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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逃婚 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Ｌ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她的呱呱降临，没有给父母带来喜悦和激动，紧紧攫住他们的只是恐惧和羞耻。在离乡背井、孤苦无依的插队生活里，这一对青年男女偷尝了爱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使他们凄苦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然而，由此他们却播下了一颗苦难的种子。望着这个孱弱的女婴，他们六神无主，泪水断线似地滴落在婴儿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这对年轻父母选择的只有这一条途径。下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压力，是人们的耻笑、领导的审查和自个无休止的检讨。即使撇开这些不顾，恶劣的环境使他们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更何谈什么抚养这个弱小的生命。他们托人为孩子寻找人家，人家找到了，他们顾不得细问，便将孩子送与人。 收养孩子的人家姓王，是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妻俩从未生育过，抱来孩子的时候男的已经55岁，女的已经47岁。他们探听出孩子的生父姓杨，为了对得起那对可怜人儿送孩子来世上一趟，他们给孩子取名叫王杨玲。 小杨玲抱进这户人家时尚不满10天。养母自然不会有奶水喂她，好在家里有只老奶山羊，两个老人每天便从老山羊那干瘪的乳头上捋些奶水喂给她。几个月后，老山羊的乳头实在持不出什么来了，养母只好把小米压成面，再熬成糊糊抹进她的小嘴里。小杨玲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日出日落，小杨玲一天天长大。她5岁那年，一对北京知青找到养父母的门上。这对知青便是小杨玲的生身父母。两人早已结为合法夫妻，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终于熬完了苦难的岁月，在招工招干的尾声里，被招到铁路建设部门，将远远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来最后看一眼亲生女儿。他们走了，他们的骨肉却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也许他们曾经想把小杨玲带走，只是养父养母不肯放弃；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这意思，把她带在身边，难免总会勾起痛苦的记忆——他们当时究竟持何种想法，至今小杨玲无从知晓。总之，她留在了农村，留在了黄土高原。 生身父母的工作地点在唐山。真是这对苦难人儿的劫数，1976年初参加工作，过了半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便发生在他们脚下。之后，有消息传到村里，说那男女二人同死于地震灾难；又有消息说，死的是女的，男的只是受了伤。无论哪种消息均无法证实，而事实却很清楚——从此以后，小杨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嚼咽着贫寒农家的粗食淡饭，伴随着高原的风霜雨雪，小杨玲长到16岁。 这一年她正上初三。这孩子也许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别的孩子悲苦，从小读书就很发奋，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学中拔尖儿。到了中学，各门功课都优异，对语文则格外感兴趣，她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文，喜欢对着广袤的高原和空阔的蓝天漫无边际地幻想。她为“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写过一篇名为《我与同学的爸爸》的小说，还给山西《青少年日记》投寄过两篇日记。她暗暗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志向——当一名作家。 然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命运却把她推向另外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终将难以回避——养父养母收下别人送来的一个红包包。红包包里包着她的订婚礼金——200块钱。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她便会像村里众多的姑娘一样，被打发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家去，给人家当婆姨，生孩子，然后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度过一生。农村姑娘普遍的归宿她是清楚的，但从来没有把这归宿同自己联系起来。她有点猝不及防。她哭了，抗拒养父养母强加给她的婚姻。养父养母不理会她。他们需要的是钱，因为她流泪而抛掉握在手里的钱，那就等于抛掉了过日子的指望，他们不愿听她的。 确也是这样。光阴不催人自老，把王杨玲养到16岁，她的养父已经71岁，养母已经63岁。这种岁数的老人不可能再在土地上拼气力。