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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没有生下来，兴许就成了一个消费者。令堂大人盼着您成贝多芬，给您买了盒磁带，让您在她的肚子里听——您花钱这就算开始了。说句难听的，请别见怪——哪天不幸逝世，兴许这钱还得继续给您花些日子：整容、追悼、火化、买骨灰匣……万一骨灰堂不侍候您了，还得买地刻碑。不要说若有几位论老理儿的亲朋好友，还得年年拿人民币替您兑换冥票，让您花着方便。我也一样。消费伴随你和我。 消费又是挺让人开心的事。“大款”们如何挥金如土，就不必讲它了。布衣寒士，攒了好几年，攒下一笔钱，全家老少一齐涌到商场，买下一台彩电或一台冰箱，那愉悦更是动人。我逛商场时若遇上这么一家，必追踪良久，分享他们的幸福。不过，目送老老小小拥着那台冰箱或彩电远去，心中又常存隐忧：但愿他们一切顺遂，无须再把它送回来，或送去维修部。 我的隐忧绝非无中生有。我家中使用的国产电器中，高宝牌抽油烟机、辛普森洗衣机、沈乐满热水器等等，无一未曾返修。当然，待保修期一过，我便有了小试牛刀的借口与机会，把它们拆个七零八落，追寻我童年时代的工程师之梦。 然而，并没有几个人像我，觉得这苦涩中还能找点乐子。 啼笑皆非的事还不止这些。录之以求“理解万岁”，志存久矣。忽然想起清末有一位叫沈复的，写过一本《浮生六记》，今人杨绛先生亦作有《干校六记》，皆名篇也。小子不才，附骥其后，作《消费六记》可否？绝没有成为名篇的野心，顶多是想借名牌以壮声色，类乎现如今时髦“松下原件，国内组装”一样。 是为序。 过去我以为，走近柜台，请售货员取货时那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态，只是我这样的人才有。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在柜台旁站了近一刻钟，待两位侃得上劲的售货员松下气来，才敢开口劳驾。这自述使我颇感欣慰，同患此症者，不乏其人也。当然，这位朋友的胆量还是足使我钦佩的。他居然还敢侍立一旁，边听边等！就不怕人家斥你讨厌？我并不是没遇上过类似的情况，但我每每知趣而退，到别的柜台转悠一圈。转悠回来，说不定那两位里就有一位去接了电话或上了厕所，这才轮到我口角春风，走将上去。 我敢保证我对自己这心理上的障碍绝无夸张。我又何必无缘无故地贬损自己？说实在的，大世面咱没见过，小世面也还见过一些，自以为在同类面前尚具自信，然而只要一走向柜台，我这心里就哆哆嗦嗦，自信全无。 回想起来，两次柜台受窘，已经足以把我“修理”成这般模样了。 第一次是去某银行取钱。时值开放改革之初，迟钝如我者，居然没有闻出银行的营业室里已经飘荡着法兰西香水的幽香。何况您阁下取的是出国用的美钞，您阁下面对的，是一位略施粉黛，举止优雅的女郎！我第一声叫的是“同志”，似乎没被听见。第二声叫的是“师傅”，总算被听见了，然而听见的反应就是被翻了一眼。这一眼似乎是说：哪儿来的一个土老帽儿！等我取了牌，恭候一旁等待叫号时，才发现这里原来开始时髦叫“小姐”了。不过，我的这一体验为我招来了更大的一次受窘。 此后不久我到东单一家工艺品店买镇尺，一位女售货员同样年轻貌美、衣着入时，大概因为顾客不多，她坐在那儿看书。我到别的柜台转了好几圈，回来发现她依旧在看书。我只好叫“小姐”，请劳驾麻烦您帮我拿镇尺看一看。岂料她不理我，那么我只好再叫。她突然甩开书，说我损她了，骂她了。谁是小姐？谁是？我是国家职工！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谁是小姐？你说清楚！你为什么损人！……可怜陈某人在贵店转悠了三圈才敢惊动您老人家呀！可怜我还把“同志”、“师傅”、“小姐”掂来量去，才为您选择了这么个典雅的称谓呀！可怜我把“请”、“劳驾”、“麻烦您”都加在了一块儿，就是怕您生气呀…… 自此以后，每逢走到柜台前，总有些结结巴巴。