪:“……不定什么时候就亲上嘴儿啦,要不,就演两口子在被窝儿里扯臊。再不介,男男女女,光着大腿,胡萝卜似的,跳哪!和闺女、小子坐一块儿看,能不臊得慌?不看吧,怕漏了好的。看吧,就怕它来这个!”李忠祥这就来劲儿啦:“得嘞,您跟它生这份气干吗?跟着我,找别的乐子去吧!”“唱戏?我不会唱。”“您别蒙我。您是在‘旗’的。在‘旗’的没有不会的。看您这手,瞒不了我,您练过旦,年轻时扮相儿差不了。不信您来两口我听听。”他居然把赫大哥的兴致勾起来啦,当即唱了一嗓子。咱们的“总教习”也不知道是怎么听的——“您行!跟我去吧,跟着弦儿,吊两天再看,您这嗓子,不让梅老板!”……瞎,还“梅老板”呢,赫老头儿一开口,大伙儿全乐啦:好嘛,不扑弦儿!
  这种事儿,有一回也就差不多了。您该长长记性儿了吧?他不。又过了几天,他在小酒铺里喝酒时碰见了一位“老兄弟”——素不相识,可聊得挺对路,于是转眼的工夫就成“老兄弟”啦。——知道了人家有那么点儿不顺心,在家受儿媳妇气了。他又把人家揽过来了:“老弟,听你大哥一句,一唱解干愁。跟大哥去!大哥在那儿主事儿哪!不会?不要紧。听听也解闷儿!”——我的天,就象北京的老头儿们动不动就劝人吞“人丹”,广州的老太太们动不动就劝人抹“驱风油”一样,他也不管人家得的什么“病”,全开这一个方儿:“跟我去,唱两口儿!”
  一而再,再而三,豌豆街的文化站因为李忠祥而红火,也因为李忠祥而过于红火了。屋子里又加了两圈条凳,中间的空场也就连“巴掌大”都够不上了。这下倒好,清唱的人也甭想裹着大棉袄,把手揣袖管儿里了——站在那儿,几乎等于搂着火炉子唱啦。更让那些老票友们哭笑不得的是:象赫老头那样的,因为让李忠祥的几句话给调上了“轿子”,抬着,有点儿犯晕,还真以为自己“吊两天”,真能“不让梅老板”哪,练唱的劲头儿十足,一段接一段,整个晚上净听他一人在那儿嚎,真正的内行反倒给晾那儿了。这倒也罢了。戏迷们中间,既添了那么多肚里委屈、心里憋闷的老头儿们,难免不借题发挥。唱完一段《乌龙院》,有人骂自己的“娘们儿”,唱完一段《四进士》,又有人感叹“宋士杰少哇”,又扯开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朋友的朋友有什么冤屈啦。由《连升店》而论势利眼,由《三关排宴》而骂“不争气的儿子”……家长里短,海阔天空,一时间,文化站里唱的唱,聊的聊,可有点儿乱营。老伙计们都碍着面子,对他们的“总教习”,也不好说什么。对赫老头儿们,更不能说什么啦。
  倒是那位准备来“挂头牌”、“挑大梁”的“青松”郭森林耐不住性儿了。跑去找负责这文化站的街道干部汤和顺老头儿嚷嚷起来了:“您拿把刀宰了我得了!您这是让我唱戏来了还是受罪来了?明儿啊,咱可撤了!”
  汤和顺大高个儿,总爱佝偻着背,可这非但不显矮,反倒使他象只大虾米了。老头儿们和他厮熟,叫他“虾头儿”。汤和顺小时候学过旦,看那脸庞便可知,扮相儿不错。可他后来个头儿猛蹿,上了台比蹬靴的花脸还高半头,只好改唱清音。有人解放前在劝业场对面的“首善第一楼”听过他唱,唱得不错,尤以偷气换气功夫为一绝,所以唱起来总是声气不竭,游刃有余。谁承想,没几年他又塌了中,心想这辈子是没有吃这碗饭的命啦。幸好还粗通文墨,在街上摆摊儿代写尺牍讼状之类。解放后,他一直干街道工作,凭着梨园出身的那点底儿,组织个“街道清音社”,倒也可以算是旧业重操了。更没承想“文化革命”中又因此罹祸,得了个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挨了红卫兵一顿臭揍,他算是彻底伤心认头了。如果不是吃着“官饭”,他是恨不能听见锣鼓点儿就撒丫子的。说是“绝不再搞运动了”,谁敢说呢?再说,他算是明白了,这辈子和“戏”字无缘,沾边儿就倒霉,索性离远点儿。可每月还拿着公家几十块钱不是?一点儿不干也不落忍。要是退休呢,几块钱不又白扔了?所以,他还得勉为其难,当这文化站的“虾头儿”。不过,别的他一概不管不问,只管两件事:第一,他得不断留神着每天的报纸,看看是不是又要“批”什么了。目的呢?用他的话来说,“得把门脸儿弄干净”。其实,方法倒也简单,文化站大门的东边,有一个壁报栏。他看报纸上提什么口号了,裁一条纸,写一个“通栏”贴上去。“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啦,“清除精神污染”啦,“通栏”底下,贴的全是剪报。他又何尝不知道,“门脸儿”弄来弄去,里面唱的还是《八大锤》、《玉堂春》。不过,他还是要这么弄,要不然心里不踏实。第二,他得编点儿唱词,老段儿新唱,计划生育啦,晚婚晚恋啦,打击刑事犯啦,都得预备出几段来。赶明儿区里调演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区里评选“文化活动先进街道”,才不听你的《西厢记》哪,有那么一段《结扎好》,齐了!
  本来,汤和顺是乐得李忠祥大包大揽的。甭说将来有个什么闪失,能有个人替他扛着了,也甭算计省了多少工夫,多少精气神儿了,光是茶叶他就省了不少。可现在,看这样子,是得出来管管了,再由着这位老哥抡圆了膀子于下去,招来的杂人太多,惹事儿不说,就这屋子也装不下了呀。
  李忠祥还没有醒过味儿来。每天晚上和老伙计们一块儿,唱一段,聊一会儿,横论天下,纵叹人生,还觉得自己的“总教习”当得不赖呢。及至听了汤和顺的话,才觉得这确也算个事儿,不过转念一想,又有点儿不服气:唉,到这儿来,不都是为了找个乐子吗,他郭森林还真地想到这儿当个“角儿”不成?你要是真想当“角儿”,还是到别处当算啦……
  “唉,你这个老李哥呀,说您胖,您就鼓腮帮子。说您‘总教习’,您倒好,也要办个‘喜连成’!可瞧您拉来的这些人,也办不成‘喜连成’啊,办个敬老院差不多了!”汤和顺比李忠祥小四岁,平常两个人就爱开玩笑,所以这回也直言快语,“您行行好行不?您请来的那老哥儿几个,唱不了的,别这儿添乱了,该干吗干吗去得了!”
