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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副书记找辛小化谈话，仅仅过了半天，柯家大队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了，知道了闻典礼诱好妇女的名单中，有了辛小化的名字。正因为辛小化是教师，是知识分子，孙副书记才亲自找辛小化谈话，了解闻典礼诱好的经过。 说起来话长，要回溯到7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在国营十万大山林场被开除了工作籍，陈晓志请我到南山公社办的南山林场当技术员，因为路程比较远，我在南山林场的工作又忙，所以很少回家。这时爱国12岁，爱林5岁。爱国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是柯家小学的初考状元。在柯家大队党支部审查爱国的家长政治面貌时，大队党支部不能达到一致意见。有的支部委员认为曹爱国也能进初中读书，说曹爱国的母亲辛小化是贫下中农，是人民教师。有的支部委员则认为曹爱国不能进初中读书，说曹爱国的父亲是地主的第三代子弟，那么曹爱国便是第四代的地主子弟，也是地主阶级。再一点，曹厚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极为不老实，对抗文化大革命，被开除了工作籍，是共产党不要的人。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怎能进初中读书呢？就在为爱国进初中读书。柯家大队党支部进行政治审查的当儿，闻典礼特别到枫树辛家找小化，向小化透露党支部对曹爱国政治审查的意见。 闻典礼向小化说：“以你本人的政治面貌来说，曹爱国可以进初中读书，但他姓曹，不是姓辛，要以他父亲的政治面貌为主，所以，曹爱国是不能进初中读书的。小化，你说怎么办？” 儿子爱国是小化的命根子，不能进初中读书，读完小学就辍学了，惨啊！惨啊！爱国仅仅是个孩子，他有受初中教育的权利，他犯了什么罪不能进初中读书呀？不准读初中，实际上就是不准读高中，就是不准接受大学教育。惨啊！惨啊！小化想到这里，两眼含着泪水，向大队长说：“大队长，如今只有请你在党支部的会上说几句话：曹爱国只与母亲亲近，跟他父亲在政治上是真正地分清了界限，他是不亲近曹厚树的。请你在党支部为我求求情。你是党支部副书记，又是大队长，你在支部会上说一句话，支部一定会同意你的意见。如果爱国能进初中读书，我是无限地感激你呀！” 闻典礼笑着说：“你无限地感激我，用什么谢我呢？” 闻典礼说完这句话，就望着小化笑。小化没有体会到大队长望着她笑的意思，仍然含着泪水哭着说：“我本人永远记着你的好处，我叫爱国也永远记着你的好处。爱国长大了，我叫爱国谢你。” 闻典礼仍然两眼盯着小化直笑，并说：“我不要爱国谢我，我要你谢我。你有两个儿女，如果你想你的两个儿女都能进初中读书，恐怕没有我在支部说话，你的两个儿女就只能读到小学为止了。小化，我不会谈恋爱，我直话直说，你在我的领导下多年，我对你早就产生了爱情。小化，你不必惊慌，你是有夫之妇，我是有妇之夫。我只要你每回谢谢我几次就行了，现在爱国进初中时谢我几次，将来，爱林进初中时再谢我几次。” 闻典礼说完这些话，又望着小化笑。小化这时才明白了大队长的意思，原来在她的儿女进初中时，他大队长要她…… 小化异常气愤，但这气愤用什么方式发泄？能打闻典礼的耳光吗？能骂他几句吗？都不能。只有假装不懂他的意思，凭着苦苦哀求，让她的命根子爱国，能进初中继续求学。闻典礼见小化假装不懂，便“哼哼”几声走了。 东山中学到了开学的日期，柯家小学考上初中的学生，除了分数最高的曹爱国外，其他的都接到了入学的通知。小化是白天吃不下饭，夜晚睡不着觉，儿子不能进初中读书，母亲的心好似在沸腾的油锅里煎熬。 眼看东山中学新生报到日期即将截止，小化只有又去找闻典礼苦苦哀求。到处找不着他，最后在他的家里找到了他。他的妻子丹云，到小队里出工去了，只有他一人在家做事。大队干部不是完全脱产干部，工作时间是自由的，不必坐办公室。没有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回到家做家里的事。小化向他苦苦哀求的话还没有说出口，闻典礼即已抱着小化说：“你要求我的事情，是一件小事，不必这样急。我要求你的事情，也仅仅是你的每个孩子，上初中时的几次而已，并不多求。你看，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闻典礼把小化抱上了床，关上了房门。 在公社党委孙副书记查办闻典礼的过程中，小化痛不欲生。辛小化对待友人是良友，对待学生是慈师，是个规范化的女性。如今到了如此地步，柯家村大队的人都怕她自杀，连她的妈妈甜婆婆，也怕她寻短见。 甜婆婆70多岁，身体健朗，她与田雄英的妈妈大脚婆婆，周勇姑的妈妈小脚婆婆，柯鲜明的妈妈猪婆婆四个寿星，经常来来往往。最近，他们更是经常聚在一起，谈着闻典礼诱好全大队20多名妇女的罪行。大脚婆婆两手叉着腰说：“昨天，我跟我的老家伙商量好了，要用我们的九节弹簧钢鞭，让闻典礼去见阎王。我们两个已经70多岁了，总是要死的，我们打死了人，了不起砍头。对这种不讲法律的人，最好用不讲法律的办法对付他。” 大脚婆婆一边说着，一边做着拿九节弹簧钢鞭，将闻典礼打得跪在地上的姿势。 小脚婆婆笑着说：“大脚婆呀，请你坐下来，你打哪个？打空气呀？如今，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防备小化想不通。闻典礼有共产党管，不要你大脚婆管。我们四个人都知道小化是个非常爱名誉的人，我总预感着小化要发生事。甜婆婆你要小心防备，你要经常到她的房间里看看：杀虫的农药呀，老鼠药呀，抠些东西是会要你小化的命的，你知道不知道？” 猪婆婆嘴里虽不说什么，手却拉着甜婆婆往小化的房间走，要清查可疑的东西。于是，四位老婆婆一起清查小化房里的东西。算是小脚婆婆检查得过细，在小化的床脚下找出了一瓶“三步倒”的杀虫农药。 甜婆婆看到这瓶剧毒农药，顿时“小化儿。