当然，结结巴巴中，还是能渐渐地学出点聪明来的，现在我有九成把握，不至于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主要你得看环境：宾馆、饭店、友谊商店……举凡氛围时髦典雅，沾点儿洋味儿之处，称“小姐”为妙，而蔬菜大棚、油饼铺、炒肝摊，工农兵占领的阵地，叫“师傅”为佳。居其中者，叫“同志”较妥。当然还要熟悉以下称谓以供备补：哥儿们、姐儿们、老哥、兄弟、大爷、大妈……全看你是否善于随机应变了。不过，有两种人至今弄不准该如何称呼：一种是宾馆里年岁稍长的女服务员，是否也可称“小姐”？不致有“讽刺”之嫌？一种是宾馆里年轻轻的男侍应生，叫什么？叫“先生”妥否？……既然没把握，至今不敢向他们开口，趁此写出，也好就教于方家。 我知道，营业员们、服务员们大多是不在乎这些的，何况现在服务态度日益改善，我的遭遇也已成为过去。写出来无非是想告诉诸位，有一位陈某人心理脆弱至此，诸位若碰上类似人等开口有劳，尚望耐心海涵，说不定那就是鄙人。他有过几次悲剧故事，因此也有了心理上的障碍。 我在本文的小序中提过，修理自家的家电用品，已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事。细细一想，此说不甚准确。我的能力，仅限于机械电工产品而已，如抽油烟机、绞肉机、燃气热水器之类，而对于电子产品，我只敢“外围作战”——拆开录像机的外壳，拽出被卡的录像带啦；打开电视机的后盖，吸吸尘啦。大手术是不敢做的。我的电子技术的“最高成就”，只是装过一台六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因此，一想起那次买音响的遭遇便十分后怕。如若真把它请进家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以我能力，又“修之无胆”，真是太尴尬了。 那次我在护国寺一家电器商店买下了一台广东产的音响。时间是1986年春节前夕。我得承认我对这个牌子这种型号的音响盼之日久，因为有朋友买了一台，外观、音质都令我满意，价格也还合理。我相信这机型当时很是流行，致使商店一直脱销。很偶然的，路过护国寺这家商店时，这里正在展销。柜台前挤满了人，一台一台将此机购去。我的衣袋里正装着刚刚领来的几百元稿费，自然也成了这络绎不绝的人们中的一个。 护国寺离我家很远。到对面日杂商店购得两条线绳，将主机驮到自行车的后架上，两只音箱一左一右吊在两边，如同一位进城贩货的农民兄弟。将这尤物驮回了永定门外，扛到高踞六层之上的家中。 第一盘磁带放的是马玉涛的《马儿呀你慢些走》。音箱嘭嘭作响，低音雄浑纯厚，高音辽远悠扬，摇头晃脑，颇有得色。放完了一遍，再放一遍时，“马儿”真的“慢些走”了，歌唱家那自信豪迈的抒泻，变成了如泣如诉的哀求，等到她再一次要求“把这美丽的景色看个够”的时候，“马儿”停下来了。让她“看个够”了。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马儿”有心脏病。 第二天清晨，彤云密布，大雪纷扬，为了过一个愉快的春节，我是“刀山火海也敢闯”的。又一次像进城贩货的农民兄弟，驮起这尤物，晃晃当当进永定门，奔护国寺——连路线都是典型的旧京农家贩菜的路线。 抖掉了一身的雨雪，把音响放到柜台上。奇怪的是，“马儿”又走了——商店的试音带《大地早上好》，那只日本狐狸蹦达得比中国的马儿还欢。售货员告诉我，一定是我家的磁带有问题，某个螺丝过紧，机器带不动，不信回家换盘磁带再试！ 于是像进京贩菜的农民兄弟，又满载满驮，“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飘”，往家返。 又一次把磁带装进去，又一次发现这“马儿”确有“心脏病”的时候，我动了动脑子——我特意将这“马儿”牵到严寒里遛遛，也就是说，把这音响搬到了阳台上去边冻边开。我的试验是成功的：这匹“马儿”只有在冷冻时才跑得欢，一旦回了屋里，热度上来，心脏病就发作。 当天下午，我又一次“战严寒斗风雪”，“贩菜”进城。售货员试机之始，“日本狐狸”仍然欢蹦乱跳，我恳请不太耐烦的她再听一会儿，多听一会儿，她撇开我，说：“听吧！”干脆不再理我。10分钟以后，我得意的时候到了：日本狐狸蔫头耷脑，最后一蹶不振。 “给你换一台吧！”百折不挠终获恩准。 说实在的，“退款”的请求已经到了嘴边，因为我对它已兴致索然，精疲力竭。