  汤和顺不过说说而已,其实他也没非要这样。可李忠祥听了,心里好不受用。想到自己请来的几个伙计得让人撮出去,面子在其次,让他们回到商店门口蹲着,跟儿子怄气,和老伴儿憋火儿,心里真不落忍。他半天没吭气儿,终于,耷拉着眼皮说:“行了行了,就这么凑和着唱吧,你能让谁来,不让谁来?”想了想,他又叹了一口气,“唉,都是这个岁数的人,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
  李忠祥的这句话,在北京的小辈儿人里,大概很少有人能听得懂了。
  过去北京的骆驼多,所以才留下这么一句话。骆驼上车,那就是死了,拉作坊开宰,进汤锅去啦。辛苦了一辈子,只有坐这么一趟车的乐子,这玩笑开得未免太令人心酸了。不过,这话是李忠祥这样的人过去常说的——给人家出了殡回来,累了一天,往烧酒铺一坐,二两“烧刀子”端着,叹口气:“嗨,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这种感叹在他这一辈子已习以为常,所以是不能苛求的。再说,对于那些被他拉来唱戏听戏的老头儿们来说,说不定这真是最后一个乐儿啦!
  汤和顺倒也通情达理,他知道这位老哥们儿的心思。想了想,说:“这么着吧,已经来了的人就算了,咱们也别轰人家了。没有来的人呢,您也别满世界给我招了。再招,这儿得爆炸了!”
  “好嘞!”李忠祥痛痛快快地一摆手儿,“我也长人记性儿,我再给你招一个来,我爬着走,怎么样?”
   
第四

  发誓,是顶没用的东西。比如这位李忠祥,三天还没过,又给“戏迷”、“票友”们领来了一位。你真的能让他“爬着走”?当然,他自有他一套理由:“谁让咱们赶上了呢!皇上二大爷的事儿我可以不管。我这位万有兄弟的事,我得担着。人家对我有恩哪!”
  乔万有比李忠祥小十岁。李忠祥在杠房混饭的时候,乔万有还是个孩子。他十二岁上死了爹,没了饭辙,去给办丧事的人家打执事,举个雪柳啦,打个“肃静”、“回避”啦,每回弄几大枚,聊补无米之炊。李忠祥光棍儿一人,对他常有接济。民国二十二年,乔万有他妈害了“鼓胀病”,李忠祥典衣买药,人死了,又是李忠祥拉上几个哥们儿,去求“同仁堂”赊了一口薄棺材,帮助乔万有送走了老人。这些,对于李忠祥来说,都是“哥们儿应当的”,“谁还没个求人的时候呢”,所以,如果说“有恩”,倒是李忠祥对乔万有有恩在先,不过,他自己已经忘了就是了。
  过去,北京有个撒纸钱儿的,外号“一撮毛”,因为下颏有痣,上有一绺长毛而得此称,真名儿倒很少有人记得了。“一撮毛”过去也是个打执事的孩子,在同行中挣得少,被人挤兑,于是发狠练得一手撒纸钱的功夫。据说,“一撮毛”撒纸钱的时候,左臂胳肢窝儿底下夹着一把,臂弯儿处夹一把,手里捏一把,扬起右手,刷刷刷,三把纸钱儿打着旋儿转着圈儿飞上去,能高过西四牌楼,雪片儿似的满天飘,落在地上,愣找不出两张粘在一块儿的来。就这一手,九城闻名啦,听说袁世凯、黎元洪出殡时,都是他撒的。每回多则一百现大洋,少则也要二十现大洋,此外还能赚一身孝服。没多久,“一撮毛”就发啦,自己还开了买卖。乔万有也有志气,也学着“一撮毛”的样子,练出了一手撒纸钱儿的绝活。“一撮毛”一死,就看他的啦。当然,他挣的是怎么也顶不上“一撮毛”了,每回几块现大洋吧。不过他不象别人。他不仅不抽、不喝、不嫖,不赌,而且还挺会算计。比如吧,他找了一帮孩子,每回出殡,他在前面撒,那帮孩子们呢,在后面捡。捡回来交给他,换根糖葫芦。他把这些纸钱儿用绳穿起来,洒点儿水,用木板一夹,下回还使它。这就把办事人家买纸钱的钱都赚下啦。几年过后,乔万有倒是攒下了俩钱儿,娶了媳妇,买下了辘轳把胡同十号这个“三合”院儿。这时候,李忠祥还在野茶馆等零活儿,吃的接不上顿儿,穿的换不下季来哪。屋漏偏逢连阴雨。没多久,李忠祥的土房子又塌了,连个窝儿都没啦。乔万有闻讯,来请忠祥大哥搬过去,一块儿住。李忠祥不去。唉,混了一辈子,连个窝儿都混没了,还要到人家小老弟门下,难免臊眉耷眼的。可又一想,不去又上哪儿呢?就这么着,也搬到了辘轳把胡同十号院儿。哥儿俩你让我推,最后还是乔万有一家住在北屋,李忠祥住在西屋。东屋租给了挑挑儿煎灌肠儿的李家。现在,“灌肠儿李”老两口儿随儿子享福去了,房子由闺女女婿住着。女的叫李玉芳,从街道领些纸盒回家来糊。男的叫贺鑫,是个“右派”,新近“改正”了,回到北京一家大学里教书。他们的闺女叫圆圆。
  掐指算来,李忠祥和乔万有一块儿住在十号院儿里也有四十来年了。除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北京的私人房产全缴了公,李忠祥和乔万有一样,向房管所交房租,心里还算踏实点以外,他的心里一直别扭着。他跟万有说过,是不是该给他点儿房钱。话没说完,平时脾气平和,少言少语的乔万有就红了脸:“您这是骂我!”他不敢再提了。他说乔万有对他“有恩”,就是说的这回事儿。不过,不是说这几块钱,说的是这个情分。相比之下,他对人家的情分就太浅啦,不找个机会报答一下,心里总是不舒坦。
  这天中午,李忠祥正在家里喝酒,乔万有推门儿进来了。哥儿俩有穿堂过屋的交情。李忠祥家又没有女眷,所以,乔万有是毫无顾忌的。
  “德志呢?”
  德志是李忠祥的儿子,每天去农贸市场摆摊儿裁衣服。可今天,他是出去玩去了。
  “这小子,搞上对象了吧?”
  “也该着啦,三十三了。”李忠祥给万有拿过酒盅,斟上酒,摆上筷子。他在豌豆街口碰见过儿子和一个姑娘结伴儿去。那姑娘他是早见过的。时时在文化站那儿露个脑袋,脸盘儿挺漂亮,身材也是个样儿。不过,谁敢担保是不是对象呢?
  乔万有老了老了倒不象年轻时那么较真儿,有时也端起酒盅,喝几口了。他个儿不高,精瘦,眼窝子有点儿抠偻,鼻梁细高,却鹤发童颜,一副心地平和、与世无争的模样。这种脾性儿的人在过去所谓“下九流”出身的人里是难找的。他平日言语不多,但在李忠祥这儿还是从来不闷儿着的。可今天也不知怎么了,心思重重的,什么也不说,只顾低头啜酒。
  “唉——”他终于叹出口气来了,抬起头把李忠祥的屋子上上下下扫了个遍,“忠祥大哥,还是您这儿好哇。您没再找个老太婆儿算是对啦,至少,闹个清静!”
