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序曲时间，在有的地方走得慢，甚至停滞不走了，为什么？ 也许，世界上，并非只有一个太阳。 时间，在这里凝固，有多少次了？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来，凝固了的时间，像一块块坚硬的胆结石，坠在一代代人的体内。 但是，这里也曾有过辉煌的挑战： ——一万八千年前，这里，游荡着山顶洞人。他们裹着带血的兽皮，举起笨重的石斧，把黑暗的苍穹砍凿出一道缝隙，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晨曦；世世代代的狩猎生活，增强了他们的心灵张力，他们在族人尸体的周围，虔诚地撒下赤褐色的铁矿粉，在这简陋的仪式中，原始人群的意识——对整体性的感觉——萌发并丰富起来。 ——四五千年前，这里，出现了原始农业。中华民族从浑浑沌沌的世界民族之林中第一批醒来，迈进了文明的门槛。粟、稻，都是我们最先栽培，而后传到阿拉伯、小亚细亚、奥地利、俄国，扩散到全欧洲的。粮食不仅养育了人类，也养育了文化。 ——七百多年前，这里，成了有50万人口的大都市。 然而： ——二三百年前，牛顿发现光学理论和万有引力的同期，这里却恢复了陈腐的八股文会试制度；英国大批制造纺织机的同期，这里劳民伤财兴建圆明园；欧洲以蒸气为动力的机械、轮船、火车投入使用的同期，这里大兴土木兴建颐和园和那一步也难以挪动的石舫。这里失去了一次极宝贵的腾飞机会，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八十九年前，当日本在明治维新所造就的良好社会环境里上升之时，这里，正在流血。只进行了一百天的戊戌变法在顽固派的血洗之下失败了；时间，随着改革派凝固的血渍一起凝固了。 ——二十多年前，欧美加紧信息技术与生物工程的开发，日本等一批并不发达的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这里，知识与知识分子正经受磨难，几乎所有的科学信息通道都被堵塞，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又一次拉开了，拉开了。 那么，今天 此刻 这里 今天，此刻，这里，正发生着什么？ 交响美国硅谷、日本筑波，是世界上的高智密区。继硅谷和筑波之后， 世界上崛起了另一个高智密区，它在哪里？它是怎样崛起的？ ●科学城的叹息 这里，是北京西郊的一条街。 它是西去圆明园、颐和园的必经之路。慈禧太后和她的一帮老臣，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紫禁城，去镇压变法的儿皇帝，走的就是这条街；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走的也是这条街；这条街的地面，曾经黄土垫道，净水泼洒，那是天朝的御辇经过的时候；这条街的上空，曾经黑烟翻滚，三天三夜不散，那是洋人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也许，只有这条街自己才明白，天朝的御辇和洋人的黑烟之间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才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慨然长叹吧。 今天，走在中关村这条街上的人，大多是知识分子。你倘若走路不小心，随便撞上一个，说不定撞着的就是世界闻名的大教授，再不就是某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的发明者。这太可能了，因为这一带集中了大专院校30多所，有研究生、本科生10万多人，中央及地方研究单位80多所，有科研人员及高校教师5万多人。智能人才的高密度集中，不仅在中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也名列前茅，被誉为科学城。 然而，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 十几万绝顶聪明的脑袋，拥挤在科研与教学现行的封闭体系内，必然要互相碰撞。就像许多人拥挤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你踩我的脚，我撞他的头；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你是个幸运儿，历经坎坷，多遭磨难，争得了课题，并取得了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这成果作为科技战线上的重大成就，出现在展览会上，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上，但事情也就此而止了，它被束之高阁，你原以为它会转化为生产力，但它只开花，不结果。憧憬落空了，你只剩下了叹息。 你有无数个抱负准备实现。你排进科技大军的长蛇阵，你等得不耐烦了，你探头往队前看，你的前面有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队伍里，五十多岁的人在等，他们已等了多半辈子，快入土了；四十多岁的人等了半辈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三十多岁的人等了十来年，精力开始消退了；可都还没有等到大显身手的机会。你刚来，就轮得到你么？你不再说什么了，只剩下了叹息。 叹息。叹息。