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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炳坤是黎云波大学国文系的同班同学。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校外同租一间房，连伙食也是由房东为他们共同提供的。他们学习、生活在一起，而且，思想倾向和志气都相投合。谭比黎长，其在农村的父母，不等他大学毕业，就为其完了婚。因而，谭炳坤大学毕业后，便不得不为家庭生活忙碌奔波。而黎云波则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日战争结束后，当他们在汉口再度相逢，经过再次接触，谭炳坤便明白，黎云波未改初衷，仍在为年轻时树立的理想，执著地奋斗着。黎云波也摸清楚了，谭炳坤因为家庭的拖累，没有能够把他的才华奉献给革命，但他也没有反过来为反动派干祸害人民和革命的事情。他那一颗富于正义感的心，虽然压抑，却还在跳动。 所以，对于谭炳坤刚才的一番话，黎云波只是不置可否地笼统说：“老兄的思维和眼力都不减当年。就凭这一点，你真的对当前的时局毫无认识？” “那当然也不尽然。不过，那有什么用呢？”谭炳坤喟然叹道，“我只不过是个弹（谈）匠，坐在房里说说可以；你才是真正的干将！打天下，治国家，要的不是弹匠，而是干将！” “你说得很形象，却不全面，在国家和民族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能头脑清醒地为人处事，就不简单！”黎云波由衷地道，“炳坤兄，让我们重新携起手来，为加速旧制度的灭亡，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尽一份绵薄之力吧！” “我？！”谭炳坤连声说，“不行，不行，我是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落伍者，现在，为时已晚……” “不晚，不晚。革命不分先后，一切都可从头做起。炳坤，我们现在正需要……需要一个‘弹匠’！”黎云波进一步激将道。 “要弹匠？！”谭炳坤一愣，心想，黎云波这个神通广大的人，今日到底遇到了什么阻隔？竟这样恳切地求到了自己的寒室。他于是说，“什么事情？作为一个老同学、老朋友，只要做得到，我会尽力而为的。” 黎云波终于开口道：“我要的就是这句话！现在想请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服李经世弃暗投明。就像你刚才摆的那盘死活棋———一颗黑子往关键的位置上靠去，力拔山兮！便能叫李经世起死回生，让他反转来为大武汉完整地回到人民怀抱作贡献。” “呵？！”谭炳坤用惊惧的目光定定地盯着黎云波，又渐渐地低下头来，望着桌上的棋枰出神，就像平常遇到一着十分棘手的棋似的。经过长久思考，他突然一掌击在桌子上，把棋枰上的黑、白子震得“乒乒乓乓”滚落于地，“让我试试看吧！” 黎云波紧握着谭炳坤的手说：“炳坤兄，江城感谢你！江城的父老兄弟都将感谢你呵！” 谭炳坤顿时感到眼眶儿潮润了。多少年来，他哪里听到过这么崇高的鼓励！哪里奢望过什么理想、事业和前途呵！他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地撑持着、生活着，无非就是为一家老小都有一碗饭吃罢了。 接着，黎云波进一步向谭炳坤讲述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讲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的精神；讲述了争取李经世弃暗投明对解放汉口、保护汉口的意义…… 之后，他们共同分析了争取李经世的可能性。认为：李经世以黄埔出身，却投靠了桂系，当上了汉口市警察局长，在蒋的嫡系和军统、中统看来，他更加成了异己分子、叛逆因素。李在今后的某种情况下，即使再摇身一变，转而投靠蒋介石，也丧失了可能。但，他与桂系，也仅是一时的利用关系，并无深刻的历史渊源。眼下在武汉，对白崇禧来说，李还不失为可利用的对象。可是，汉口一旦不保，白崇禧回到广西老巢，李就会成为一条光棍，在苟延残喘的局面下，过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日子也不会好过！