小化儿”地哭了起来：“小化儿哟，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呀，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闻典礼那个坏人。” 猪婆婆想出了制止小化自杀的办法，她拍着胸脯向哭着的甜婆婆说：“你不要光是哭，我们要想出制止小化寻死的办法。我有办法了，你快点叫爱国。爱林他们赶快回家来，就说是他们的妈妈要寻死了。他们回来以后，在小化面前跪着不起来，一定要小化答应不寻死才起来。” 爱国回家了，爱林回家了。爱国带着爱林和爱文，在母亲的房间里，跪在小化的面前，哭着说：“妈妈啊，你是为着儿女们求学读书而受辱，如果你自杀了，我们儿女心里怎么过啊！” 爱国抱着妈妈的左脚哭，爱林抱着妈妈的右脚哭。5岁的爱文，两只纯真的眼睛，望着妈妈嚎啕大哭。 爱国跪在小化面前，继续哭着说：“妈，我最了解你，这是特殊的时代形成的特殊的悲剧，社会不会责怪你，我们后人不会责怪你。我能读个初中毕业，考进了高中，我做儿子的还要终生感激你呀！你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母亲。你不应该想到自杀。你自杀了，我做儿子的，心里怎么过呀！” 爱林跪在小化面前哭着说：“妈呀，你舍得丢下我去死吗？还有你最小的儿子爱文，你看他哭得好伤心呀！” 小化望着窗子外面那棵巨大的红枫树，心里喊道：巨大的红枫树呀，你生于枫树辛家，你经受了岁月的考验；我为何经受不了岁月的考验呢？我死不死呢？后人到底对我是怎样的评价呢？巨大的红枫树，树影婆娑，似乎在向她回答：辛小化你放心，后人是公正的，不能责怪你，也不会责怪你，你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受害者，你的心仍然是纯洁的，你的身子仍然是神圣的，我红枫树可以作证。请你不要自杀，自杀是懦弱的表现。 小化明白了，向跪在自己面前的三个儿女说：“我不自杀了，你们起来。我将身上内衣口袋里的100片安眠药，也交给你们。好了，你们起来吧。” 小化将随身带着的100片安眠药，交给了爱国，他们三个儿女才从地上起来。不过，小化对站起来的儿女们说： “我对不起你们的爸爸，我虽然不自杀了，但我要你们的爸爸另找一个忠贞的爱人，我要和他离婚。” 小化向我提出离婚，我同意了，因此，我们两个，在东山乡政府办了离婚手续，领了离婚证。 我在十万大山林场分了两间颇大的房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宿室。柯鲜明那天在香樟林里，被我用励志的方法，将他自杀的偏激念头，转移到历史研究课题上，让他放弃了自杀。我坐在办公室里，远望柯鲜明的家——柯家小屋场，唏嘘道：“好险哪，柯鲜明差一点自杀了！” 最近两天，听说柯鲜明的哥哥柯鲜光，带着妻子儿女，从北京回来探望母亲，于是我利用林场放春节假的几天时间，到柯家小屋场去看望柯鲜光夫妇，同时，向猪妈妈拜年。 柯鲜光在哲学研究单位工作，从事哲学研究。当年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而他却提出杨献珍“合二为一”没有错误，认为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对立的一方面，而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是辩证法统一的一方面，都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因而不能将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说成是反对毛主席。也曾因此，柯鲜光当年也受到了批判。我对哲学曾经有兴趣，当年对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敢想而不敢言。现在春节期间，柯鲜光回家乡探望老母，我也想问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杨献珍“合二为一”的评价是怎样的。 这天，柯鲜明也在家，两兄弟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猪妈妈拜年，祝她老人家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而猪妈妈则祝愿我在新的一年内能与小化复婚。她老人家用命令的口气说：“曹技术员，今天我要你立下军令状，如果新的一年内没有复婚，休来见我。” 她老人家在年轻时，喜欢听三国故事，所以一开口就是《三国演义》上的一套。 柯鲜明的爱人汪文秀为我沏茶，柯鲜光的爱人沈天鹅向我待烟，文秀笑着对嫂子说：“曹技术员不吸烟。你的弟弟原来也是吸烟的，后来在曹技术员的带动下，才不吸烟的。曹技术员，我真感激你呀！” 文秀将话转向我，向我飘来感激的眼光。 我认为文秀说的这话是语带双关的，她可能是感激我阻止她老公没有自杀，如果她是为此感激我，我是当之无愧的。我见文秀欣喜神态，知道他们夫妻已经没有芥蒂了。而我和小化呢？她坚决要与我离婚，而我也同意了。人们在春节是夫妻团圆，而我在春节，到夜晚则是孤影自怜。因有共同的三个儿女，我也在辛家一起吃饭，也帮助小化待弄菜园，但到了晚上，则回林场我自己的宿室睡觉，夜长难睡，总是有点鳏夫孤独凄凉的感觉。尤其在这春节，心里真是想同小化复婚。我如今是后悔不已，一时糊涂，错怪了小化，我不对，我不对呀！ 这时，柯鲜光和沈天鹅向我问身体和工作情况，我猛然惊醒，惊诧于自己怎么在这个时候，想到与小化复婚的事情呢？今天是来看望北京回来的柯鲜光夫妇的哩！沈天鹅是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女知识分子，我与她一见如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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