无论你是高级职称还是普通职称，你是搞数理化还是搞天地生，你是年老还是年轻，在科学城的封闭体系之下，你的能量都不可充分释放出来；你和你的大脑处在分离状态，大脑想干的，你干不了，大脑不想干的，你只好去干，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的自我意识分文不值，你的智慧与知识的价值抵不住个小小的科级官僚从鼻孔轻轻发出的一声“哼”，他不满意地一哼，你的科学提案便化为尘埃化为零。 叹息与沉寂，笼罩着中关村一条街，笼罩着科学城。 科学城在叹息与沉寂中反思，在内部与外部的撞击下骚动，在改革的浪潮里寻求新的坐标和参照系。 ●扬弃与超越 真理，从来都是单纯的，单纯得像十六岁的少女。 只要你有面对她的勇气。 科学城怎样才能获得自由？ 答案竟是这样简单：走出科学城，便是广阔的自由天地。 然而，单纯的真理往往内涵着复杂的机制。 走出科学城，这是艰难的一步，这是庄严的选择。 只有觉醒的人，才敢于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走出科学城，是觉醒的人对封闭体系的扬弃，是觉醒的人对束缚人心智的传统文化心理痼疾的超越。 用“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这样的比喻来解释毅然舍弃干部籍、舍弃职位职称、走出科学城的知识分子，是非常蹩脚和不准确的。他们思考的焦点与动机的内核，早已超越了“饭碗”进入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命运参与社会的命运、参与中国的命运，乃至参与人类的命运。 走，义无反顾。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工程师王洪德，递交了“四走报告”：调走！聘请走！辞职走！开除走！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能走出科学城，都行！他说：“在一个封闭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办一个我国还没有的计算机机房公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死了也不后悔。” 走，破釜沉舟。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和他的伙伴们，辞职离开了科学城。他说：“这样，我们就不怕被打倒了，因为大家本来就躺倒在地上。”他又说：“中国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文学家，但缺少企业家。在传统体制中，企业都是国家来投资兴办的，企业领导人受命于政府，对企业的利益并没有直接担当责任。这种传统体制不改变，中国的经济起飞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明确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不仅会与传统的体制发生摩擦，更要与传统观念发生碰撞。” 走，逆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传统价值观。中国计算机学会主任委员、留美博士、著名教授蒋士飞，抛弃名誉地位，走出科学城，到王洪德创办的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低就，使科学城发生了七级地震。惊讶怀疑困惑嘲弄的目光全聚集在这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上。倘若蒋士飞调到中央更高的部门，所有的人都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他这样一个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竟自暴自弃，下滑到一家朝不保夕的民办小公司，这岂不是明珠暗投？蒋土飞的话掷地有声：“多少人劝我考虑后果，也有人风言风语，说我是为钱而调动。我早年留美，如果为钱财就不会回来。我到京海公司，不是心血来潮，是根据30年来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要发展计算机技术，就得走这条路。” 选择从来都是和拒绝同步进行的。你要选择东，就必然要拒绝西，没有拒绝，就没有选择。王洪德、万润南、蒋士飞等一批走出科学城的知识分子，拒绝了“皇粮与官俸”，选择了“落草为寇”；拒绝了安乐与清闲，选择了不安与冒险；拒绝了优哉游哉的学者生活，选择了如履薄冰的企业家道路；拒绝了昨天的挽留，选择了未来的召唤。 他们走出科学城，胸怀壮烈，像是争夺世界冠军的撑杆跳运动员。他们手中的高技术，脑子里的新观念，便是撑起理想与事业的长杆。尽管他们的起跳是从零开始，从古老大地时时发散出来的地心引力又粘乎乎地吸着他们的双脚，但他们还是把准备超越的横杆高度，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国际同行的最高点。 ●HIROSS诱惑 东北大汉王洪德，厚重，墩实，方头大耳宽肩膀，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面承重墙。 承重墙的使命是承重。 传票，一张象征权威的纸条。他的两只大眼睛紧紧盯住手中的传票。传票冲他吼叫：你的理想完了！你想在中国建一个像HIROSS那样的计算机机房公司的希望破灭了！你到我们这儿交待你的问题来吧！ 传我？