所有这些，相信李经世本人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根据这些具体分析，他们不仅意识到争取李经世这着棋的重要性，而且也肯定了争取李经世是可能的。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制定了争取李经世的行动方案———先由谭炳坤投石问路，探明李的思想动态…… 大学毕业后，面对浑浑噩噩的世道，谭炳坤在口头上虽时有愤世嫉俗的言辞，但行动上却始终恪守明哲保身的信条。他不参加任何党派，除给个别较为接近的政要出点馊主意外，自己并不介入政界纷争，更不搞过激行动。连下棋，也是奉行着“先保角、后谋边、再伺机向中腹实地渗透”的保守的战略方针。可刚才自己为什么竟胆大包天地投出了那么一着险棋———答应帮助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深入龙潭虎穴之中，去说服一个国民党的警察头子倒戈，自己有这股勇气，并能做到逢凶化吉吗？ 他回到宿舍，心情仍不能平静。他想，是呵，自己的年轻时代不也有过向往、追求和憧憬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下，自己不也嗟叹过七尺男儿不能挺身而出为捍卫神州浴血疆场的耻辱吗？抗战胜利后，自己不又在心底抨击过国民党的黑暗和血腥统治吗？而如今，曙光在前，一个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为了迎接祖国的新生，为了使历史名城武汉在这一大转折中少受损失，免遭浩劫，自己为什么还是犹犹豫豫、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呢？难道还能再袖手旁观吗？！是的，自己的力气是微弱的、不足道的，可为什么不能像棋枰上的黑子或白子，丁是丁，卯是卯地摆到所需的位置上去，向黎云波说的那样，为江城父老兄弟尽点绵薄之力呢？ 谭炳坤想到这里，浑身又充满了力量，他换了一双鞋子，整了整衣着，锁上房门，走出市参事室，在一挑小摊担前，沐浴着苍茫的暮色，吃了碗馄饨，垫了垫底，然后，两脚生风，朝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的官邸走去。 汉口市警察局局长官邸的大门前，高悬着两盏白炽的煤汽灯，一辆军用十轮大卡车停在门口，一些搬东西的士兵和警察吆五喝六、出出进进，忙得不亦乐乎。 谭炳坤走到门口，看到这情景，觉得十分奇怪。十余天前，前任警察局长任建鹏从这里搬走，李经世派人把房子清扫、粉刷后，几天前才祝贺过他的乔迁之喜，怎么又要搬家？往哪里搬？他绕过那辆庞然大物十轮卡车，走进门去。 正在指挥搬东西的李经世的贴身副官连忙和谭炳坤打招呼：“呵，谭先生来了，请进，请进。” 谭炳坤应酬了两句，便问：“么样，又搬家？” “就是沙。”副官叹息着说，“再好的家具，也经不住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我看，等到了桂林，件件都得散架！” 谭炳坤大感意外：“噢？李局长又有高就吗？” “哪里哟。太太带着伢们去。是白总司令的意思。” 谭炳坤这才知其究竟。接着问道：“李局长在家吗？” “在，在。一家人都在楼上呐。” 谭炳坤走进大门，穿过天井，走到楼梯的拐角处，忽听楼上“砰”地一声，一件很脆的什么东西摔在了桃花石的地面上。紧接着传来了李太太尖厉的哭泣声！那凄凄惨惨的音调，好似一把利剑，又如一股冷嗖嗖的疾风，侵肌砭骨，直透心扉！不一会，那令人胆寒的音调，又变成了呜咽，并夹杂着哭诉声：“我不去！不去！这辈子刚跟你过了几天好日子，你就要我和你分离，你……你好狠心哟！我一个人带着3个伢，一走上千里，人生地不熟，这日子么样过哟！呜，呜……” 李太太越哭越伤心。 谭炳坤“冻结”在楼梯的拐角处，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在心里叫苦不迭：他原先和黎云波共同设计的方案，由于楼上的一声脆响和李夫人的惨哭，也彻底破灭了！ 不过，谭炳坤到底不愧为一个围棋高手，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即决定，以变求变，另辟蹊径！