不过，我还是欲言又止。文化人，爱面子，答应换机，已属知足，何必找不痛快？值得庆幸的是，这家商店里这种机器所剩只有三台。打开一台，均衡器“半身不遂”。打开第二台，指示灯压根儿就不亮。第三台没有再打开，我估计售货员要留给自己一点面子。“退款吧！”她说。 “没啦！”我说，一脸失之交臂的遗憾，心中已自欢呼起来。 揣着几百块钱退款往家骑的时候，和阿Q一般地想：“我一点儿也没亏。这番经历写篇文章，也能赚个几十块呢！”欣欣然倦意全消。 我嗜羊肉串成瘾，是很早的事了。对于吃，我一贯主张“兼容并包”主义。既然羊肉串能进军京华，必有一定道理。那么，我是不能不“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的。既已实践，上瘾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很快也确实发现了有些问题。手举肉串，招摇过市，殊为不雅，从此不敢问津。 时隔愈久便愈发地馋。由此决定采取“开放政策”，决定“引进”。技术引进十分简单，路过街头烤羊肉串的摊子时，瞟一眼便了然。难办的是“设备”。 注意了一下商场，又注意了一下厨具杂品店，都未见过烤羊肉串的炉子和钎子面世。看来，除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别无他途。 有位朋友在一家小厂当厂长，看来解决“设备”问题，非他莫属，朋友闻之，果然爽快，几日后便送来一个银光闪亮的精巧的糟形烤炉。据说为此求他者众，皆好友亲朋也。本想问他钎咋办，一想未免过分。人家造炉任务尚且繁重，区区钎子焉敢启齿？再不行，学街头小贩，买一把车条，稍加加工，亦无不可。 然而我还是不甘心。既要“引进”，便要最高水平，何况家中不免以此招待宾客，岂有餐以“车条肉串”之理？于是又向厨具商店寻寻觅觅，终不得获。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从西单路过，发现烤羊肉串的事业已由个体发展到了国营；开张了两家电烤羊肉串的铺子。西单路口迄北，一路香气弥漫。我对国营店铺的卫生，一向充满信心，更何况已和羊肉串久违，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四串，每串五角钱，每根钎子的押金三角钱。 坏水儿是在吃完第一根羊肉串时冒出来的。这银光闪亮的钎子，秀美修长，煞是可人。押金三角，何其便宜，就是三块钱一根，我也“踏破铁鞋无觅处”呀！孔乙己教导我们：“读书人偷书，能叫偷吗？”“饕餮之徒”顺几根钎子，能叫“顺”吗？何况我是付了三角押金的。既定押金三角，其值必不抵之。我以为其所值，易其钎子，何不理直气壮？ 再次吃那家铺子的烤羊肉串时，发现钎子的押金已升为五角，不知是不是因为饕餮之徒如我辈，都发现了这唯一可以“买”到钎子的“市场”，蜂拥而至，造成了“价格”的波动。 等到我的钎子使上了一年以后，我发现厨具商店里终于有钎子上市了。岂只是钎子，连做工精美的烤炉也上市了。那钎子也是三角钱一根，但规格划一，整齐美观。如果您早上市一年，我又何苦到西单一根一根地吃？ 一周前，和美食大家汪曾棋老先生闲聊，言及此事，汪老说：“当初我也为这钎子发了一阵子愁，最后你猜怎么着？还是用的车条！”另一位旁听者插话说：“我去求一位工程师帮忙，你猜他给找来了什么？20块钱一根的德国焊条！我说，别价别价，这可犯法啦！” 由此，我相信，北京自制羊肉串者中，以车条当钎子者有之，以押金换钎子者亦有之，以德国焊条做钎子者，也未必没有之。唯有那一年以后才上市的正儿八经的钎子，不知其销路如何，至少对于我们来说，它已算姗姗来迟，美人迟暮，也只好顾影自怜了。 每次理发我都去住处附近的一家理发馆。主要是为了近、省时间。当然，有时赶上人满为患，有时赶上门可罗雀。不过，这都和等候的时间关系不大。和等候的时间息息相关的，是理发员们的兴致。人满为患时，说不定就赶上干劲冲天，那用不了一会儿，就理上了。门可罗雀时，说不定却赶上了无精打采：所有理发椅都在空着，理发员们也都在聊天，他们仿佛谁也意识不到你的光临。你倒有可能在椅子上枯坐一个小时。 我试图找过其中的规律，似乎无规律可循。 