  李忠祥说:“穿鞋的都看着光脚的舒坦,凉快!可光脚的还看着穿鞋的眼馋哪!不瞒你说,我现在要不是每天晚上能去唱两嗓儿,找了个乐子,说不定还真得找个老伴儿哪。”
  乔万有又不说话了。
  “万有,这是怎么了?有什么犯难的事,跟哥说一声,能搭把手也好。”李忠祥可熬不住这腻腻歪歪的劲儿。
  “你可帮不上忙。”乔万有苦笑了,“明说了吧,明儿法院要来人调查了——传生和秀莲儿打离婚哪。”
  秀莲是万有的女儿。传生是女婿。两个人是一个厂子里的工人。传生家里没房,结婚就在老丈人这边过了。可他们结婚才半年啊。李忠祥一听这个,火了:“兔崽子想干什么?”
  “怨不了人家。要是换我身上,也没法儿过一块儿啦!”乔万有又叹气了,“算啦算啦,家丑不可外扬。说实话,我都发愁,明儿法院来了,叫我怎么张口!”
  李忠祥不再深问了,他知道这位老弟是个讲脸面的人,既然不说,是不该再逼人家的。可说实话,乔万有心里那股火憋了有日子啦,再说,别看他平时没话,却是个沾酒便来话的主儿。几盅“北京大曲”下肚,好象反倒生怕肚子里那点儿事捂馊了,非抖露出来不可,你不听都不行啦。
  乔万有的老伴儿姓何,过去是天桥卖“瞪眼儿食”的。“瞪眼儿食”这东西现在是没了。其实,就是各饭馆的“折落”——北京人又叫“杂和菜”,文词儿叫“残羹剩饭”。这是专为穷苦百姓预备的吃食:大桶里有大块儿的肥肉,也有鱼头鱼骨,花生皮、瓜子皮、牙签棍儿、香烟头……全啦!卖时一大桶搁在那儿,您就看着下筷子吧,甭管什么,您夹五筷子,得给一大枚,您可不得瞪圆了眼珠子挑肉?老板娘呢,她得给您数着,夹五下,拿过来一片竹片儿,那眼珠子瞪得也不比你小,故有“瞪眼儿食”之称。解放后就没这买卖啦,所以何老太太就一直在家侍候老头子。
  这几年,街道上公益之事很多,从老太太老头儿们上街宣传计划生育到讨论“异化”问题。当然,有的当时说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其实呢,是“完全没必要的,非常糟糕的”,而有的,却实实在在是“完全必要的”了。还有的,也许对干部啦,对知识分子啦,是完全必要的,对老太婆们来说,则无可无不可了。所以不能等同视之。不过,不管干的是什么,何老太太永远是积极分子。最近,为了抓坏人,打击“刑事犯罪”,她戴上了红箍儿,满街里巡逻,小痞子们小流氓们恶毒攻击为“小脚侦缉队”,显然是居心叵测。中国此种老太太还是太少了,若多几个,“五讲四美”则指日可待了。当然,何老太太大概也未免养成了一点“管事”之瘾。您多管管公益之事是没错儿的,可您别什么事儿都管呀。乔老头儿曾经爱养鸟。“烧的!一天两毛钱肉侍候它!你再养,我买两毛钱‘敌敌畏’喂了它!”乔老头儿只好去种花。“告诉你啊,水钱我这儿可不给开支!”就连老头儿吃饭时塞了牙,找根牙签儿剔两下,她都能找出话来,碎嘴唠叨地说上半天。“瞪眼儿”的传统她倒是一点儿也没糟蹋,全继承下来了。可您要是在哪儿都“瞪”,也够让人怵头的。我不是说啦,乔万有是平和之人,所以也就不与她一般见识了。不过这一回,她连闺女、女婿两口子的事都管上了,乔万有的脸面也实在是挂不住了。
  北京人把最小的孩子叫做“老小子”或“老闺女”。秀莲就是乔老头儿和何老太太的“老闺女”。俗话说老闺女是当妈的“贴身小棉袄”,足见当妈的何等心疼了。秀莲结婚不走,把姑爷招来,当妈的自然高兴。可结婚的前几天,何老太太把闺女、姑爷招到一块儿,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要是不在我这儿过嘛,我管不着。既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过,我可告诉你们,‘那事儿’啊,不顶饭吃,一个礼拜来一次,得了。别没完没了,对你们谁都没好处!再说了,你不心疼我闺女,我还心疼我闺女呢!”这叫什么事儿!她还有邪的哪。您想吧,人家小两口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又是燕尔新婚,就难免有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时候。小两口的新房和他们老两口儿的卧室又只隔一扇木隔断,这位老丈母娘在这儿也当上“小脚侦缉队”啦。她倒真惊醒,听见隔壁有点儿什么动静,甭管真的假的,有事儿没事儿,她总得敲那木隔断,冷言冷语损一顿,搁谁身上受得了?就甭说人家小两口儿因此拌嘴干架闹离婚了,就连乔万有如此能忍之人,也不免粗了脖子红了筋了:“你怎么这么出息!管天管地,拉屎放屁,全他妈管!……”
  何老太太呢,当街当院儿的,扯开嗓子回了一句,差点儿没让乔老头儿背过气去:“我不管?明说了吧,你们男人知道我们娘儿们的苦处吗?当初你们乔家把我娶过来的时候,白天,得给我婆婆干活儿,晚上,得给他妈你干活儿,熬我的鹰。妇女解放啦,不能让你们欺负啦……”
  乔万有一边说,一边喝,本来顶多二两的量,看看喝了三两也出去了,话也有些颠三倒四了:“唉,一……一听她开……开口,我……我的脑……脑仁儿疼!”“丢脸,丢脸!真……真他妈丢……丢尽人啦!”说到最后,颠来倒去的也就是这两句了。
  李忠祥看着这位老弟,心里犯开了愁。你说,你有点儿什么难处不好!没钱,从我这儿拿三头五百的也拿得出来。要出力,我一个,我儿子也算一个,不够,咱们还可以找!可你这事儿,我……清官还断不了家务事呢,老夫老妻了,我总不能撺掇你们也去打离婚吧?……可这位老弟呀,这么多年来也没跟咱诉过苦、张过口,当大哥的我依傍了人家多少年,这会儿连个宽心的主意都拿不出来,也未免太“那个”啦。
  李忠祥一时着急,加上多喝了点儿,也就顾不上什么发过誓没发过誓了。就象北京的老头儿这会儿自然还会想到“人丹”,广州的老太太还会想到“驱风油”一样,他想了想,一把夺过了乔老头儿的酒杯,说:“万有,古话说,‘自得其乐’。你呀,别这么愁啦。也别去听咱们的弟妹在那儿扯臊了。跟着老哥哥我,唱唱戏,乐呵乐呵去得啦。”
  “唱戏?……”乔万有眯着眼睛,一下一下地摇头,我……不……不会”
  “那你就来个场面!”