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奉陪。为创办一家像HIROSS那样第一流的计算机机房公司，我分秒必争，没功夫和你们扯淡，我没有什么问题可交待，你们愿意查就来查吧，见鬼！ 他把令他去有关部门谈话的传票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半、八半，撕成碎片，然而一挥手抛向夜空。他盯着纷纷扬扬飘落而下的碎片，泪水夺眶而出，往事历历在前。 1980年，王洪德在天津结识了意大利希洛斯公司（HIROSS）经理罗西先生。得知这家国际第一流的计算机机房公司，在17年前起家时仅有350美元资产，而今却差不多垄断了国际机房市场。碰杯，是友谊也是交锋。王洪德从罗西微笑的眼神里看见了他觊觎中国机房市场的野心。王洪德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大中小型电子计算机像潮水一般涌进国门，必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房市场，如果我能占领这个市场，能给国家节约多少外汇呀！为什么不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的机房公司呢！ 然而，他只是计算所一名普通的工程师，无权无钱，除了有个脑袋外，别无所有，能干什么事呢？ 且慢，民族的腾飞重要的正在于有个会思考的脑袋。 建筑在小农经济上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看重双手，不看重大脑。谁的大脑活跃一些，超出常规，便会招来“异想天开”、“想入非非”、“胡思乱思”之类的非议，“思”与“想”被视为无用之物。如果一个民族把“思”与“想”摒除脑袋之外，脑袋只是个“吃饭的家什”，那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王洪德第一个看准了中国有尚未开发的庞大的机房市场，他本人是机房专家，在计算机机房空调、超净、电磁场屏蔽和抗干扰等计算机外部环境的设计与施工上，有丰富的理论和经验。他要做的只是一件事：把头脑里的知识转化成生产力。 他自荐到计算所知青社当顾问。靠技术咨询挣了第一笔钱，以后又承接了几家机房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并推出小阀门等新产品，短短的一年半，获得60万元利润。 成为希洛斯已不再是梦想，有了资金可以大干了，正在这时，有关部门来了传票。王洪德得知，自己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 王洪德，你捞了多少钱？你捞了多少钱？ 第二张传票又来了。王洪德一硬到底，不予理睬。有关部门只好找上门来，声色俱厉地敲山震虎。王洪德慷慨陈词，磊磊落落，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对方让他在谈话记录上按手印，王洪德鄙夷地说：“按手印？原始！古老！野蛮！要不要按脚印？” 1983年，长达一年半的审查终于结束，一切不实之词并没有加到他身上。在别人看来，他并没有受什么损失。王洪德的心却在流血，他痛苦地意识到，他损失的是一年半的时间！到头来一笑了之的审查，翻来覆去的折腾，人们竟习惯成自然而无动于衷，全然不知世界在一年半中，发表了科学论文800多万篇，登记发明创造专利超过50万件；国际社会以每天产生近1，000件专利的速率前进，我们这里却总有那么一部分君子，处心积虑地想把走在前面的改革者拉回来，莫非他们非要把我们的民族断送不成？ 拉吧，我绝不后退。也就是在这一年，王洪德走出了科学城，继续去实现在科学城里无法实现的希洛斯计划。 他走后，科学城里有这样一句话流传了很久，很久，直至今天，仍然有“君子”等着这句话应验：“王洪德搞改革？让他等着吧，等着挨枪毙吧！” ●现代人创现代企业 学者走出科学城之后，中关村一条街出现了一群前所未有的新型中国人，他们是三次方的人，有科学家缜密的思维，有能力在互相矛盾的现象和观念中发现新的秩序；有企业家善于经营与决策的头脑，富有创造力的自我意识引导他们拓展新的领域；有政治家审时度势的机智和刚柔兼备的应变能力。也只有三次方的人，才能在中关村一条街站住脚跟。因为，在中国搞企业比在外国搞企业难得多，在外国，企业家只冒一个风险，就是经营风险，在中国，企业家要冒两个风险，即经营风险和政治风险。 王洪德就是个敢于冒两个风险的三次方的现代人。 当三次方的人自愿组合在一起时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挑战力量。王洪德与另外几名走出科学城的工程师，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机房公司——北京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 他们赤条条地来了。 没有投资，没有贷款，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均为零，那就仍从零开始。京海公司的创业者们，在总经理王洪德带领下，从给用户进行技术设计、技术咨询这些智力输出起步，迅速走上承揽大中型机房工程的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高技术产出，一举拿下北京大学机房工程，使京海名声大振。 由联合国资助的北京大学霍尼威尔公司大型计算机机房系统工程，施工面积近2000平方米，总造价115万元，机房条件要求高，其中“灯带照明”在国外也是鲜见的新技术，引进需大量外汇。