家里还有个叔叔，是个精神病患者，也56岁了。地里的活儿，就靠这个精神病叔叔，想干就胡乱干干，不想干就撒下满世界乱跑。经济上没有其它来源，就靠土地，土地经管不善，家里早已穷得叮当响，有时连买盐买灯油的钱都没有，给杨玲订的这个人家，答应事说成先给200块礼钱，订婚席一摆，除了扯八身衣裳，再给200块，结婚时给多给少虽由男家说了算，但总还会有一笔数目。老两口抚养杨玲一场，到老来从杨玲身上讨回点补偿，也不枉16年的辛苦。老两口这么看，村里人也这么看，因而，小杨玲的婚事便订定了。 小杨玲则感到自己被拍卖了。 家里收了礼金，王杨玲还没有见过男方。她哭肿眼睛回到学校，见到老师同学不敢抬头，像做了什么丢人事一样。她再也没有心思学习，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了。她哀叹陕北农村的贫穷落后，恨那坑人的封建习俗，抱怨养父养母，同时又可怜他们。她为自己的命运深深地感到悲伤。 好多天以后，她见到了给她订下的那个男的。那是个星期六，她刚放学回家，那男的就扛把镢头进了门，看样子是帮她家去地里干活了。那男的不住地拿眼睛贼溜溜地盯她。她躲进窑里，不一会那男的也进了窑，坐在炕沿，一边抽烟，一边主动找碴儿和她说话。他说他给她家干了多少活儿，又说她身上穿的衣服太短，他给她买了新的，过几天就送来。他说他也上过学，本来能考上中学，但一见上学没出息，就回了家；他在家不劳动，做生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在外边搞建筑，跟很多包工头是朋友，有时候给包工头订合同。他云山雾罩地吹嘘着自己，一听就知道没有几句实话。看着他那灰黄的脸，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还有边说话边往地上吐痰的样儿，她直犯恶心。 这次见面后，她在学校里写了篇作文——《一个中学生的命运》。她流着眼泪，倾诉自己的遭遇。她再也不怕老师同学知道自己的事儿，她要把自己的心声，把她的苦恼、哀伤和悲愤讲出来。老师看了这篇作文，把她叫去，详细询问了她的遭遇。随后，老师明确表示态度：支持她与那男的解除婚约。 老师的同情鼓励给了王杨玲力量。她向家里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 不等她说完，年迈的养父便制止她再说下去。老人眼一瞪，说：“好好的婚事退啥哩？退了还不得再找？胡折腾个啥？给我安安稳稳的，甭胡思乱想。” 她争辩道：“你们是包办婚姻，我不同意。” 老人说：“包办？父母给女儿瞅人家，咱这里一辈一辈都这样。不要念了几年书，灌了点洋汤，就给我胡跳腾！” “我还小……” “还小？都16岁啦！好，你小，你小，让我和你妈再把你养活着……”老人一生气，痰涌到喉咙，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 反抗失败了。王杨玲不光未能解除婚约，反而家里不再让她上学。老父亲认为她之所以要退婚，都是念书把心念野了。她被强制性地留在家里。学校生活，令人心碎地和她告别了。 在土地上劳作的重负，开始压在她16岁的嫩肩上。每天，她和那个神经病叔叔到地里，从早干到晚，当她抱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的时候，仍然不能停歇，家里养着鸡，养着羊，还有一条瘸腿老驴，她必须经管，她所在的村子地处原区，土地虽然相对较多，但水极缺，一口井钻20多米深才能见水，村里人吃水都花钱买，4角钱一桶。她家买不起，只好自己去绞。井绳上拴着两只小桶，绞动辘轳，一只桶上、一只桶下，10多小桶倒一大桶。井离家很远，她要歇几气才能把一担水担回家。沉重的劳动压得她难以喘息，她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也不愿意和村里人说话。有时正在干活儿，看见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上学或放学，心里就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虽然她已回到家里，但仍然遏止不住对学校生活的思念。她一遍又一遍回味上学时的种种情景，有些极为平淡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竟是那么温馨，那么富有情致，那么值得留恋。想着想着，她便不由得暗暗掉下眼泪。她想找些书来看，但家里没有。一次见邻家窗台下扔着本破旧发黄的《农家年历》，便借来读，毫无趣味的一本小册子她竟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上边的农谚、生活小知识她几乎都能背下来。平时走在路上，只要发现地上有片碎报纸，她都会拾起，不管上边印着什么，总要细细去阅读。她尽可能地把那些能阅读的东西都收揽到自己手边，聊以消解精神的饥渴，要不。她的精神就会变得更加空虚、更加痛苦。 那个男的经常住她家跑，每次一来，便开始吹嘘自己，她对他讨厌透了。有一次，她终于不能忍受，对那男的说：“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咱俩的事，最终肯定不能成。” 那男的斜眼看着她，说：“不成？你家把我的钱都花了！” 她大声说：“钱，一定还你！” 她陡然下定决心：即使呆在家里，不能上学，也要和这个男的断绝关系，她绝对不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 她开始寻求支持。她首先想到那位读过她作文的语文教师，可是去找这位教师，人家能给帮什么忙呢？必须找管这号事情的，比如乡上的干部。她的婚事是包办的，她不自愿，政府应该出面干涉。这么一想，她便瞅了个机会，跑到十多里外的乡政府。乡干部听完她的倾诉，头一摇：“乡上不管这种事。”轻轻一句话就把她碰回来，任她再怎样央求，人家就是不理。她不甘心，不能就此罢休，乡上不行，她找县上去。 过了两天，她对两位老人推说去同学家，从家出来，搭了辆顺路拖拉机来到县上。