1986年夏日的一天，我又一次进了这家理发店，突觉店风大变，一位年轻的女理发师迎上前来，满面春风地说：“你理发吗？请这边坐！”这让我感动得不知所措。只见她挥动毛巾，往椅子面上“啪啪”地抽了抽，请我落座，又十分利索地给我围上了白罩单，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会儿头型，问：“寸头？”她举起电推子，无名指和小拇指高翘，那只秀手象一朵鹤望兰在我那飞蓬一般的头顶盛开。 “您多大岁数？”女理发师还很健谈。 “37。”我说。 “哟，您可不象！不象！”她说。 我微笑了。为这话，谁都觉得高兴，是吗？ “那您看我像多大岁数？”我问。 “您可像47的人。” 天哪，原来是这么个“不像！” “您瞧！您都有白头发了！37的人哪有长白头发的呀？快染染吧！” 我这才明白，她是为了动员我染发。尽管这方式怪让人伤心，这诚心却够让人感动。虽然我还有几分疑虑，因为从来也没染过发，不知滋味如何，此其一；不知效果如何，此其二；不知价格如何，此其三。但就凭了这热情，这费心，我能拒绝吗？ 染了发才知道，于我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首先这滋味儿实在是难受。只见她拿来了一个冒着烟儿的罐头盒，里面装了半罐黑漆漆状若沥青的东西，她拿着一根棍棍儿，挑着那“沥青”抹了我一头。这头顶抹了沥青的感觉，像阴云一样跟随了我好几天。其次这效果也实在不佳：回到家以后，妻子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了我老半天，最后说：“你染的这是什么呀？头发梢儿黑了头发根儿还白着呢！”我解释说，盛情难却，手艺差点儿，那份热心是不好辜负的。妻子说，主要还是因为改革了，理发店的收入，关系到职工们的收入，所以，人家当然要动员你染发。您的头发要是再长一点儿，人家说不定还得动员您烫发呢。为了不辜负这一份热情，您也烫成个烤羊肉串的买买提回来不成？妻子的话使我顿开茅塞，想了想，也只好苦笑，说：“权当也让我这脑袋，经受一下改革的阵痛吧！”妻子也笑了。 几个月以后，我应邀去海外访问。临行前诸事纷繁，出发的前一天才想起应该去理个发。最方便的，当然还是芳邻这一家。使我惊异的是，这一次迎出来的，还是那位女理发师。依然春风拂面请我落座，依然末指翘然如鹤望兰，更使我忍俊不禁的是，依然如法炮制来了一句：“您今年多大岁数啦？” 她不定跟多少杂毛如我者作过类似的动员了。我想。 又问一遍。 “37。”我说。 “哟，可不像！不像，太不像了！”稍稍有所变化，也是大同小异而已。 “您看我像47的，是吧？”丑话何不自己说破？ “那可不！瞧您这头发，都有白的了，多老气呀！染染吧！” “不不不，我不习惯，真的不习惯。”我说。 “没多少钱！” “我不是怕花钱。真的不习惯。” “得了。现在这人哪，为了美，为了少兴，谁还在乎俩钱儿啊，您说是吧？”她顽强地沿着她的逻辑前进。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说，“我们那单位里，净是老头儿，这还嫌我毛嫩呢。我好不容易才盼到了几根白头发，我可舍不得染。” 回想起来，我也够损的了。找什么借口不行？说我皮肤过敏啦，说我正犯血压高啦，等等等等，何必故意气人家？这倒好，“鹤望兰”不见了，攥着电推子的手，俨然成了无产阶级的铁拳。“嚓嚓嚓”三下五除二，揪下胸前的白单子：“好了，6毛！”岂止没有了帮我用剪子找补找补的耐心，连我洗头、刮脸的权利也一并取消。 回到家，见到妻子，不待她开口，我就指着坑洼不平的寸头向她宣布：“瞧，这脑袋，又一次经受了改革的阵痛！” 第二天我飞往美国。第三天我到了华盛顿。一位专以研究华盛顿市历史、地理闻名的女学者盛情邀请我共进晚餐。席间，主人时不时转过脸来，看我的头发，看得我有些发窘。 “您看我的头发，很有些特点，是吗？”我说。 “唔。”教授郑重其事地说，“很时髦。这发型，现在在美国，很时髦。” “哦？”我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告诉她，这样的头发在中国最普通不过。而且，我为它花了不到20美分。 “真的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教授的眼睛瞪得溜圆。 我想我根本不必告诉她这脑袋如何一次又一次经受改革的阵痛了。她肯定不明白，甭看她是历史学家。 作家中之勇者，当推“鲁门弟子”肖军。据肖军之女肖耘回忆，每次老人家出门，她忘不了叮嘱说：“别惹事！别跟人打架啊！”一切都颠倒了一个个儿，仿佛当妈的叮嘱一位顽童。 当然肖老不是无事生非之辈。肖老要跟人打架，绝对是见义勇为。“文革”中老人家听说老友骆宾基被邻院的“革命派”欺负，让人用瓦刀砍伤了头，便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拔刀相助。据说白天他刚在文联挨过了斗，晚上就直奔了骆宾基家，站在门口向那家“革命派”叫板：“有种儿的你出来，叫你尝尝我肖军的厉害！你小子敢再动骆宾基一下，看我怎么收拾你！”那“革命派”在“黑帮”肖军的“猖狂反扑”面前居然了无声息，从此不再滋毛儿。 肖老之敢叫这个份儿，固然首先是他的胆气。不过，俗话说，艺多人胆大，老人家少年习武，终生不辍，落魄时可以教武为生，足见身手不凡。没有两下子，光凭一个胆儿，他敢四处见义勇为？ 想起了已经过世的肖老，是在和一位“倒儿爷”掐了一架以后，当时不由得喟然长叹：一介书生，若无肖老之胆气和武功，谁敢光顾这些无照摊贩们的天下？ 我没有想到，经常路过的那一片三轮板儿车果摊，原来是一片坑人的地方。这里是通往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的路口，“倒儿爷”们的目标，瞄准了那些来往旅客，后来我才从朋友处得知，这里的秤俗称“七两称”，也就是说，每斤坑你三两。“您想啊，一斤香蕉喊价一块二，比批发价都低，可能吗？他不在称上找齐儿，上哪儿赚去？朋友说。 我当时哪儿知道这些，只是听价格不贵，停下了车，从那板儿车上拣了一把，放到秤盘里。 “四斤三两！”那姑娘说，还把秤杆歪过来，请我过目。 我对重量方面的常识少得可怜，即便如此，也觉得这份量报得有些蹊跷。可秤砣线明明勒在四斤三两的地方，你不认头行吗？ 我付了钱，又到马路对面的国营商店里买了四斤桔子，就势请售货员帮我称了称，发现这香蕉才有二斤四两。 我咽不下这口气，回到马路对面找之论理。拎着这把香蕉，放到平板三轮上。既然是个姑娘，又带点外地口音，那么，我还是要客气一点。我心平气和地告诉她，这香蕉，差了足足一斤八两的分量。没等姑娘答话，平板三轮后面已晃着膀子走来满脸横肉的一位汉子：“你他妈的活腻歪了？找揍怎么着？”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卖的是香蕉加胳膊根儿，这位远远的给戳着份儿哪！看这小子横着过来的架式，至少也蹲过三年大狱。一只手揣在夹克里，保不齐那腰间还别了把菜刀。坦率地说，这会儿我心里已经有点儿胆颤了，为这几块钱的香蕉挨这一刀子可不值当。不过，士可杀不可辱，既然较上了劲儿，哪能缩了呀！ “我可不是找你打架的，哥儿们，咱们有地方说理去！”我拽过了平板车上那杆秤，说实在是瞄准了那秤砣的用场。“走吧，咱们找工商去！” “你他妈的混蛋！”横肉跳着脚骂，污言秽语铺天盖地。我知道，他等着我回一句，或者搡他一下，这架子开场。 只要开了场，用不了一个回合，我就得趴那儿。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位年长者过来隔在我们中间，他一边往外推我，一边说：“算啦算啦，块儿八毛的事，犯得着吗？” “不是为了几块钱，为的是这个理！”话还是挺硬，可我并不反对他把我推开。即便我把争执的意义升华到了更伟大的高度，我也认为，还是不挨那一刀子为好。 “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小子可黑着哪！”待把我推出人群，那老者悄声劝我。 这算是给我找到了一个退却的台阶，不过，我仍然感觉得就这么退却实在有失尊严。 “有种儿你就等着，有人跟你说理！”骑上车走的时候，我吼了一嗓子，想起自己运用的是著名的“卫嘴子”撤退战术，忍不住抿嘴一乐。 如果说我借此使自己免受一刀之灾，我并不否认，不过，如果说我就甘心让他欺负了，也有点冤枉。