京海公司刚刚创业，人不过几十，办公室不过一间，能接下如此高难的工程吗？别忘了他们是三次方的人，干。积蓄多年的能量，报效祖国的夙愿，像火山喷发一样，以北大工程为突破口喷发出来，一泻千里，锐不可当。盛夏，王洪德和技术人员，在蒸笼似的小屋里伏案设计，挥汗如雨；施工人员睡在工地，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每个人都在超负荷状态下工作，有的工程师血压急剧增高，王洪德的两耳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得了爆发性耳聋。刚出世的京海公司，以高智力和高境界开道，进行高效率和高效益的运转，显示出了民办科技实体强大的生命力。 IBM公司代表参观了完工的北大机房工程后很满意地说：“机房的安装和施工质量都是第一流的！” 京海公司从北大工程赢得了利润。但京海职工并没有多分，因为京海不是“吃光分净”的哥们儿公司。从它一问世，境界上就与哥们儿公司有天壤之别，哥们几公司是为了获取，京海公司是为了奉献。王洪德在公司成立之初，就与同仁约法三章：“遵纪守法，保持改革者的完好形象。”一个部门经理在业务洽谈中收了好处费，尽管他是王洪德的朋友，仍然受到了严重处分。 王洪德深知，你在前面走，后面不知跟着多少人拿着米尺甚至是干分尺，测量你的脚印：脚印深了不行，浅了不行，偏左不行，偏右不行；星点差错，就可能断送京海的前程；所以一定要防微杜渐，实行严格的自我约束。 三次方的人有三次方的追求，付出的也是三次方的代价。从1983年7月成立到现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没有国家投资，完全靠自己奋斗，京海公司已从单一的机房公司发展成跨行业、跨部门、跨省市，拥有22个分公司的科工贸教全方位运行的高技术开发集团。它的触角不仅遍及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2000多个使用计算机的单位，还远达美、日、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联邦德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 仅1986年一年，京海创产值近亿元，成为深受国内外用户信赖的名牌公司。 1987年4月，王洪德在京海公司新闻发布会上自豪地宣布，京海以自己研制开发的数字超声波测厚仪、不间断供电电源、多用电子穴位测定治疗仪、超声波防盗报警器、激光图文编排系统等十种名牌产品，将跻入国际市场，为国创汇，为国增光。 它成功的全部奥秘只在于两个字：民办。 王洪德取得的三次方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所经受的三次方的痛苦就鲜为人知了。摘引他的几则日记，看看一个现代灵魂的苦闷： ——我作为京海创始人，把满腔热血没到京海公司，用缩短生命把京海办起来，居然来了掘墓人。 ——我家的玻璃已三次被石头砸了。我问心无愧，可是，嫉妒和仇恨确实存在。如果中国允许私人有枪，我早就倒在血泊中了。 ——一想到我们伟大的民族，便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让我去努力，去奋斗；又一想到那些无事生非的“人”时，又感到极度的悲哀。“王洪德被关进监狱”，在中关村、中科院，在海淀迅速传播着。好心的同志替我担心，另一种人则望眼欲穿地希望看到真的发生。由于我带领一些勇敢改革的人在发展京海事业上做出成绩，他们便嫉妒、仇恨，他们恨不得有一天早上，我倒在血泊中。 ——我鼓励自己，在遭受五年的改革者之苦后，还要继续努力。只是近来胸痛，那种压抑和窒息感，强烈地给我焦虑与不安。 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和改革大潮的双重压力下，王洪德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他在一则充满哲学思辨的日记里描述了自己的使命：“我是骑在虎身上。我不死，摔不下虎；虎不死，我摔不下来。” ●IBM之梦 当王洪德以希洛斯为参照，撑起长杆起跳的时候，有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中关村一条街漫步沉思。过往的行人没有谁对他注意地多看上一眼，因为他普普通通。但是，正是在这个普通人身上凝聚着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他的脚步也带着思索，他是在丈量他脚下的土地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并在想怎样缩短这种距离么？一个极具野心的计划——成为中国的IBM——正在这个人心中孕育成熟。正是这个温文尔雅的青年工程师，以他勇敢的探索和全新的事业撞击了传统文化与经济体制的封闭之门，其隆隆回响在科学城久久不息。 他就是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 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 美国国际商机公司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它天文数字的资本尚不足以解释它的强大，它的强大表现在“IBM几乎是发展世界高技术的环境，各国从事计算机插接兼容装置的企业，大多是以IBM各种产品为参照系发展起来的”。施乐公司无可奈何地说，“整个世界都朝着IBM方向跑，商机公司简直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扼杀了。” 