她先找到县法院，法院的人说他们只管打官司，她的事算不上官司，应该去找县妇联或县政府。找到县妇联，接待她的人很热情，但说包办婚姻的事在本县以至整个陕北都很普遍，妇联只能发文件让全社会来制止这种事，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插手解决。她失望了，从县妇联出来，怔怔地走在大街上，一时竟没了主意。她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在县城里转悠来转悠去，最后决定再去找找县政府。可是，她刚踏进县政府大门，就听见传达室的人一声大喝：“干啥的？”她说明原委，人家没听完，手朝墙上一面挂钟一指，说：“不看看时间，下班啦，没人！” 奔波了一整天，劳而无获，她只好回家。 不到黄河不死心。过了十多天，她又一次来到县上。 在县政府办公室，她见到一位年轻干部。听完她的诉说，年轻干部让她去找县妇联。她说县妇联已经去过，具体的事情人家管不过来。年轻干部皱着眉说了声“扯淡”，沉吟片刻，对她说：“那好吧，你先回去，我给你们乡领导挂个电话，让他们派人去你们村了解一下情况。”她一再道谢，然后满怀希望回到家里，等着乡上派人来。 过了好多日子，乡上并没有干部来村里。她急了，又找到县政府，办公室那位年轻干部说电话早已打过，至于乡上为啥没派人去，那就不得而知。她问能不能再打电话催催，年轻干部摇摇头，说：“再打也没用，这种事，乡上想管了就管，不想管了谁也没办法。”说完，扔下她匆匆去办别的事情。 她怏怏走出县政府大门，眼泪止不住籁籁流下来。再也没有别的去处可找，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她原指望政府部门能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挣脱身上的枷锁，看来这个想法落空了。真是求天不应、求地不灵，难道她真的就该受那可恶的命运的摆布么？ 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人们好奇地盯着这个泪流满面的年轻姑娘。她不愿意引起人们的注意，走进偏僻的小巷。躲过杂七杂八的眼睛，她哭得更伤心。哭着哭着，她突然想到了死。死？对，死也是一种反抗，也能表达她对命运不屈从的决心！可是……她死了，对年迈的养父养母打击该有多大？不错，她怨恨他们为她订亲、逼她退学，怨恨他们脑筋陈旧落后，但他们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容易吗？他们也怪可怜的……她突然又恨起亲生父母来。她本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既然他们荒唐地生下她，就应该负起责任，尽到自己的义务，然而他们却自私地一走了之……眼下她该怎么办？还回到家里去，等待着某一天去给那个脸色灰黄、满口谎话的男人当妻子？不，纵然死她也不愿意这样。她突然想起一位同学在县医院当护士。能不能去找这位同学介绍她当护工？洗被褥，打扫卫生，挣下钱就去外地。去哪儿，不知道，反正先离开这儿。也不能亏待了养父养母，她会给他们寄钱……主意一定，她便抹净眼泪，奔县医院而去。 谁知到了县医院一问，她的那位同学早就回家不干了。她软塌塌坐在医院走道的长椅上，泪水一下子又涌出来。 “女子，你哭什么？”忽然，一个讲普通话的人问她。 她抬起头，见是一个女的。三四十岁，手里提着药，像是来看病的。这女的眼睛里充满了真诚。从声音她判断出这人是位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不知为什么，一种奇妙的情感使她再难抑制满腹酸楚委屈，“哇”一下哭出声来。那女的在长椅上坐下，抚摸着她的肩头，说：“别哭，说说你有什么事？看我能不能帮你。”于是她一边哭，一边把她的身世遭遇讲了一遍。那女的听罢，眼圈儿红了，安慰她说：“我也是个北京知青，县上还有好多我们这帮人，你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女儿，我们会替你想办法。”她告诉杨玲，她叫祝萍，在县农行工作。她说她要先和县上的北京知青商量一下，叫她过几天再来找她。她把杨玲领到家里认了门儿，还留杨玲吃了顿饭。 十多天后，杨玲又来县上，再次见到了祝萍。祝萍高兴地告诉她，她的事儿县上一伙北京知青商量后，决定直接向梁县长反映，因为梁县长也是位北京知青。这一招果真管用，梁县长当即表态说他要干预这件事情。“解除婚约不成问题了”，祝萍轻松而又愉快，一把拉住她，说：“走，大伙都想见见你，往后你该怎么办，大伙还得商量商量哩。” 杨玲心里激动，鼻子发酸。她随着祝萍，见到了五六个在县上工作的知青叔叔阿姨，他们个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她、疼她。感受着他们亲人一般的体贴抚慰，她索性放声大哭，哭得好不伤心。 这次她没有回家，第二天，她怀里装着叔叔阿姨凑起来的钱，乘车奔向延安。大批北京知青离开延安后，地区劳动人事局下设了个知青处，负责处理知青遗留问题，他们鼓励她去找这个机构。她是知青的女儿，养父养母已那么老，实际上她已无依无靠，往后的事，知青处不能不管。 到了延安，天正下着大雨。找到知青处，杨玲已是浑身透湿。正好知青处有一位叫余风云的阿姨，是北京知青。听完她的诉说，余风云先把她领回家里，从里到外，替她换了身干净衣服，并留她在家住下。随后，余风云便为她的事跑开了。 知青处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他们感到棘手，必须向上请示汇报。事情拖下来了。 王杨玲的身世及遭遇很快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传开。他们纷纷到余风云家中来看她。地区建筑公司陈铁生、刘学军夫妇执意把杨玲从余风云身边带走，他们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姑娘——这棵北京知青伙伴留在黄土高原的可怜的根苗。