  “场……场面?”
  “是啊,敲个锣,打个镲,拉拉二胡,会不?”
  “那……那也……不会。”
  “那你就学!我就不信你学不会!当初那两手撒纸钱的功夫怎么学会的?”
  “唔。”乔万有不言语了,想了想,点点头,叹了口气说:“反正,甭管怎么着,听戏也比听骂强不是?跟着你,我的大哥,试试吧!”
  当天晚上,李忠祥不知从哪儿给他的万有老弟掏换来了一把旧二胡。第二天傍晚,领着他到文化站来了。当然,咱们的“总教习”因为自己的“食言”,大概也感到一点惭愧了,所以还特意从自家拎来了一把折叠凳,把他的撒纸钱儿出身的老弟安排在一个旮旯上。
  自此,每天晚上,你都能看见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者坐在“排演场”东边的旮旯里,膝上架着把二胡,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和那些拿着京胡、二胡、乐琴、檀板之类的老头儿们一道,为生旦净丑做“场面”。这就是乔万有。
  不过,您得听仔细了,二胡的声音可不是从他那儿发出来的。即便到了后来,老在那儿跟着拉,熟了,他也顶多会拉一段极简单的“小开门”而已。这还常常跟不上趟儿。
   
第五

  您可别以为咱们的李忠祥就知道大包大揽,就知道把人往他那个“戏班子”里拽。那可就错了。大包大揽,那得看是谁。
  自从李忠祥那次“食言”以后,老哥儿们更拿他开心了。
  “李老板,您看看您那条辘轳把胡同还有老哥儿们没有,一块儿‘解’来算啦,省得一趟一趟瞎耽误工夫。”
  “忠祥,你们胡同二十九号门前那对石狮子,我看这两天可不那么顺气儿啦,要不,你给领来唱两口?”
  李忠祥知道他们并无恶意,有时回敬两句,有时一笑了之。不过,转念一想,也觉得确实难怪他们开这个玩笑。掰扯着手指头算吧,辘轳把胡同的老头儿们,除了去给待业青年自办的旅社当“顾问”的,去给人家看材料场,挣“补差”的,除了动弹不了的,剩下的呢,好嘛,全让这儿包圆儿了。哦,还有一个韩德来,来过两次,唱得不错,可借着反“精神污染”,他又扯天扯地地吓唬大伙儿,大伙连损带挖苦,反倒把“精神污染”的帽子给他戴上了。从此再也没影儿了。辘轳把胡同再来唱戏的,说不定是得轮到那一对石狮子啦。
  可这天晚上,和他同一个院儿,住对门儿的贺鑫来了。这他可万万想有想到。
  你说怎么就这么“寸”——正唱《秦香莲》哪,他来了。穿着那身蓝的确良卡叽的中山装,架着那副黑边秀琅眼镜,戴着那顶棕色的前进帽。他沉着脸,跟谁也没打招呼,坐在那儿,悄没声儿地听戏。人多,李忠祥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好嘛,我们十号院儿的老爷们儿全跑这儿聚齐儿啦!”李忠祥给乔万有递了个眼色,又瞟了瞟贺鑫,心里暗暗笑了。心里这么说,可马上又觉得纳闷起来。他知道,这地方是不该贺鑫来的,你要是满脸褶子,一把胡子了嘛,那还差不多,你四十来岁,正当年,又是知书达礼之人,你跑到我们这儿混个什么劲儿。
  贺鑫在辘轳把胡同的百姓们眼里可够唬人的。就是李忠祥,和他住在一个院儿,也有二十来年了吧。一年前,当贺鑫的老婆李玉芳美不滋儿地告诉他:贺鑫写了一本书,砖头那么厚,得了四千多块钱稿费的时候,也吓了他一大跳呢。李忠祥倒是知道他过去能耐不小,清华大学毕业的,后来当了“右派”,到一个厂子里当技术员了,经人介绍认识了李玉芳,也没正经办什么喜事儿,搬过来,就算是结婚了。这二十来年里,这位贺鑫不显山,不露水,看着也没啥新鲜的啊,白天,去街道厂子里上班。下了班呢,捅捅炉子,哄哄孩子。那会儿,水龙头在大街上,要不,他就去挑挑水。他那“砖头厚”的书,是从胳肢窝儿底下变出来的不成?甭管怎么说,这是实打实凿的!这从李玉芳不再糊纸盒子也能看出来啦。那些日子,贺家的事,你就是不想听,李玉芳也会跑来告诉你。院门口停过几次小卧车。李玉芳说,那是接贺鑫去讲学的。贺鑫不上班了。李玉芳说,他调回大学了,不用“坐班”了。再往后,李玉芳终于把那“砖头厚”的书拿出来了。上面真真儿的印着贺鑫的大名,再翻开里面,好家伙,图啦,表啦,洋文啦,看着都眼晕!
  不过,没多少日子,李玉芳不美了,两口子闹腾起来啦——打离婚!都住在一个院儿,一西一东,整天脸儿对脸儿似的,李忠祥当然知道。可谁的理多,谁的理亏,他就不知道了。在李忠祥看来,李玉芳那娘儿们也要不得。甭说夏天里,一个才四十来岁的娘儿们,穿着汗背心儿,在院子里晃,那两只奶子象两片鞋板儿,在里面逛荡,他觉得好不受看了。你就听她和她爷们儿吵架的那个泼,那个野,那个村,这娘儿们就不是善主儿。可李忠祥又想,李玉芳再不善,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贺鑫混壮了,要打离婚,老婆,也不是好鸟儿。这不是陈世美,也是王魁呀!再想想两口子的那个女儿圆圆,李忠祥的气儿更不打一处来了。不看糟糠之妻的面儿上,也得心疼孩子呀,成心让孩子没爹,更不地道啦!你来这儿解闷儿来了?也好也好,趁这工夫让你也长长记性,让你知道咱们虽然不象你,“砖头厚”的书写着,几千块钱拿着,小卧车坐着,人五人六的,却也知廉耻、明大义、守伦常,所谓人穷志不穷!等包公铡了陈世美,咱们扮个王中,来一折《义责王魁》让你听听吧……
  嗨,人哪,谁也保不齐有犯湖涂的时候。就说咱们的李忠祥吧,按说这一辈子是认准了这么个理儿的:得把人往好里想,往情理上想,不能糟毁人。可这一回倒犯晕啦。只想起王魁休妻的无理,忘了朱买臣体委的有理了。《秦香莲》一折唱罢,他站起来了,真地反串了一段《义责王魁》:
  
  “……千言万语劝不醒,
  一旦富贵失掉了魂。
  高官厚禄把良心昧,
  千秋万世你留骂名……”

  颇有麒派韵味,苍劲厚重。李忠祥唱得动情动容,也不知是因为真唱得好,还是因为有人也知根知底儿,故意恶心贺鑫,这两嗓子,居然招来了喊“好”声呢。
  十点半钟的时候,唱戏的人散了,三三两两,各归其家。天上纷纷扬扬下起雪来。李忠祥和乔万有一道,在辘轳把胡同里走着。那个贺鑫呢,走在他们的前面。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怪可怜的。要是在往天,李忠祥会余兴不尽,哼一段,聊几句,乔万有呢,跟着哼哼哈哈。可今儿个,李忠祥忽然觉得别扭。都住在一个院儿里,都去唱戏听戏,干吗要分了两下子走?再往下想,心里更不是滋味儿。他知道就是那段《义责王魁》闹的。这干吗呢?他不好,有法院处置,有他们单位找他算账。人家说不定心里挺难受,正想来解解闷儿哪,我干吗还要挤兑他,糟毁他?……贺鑫先走到了,在前面开了院门儿,却不走,扶着街门,等他们过来。“劳驾劳驾。”乔万有说。“别客气。”贺鑫把他们让进去,关上了街门。李忠祥虽然一言没发,心里却更难受了。
  第二天,贺鑫又去了。这天当然不会唱《秦香莲》,也不会唱《义责王魁》了。不过,他还是沉着脸,一言不发,听了一晚上。散场的时候,李忠祥有意快快当当地收拾了。三个人总算走到一块儿去了。
  “贺老师也喜欢唱两口?”李忠祥还为昨儿的事难受,想找点话儿套套近乎。
  “不不,不会唱。”
  “爱听?”