于是，他沿梯而上，走到二楼客厅里，只见李太太坐在一张打麻将的八仙桌子旁，一边揩眼泪，一边哭诉着：女拥陈妈蹲在地上，正在收拾摔碎的茶杯残片；李经世坐在沙发上，耷拉着脑袋，一支烟夹在手上，快烧完了，烟头上留着一截很长的烟灰；3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却兴高采烈地各人清理着自己的书籍和玩具。 “谭先生来啦。”陈妈手里捧着碎瓷片，起身打着招呼，“请坐，请坐。” 李经世抬起头来，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揿，勉强应酬着：“老谭，坐，坐沙。” 谭炳坤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为了缓和室内的气氛，他打趣道：“李太太，有道是桂林山水甲天下，那可是神仙过日子的地方呀！” 谁知，这句话倒凑了孩子们的兴，三个孩子一齐嚷嚷道：“妈妈，妈妈，快领我们到神仙那里去！” “遣开！谴开！”李太太停止了哭泣，揩着泪眼，朝楼下喊道，“陈妈———” “来了。”刚才送碎茶杯片下楼的陈妈，端着一杯茶走进来，搁在谭炳坤旁边的茶几上，说，“谭先生，请用茶。” “谢谢。”谭炳坤欠了欠身道。 李太太吩咐陈妈，说：“陈妈，你把伢们带去洗脚，让他们早点睡觉。” 陈妈把孩子们领走，李太太忧心忡忡地对谭炳坤说：“谭先生，你今日来得正好。你是我们老李的高参，往日，他见了你的话就当圣旨。你说说，我能不走吗？或是还有别的什么法子？” “我的话一文不值。白总司令的话才是真正的圣旨！”谭炳坤显出副一筹莫展的样子说，“他如今开口要你去桂林，我敢瞎参谋？” “么样，你都晓得了？”李经世开口问道。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你的副官说的。”谭炳坤道，“不过，在昨晚的宴会上，我就看出点名堂来了。” “真的？”李太太面露惊疑的神色，说，“连我还是今日中午才晓得的哩。” “这只怪你太不细心。昨晚宴会开始时，老李的气色还不错。可等到送走白老总再回大厅时，老李的情绪便突然变坏了。这显然不是醉酒引起的。经世兄，是这样吗？” “他妈的！”李经世愤然骂道，“他这明明是不相信我，把我的家属挟持到桂林做人质！” “白……白老总的心……真……真毒呀！”李太太又抽泣起来。 “唉，经世兄，你也太性急了。中午通知夫人，晚上就搬家。” “你不晓得！白老总亲自威逼。你看，刚才又派来军人、军车，我哪有半点回旋余地！”李经世黯然神伤地说。 “这么看来，白长官给的官也不好做呵。”谭炳坤转而安慰李太太道，“听经世一说，你不走是不行的了。不过，等你带着孩子们到了桂林，白老总要考虑的军、政大事多如牛毛，再说，他自己也有家庭，不能不考虑自己如何安身立命。因此，也就管不了你那么多啦。届时，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你想到哪里，寻个空子开溜就是。” “这……还是谭先生点子多。”李太太立刻停止了抽泣。 谭炳坤继续说：“所以，这个家不能不搬，也不可搬得过于彻底。破的、旧的、生活上必需的搬些去。一来，搬家的声势造起来了，免得白长宫疑心生暗鬼；二来，到了桂林也不必再花钱添置生活用品了，待到金蝉脱壳时，也免得可惜丢了好东西。” “好，好！”李太太马上道，“那套红木家具就不叫装车啦。” 李经世忙说：“你快去和副官讲讲，叫他们尽量少装东西去桂林。我还有些紧要事情，想同谭先生谈谈。” 李太太一走，李经世便邀谭炳坤到客厅旁边的一间书房就坐。他把门关严后说：“炳坤，不瞒你说，昨晚宴会后，我几乎彻夜未眠。最近我也看出，白老总表面上虽然摆出一副扼守武汉，背水一战的态势，而暗地里却令他的桂系部队向武汉收缩，准备随时随地兔脱。看来，武汉是维持不了好久啦。” “不……不见得吧？”谭炳坤故意引而不发，“不过，假如武汉真的失守了，那么，广西又能维持好久呢？” “天晓得！”李经世蹙起眉头说，“我想，广西是桂系经营数十年的地方，总可以比武汉拖得长一些吧。眼下的情况，只能跟你走棋一样，走一步，看一步。” 案件侦查至今，谁也没有怀疑到马朝东的班主任老师张波头上。 与他的接触，仅李磊有过一次。 “我总觉得张波作案的可能性不大，”李磊与赵平雄交换看法道，“他的坦诚热情与嫉恶如仇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仿佛对他产生怀疑，心里便有什么亏歉似的。” “通过这些日子对罪犯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很有可能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赵平雄说，“只不过伪装得很深，迷惑了很多人的眼光。