他们在家里为她支了床，让她安心住下，并交给她一把家里大门上的钥匙。他们知道她渴望学习，喜欢读书，第二天，就领她去新华书店，由她在书架上挑选…… 仿佛进入梦境，在人世间，王杨玲没有想到自己竟能领受到这份温情和爱意，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的泪水止不住一遍又一遍流淌……只是流泪，没有语言。 …… 感谢上苍，王杨玲，这个不幸的姑娘，最终成了延安北京知青共同的女儿。 中篇 人间真情 1991年4月的一天，艳阳高照，春光明媚。 走出北京站，王杨玲便置身首都繁华而喧闹的大街上了。仿佛如梦境中一样，突然她不敢相信她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是真的，不敢相信脚下这块土地就是传说中她那早已死去的生母现在依然脚踏的地方。她摆脱不掉虚幻的感觉。从黄土高原的小县城走进这现代化的大都市，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这虚幻感觉拨弄得这样强烈，竟使她不由得停住脚步，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阳光下。 两行热泪悄悄从她脸颊上滚下。 她的生母没有死，而且被一帮好心的北京知青颇费周折地找到了。此番进京，王杨玲就是来认生身母亲的。 王杨玲，这个被遗落在黄土高原的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她的身世和遭遇，揪扯着延安城内北京知青的心。大家将她认作共同的女儿之后，她的命运，便开始了连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 知青们经过种种努力，首先让地区有关部门承认了王杨玲的身份——她是北京知青的后代。确认了这一点之后，他们便开始为她的安置问题而奔走了。 从地区到县上，工作多渠道、多层面展开。承认杨玲身份容易，但要安置她就难了，难在一点上：没有政策依据。但他们仍为小杨玲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上帝终于被感动了——王杨玲的户口终于从农村转出来，被安置到县上一家门市部当售货员。 命运对王杨玲绽开了笑脸。在荒凉的黄土地上跌滚扑爬了18年的生命突然在她面前展开一片新绿地。这片新绿地让她看得耀眼，让她觉出了生活的芬芳。头顶着崭新的太阳，呼吸着高原上清新的空气，她掀开了青春新的一页。 她从心里感激地区、县上那些待她如亲生女儿般的知青叔叔阿姨们。她知道，他们并不期求她的报答，但她必须报答他们。报答他们最好的方式，便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姑娘，一个有用的人才。还有乡下年迈体衰的养父养母和那个患有癫痫症的叔叔，是他们将她辛辛苦苦拉扯大，尽管他们没有文化。脑筋落后，尽管他们曾经包办过她的婚姻，中断了她的学业，但他们的养育之思是她今生今世偿还不清的。她每月工资57元。工资一发，先给家里捎20元，再交10元房租，吃饭上卡紧点，省下来买点书；每月再攒5元，两个月就能回家看望老人一次。她依然喜欢读书、喜欢写作。在家里常干繁重活儿，如今当了售货员，这工作在她看来太轻松了，而且按钟点上班下班，她有的是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和写作。她极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命运新出现的巨大转机将她的心劲鼓得更足了。 谁也不曾料到，就在此时，一个陌生男人意外地闯进她的生活，早就暗暗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一股非同寻常的波澜，立即被掀腾起来了。 杨玲还在农村时，曾经收到过一个署名王应立的男人的来信。这位男子自我介绍他在西安国棉某厂工作，说他了解王杨玲的身世，对她的遭遇很同情，以后他要想办法帮助她。王杨玲未敢期望得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的帮助，出于礼貌，她给他回了一封表达谢意的信。不久，这个男人又来信了，这次没有署名，落款处写着“叔叔”，说他也是一位北京知青，过去曾在杨玲所在的Ｌ县插队，他极想来Ｌ县看望杨玲。杨玲从内心感激这位知青叔叔，心想如果他来，一定要好好招待。然而，他没有来，而且从此再无音讯。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了，可是，就在杨玲工作后不久，这位奇怪的王应立第三封信来了，这次落款处今杨玲惊愕地署着“你的父亲”。信中内容更让杨玲吃惊，说杨玲母亲并没有死，她非常想念杨玲这位女儿；还说他与她母亲有张合影，本想寄给她，但一时又找不见了。信的末尾表示，如果能抽出时间，他就来接她，一块去会会她的母亲。 一封明确而又含糊、直率而又吞吞吐吐、充满矛盾而又极富诱惑力的信。是真？是假？但无论真假，信中所说的一切，都犹如巨石人水，对王杨玲的情感构成极大的冲击力。过去传说她的生身父母一块死于唐山地震，又有传说死的是母亲，父亲还活着。现在，不但突然冒出一个父亲，而且母亲也复活了。在漫漫十多年岁月里，记不清有多少次，她设想过假如生身父母尚在人世，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明白这是傻想。每当她看到别的孩子和父母一起高高兴兴说说笑笑，而她只能伶仃一人独缩一隅时，当别的十几岁的女孩子还在妈妈面前撒娇，而她则要担负起侍奉年迈多病的养父养母——每当这时，她只能默默在心里悲叹，不怨天，不怨地，只怨她的命不好。不论别人怎样传说，她相信她的父母早已死了，不然，他们是不会撤下她不管的。这种判断早已根植于她的心里。可是现在，天边突然传来这么一声惊雷……苦命的姑娘感情难以自持了。 她拿着这封信，去找延安城里的北京知青叔叔阿姨，让他们替她判断。 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感到事情有些蹊跷。