确定了最高的目标后，从最低点起跳。万润南、沈国钧、王安时等十几个辞职而出的工程师，从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元开张，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向科研与生产脱节的旧体系，向企业躺在国家身上的旧秩序，向士不经商的旧观念，发出庄严的挑战。 ●企业家的文化意识 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支起地球。” 重温这句话，我们心中不禁冲腾起作为人的自豪。人类是会思考、有理想的动物，从不像其它动物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人类总是为达到理想的目标而不断地改造自身，主动地创造，跨越，前赴后继，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化。 每一个人都在一种文化状态中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一种文化状态。 当今时代使企业家的文化意识变得格外重要，它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企业的盈利亏损与生死存亡。 万润南讲：“我们公开承认企业的目标是赢利，是赚钱……开发与赚钱是统一的。企业要想赢利，要想持续稳定增长，在已经步入信息社会，至少是工业社会的今天，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就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 1984年四通公司成立后迈出的第一步，就显示出了现代企业家险中求胜的风格和现代企业文化所带来的全方位优势。 当时，计算机热正在潮头，国内许多单位引进了IBM—PC微机，与之配套的是日本东芝TH—3070打印机。 科学的思维往往专门盯住互相矛盾的现象，以寻求解决途径，达到一种新秩序。万润南发现，另一种日产的24针打印机M一2024的价格比东芝便宜一半，但不能与IBM—PC联机配套，如果能解决联机障碍，不就打开了一个新市场鸣！ 万润南做出决策：对M—2024进行二次开发、解决它与IBN—PC联机问题。四通人只用了8天就解决了丢码、图形不能传输等三个重大技术难关，使M—2024可以和IBM—PC联机配套了！ 从发现东芝TH—3070与M—2024之间的价格差，到冒险对M—2024二次开发，到解决了联机配套的技术，是四通人把知识注入产品的过程，产品也因知识的注入增加了价值。改进后的M一2024投入市场后，因物美价廉大受欢迎。四通人用自己的知识，淘汰了东芝TH—3070机，建立了M—2024与IBM的新秩序。这一新的秩序给四通带来了近200万元的利润，给国家节约了外汇。 消化国外产品，进行深度开发，是踩在外国人肩膀上的再创造。1985年四通对M—1570七色打印机进行深度开发，配上四通知识的结晶——汉字库板，使其成为性能价格比最优的汉字打印机，被评上海淀区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年，四通的营业总额达3200万元。 1986年7月19日，北京友谊宾馆一间会议厅里，响起沉稳的掌声。鼓掌的是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市科委等42个单位的90名专家。他们的掌声并不像足球场上的球迷那样狂躁、热烈，但当他们把审慎的两只手轻轻击在一起的时候，却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一种印证。他们对四通公司与日本三井物产共同开发的新产品“四通MS—2400中英文打字机”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鉴定认为“‘四通MS—2400’撞针式中英文打字机方案设计先进，在国内属于首创，在国际同类产品中居领先地位，又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完全可以取代传统的机械式打字机而作为办公室的办公设备。” 人类的本领之一是会发明符号，并通过符号创造自己的文化。从最初的结绳记事、伏羲八卦，到目前仍广泛使用的机械打字机，到方兴未艾的电子计算机语言，均是人解释世界、创造世界的符号。符号的高效能化，必然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之符号手段的陈旧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笨拙的汉字和笨拙的汉字打字机，它的繁琐和低效能，使中华民族损失了不知多少时间。四通MS—2400作为一种新的高效能符号手段，将给中国赢得时间。参加鉴定会的周有光教授感慨万千地说：“MS—2400实现了以改革打字机来改革汉字，这是历史成就。这个问题讲了几十年，上百年了，而四通是基本做到了。”著名语言学家郑易里教授伸出大拇指赞叹：“MS—2400打字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创举。” MS—2400中英文打字机是四通人对中国文化的成功参与，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了高效率的符号手段。 