  “呃……凑合吧。”
  还说点儿什么?没话啦。
  不过,从这以后,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只要李忠祥和乔万有一出屋,贺鑫也出来了。三个人一道往文化站走。晚上十点来钟,又一道回来。可他还是没多少话,问一句,答一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那模样不是去听戏,象是去受罪。
  渐渐的,李忠祥看出来了。这个贺老师呀,整个儿一个外行!还问他会不会唱两嗓儿呢,瞎掰!他连“听”也不是“凑合”。他根本听不懂!
  那天晚上,大伙儿决定来一段《苏三起解》。崇公道自然是李忠祥的,这是长华的拿手儿嘛。苏三呢,由赫老头儿来扮。赫老头儿的嗓子吊了些日子,虽说比梅老板比不了,倒也不至于荒腔走板儿了。苏三唱完“低头离了洪洞县”那段“西皮流水”,和崇公道三说两说,崇公道便起恻隐之心,得替她向幕后问“有往南京去的没有了”。当然啦,得随便找个人答一声:“往南京去的前三天就走了。”崇公道又要问了:“如今哪?”这个人还要答一句:“就剩上口外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啦!”这不是但凡听过点儿戏的人都会说的吗?李忠祥看贺老师老在那儿闷坐,挺不落忍,又想起他第一天来时自己“义责王魁”的事来,所以,临开始前招呼他:“贺老师,一会儿替我应那么一嗓子,怎么样?”贺鑫慌忙站起来说:“我……我不会。”李忠祥说:“嗨,老听戏的了,帮个忙吧。等我问‘有往南京去的没有’,你就应一句就成啦!”他到底要人家“应一句”什么,也没说出来。当然了,这还须说吗?这下可好,苏三起了解,想她的“三郎”了。崇公道帮助问道:“有往南京去的没有?”这位贺老师倒是尽职尽守的,大概竖起耳朵就等着这一问哪。崇公道话音没落,他“噌”地站起来:“有!”金口一开,大伙儿全乐啦。
  闹的这个笑话,丝毫也没有影响贺老师去听戏的“积极性”。他还是每天傍晚和他们一道出门,散场时一道回来。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言不语,蔫头聋脑。这可让李忠祥心里犯嘀咕了:听嘛,听不懂。唱嘛,更不摸门儿。学吧,看那样子,他又不想学。他去干点儿什么不好?哪怕再去写一本“砖头厚”的书呢。
  “贺老师,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一天晚上,三个人一块儿回院儿的时候,李忠祥终于忍不住了。
  “什么事?”
  “我可不是轰您。可不是反对您去听戏。”顿了顿,李忠祥指了指他的万有老弟,说:“我们,都是行将就‘火’之人,又是‘下九流’出身。每天晚上唱两口,寻个乐子嘛,情有可原。可您……您说,您老跟我们一块儿哄什么呢?……再说了,您要是个‘戏迷’呢,我倒也明白了。可您……您能耐大,我知道。可您要是演戏呢,怕是扮个‘来人有’,也不够格儿啊……”
  “来人有”,就是龙套。老爷喊:“来人!”家院应一句:“有。”此即“来人有”。
  贺鑫苦笑了一下,没言声儿。
  乔万有说:“说实话,我们都是顶没出息的主儿。我们要不是知道您能写书,也不心疼您。您干吗要把自己糟毁了?”