这位延安大学生物系的年轻讲师，在安置杨玲工作的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与几位知青分析的结果是，无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不能先下结论，首先应弄清王应立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心里是暗怀一线希望的，希望杨玲的生身父母并没有死，过去关于工杨玲父母的死讯，都是风一股、雨一股的传闻，从未从正式渠道证实过。同时也有一种担心，担心不怀好意的人让杨玲上当受骗。 带着希望、疑惑、忐忑相混杂的心理，郝海彦和另外两名知青抽时间赶到西安国棉某厂。结果让人更生疑窦——从人事处到保卫处，查遍了厂里的花名册，没有叫作王应立的。在厂门口，他们又向门房、出出进进的职工打听，终于有人含含糊糊地提示，好像准备车间有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来到准备车间，了解到的情况是：“这儿确实曾有个叫王应立的，而且真是北京知青，但此人多年前就离去了，至于去向，有人说在西安城里干个体户，又有人说早去了山西一个什么县的皮革厂。 到此，调查再无法进行下去。 王杨玲心中刚刚升起的热腾腾的希望，看样子就要破灭了，这是郝海彦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个王应立既然是北京知青，这里边肯定有文章，说不定此人真有点来头。 作为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是位热心汉子，他对王杨玲有着父亲般的疼爱感情。当初小杨玲为逃婚被众知青收留在延安以及此后为安置杨玲而奔波时，他与杨玲接触很多。杨玲性格中的朴实、要强、聪敏令他非常喜爱。他知道这个表面看去沉静而腼腆的姑娘，内心世界却是极为丰富的。这次，杨玲将那封奇怪的信交给他，尽管她没有表白希望找到生身父母，但他却清楚地看出她内心翻起了什么样的波澜。为了补偿姑娘感情上的缺损——尽管这缺损是由过去时代造成的——他要努力，动员起众知青一块抓住那条模糊线索带来的微弱希望，弄清杨玲生身父母的究竟。 郝海彦和众知青商议之后，决定去看望杨玲的养父养母。如果老人们不同意他们的做法，那就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他坐长途汽车，从延安到Ｌ县，然后和王杨玲一块，又颠簸着坐车来到距县城100多里路的杨玲家里。 杨玲74岁的养父疾病缠身，早就躺在炕上动弹不得，脑子好像也糊涂了，来人问话，只会哼哈不会回答。65岁的养母常犯关节痛，但还要做饭，去野外给猪扒草。那个害有癫病症的叔叔农活早就不干了，不犯病时，在村里和人变工放牛。杨玲还有一个出了门的姐姐，也是养父养母养的。杨玲养母对郝海彦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她絮絮叨叨对他讲了许多当初抱养杨玲的事情。老人家一边说，一边惊叹着直咂嘴巴。这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说了杨玲许多事情之后，她神情一变，说要央求郝海彦办一件事情。 “有什么事您就说吧。”郝海彦郑重地看着老人。 老人说，她知道外头有人给杨玲来信了，信是先寄到家里的。如果杨玲的亲生父母还在世上，她央求郝海彦替她找一找。“娃她叔，”老人动情地说，“咱家的光景，你是看在眼里了，我们三个老人，都成孽孽木头了，说不定哪一天脚一踏，眼就闭上了。当初收玲儿时，是看她爹妈落了难，今个咱不能看着这娃娃葬在这里。她叔，老嫂子求你，你就帮我找找玲儿她妈。她的光景要是好点，就让她把娃领走。” 杨玲的叔叔一直蹲在窑门边抽烟。他接口说道：“玲儿是在我背上滚大的，夏天背在背上和我一起放牛，冬天揣在怀里和我一起搂柴草，苦了娃哩，早点走吧。如今虽说她成了公家人。能挣点钱，可家里简直要把娃拖累死，不如走一个好一个。” 养母和叔叔的话，杨玲都听到了，泪水一下子就涌满了她的眼眶。她冲动地大声说道：“我不走，谁也把我带不走，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只有一个家，你们老人家我都要养活！”她把脸转向郝海彦，哽咽着说：“接到那封信，我心里真的乱了。我从小跟别的孩子一块玩，一吵架，人家就骂我是没娘的‘野种’。多少次做梦都梦见我站在村头等妈妈，她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来，口来看我来了。我高兴地跑上去大声喊妈妈，我抱着她哭啊，笑啊……可那毕竟是梦。十多年了，谁来看过我？这么多年没有她，我也长大了，我恨她！……” “玲儿，咋能胡说哩？”养母急忙制止，“做妈的谁不疼自个的孩子？我寻思，你妈兴许是有难处，兴许是不好意思回来认姑娘。”老人又转向郝海彦，“她叔，你还是替我们找找看，将心比，都一理，如今世事好了，人家骨肉是该团聚了！” 郝海彦只觉得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直往喉头顶。这位老人的请求令他心头颤栗。来此地看望老人，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应该代表所有的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北京知青，来感谢抚养了他们后代的老人。可是此刻，他什么也说不出。他的心里不再仅是谢意，而且溢满了尊敬。他眼里闪烁着莹莹泪光，深深将身俯下去，向老人恭敬地鞠了一躬。 第二天离开这户人家时，郝海彦除留够返回的车票钱，将身上其余的钱和粮票都掏出来，悄悄塞在一直昏睡的杨玲养父的枕下。 寻找杨玲生身父母的工作，在北京知青中展开了。 