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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以中日友好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片。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比较真实地描写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和现实，使人受到感染和激励。可是，有的作品却使人看后很不舒服。我觉得，《最后一幅肖像》就是这样的作品。 《最后一幅肖像》原是短篇小说，之后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问世，然后又拍成电视片在全国播放。其主要情节是：抗日战争末期，一个“画家”出身的日本宪兵队长平三郎，在审讯被捕的我军两个侦察员（一男一女，两位画家）宋欣和米丽时，威逼他俩在两小时内各为他画一幅肖像画，画得好的可以活下来，另一个就要被枪毙。他把这叫做“录取生命的考试”。宋欣、米丽为了能把情报（且不论这情报有多少实际价值）送出去，屈辱地接受了平三郎的活命条件。结果，米丽惨遭杀害。三十余年后，宋欣（改名宋来雨）访日，巧遇早已悔罪的平三郎，于是，“最后一幅肖像”便成了中日友好的象征。 虽然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要颁扬中日友好，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美化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平三郎那样戏弄、侮辱我军侦察员，为的是使自己手中的猎获物经历长时间死的恐怖之后，才一口一口地去吃掉，以满足他的“最高精神享受”。他在下令枪杀米丽时还狂嗥着：“大和民族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虽然，作者是想揭露一个嗜血成性的法西斯分子的罪恶，但却用了并不太少的篇幅对平三郎的不幸遭遇（哥哥在侵华战争中被打死，本人失去双臂，妻死子亡，战后只剩下一个女儿）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他的艺术天才和“温文尔雅的艺术家风度”表示了欣赏，并描写了他在审讯我军侦察员时看到了自己过去的“正气”，听到杀害米丽的枪声后神志恍惚并发现了自己丧失殆尽的“良知”等等。这大概是为平三郎后来的觉醒和在战后投入“反战运动”找点什么根据吧？似乎平三郎也是个战争的受害者，还是个正气尚存、良知未灭的艺术家。这实际上是美化了这个法西斯分子。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人类的命运操纵在少数寡头手里的时候，人们就象江河中的泥沙一样，任凭汹涌的波涛把他们卷进无底的深渊而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显然，这个错误的论点是为了替平三郎开脱罪责的，但却开脱不了；战争的帮凶和罪犯们，绝不是战争的受害者。 《最后一幅肖像》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丑化了我军战士。米丽在被捕之后表现得十分惊慌和恐惧。平三郎以一个占领者的狂傲姿态，吹着《支那之夜》的口哨，轻佻地为米丽作头像素描，米丽竟任其摆布。宋欣一边看着平三郎作画，一边还在心里赞叹着他的艺术才能。尤其是我军两个侦察员接受了平三郎的“考试”，为这个法西斯分子作肖像画的情节（这是作品的核心情节），更是刺伤了读者和观众的情感，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虽然最后米丽把自己画得好的一幅画换给了宋欣，但人们还是要问：她事先并未打算而后来又有多大把握能把这幅画换给宋欣？而宋欣看到米丽换过来的画时，为什么不作任何表示，却眼看着战友被处死？在米丽被日本宪兵架出门时，宋欣扑上去紧紧拉住她的手，心里想的却是感谢她用这双手“保卫了我的生命”，而不觉得可耻。这样的处理，虽然有一个堂皇的借口，就是要留下一个人活着把情报送出去；但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在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面前，连一点民族自尊心都没有了，还算得什么英雄？！ 作品最后对两幅肖像的处理，也是严重损伤了我们的民族感情的。米丽为平三郎画的“最后一幅肖像”，留在日本展览；平三郎为米丽画的“最后一幅肖像”，交给宋来雨带回中国，而这两幅肖像，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日本法西斯杀人的罪证，都是中国人民被屈辱的证明，怎么可能会成为两国人民之间友好的纪念和象征？！ 文艺作品要反映生活，而不是编造生活。美化敌人，丑化自己，总是不行的。生活中存在的大家都应遵守的原则，文艺创作也应遵守。即使生活中有过宋欣、米丽这样的人，但绝不是英雄；生活中也可能有平三郎这类双重人格的人，但绝不是我们同情的对象。对于平三郎这类赎罪人物，我们是应该欢迎的；但若把他们作为日本人民的代表，把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化作中国人民的朋友，作为表现中日人民友谊的主要内容来写，就歪曲了中日友好的本质。对平三郎这种改邪归正的人不咎既往，并不等于要为他们过去的罪恶开脱，更不能借口“向前看”不分是非，抹去一切，向他们好友“企求”。随着时间的流逝，中日战争的历史将愈去愈远，但历史的面目并不会愈来愈模糊。只有在尊重历史、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着眼于未来，才能向前看，才能建立起真正平等的中日友好关系。 《最后一幅肖像》（从小说到电影文学剧本，又拍成电视片）为什么能在我们文艺界一部分同志中引起这么大的兴趣？为什么对其中存在的十分明显的问题视而不见？这种创作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应该看到，在一部分同类题材作品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问题。真正好的，象中日合拍的电视片《望乡之星》那样比较真实反映了中日友好的历史特点，感人较深的作品，为数还不多。有些作品过多地描写了日本人民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的悲剧。当然，日本侵华战争并没有给日本人民带来幸福；但是，如果我们的作品一部接一部的都是这样写下去，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战争加给日本人民的灾难比中国人民还要重，这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还有的作品为了强调和平、友好，竟回避中日战争的是非，使人发生错觉，以为只要是战争，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侵略的还是反侵略的，都是不好的；似乎战争的双方都要为造成战争灾难负责任，这就歪曲了中日战争的本质。 最后，由此联想到一些写台湾回归题材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问题。简而言之，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其一，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几十年战争孰是孰非，不可含混；其二，是台湾回归祖国，而不是大陆“回归”台湾，不能颠倒，有的作品在表现今日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我统战政策的感召之下，内部加速分化、思念在大陆的亲人和盼望回归的情景时，由于处理不当，有时变成对国民党将领的无原则的歌颂，把他们写成满怀正义、忧国忧民，对比之下，我们的干部，反而写得既无情又无义，这究竟是要谁回归谁？这种效果恐怕也是作者们事先未曾料到的吧？ （原载《文艺报》198O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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