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陈放创作的长篇小说《都市危情》自6月出版以来，位于各省市新华书店畅销书排行第一名，全国多家报纸连载，陈放创作的《天怒》曾经掀起反腐风暴，新作《都市危情》又高唱反腐主旋律。
近日，他与著名社会学家司马南，就《都市危情》展开了心灵对话，探讨了反腐、反伪科学，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等话题。
司马南：我们俩建立关系，是始自陈放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我从陕西终南山下来，那次我去按照柯云路那本书《发现皇帝内经》所提供的线索，去拜访“神医”胡万林。这个无赖，这个劳改犯，这个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染上了种种丑恶、下流毛病的这么一个典型的渣子式的人，被柯云路吹捧成了当代华佗。那天我去寻访这个人，反被这个小子打了一顿，在山上非法拘留了几个小时，下来以后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其中一位就是陈放，给我打电话表示慰问。我读过《天怒》这本书，很佩服这个作者的穿透力，所以他打电话来我很高兴，从那以后我们就建立了联系。而后他利用文学的形式来揭示腐败，我一直跟大师们打斗不停。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同情，如果我们是弱者的话，就是难难合作，如果我们是强者，我们就是强强联合。
陈放：腐败、邪教、会道门以及乡土的邪恶势力，它是破坏我们生存环境，危及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关注反腐败，我也关注反邪教。所以我对司马南只身深入虎穴这个事情很关注，他被打，我知道之后就马上给他打个电话安慰他。
司马南：伪科学或者伪气功现象跟腐败其实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拿胡万林来说，他怎么就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呢，怎么做为一个在押犯，能够在新疆那个地方，就开始大规模的收治全国的病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司法腐败的表现形式，他从新疆放出来了，他怎么能够拿到长春的身份证呢，这不是司法腐败吗?除了公安局谁能给他办身份证呢?从新疆出来，他在山西行医、陕西行医、河南行医，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当局的支持。所以我一直有一个主张，一直有一个说法，反伪科学和反腐败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伪科学的生存土壤是由两种元素构成的，一叫腐败；二叫愚昧。我跟陈放其实是在同一个战壕在作战，他在战壕的这一边，我在战壕的那一边，所以不仅是难难联合强强联合的问题，我们还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陈放：我觉得包括伪科学、邪教、包括贪官污吏，他们有共同的生存土壤，这个土壤就是现存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病。比如说反腐非常难，反邪教也非常难，反伪气功也非常难，反伪科学也非常难，为什么难?你就不能不想到，那就是我们存在着土壤问题。所以我试图通过这部书能够描绘出中国社会的现存状况。刚才司马南谈到他在终南山被打，有些黑道还要悬赏，要他的命。我也是多次被打，在深圳被三个暴徒堵在深圳火车站的桥洞底下。
司马南：你也是秀才遇见兵了。
陈放：1998年6月的夏天，我为什么要走桥洞底下呢?因为打车由于是单行线要绕道走，而步行走桥洞只需要5分钟，所以我就走了过去。刚一到桥洞底下，显然是早被人跟上，他们是跟着我的。我住在深圳的富临饭店，显然我从饭店一出来，他们就跟上我了。当我走到桥洞，就被那三个人追上了，还没来得及反应，他们就打了我，打我到离开不到2分钟时间，也并没有打的太狠。
司马南：按说你写的小说都是情节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跟我这个直接了当还不大一样。
陈放：他打完之后把我的手机抢走，说了一句话：“陈放，作家不是那么好当吧。”我才知道打的就是我。加起来抢走一共一万多块钱吧，因为我没那么多钱。等我反应过来，已经见不到人了，他们知道我是当天下午3点的飞机。我给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报案就回北京了。显然这伙人是非常了解我的行踪。我在深圳、北京街上招手打的士的时候，被推过。差点被推到汽车轮下。
司马南：可是人家还要说你要么偏激、要么弱智、要不然你另有图谋。你肯定为名利，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
陈放：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转向了以自我为中心，而像我们这种，继续以社会责任为最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指南的人，感到很孤独、很无奈。
谈到官员跟大师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个问题。只要是高官请我吃饭，就有大师在座。我认识一些大师，就是在他们餐桌上认识的，现场给你表演小魔术。高官是大师主攻的第一个对象。要不伪科学怎么会轰动全国呢?他们首先把高级官僚打倒，让他们信服了，然后他们就不追究他了。
司马南：大师需要大官代表社会所承认，大官和大师是相联的，这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这一类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古以有之，但近二十年来甚嚣尘上，一浪高过一浪。眼下以江泽民为中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反对腐败、反对愚昧，进行科学精神的教育，在这些方面的颇有成效，但是从政治角度反对伪科学，是不是能彻底解决人们的认识问题，是不是有效的消除这种腐败现象，我看还有待于观察，我们的工作需要过细，否则这些东西就像暴风雨，隔两天又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