其实，该不该寻找，知青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寻找，为了知青和孩子过去经受的那么多苦难，为了偿还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生活所欠人们的一笔宿债，说什么也应该去寻找。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该去作这份努力。找不见则罢，假如真的找见了，叫杨玲怎么办？撇下黄土高原上的三个老人，回到生身父母身边，这岂不是兴一家、败一家？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第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认为只要找着了，往后的事情总会有个妥善的处理，对此，他们坚信不疑。 一些日子后，那个自称为父亲的王应立被查清楚。曾在Ｌ县插队、现已返城的几位知青依稀记得此人。此人当年在Ｌ县知青中因打架斗殴盗窃颇有名气，但可以肯定，他不是王杨玲的父亲。杨玲的生身父母离开Ｌ县时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而他从农村走出去时仍是光杆一人。至于他假冒杨玲父亲并说要带杨玲去会母亲是何目的，谁也说不清了。“父亲”是假的，母亲也就不存在吗？关键是要找到当年和杨玲母亲一块插队的同伴。找到他们，杨玲母亲的一切就很容易搞清楚了。 寻找在缓慢而执着地进行着。 这个过程中，一件改变如今仍滞留在陕北的知青命运的事情发生了——北京市相对放宽了知青回城政策，许多知青终于告别生活了20年的黄土地，回到了故乡北京的怀抱。最早收留了王杨玲的陈铁生、刘学军夫妇调回北京时，执意要将杨玲当作他们的孩子一块带走，打算往北京调动的郝海彦，也做通了妻子和北京母亲的工作，决定将杨玲作为他的女儿带回北京。至于杨玲家三位老人日后的赡养，陈铁生、刘学军和郝海彦都表示由他们来承担。杨玲成了他们“争抢”的对象。 当然，这样办不容易，政策方面的关卡太多。寻找杨玲母亲的工作，仍在继续。 为改变自身命运而穿梭于陕北——北京之间的知青们，同时也在为杨玲的事情奔走着。他们先在延安方面努力，争取从知青困难补助年度款中为杨玲申请一笔安置费。为此，郝海彦与另外两名知青——担任延安市法院院长的刘淑珍和在地区财政局工作的周强，数次到Ｌ县去。1990年底，寻找工作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个“假冒父亲”王应立终于在山西省Q县皮革厂找到了。他是杨玲生身父母插队时的同伴。这个插队时劣迹昭著的老知青，在岁月的洗涤与锤炼下，早已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十分清楚王杨玲的身世，真心地同情小杨玲，他愿意以父亲的名义来对王杨玲履行一个老知青的责任与义务。王杨玲的生母叫杨惠琳，他知道她还活着，当年罹难唐山地震的只是王杨玲的生父。至于杨惠琳如今在何处，他只是听说过在北京远郊一个什么纺织厂，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许多年来她似乎有意识地躲起来，避免与过去任何熟人交往。 郝海彦一帮人情绪振奋。郝海彦、周强，还有过去在延安文工团当歌唱演员、如今回到北京在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的温宝林，分头跑到附近郊县的纺织厂，从厂里的花名册中翻查。这是一种笨拙的办法，路没少跑，但没结果。他们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市有关机构，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北京市人口浩如烟海，查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也许受到这帮知青精神的感染，政府机构竟然答应了。 1991年1月12日，刚刚从延安回到北京的郝海彦便接到北京市劳动局知青处李副处长的通知，说是杨惠琳找到了，在郊区C县的毛纺厂工作。 郝海彦激动得恨不能大喊一声。他立即将喜讯告知周强和温宝林。三人遏制不住兴奋情绪，不顾满天开始飘起的雪花，立即乘长途汽车，赶往C县。 上了车，他们心中又忐忑起来。不错，杨惠琳是找到了，但她已组成了新的家庭，平静安适地过着新的生活，现在，突然将一个早已送人的女儿推到她的面前，无疑等于又撕开了她旧日的伤疤。要是她或现在的丈夫不愿与王杨玲相认怎么办？即使愿意相认，他们会怎样处理与陕西三位老人的关系？过去知青中有人担心找到生母会破坏两个家庭的平静，好事变坏，得不偿失，这种可能是的确存在的，但最终他们还是坚持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既然如此，他们就必须见到这位杨惠琳。到了这一刻，他们才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们的寻找，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被遗弃在黄土高原的孩子，不仅仅是为了抚育孩子的三位善良凄苦的老人，不仅仅是为了偿还历史的宿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信念中一个至尊至美至圣至洁的东西不被岁月的灰尘淹没，为了20年他们本不该失去的一切，为了过去的一切不再发生；他们寻找的，是那本不该失落的爱，是人世间最宝贵的真情，是一种内心的平静！20年了，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黄土地上度过的，黄土地赐予了他们淳朴而博大的情怀，黄土地告诉了他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苦与乐，什么是爱与憎，什么是责任，人在生活中应该索取什么，奉献什么。现在，他们要把黄土地的述说告诉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告诉天下每一个人。 