  乔老头儿这话不说则罢,一说,贺鑫几乎要落下泪来。
  说实话,他会三国外语。他研究的是计算机软件,现在,正是该着他大干一番的时候。他打算写的。也不只是一两本书。可现在,他哪还有这心思啊!李玉芳没有多少文化,只看得见鼻子尖下这一点点,脾气暴得冒烟儿。甭说现在了,就是他贺鑫落魄的时候,也常常回忆起被打成“右派”以前交的那位女朋友,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要说他见了那些文雅、漂亮的女人不动心,那也是瞎话。可他从来也没生过外心。李玉芳再不好,在他当右派时敢跟他敢爱他,为他生了圆圆,操持了家务,凭这一点,混得再好,也不能忘了。所以,他一直想的是,日子好过了,和玉芳好好商量,安排生活,安排工作,安排学习,他们之间的距离,不也是可以尽量缩小的吗?……他怎么能想得到,因为那封信,只因为那一封信,一切都乱套了,一切都断送了。
  信,是他过去那位女朋友写来的。连他自己都闹不清为什么要把那封信留下来。是因为它给他带回来了挺多蛮有味道的回忆?还是因为她在信里讲了她现在家庭生活里的苦闷,这使他也想起了自己的苦闷?甭管为了什么吧,得承认那封信使他动了心,所以他没舍得烧掉它,把它锁在了抽斗里。可是,他干了什么对不起玉芳的事了吗?没有。他既没有按信赴约,也没有回信。他是理智的。他甚至又太理智了。他曾经犹豫了一下,是不是给玉芳看一看,可他没有这样做。她没有理解这件事的能力。他知道那结果必然是她杀上门去,把人家“破鞋”、“骚货”骂个够,保不齐还会撒泼打滚儿。何必拿这封信去激怒她,又让她去伤害另一个“她”呢。他唯独没有想到,当这封信被李玉芳翻出来,攥在手里以后,他就是浑身是嘴也讲不清了。解释,澄清,发誓,甚至承认了自己感情上那一点点波澜的“卑鄙”。那管什么用?这下倒好,她不光自己要杀上门去骂街,还非要拉上他一块儿去不可啦:“你不是没外心吗?跟我去骂那骚货去呀!……不去?本来嘛,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去!姑奶奶可不怕。明说了吧,我得让那些骚娘儿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把你从我这儿弄走?门儿也没有哇!”打这以后,凡有女人来家,不管是同事也好,学生也罢,一律得受这位夫人的脸子,再不就摔门。劝她?越劝越醋:“得罪了你的人了是吧?心疼了是吧?你心里还他妈有你的老婆没有?……”完了呢,哭天抹泪儿,四邻不安。别说一个想一心一意干点事业的男人了,哪个丈夫也经不住这么闹腾呀:“算啦算啦,要不,咱们离婚算啦。”他贺鑫自己也不知道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了。他烦了。书,看不下去。工作,没心思。成果,出不来。他想一了百了。一辈子净为这件事折腾来折腾去,啥时算个头啊。没想到这更惹事啦。闹到了妇联,闹到了工作单位。甭说啦,一个是秦香莲,一个是陈世美,明摆着哪。
  “嗨,我跟您说这些管什么用!您也不一定能理解。”贺鑫苦笑了,摇摇头,点上一颗烟,默默地抽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长叹了一口气:“您二老的心里我知道了。可您说,我上哪儿写书去?在家?那娘儿们闯进门,见纸就撕,见笔就撅:‘我让你写!我让你写!越写越当陈世美!还不如他妈一块儿吃糠咽菜哪!’……上单位?‘又去会相好的去啦?’您说,别说我没地方了。就是有地方,我还有写书的心思吗?说实话,跟您二位去听戏,算是她最通融的啦:‘跟着听听去吧,听听包公是怎么铡了陈世美的!没良心的都是这下场!’不信您二位明儿留心着,我一出门儿,她肯定在窗户边儿上戳着哪,要不是和您二位一块儿出去,看她不追出来,跟我打一架才怪!……”
  李忠祥和乔万有一边听,一边叹气。贺老师说完了,三个人鸦默雀静地戳在路灯底下。李忠祥想起这位贺老师如此学问高深之人,每天杂坐行将就“火”的老头儿们中间,硬着头皮听那听不懂的《苏三起解》,心中升起几分凄然。再想起自己在贺老师初来时的无礼,更是后悔不送了:“贺老师,老夫有所不知。那天唱《义责王魁》,不该,不该呀……”
  “什么《义责王魁》?”
  “就是您去的第一天,我唱的那一段。”
  “那不挺好听的吗?”贺老师迷迷瞪瞪地看着他。
  李忠祥叹了一口气,心里更酸酸的了——他从一开始就没听懂。也罢。
  他们又鸦默雀静地呆了好一会儿。
  “贺老师,”李忠祥忽然说话了,“我是个粗人,抬棺材的出身,说话没个尺寸,请您给包涵着。我这个人哪,就盼着热闹。特别是有点儿愁儿,有点儿闷儿的人,我都想给人兜着。我这脾性,想来您也听过一耳朵?可我寻思着,您这愁儿,您这闷,可不是我能兜着的啦……”
  “不不不”,贺鑫忙说,“每天跟着您二位,我还是挺开心的。”
  “别介。您可不能在我们这儿开心了。您要是在我们这儿开心了,我们可对不起公家了。”李忠祥把胳膊架起来了,“明说了吧,我这儿不能留您。我这儿不是您欢势的地方。我得轰您走。您别怨我不顾街里街坊的面子、情义。您在我这儿就毁啦……我,万有,说真的,太没能耐啦,遍体生牙,满街里去替您说明白了,说您不是陈世美,您也用不着。您是豁达之人不是?去替您把那娘儿们揍一顿,让她长长记性儿,知道知道她的爷们儿是多么通情达理的人?也犯法。打坏了,您赔了心疼还得搭上药钱不是?!我就琢磨个办法算啦——每天她不是在窗户里盯住了你吗?就让她盯着去。您还是和我们一块儿出院儿。出了胡同,我们走我们的。您哪,走您的,咱们各得其所。我们也相信您不会去会相好的去。您哪,好好儿的,找个地界儿,再给咱们国家写本‘砖头厚’的书,行不?……”
  这回,该轮到贺老师心里发酸啦。
  就这么着,李忠祥和乔万有在每天晚上去找“乐子”的同时,又添了个“乐子”:护送他们的骄傲——贺老师——出胡同,让他去他们大学的图书馆里,去写他那“砖头厚”的书。
   
第六

  每天傍晚,六点半钟,“虾头儿”汤和顺拎着钥匙,打开文化站的大门、然后,他要么到隔壁王山家下棋,要么就到阅览室里剪剪报去了。踩着他的脚后跟儿来到的,一定是一摇一晃的李忠祥,旁边跟着乔万有,拎着的那把破二胡,宝贝似的装在蓝斜纹布做的套子里。两位老头儿进了门儿,沏茶打水码条凳,一通忙活。陆陆续续。人马凑齐,锣鼓饶钹一响,精神振奋。尤其是那些有点儿愁事的,儿子不孝顺啦,老伴儿啰嗦啦,去他娘的吧,此间乐,不思蜀!
  人是很容易知足的。象李忠祥这样的,就更加知足了。古人说,知足者长乐。李忠祥又加了一句:长乐者知足。两头儿全让他给占了。回到家里,儿子孝顺,床底下老戳着五瓶“北京大曲”,喝完了一瓶,儿子立马给补上一瓶。拉开抽斗儿,里头老撂着一条“恒大”,抽到还剩下一半的时候,儿子又给补上了一条。这不得“知足长乐”吗?每天傍晚和万有老弟、贺老师结伴出院儿,到胡同口各奔东西。他和万有一方面得丝竹之乐,一方面得助人之乐,这不“长乐知足”吗?所以,李忠祥那脸膛子喝得更红了,“外八字”一颠一晃,更神气了。神吹海聊得更没边儿了。当然啦,每每看到有年龄相近的老哥儿几个在那儿蹲墙根儿,闷坐门抽,心中还是难免有“遗珠之憾”,可甭说发的誓在管着他,就是文化站那地盘儿,也管着他哪。再转念一想,也明白了自己的可笑。天底下的道儿多着哪,提个笼、架个鸟、下个棋、品个茶、练个功、要个拳、溜个弯儿,各得其乐,你操的哪门子心?!
  李忠祥替别人操的心的确是太多了,可他自己大概从来也没想到过,他也未必能“长乐”的。
  春节前的一个傍晚,“戏迷”、“票友”们还是和往天一样,哼着唱着,摇着晃着到文化站来了。大门倒是敞开的,可水没打,茶没沏,条凳零零乱乱地撂着。李忠祥没来。乔万有也没来。老伙计们未免有些纳闷儿,随后心里越发觉着不是滋味儿了。过去,在老哥们儿里有一位唱铜锤花脸的,不到七十岁,黄钟大吕的嗓音,厚实、透亮,有金少山的味儿。昨儿个还唱得好好的哪,今儿个没来,一打听,脑溢血,撂挑子啦。打那以后,老哥们儿中间有谁没来,大伙儿谁也不问了。
  一会儿,乔万有来了,大伙儿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儿。
  “万有,忠祥呢?”有人终于忍不住了。不过,提起李忠祥,平日里大伙儿全玩笑着叫他“总教习”或者“新长华”,今天不那么叫了。
  乔万有把二胡架在腿上,吱吱吜地调弦儿,呆了老半天,慢吞吞地说:“今儿他不合适。不来啦。”
  “怎么个不合适法儿?”