我觉得，越是没有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就越大。有时，罪犯以假乱真的程度比真实还要真实。” 李磊表示赞同：“是的，感觉与印象往往替代不了事实，只有当我们对他进行一番了解与排查后才能说明一切。” 赵平雄问：“马朝东为什么要写一连串的张老师张波，打上一些逗号、感叹号、问号和大叉？这说明他对班主任老师产生了许多疑惑，从称呼老师到直呼其名，由认同到疑问而产生强烈的怀疑，最后是彻底的否定，并在他的名字上打上了一个大叉。这个大叉，若不是痛恨至极的话，是不会轻易打上去的。那么，马朝东到底发现了张波的什么值得怀疑、否定乃至愤恨的行为呢？将它们与马朝燕的死联系在一起来看，恐怕就不难知晓了。” 李磊沉思道：“现在，我们不妨就此推理一番吧。假如张波就是刘八，马朝东是他最宠爱的学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可能经常出入张波寝室，比如送作业本、反映班上情况啦等等。既然经常出入，就有可能让早熟、精明而警觉的马朝东发现他杀害马朝燕的某些可疑行径。很快地，张波就从马朝东的言行观察到自己的秘密被泄露，便乘机向他下了毒手。” “对，我的思路正是这样。”赵平雄道。 然而，李磊又提出疑问道：“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连串的报复凶杀案，如果张波就是刘八的话，他为什么非得让马朝东发现了他姐姐被杀害的事实后才去掐死他呢，而不是在杀死马朝燕后一鼓作气地杀死他，就像在杀死马朝东之后紧接着便于当天晚上杀死马立本一样？” “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有两种可能，”赵平雄说，“第一，增加马立本的痛苦，将他慢慢折磨至死。罪犯报复的最后目的是指向马立本，他的仇恨实在是太深太深了，他要杀死他的一对儿女，让他充分地体验痛苦与绝望的滋味后才将他置于死地。第二，他与马朝燕并无怨仇，在杀害无辜后，也许良心发现，他做得太残忍太丧失人性了，更何况马朝东又是他的学生，就对他动了恻隐之心，想饶他一命。可是，他的行动被马朝东觉察，于是，继续杀害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这是我们的分析推理，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李磊拿过一支钢笔，一边写写画画一边继续分析道，“张波作案的可疑与便利有三：一、身高与罪犯相符，1．7米左右；二、单身一人，行动方便，具备作案的有利空间与时间；三、利用马朝燕同事与马朝东班主任的双重身份，最容易掌握他们两人及他们家庭的真实情况和各种动态，作起案来也就最为得心应手。然而，可排除的因素也多：一、张波身材瘦弱，据我估计，其体重不会超过60公斤，而根据现场留下的脚印推测，罪犯的体重当在70公斤左右；二、张波从不吸烟；三、从外表看，张波年龄不过30多岁，不可能与马立本结下什么血海深仇，也就是说，其作案动机不足。” 李磊分析至此，放下钢笔，望着赵平雄。 赵平雄说：“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头脑里的分析与假设而已，关键还得靠事实与证据。我想一方面通过教委及实验小学的领导和老师等有关渠道了解他的情况，另一方面与他展开正面的接触。” 李磊说：“我已经跟他接触过一次，对他印象颇好，已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这次的试探，最好是你去一下，注意一定不要暴露我们的动机与目的，只能是旁敲侧击，万不可打草惊蛇。” 赵平雄点点头说：“这我知道。” “那么，其他方面的查证工作就由我来负责吧。” 两位刑警大队的正副队长在一起碰过头，研究讨论了一番，就开始分头行动了。 谭炳坤坐在办公桌旁的藤靠椅上闭目养神。一张报纸从他的手中滑落到了地上，一壶开水在火炉上煎煮着，冒着白烟，“哧哧”作响……一向不爱上办公室坐班的谭炳坤，这两天一反常态，一天到晚守在办公室里。