纺织女工杨惠琳一见到三位来人，预感便告诉她：许久以来她最牵挂又最恐惧、最渴望了解又竭力回避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多年来，她一直不愿回首那令她心碎的往事。为了忘掉过去的一切，进北京工作后，从城里调到远郊，从国家的事业单位调到工厂，从轻松岗位调到又苦又累的纺织女工行当。她和过去一切熟人断绝了关系、远远地避开了他们。过去的生活倾注给她太多的屈辱和苦涩，教人一想起来心里就发酸发痛。她想抚平昔日生活留在心头的创伤。她这样努力了，但是办不到，她摆脱不掉一种紧紧纠缠着的预感——终有一天，事情会寻到头上来，昔日生活迫使她吞咽下去的那枚苦果，会再次摆到她的面前，让她重新吞咽一次。 三位来人打量着她。他们邀她在雪花纷飞的厂区僻静小道上缓缓散步、交谈。他们给她讲述一个被遗弃在黄土高原的女孩的故事，讲那个女孩怎样在艰难坏境中生存下来；讲女孩怎样上学，又怎样失学；怎样逃婚，又怎样参加了工作；讲高原上那户穷苦人家的三位老人，还讲了那个叫王应立的“假冒父亲”……讲述者眼里泪光点点，而她从一开始便泪流满面，不待讲述者讲完，她的身体便像道边枯枝上残留的枯叶一样瑟瑟发抖了。 “你们……别讲了！”她放出悲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妈妈对不起你，我的孩子呀！” 数年前，一次杨惠琳与同车间一位女工在自由市场碰见一个流浪的女孩，旁边有人说女孩是陕北人，她顿时如遭雷击，脸色惨白，两腿发软，连喘气都很困难了。她摇摇晃晃走到一边，不敢看那女孩。后来与她同行的女工过来告诉她，那女孩说自己是陕北榆林地区人，她才稍稍缓过神。她把那女孩同被她遗弃在陕北的女儿联系在一起，而且最初竟莫名其妙觉得那女孩就是她的孩子。多少个日日夜夜，她思念她的孩子，想象着她的孩子如今的处境，急于了解有关孩子的一切。但关于这个孩子，她不曾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她现在的丈夫和女儿。这种思念是一种默默的揪心扯肺的思念，是一种只能独自咀嚼、独自被煎熬的思念。背过人的地方，她曾多少次为此而饮泣流泪啊！ 三位来人辞别后，她恍恍惚惚回到家中。她现在的丈夫姓余，两人有一个女孩，读初中了。跟前夫在杨玲之后生的那个男孩，在跟这个丈夫结婚前因生计所迫也送了人，如今一家三口，生活得满和谐。丈夫见她气色异样，以为她身体不适，赶紧让她休息，他进厨房去备饭。饭端上桌，她没有动筷子。丈夫这下诧异了，追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支开女儿，说有事情要对丈夫谈。 丈夫老余也是个遭受过苦难和不幸的人。这位曾服役于海军航空兵的汉子，因为“文革”中反对军内瞎吹林彪历史而被收监判刑，三年刑满后又发配到劳改农场。他是在遭难之时经人介绍与杨惠琳认识结婚的。她不嫌弃他是“现行反革命”，令他很感动。1979年给他平反时，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一不要补发工资，二不求名誉待遇，只提出一点：把妻子从天津郊区调到他的身边来。他觉得今生今世无论如何首先要对得起妻子。妻子曾简单向他讲述插队时的经历，也讲过她有过一个男孩，送了人，从妻子颤颤的语调和凄凄然的神情中，他看出妻子心里一定埋藏着深深的创伤，也许这创伤比她表露出来的更巨大、更深重，但他从不去探究她那不愿展示的隐秘。触动那隐秘，肯定会令她痛苦，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不但如此，他还尽力为妻子创造一种可心如意的家庭生活氛围，以冲淡往昔岁月给她留下来的阴影。他待她的这番情意，杨惠琳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她深深感激他。现在，她鼓足了勇气，准备把她埋藏心中十多年的秘密、把她最不愿触动的一块隐痛，彻底向他揭开。 声音打着颤儿，她向他述说了有关杨玲的一切。 丈夫听罢，呼吸急促，神色冲动，霍地站了起来，说：“你、你……这事你该早说呀，何必让孩子受这么多年苦！”见妻子泣不成声，他上前来扶住她的肩头，转换口气劝慰道：“干吗要哭？好事！孩子终于有个讯儿了，咱得到一个女儿，该高兴才是。这女儿没说的，咱认！应该把女儿接回来！” 杨惠琳抬起泪眼，望着丈夫，讷讷说道：“我知道你会是这个态度，但咱平平静静的家里突然插进一个女儿，怕小婧难以接受……” 话音未落，房门猛地被推开，刚满13岁的女儿余婧冲了进来。这孩子在外屋把一切都听到了，她扑到妈妈面前，急急说道：“妈妈，你怎么这么糊涂？我有一个姐姐多好！我怎能不接受！妈妈，快把姐姐领回来吧，我想见见她！” 杨惠琳愣呆呆地盯盯女儿，又盯盯丈夫，把头一埋，眼泪泉水一般又夺眶而出。 “说是喜事，怎么还哭？”丈夫老余嗔怪她，随后兴冲冲吩咐女儿拿笔拿纸：“这就给你姐姐写信，咱们告诉她，全家盼望着她尽早来京，这个家庭是她的。她应该回到北京来，回到亲人身边来，陕北家里三个老人的恩德咱们要报，咱们负责养老送终！” 王杨玲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阳光下。 当她接到郝海彦叔叔的电报，说生身母亲已经找到，接着又收到北京的母亲、父亲、妹妹联名写给她的信以后，她哇哇大哭起来。那泪水、那悲声仿佛聚积许久许久，现在一下子决堤了。她恨不得与可怜的妈妈，可亲可敬的爸爸，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妹妹立即就会面，但她却迟迟没有动身，她惟恐陕北家里三位老人感情因此受到冲击——尽管她只是小别他们。直到老人们获悉找到了她的生母并再三催她上路，她才决定启程。一旦说走，却又是那么匆忙，连电报也顾不上给北京家里发，她内心原本竟是这样急切哟！ 到了北京，她恍惚觉得这又是个梦。她在心里不停地发问：真的我就要见到我的生身母亲了吗？ 春天的太阳暖烘烘地照着她。她迈开了脚步。她已经打问清楚去妈妈那个远郊工厂的长途公共汽车路线。