  “嗨,头疼脑热的呗。”
  乔万有不愿说出真情,怕丢了忠祥大哥的面子。
  其实,刚才,和往天一样,他们高声大嗓地叫上贺老师,一块儿从院子里出来了。可在胡同口和贺老师分手以后,李忠祥耷拉下眼皮,没精打采地说:“伙计,今儿你一人去吧。我不去啦。”
  乔万有好生奇怪。这位忠祥大哥还从来没有落空的时候,今天是怎么了?
  “我今儿……不合适。”
  乔万有慌了:“那您跟着出来干吗?还不快回家躺着去!”
  李忠祥摇摇头,苦笑着,磨蹭了半天,说:“实话告诉你吧,刚才吃饭那会儿,德志回来了。他不让我去啦。”
  “为什么?”
  “他说,干点儿什么不好?在家里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干什么不比去那儿嚎强!让人家笑话。……”
  “他……他也这么爱管闲事?”
  “我不早跟你说啦,人家搞对象啦。那女的就住豌豆街,好象就是穿着紫格呢子外套,时不时来文化站探探头的那姑娘。大概是那女的跟他说起什么来啦。嗐,也难怪,在姑娘小伙儿们眼里,咱们可不都是‘老疯魔’?我寻思着,德志是怕人家知道,这群‘老疯魔’里挑头儿的是他爸,嫌寒碜啦!”
  “唉,还没娶媳妇呢,就忘了爹啦。你偏去!她嫌你,别过门儿啊!”
  李忠祥一笑。他说儿子也够可怜的了。二十五岁时才从插队回城,又得了肺结核,工作、对象全耽误了。这两年读了些日子“大生缝纫学校”,学了点儿手艺。白天,到农贸市场代人裁剪,要是夏天的晚上,路灯底下还得干。总算找了个不赖的饭辙,撑起了这个家。细想吧,儿子哪儿没孝顺到咱呀?好烟好酒侍候着。三十岁上才搞了这么个对象,好声好气儿地让爸爸别去唱了,还没敢把对象的事说出口。人哪,得将心比心,就算是你儿子吧,也得想想他的难处不是?
  “行啦行啦,你就快去吧。要不,老哥儿几个非以为我是听拉拉蛄叫唤去啦!”
  李忠祥摆摆手,把乔万有轰走了。
  因为李忠祥的缺席,“戏迷”、“票友”们好象都觉得挺扫兴。本来,街道办事处说好的,春节时,老哥儿几个要凑一台清唱。李忠祥不来,连个张罗的人也找不出来了。这帮老头儿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总教习”并没有在家躺着——他掉了魂儿似的,在辘轳把胡同口上站着哪。
  站在这儿,能把文化站里吹的、拉的、弹的、唱的,听得真真儿的。他们在唱《锁五龙》。一听就知道扮单雄信的是金老头儿,自称和金少山沾点儿亲的那位。唱得有几句象金少山,又有几句象裘盛戎:
  
  “……一口怒气冲天外,
  大骂唐童小奴才。
  胞兄被你父箭射坏,
  兵发洛阳为何来!
  今生不能食尔的肉,
  你坐江山爷再来……”

  唉,可这段“快板”唱得可栽透了!气口也不匀,吐字也不清,象含个热茄子!裘盛戎是这么唱的吗?那气口,那板头,匀溜、稳当,一丝不乱!……李忠祥真想进去挖鼻子捣眼地数落他两句,就凭这,还和人家金少山攀亲哪,一边呆会儿去吧!
  越听,咱们这位李忠祥也就越显得可怜啦。远远的,听得心痒技痒,恨不能立马过去示范一番——尽管平常在他“示范”完了以后,伙计们常常给他个“大窝脖儿”:“瞎掰,还不如我这两下子哪!”说不定他那“两下子”也确实有限,可现在不让他来那“两下子”就象把一个人四马攒蹄儿捆在那儿,真是太受罪啦。
  李忠祥正在胡同口转磨,忽然看见儿子德志和一个姑娘从豌豆街里出来了。没错儿,就是那个姑娘,穿一身紫格呢子外套,家住文化站边上。这俩人儿是搞着对象哪。儿子今儿穿得也够“派”的,天蓝色的羽绒服,尖皮鞋。唉,儿子,别看你跟你爸面前老实得猫儿似的,敢情到这个时候,也和别的小伙儿一样,不害臊,大街上就敢伸手搂着人家姑娘家的腰!
  儿子和姑娘向西边走了,一人提一个草编的袋子,口上露出了亮锃锃的冰刀。看来,是一块儿上陶然亭滑冰去了。
  李忠祥忽然挺高兴。昨晚上他跟老哥儿几个说好的,今儿他得来一段《连升店》。再说了,春节演的那台清唱,还没个着落哪,趁这工夫,进去得啦,犹豫了一下,他反倒随着儿子走去的方向,奔陶然亭去了——他得看着他们几点散场。
  说实话,李忠祥活了这么大岁数,他见过孩子们在护城河上溜冰车,见过旧北京在冬天里凿冰,往冰窖里拉冰,可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年经的男女,穿得漂亮、利索,身轻如燕,在镜儿似的冰场上转呀转呀。音乐声儿挺有点儿洋味儿,可是不浪,轻轻的,挺好听。姑娘们脸上都红扑扑的,常有小伙子牵着,笑得挺脆,挺甜。转呀,转呀,两条腿那么灵巧,倒来倒去,象箭一样窜过来,又象箭一样窜出去……李忠祥看呆了,眼睛有点儿晕乎。他已经忘了打听散冰的时间了。唉,自己年轻那时候,有这地界吗?兴许有。可那会儿自己是抬棺材、抬花轿的命。自己这一辈子,从来也没象他们这么欢势过一次呀!想着想着,他又恨起儿子来了。兔崽子,这一辈子,你且能欢势哪,可你爸唱那两口,真真儿的是骆驼上车的乐子啦……
  从陶然亭出来,他觉得有点儿饿了。晚饭时,因为儿子的话,胸口堵得慌,只喝了两口酒。公园门口有一家新开张的夜宵店,人们进进出出的,挺热闹。咱也进去吧,来碗馄饨。
  夜宵店里坐着的,是一对对从冰场出来的男女。座位底下放着他们装冰鞋的提包、草袋。不少姑娘们戴着红的蓝的绒绒小帽儿,身上发散着香水的气味儿。他们在喝汽水,喝啤酒,一对一对,低声细语,好象在这馄饨铺里也可以谈恋爱似的。李忠祥一推开门,浑身顿时不自在起来。虽然谁也没有留意他,他却觉得自己和这些人那么不搭调。他松开门,退回来,走下台阶。儿子一会儿也要和那姑娘来吧?两个人也是一样。脸上红红的,身上香香的。一瓶啤酒,两瓶汽水,两碗馄饨。低声细语,眉来眼去,扯臊!你眼红怎么着?他忽然想起那个鲁桂英来了。她说不定早已嫁人啦。唉,当初鲁桂英说“算了”的时候,你怎么也就松口了呢?别人不明白,我们俩不都挺明白的吗?怎么就做不了自己的主呢。窝囊,真他妈窝囊透了。一直窝囊到今天!