现在，已是下午四时多，参事室的同事们，都早早回家了，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空荡荡的。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把谭炳坤惊醒。他踏着地上的报纸，急急忙忙走过去，拿起话筒，果然，那盼望中的电话打过来了。 “喂，经世兄吗？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对，我是炳坤。” “今夜得空吗？”李经世问。 “得空，得空。”谭炳坤这两天等的就是这个电话。他立刻紧张起来，刚才的瞌睡一扫而空。 两天前的晚上，谭炳坤从李经世的家中回来，第二天一早，便把和李经世谈话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黎云波。黎云波一听，觉得有门！经过冷静、深入地分析之后，他们又同时感到，也不能过于乐观，掉以轻心。因为李经世到底还是个工于心计、思想和经历都较复杂的人。他的前半生虽不得志，毕竟在政界浪迹多年，现在又当上了汉口市警察局长，是个政治里手，所以，不能不提高警惕，防止他搞反“策反”。 经过上述分析研究之后，他们决定对李经世采取如下原则：形势虽然紧迫，但工作要做深做细，不要操之过急。有心的李经世既说要找谭炳坤作进一步长谈，就应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耐心等待他主动找上门来。因此，老是躲在自己房里打谱的谭炳坤，这两天一直守在办公室里，直到刚才终于接到了李经世打来的电话。 谭炳坤在大门口坐上了李经世派来接他的小汽车。小车在黄昏中停在了李府门口。他走进门，大厅中央的水晶花篮大吊灯没有开，一盏暗淡的壁灯无精打采地闪着昏黄的光，阴惨惨的。厅里的地毯卷走了，松软的沙发包扎起来了，本来准备搬到桂林去，后来又从汽车上搬下来，现在堆放在大厅的角落里，也懒得再解开。 这时李经世的副官走过来说：“请谭先生上楼去，局长在书房里等着您家。” 谭炳坤沿梯上楼，李经世在楼梯口一把拉住他，说：“来，来，今晚我们好好谈谈。” 李经世把谭炳坤请进书房。书房里仍保留着原来的幽雅格局，只是把楼上小客厅里打麻将的牌桌临时搬进了书房的中央。方桌旁相对摆着两把靠背椅，桌上用碗盖扣着六样菜，并摆着两人饮酒的杯、盘、碗、筷和一瓶一斤装的西凤酒。 “么样，简单吧？”李经世指着桌上摆放的东西说。 谭炳坤坐在靠椅上，应和道：“简单好，简单好。” 李经世酒过三巡之后，按捺不住地说：“炳坤，上次我们谈话，你的意思好像是劝我留在汉口不走？” “是的。”谭炳坤不失时机地抓住话头道，“我权衡了一下利弊，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你。” “是吗？”李经世停住筷子说，“你上次走后，老实说，我的心里却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在想，你是不是受人之托，代人来劝降的？” 谭炳坤一惊，反问道：“我受谁之托？” “这还用问吗？”李经世已喝得有了几分醉意，他借着上涌的酒兴，用朦胧的醉眼直视着谭炳坤。 谭炳坤端起酒杯，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其实，那杯里早就没有酒了。然后说：“经世兄，你说这话，我可实在担待不起呵。那天晚上，我来串门，看见你和嫂夫人为搬家到桂林的事伤心怄气，就多了几句嘴，没想到这几句嘴多拐了，倒使我成了共产党派来劝降的说客。真是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呵！” “算啦，算啦，你莫把我这话当真了！”李经世呷了一口酒，喟然叹道，“你我之间，三度共事，你的为人我还不晓得？假如我对你不信任，我今天会请你来吗？炳坤，说句实实在在的心里话，几天来，我真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哪！” “为么事？”谭炳坤明知故问道。 李经世打了一个酒嗝说：“时局如此糟糕，一家人东奔西散，越想心越烦，可又不能不想！” 谭炳坤继续问：“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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