从1981年对M—2024二次开发到1986年MS—2400研制成功，四通公司每年以300％的速度增长，从企业一无所有济身于亿万富翁的行列。 豪华的中国剧院里是300张充满自信的脸。这是四通公司召开1986年辞旧迎新的全体同仁大会。总经理万润南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从创业就和他在一起的老面孔和这一二年大量涌入的新面孔，声音朗朗地说：“我们的成功是观念的成功。我们今年的销售总额是一个亿，我们明年的目标是两个亿，下一个目标是十个亿，再下一个目标是一百个亿！” ●科学城自救 面对时代的挑战，科学城里有识之士都已意识到：科学城在危机中！ 并不是王洪德、万润南等一批工程师辞职而出，使科学城在人才上感到危机了，科学城里仍然人才济济，比王洪德、万润南才学深高者大有人在。 危机来自对封闭体系万千弊病的深刻认识。 于是，科学城行动起来自我抢救。 1983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中心”（简称“科海”）出现在中关村一条街。来自科学院的陈庆振、徐壬生等四名科技人员和海淀区的三名干部搭起了最初的班子，从海淀区借了10万开办费，在三间平房里自成体系了。 科海有不同于京海，不同于四通这两家完全“落草为寇”的公司之处。它是科学城活的肌体；在科研和生产之间，在科学城和技术市场之间，起着桥梁和通道的作用；它对科学城科研成果转化、反馈、渗透的机能，不仅从科学城汲取了营养，养活了自己，反过来也充实了科学城。 出自科研院所的成果，往往是样机型、原理型，较少考虑工艺及成本，很难投入实际应用。如化学所研制的高低温介电性能和体电阻测试仪，结构复杂，不易调试，不能进入技术市场；科海有个中间试验厂，专门对成果“熟化”处理、再开发，该仪器在这里“熟化”后很快作为一项新技术转让出去。 成立三年来，科海共推广科学城的成果114项，自己组织开发了93项，总营业额7000万元；1987年营业额将突破一亿。 在科学城里一直坐冷板凳的小字辈，纷纷向科海流动，如那些老中专生，在科学城里到死也别想出头，到了科海，从虫变成龙，担当起部门经理的重任。 科海中心副总经理、科海电脑公司总经理徐壬生，在计算所时不过是个室副主任，能量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主持科海电脑开发，方显示出了他的决断能力。决定一笔为投入KH—AT机开发所需的860万风险投资，徐壬生从眉头一皱到拍板定案，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这在官办机构里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三个月，报告都送不上去。也许正是因为徐壬生敢于决断，敢于负责，才被同仁赠予了“独裁者”的雅号吧。 当科海集团公司以自己的创造弹起科研体制改革的金色竖琴，科学城里另一支崛起的力量——信通电脑技术公司——吹响了进军的铜号。 信通是由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科学仪器厂和海淀区三家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的智力密集型公司。1984年它刚成立时只有4个人，今天也不过七八十人，规模比京海、四通、科海都小，但它已经完成和正在开发的重大科技项目有50多项，1986年人年均销售额高达36万元，人平均利润4万元。总经理金燕静是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女强人，她高屋建瓴地设置了“信通技术开发基金”，用以支持社会上的项目开发，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提出使用申请。 两年多来，信通公司给社会各个方面提出的10项课题发放了技术开发基金。沈阳自动化所使用信通技术开发基金研制成功了解决城市交通堵塞的城市计算机面控制系统和城市交通状况显示系统。信通将该系统的第一套设备，无偿地赠予了海淀区政府，本年度内将正式启用，为北京市交通管理的现代化推进了一大步。 1986年的信通技术开发基金，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延边科研所与信通公司合作开发了朝鲜文DOS系统，成果通过科学院院级鉴定，DOS系统进入国际市场，销往韩国、日本、美国等地，仅第一批签约的500套，就创汇40万美元。 科学城有了“希望”。 1985年1月1日，由周明陶等18名研究生自愿组合的“希望”电脑公司，以青春形象出现在中关村一条街上。它是全民所有制，科学院给贷款，称得起是科学城的嫡系部队。但它不同于封闭体系下的研究所，是面向市场，自选项目，自负盈亏，以技术开发为先导的全方位有机运行的经济实体。 在竞争激烈的中关村一条街上，“希望”电脑公司以推出高级软件、高级语言，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站住脚跟。1987年预计产值1000万。 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化，“希望”电脑公司着手探索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承包等新的模式。 科学城里，希望正在取代危机。 ●中国硅谷 京海、四通、科海、信通，这四家智力密集型企业集团，各有各的神通；但，自选项目、自定计划、自找资金、自负盈亏、自我分配、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这些共同具有的结构要素，乃是他们得以经济起飞的共同动因。 