  李忠祥一脚把路上的一块石头踢到一边,顺着陶然亭公园围墙外的便道,往回走着。
  前面在修马路,红色的标志灯横在路中间。便道上,架起一口大锅,底下柴火熊熊。修路的小工人们大概在等着锅里的沥青化开,在柴火旁扎成一堆,吆三喝四地喊叫着:“迎头!把‘车’迎头!”“哪儿呀,撤‘马’!得撤‘马’!”他们在下棋。
  李忠祥对这不感兴趣。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很随便地瞄了这伙人一眼。可他看这一眼不要紧,差点儿没撞在那口沥青锅上——他发现,贺鑫贺老师也围在人堆儿外边看棋哪!
  贺鑫也看见他了,扶了扶眼镜,嘴唇动了动,却又没说什么。那神情尴尬透了。
  两个人慢吞吞地往回走着,好半天没话。
  “您这是去回来了,还是没去哪?”李忠祥忍不住了。
  “哪儿?”
  “哪儿?我们老哥俩儿每天陪您出来,让您去哪儿啊?”李忠祥使劲儿拢着心里的火。
  贺鑫低头走了一会儿,又扶了扶眼镜,说:“不瞒您说,我……我有日子不去啦。”
  “哦,合著,合著……”李忠祥憋了半天,想不出更文雅点儿的词儿了,“言重了,您可别挂不住。合著我们老哥俩儿一片好心,全他妈扯淡啦……”
  “唉,”贺鑫叹口气,又闷头闷脑地走了一段,“我开始去了两天,可后来没心思啦。明说了吧,单位里把我的课题组长给我撤啦。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我还干什么呀我……”
  “你说实话,是不是真的跟别的女人瞎着来的?”李忠祥是很信任“单位”的。
  “我要是有那事儿,我跑这儿看下棋干吗呀!”
  “那您就不会讲清楚:不是您不要那娘儿们了,是那娘儿们跟您胡搅蛮缠,您熬不住了……”
  “我讲了。可我……我告诉您,不是您讲什么,人家就信什么,也不是您讲什么,人家全能理解。我是陈世美,她是秦香莲,那倒好理解。那戏唱了大概有上百年啦!”
  李忠祥不说话了。这位贺老师说的倒是实情。就说他自己这一辈子,能让人理解多少呢?在剧院门口穷张罗,那点子得意、美气,谁理解呢?在女澡堂子的楼下动了点凡心,除了鲁桂英,谁理解了?就是你的亲生儿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他知道你每天晚上去喊两嗓儿的乐呵吗?
  两个人悄默声儿地朝前走着。天不冷,却有点儿风,尘土、纸屑沿着马路牙子卷过去,窸窸窣窣地响。
  快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李忠祥说:“贺老师,甭管怎么说,也就只有一个法儿啦。想开点儿,等着。现在的好多事儿,不是讲究赶个‘点儿’吗。您看咱们对门儿,赫家的二臭,骑摩托车,一下让人罚了二十多块,赶‘点儿’上啦。可我们德志呢,自行车上没铃儿,劝他去买,他说:‘不买。熬过这个月就没事儿啦。’果不其然,上个月出门儿,净穿小胡同了,过了‘交通安全月’,可不没事儿啦。您这事儿,也赶‘点儿’上啦,等到什么时候,赶上轮到老爷们儿说说理的‘点儿’,大伙儿也就明白您啦,您呢,又能写您的书去啦……”
  李忠祥说的话,有时挺在理,有时也胡说。是不必当真的。所以读者诸君也大可不必就上面一派胡言跟他论是非。反正他的一片好心贺老师是理解啦。当下点点头,苦笑了一下,开开院门儿,回屋去了。
  李忠祥回到屋,儿子还没有回来。他坐在椅子上,一眼瞥见了床底下撂的五瓶“北京大曲”。往天,一瞥见它们,心中不免自得。有老朋友来了,提起儿子,还忍不住指给人家看。可今儿也不知怎么了,一股无名火儿拱起来啦。哦,你小子,敢情是把我当菩萨供着哪,几瓶“北京大曲”,几条“恒大”,就把我给“供”顺溜了?我是你爸爸!……象贺老师那样窝囊吧,情有可原,谁让他让人管着呢。我可受不了。爸爸治治儿子,还有点富余呢!他想好了,等儿子回来,开口就让他把他的酒,他的烟“请”走。我他妈不是泥菩萨,这玩意儿我不要。我就要去豌豆街唱两口。跟你那娘儿们明说去吧,唱两口,不丢人。民国二十年,北平市的市长周大文,还在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彩唱了一出《汾河湾》呢!……你爸爸没溜过冰,没和姑娘家去喝过啤酒,去吃馄饨,老了老了,不兴我去唱两口?门儿也没有哇!……
  快十一点的时候,儿子回来了。
  什么话也没有了。
  “爸,您今儿……没出去?”儿子带回来了一只烧鸡,看来是特意为他买的。
  “唔。”
  “爸,您要是闷了,就打开电视看看。我想好了,再过几个月,咱们买台彩色的。”儿子好象要想尽办法弥补爸爸的缺憾。
  唉,李忠祥还能发火吗?这样的儿子上哪儿去找呢!再说了,那个戏,不唱就没命了?
  “爸,要不您养只‘百灵’吧,我给您掏换去,跟对门儿赫大爷那只压压口,叫起来可好听了。”
  “……”李忠祥闷头抽烟。
  “爸,要不,给您……给您弄几条热带鱼来?……”
  “……”李忠祥还是不说话。
  “爸,要不……”
  “我要钓鱼!”李忠祥截断了儿子的话头儿,高声吼起来:“去!给老爷子买两根海竿儿来!得一百块钱!别心疼!”
   
第七

  “找乐子”,是北京人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儿叫去啦”,好象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这,我已经说过了。
  所以,每天傍晚,从辘轳把胡同十号院里还是走出他们三个人:李忠祥、乔万有、贺老师。至于他们这回该上哪儿了,除了唱戏以外,他们还会找到什么乐子?以北京九城之大,以北京人之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是不必担心的。
  不过,他们肯定没有去钓鱼。虽然德志的海竿儿早就买来了。
                  一九八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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