因为我确实是找跟这小子说理的人去了——几百米以外，是派出所，而派出所的民警们，不少还跟我挺哥们。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之始，我跟他们一块儿混过。 “老陈，有事吗？”忘了其名姓，却是一个熟脸儿，乐呵呵地迎过来，跟我打招呼。 唉，忽然觉得，如果真挨了一刀子嘛，还可以说“有事”，而现在，说“有事”，似乎又有点说不出口。 “没事。”我说。 我们站在派出所的门口聊了点别的。 没聊几句，我看见几百米外的那群人“呼”地散开了。那横肉蹬着板儿车，驮着那女人，从人群里冲将出来，飞快地钻到马路对面的胡同里去了。 那厮还以为我真的叫出警察来了。 心里这才稍觉平衡，不过，还是想起了肖军老先生。唉，若有老人家那一副好拳脚，何至于用这一招儿？ 广告的泛滥乃商业社会的特征之一，因此，天天听、走遍天涯海角和“够威够力”，也没有什么脾气。不过，近来商家似乎也注意到了，好的广告也不光是可劲儿的吆喝“够威够力”就成了，比如最近有一条广告称：“请大家告诉大家……”这话透着那么和气，那么诚恳，那么实在，够让北京人舒坦的。我相信北京人更吃这一套，他得奔着这字号去。 其实，树立一个产家，一种产品的形象，还大有学问可做。比如古人所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看似与广告宗旨大相径庭，可用好了，恰恰是最好的广告。我听研究同仁堂的专家蓝荫海老师讲过，每逢大栅栏一带修路挖沟，同仁堂都在行人不便处挂上写有“同仁堂”三字的灯笼，以方便过往人等。在北京的老百姓看来，这可真是太仁义了。北京的百姓们也是仁义之辈：您给我一尺，我报您一丈，能不去照顾您的买卖？近读马祥宇先生回忆东来顺的文章，知道东来顺的创业者丁德山，也是以仁行事的一位。东来顺以卖扒糕等大众吃食起家，后发展成北京几大饭庄之一，且拥有6家店铺，多处房产，可谓威名赫赫，然丁德山并不忘本色，在东来顺门口仍设粥摊，仍卖烙饼、面条，平民百姓，无不称道，以至那些人力车夫们，自觉地拉外地来客到东来顺用餐，成为了义务的招徕员和宣传员。我想，借用现代手段，使广告制作愈发精美的同时，留意一下传统的经验，或许也不无启发吧？ 这念头肯定也已经出现在某些厂商的脑海里了，北京毕竟是一个出过同仁堂，出过东来顺的地方。同仁堂制药厂就赞助了一师附小一个“京花图书馆”，我那就读于一师附小的女儿，也是受惠者之一。听说还有一家工厂赞助了两部“心理咨询”电话，为中小学生们排解心理上的疑难。 最近又发现“小小牌”尿不湿的厂家在其门外为附近居民提供免费电话和电打气，我也十分感动。可惜小女已经长大，否则小小牌尿不湿，是一定要买一件的。 我希望这善行持之以恒，如果您破产了，当然不可苛求，只要有能力，我还是盼着能久远一些，免得让北京的老百姓失望，那还不如当初不办。 过去北京的修车铺为过往自行车提供免费电打气，当然这也未必合理，因此随后又有了打一次气，收费2分之举。此后遍布京华的车铺，皆行此道。 某日我骑车路过崇文门，发现一家修车铺门前立一牌子，上书：“免费打气”，心中顿生敬意。我想有车要修，必送此家。至少是不会“挨宰”的。几个月以后，我的自行车出了毛病。也不知怎么了，仿佛不把车送到崇文门修，就对不起那“免费打气”似的。然而当我真的把车骑到这家修车铺，好不失望：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那“免费打气”四个字，已赫然改作“打气五分”了。非但不免费，而且还多出同行一头，似乎在跟谁斗气，“堤内损失堤外补”。其实多出一头也没啥，不过是三分钱，可我觉得心理上的伤痕实在无法弥补。 现在，全北京的修车铺，打气费也已经改成五分了，我也不肯原谅它。尽管人家说不定还是一家十分公平合理十分讲究服务的车铺。人的心思，奇怪至此。 昨天又路过“小小牌”尿不湿的厂家大门，发现那免费电话仍被使用，而那免费打气，已空有一根皮管搁置于地，无法使用了。但愿这是临时性的故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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