王洪德、万润南、陈庆振、金燕静等一大批民办科技实业家，集学者与企业家双重身份双重优势于一身，承担经营和政治双重风险，走上了经济和政治舞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们，对民办科技实业家的道路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 以京海、科海、四通、信通这四大企业集团为支柱的中关村一条街，从事高技术开发与经营的公司大大小小300多家，实力雄浑，蔚为壮观。他们开发与技术服务的项目共有4000多项，有200多项填补国内空白，16项达到国际水准。 这条街，再也不见皇朝的御辇，再也不见举着火把的洋人。走进今天的街，就是走进了电子计算机的博览会，走进了高文化高科技的社会氛围。公司一家挨着一家，橱窗一扇连着一扇；不同型号的微机竞相辉映，形形色色的元器件琳琅满目；营业厅里，漂亮的姑娘微笑着向用户介绍产品的性能；培训班上，总工程师殷勤地向用户传授机器的使用与保养知识。如群星洒满夜空，如百鸟啼啭山林，这条街上群雄并立的局面，在国内外引起越来越强烈的震动，被誉为“中国硅谷”。 并非尾声，中国硅谷正值少年，现在的态势，只是它未来发展的前奏。 1987年3月15日晚上7点，夜幕下的清华大学寂静下来，开始了又一个充满思考的晚上。主楼会议室里却灯光璀璨，汽水、苹果、茶点摆满了二十几张桌子。这是中国硅谷的企业家们举行每月一次的沙龙聚会，首都各大报的记者和北大、人大的研究生也闻讯而来。显然，民办科技实业家的命运和中国硅谷的动向与态势，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 沙龙主持人轮流坐庄。这次由海华公司总经理主持，海华公司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和海淀区合办的智力密集型企业。大学办科研、经营、教学相结合的经济实体，是科研与教学体制改革的又一模式。 这些企业家，这些三次方的人，各有各的商业秘密，但共同承受的经济和政策压力，又驱使他们亲密地坐在一起共商大计。 信通公司总经理金燕静，身材高大，神采飞扬，在为数不多的女宾中显得非常突出。她说：“优势，现在在这条街上；将来，可能就不在这条街上了。” 金燕静一语道破了他们共同面临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不久前，由北京地区67家科研单位、电子企业联合的长城集团公司宣告成立，享受税前按销售额提取10％研究与开发费的优惠待遇，这一优惠使长城集团能把更多的财力投入新产品开发，使强大中再显强大。改革的深化使科学城从封闭走向开放，越来越多的部门和个人着手或正酝酿办高技术开发企业，已有大潮涌来之势。中关村一条街面临新的挑战，谁没有继续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谁没有后劲，谁就难免被淘汰出局。 京海公司总经理王洪德，一直是记者们注意的中心人物。他刚刚汇报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几天前接见他和蒋士飞教授时作的“国际市场非打进去不可”的指示，使在座的企业家很受鼓舞。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严肃地说：“中关村一条街，各公司重复劳动太多；智力、财力在重复劳动下内耗了。所以，我们各家公司应并网运行，以求信息资源共享。把竞争的目光，从这条街三到四个亿的市场，放到广阔的国际市场去！”会场随着王洪德落座而寂静下来，企业家们思考着，怎样做才能使酝酿已久的联合不再停留在口头上而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我们民办企业家，没有时间讨论没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潇洒飘逸的青年出口不凡的发言，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他侃侃而谈，提出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定统一的开发规划，以中关村电子集团的总体形象，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 智慧与智慧撞击，火花联着火花闪烁，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他们，时代的巨子，新兴的企业家集团，把中国硅谷放在纵向历史与横向世界的交叉点上，分析它的现状，预测它的未来。调整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位置，设计走向下一个目标的最佳态势。 如同三万里河东入海，好似五千仞岳上摩天，变革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民办企业家，并把他们推向改革的前沿。也许，有的经营失当，在竞争中覆舟；有的意识衰退，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什么都不必惊奇。一路坎坷，一路风雨，历史不能超前，也不能退后，它有它的逻辑。中国硅谷将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 （选自《中国的要害》，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