她的脚步变得匆促起来。她急切盼着投入母亲温暖的怀抱。 下篇 今宵月圆 这些日子，杨惠琳一直心绪不宁。自从和女儿王杨玲取得联系以后，她便急切地盼望和女儿见面。一连发了几封信，又拍了两封电报，还寄了钱去，都是叫女儿快快来京。然而，杨玲却一日拖一日地不曾动身，说是不忍心撇下养父养母。杨惠琳急得不行，恨不能自己立即赶往陕北把女儿接来，无奈厂里脱不开身。好难熬的日子！丈夫老余应聘去石家庄一家工厂工作，女儿余靖安慰她：“妈，20年都过来了，急也不在乎这几天。我敢打赌，姐姐说不定哪天蓦地就来啦！” 这一日，杨惠琳早上起来就有点神不守舍。上班前，她向小余婧交代：“今天下课后，别参加体育训练了，早点回家。你姐姐要是来了，马上给我打电话。” 下午下班前，果真余精打电话找她了。小余婧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声喊：“妈妈，快回来，姐姐来啦！姐姐真的来啦！” 她的心立即怦怦地跳了起来。顾不得换下工装，便匆匆骑车往家赶，上楼梯一步跨两三个台阶。推门的一瞬间，她只觉得狂跳的心几乎要蹦到嗓子眼了。余婧见她回来，蹦跳过来搂住她，兴奋得满脸通红，说：“我给姐姐烧了热水，姐姐正洗澡呢。”随后又大声冲卫生间叫道：“姐姐，妈妈回来啦！”卫生间里哗啦哗啦的水声停歇了。杨惠琳僵立在卫生间门口，浑身哆嗦，几乎站立不稳。她把身子靠住墙，扬起头微微眯着眼睛，竭力使自己稳住情绪。卫生间里传出窸窸窣窣的穿衣声。不一会，门开了，一个大姑娘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对苦命的母女，在经历了20年的痛苦分离和坎坷磨难之后，就这样相见了。最初的情景与母女俩的想象并不一样。她们都曾无数次在脑子里勾画过母女相见的情景，都曾认为自己会不顾一切地扑向对方，会哭，会笑，会放开声音呼叫。然而此刻，她们只是默默对望着，彼此的心都怦怦地跳，彼此的神情都有点慌乱，彼此的动作都显得紧张僵硬。“妈！”“杨玲！”声音是拘谨地、怯怯地发出来的。“这就是我那揪心扯肺的女儿？”杨惠琳盯住眼前这个和自己一般高、两颊被高原的阳光晒得红扑扑的姑娘，鼻根发酸、眼圈有种热辣辣的感觉。“这就是我那在梦中千呼万唤的妈妈？”王杨玲望着站在面前这位微微发胖的中年妇女，喉头袭过一阵一阵干燥的痉挛。谁也不知道往下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还是小余婧缓和了气氛：“干站在这儿干吗？坐下说话多好！”她笑嘻嘻地牵着两人的手，拉到客厅沙发前。杨惠琳和杨玲一落坐，都再也控制不住，一下子紧紧拥抱在一起，放开声音哭起来……晚上，杨惠琳和杨玲躺在大床上，20年的离别泪，相思情，道不完，诉不尽。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洁净如洗的夜空。正是阴历十五，这轮满月好大好圆。 杨玲到京的第二天，杨惠琳的丈夫老余正好从石家庄回家休假。这位当年因反对瞎吹林彪历史受尽磨难的血性汉子，却对王杨玲怀有一副慈爱的柔肠。杨玲和他很谈得来。一家四口团聚，家里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热烈欢快气氛。邻居和厂里来串门的同事，见这个家庭突然来了一位乡下姑娘，而且一家人的情感都被这姑娘搅动了，多少有点惊奇，不由便要打听这姑娘是他家什么人。杨惠琳给人说这姑娘是她的女儿，别人不信，说她瞎说。老余担心人们再往深处追问，又要触动妻子心中的隐痛，便大包大揽地宣布杨玲是他过去的女儿。反正他的经历复杂，别人摸不清楚，更重要的是不论什么样的议论压在他这个男人身上，总比压在作为女人的妻子身上要好一些。这一点让杨惠琳心中既难受又感动。 一家四口逛公园、转商场，买来一卷卷胶卷尽情地拍照。杨惠琳买了新衣，里里外外替杨玲换了装。小余靖还领着姐姐去一家仿明星化妆照相馆，上上下下仿照外国明星的样子妆扮起来，一人照了张大彩照。相聚的日子充满喜悦和甜蜜。老余还陪杨玲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八达岭等名胜古迹。他对杨玲说：“爸爸人到中年，突然多了你这个女儿，爸爸好高兴啊！” 已经返城工作的一些北京知青们，获悉王杨玲来京与生母团聚，分外高兴。他们在原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家里搞了一次盛大的聚会。他们把杨惠琳、王杨玲以及小余婧邀请来，遗憾的是没有请到老余，他已返石家庄上班走了。聚会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家分享着这一对母女相会的喜悦，美酒频频地举起，歌声、笑声满屋子荡漾…… 转眼之间，王杨玲来京已20多天。一个母女俩都不愿轻易触及的话题，这时候不得不提起了。 “玲儿，给妈说说你的想法。”一天饭后，杨玲正要收拾碗筷，杨惠琳挡住她，话语谨慎轻缓，“你是不是打算还回陕北去？”” 王杨玲抬起头，久久望着妈妈，随后郑重地点点头。 “妈在这里可是把工作都给你找下了。”杨惠琳一急，提高了声音，“就在咱家对面的大楼里当售货员，一个月一百六七十元工资。咱们一边工作，一边解决户口问题，好多人，包括你那些知青叔叔阿姨，都愿意出力帮忙哩。” 杨玲轻轻摇了摇头。 “怎么，在这儿呆不惯？对妈有意见？放心不下养父养母？”杨惠琳更急了，连珠炮似地追问，小余婧也凑过来，说：“姐姐别回去了，在这儿多好！爸妈早说了，陕北的老人由咱们家养老送终，你还操心什么呀！” 杨玲抓住妈妈和妹妹的手，轻声说道：“我这趟来，原本就没打算留下。你们和爸爸的心情我理解，但陕北的老人也是我的亲人，你们不知道，他们是多么需要我。养父养母年岁都大了，我不可能和他们一块再呆很长时间了，找到你们，我很幸福，但我不能离开他们。”说到这里，杨玲的眼圈红了。 苦苦思念了20年，一朝团圆，忽又要分手而去，杨惠琳的感情哪能经受得了！她苦苦相劝王杨玲，用各种理由企图说服她留在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对陕北一对老人，也提出种种安排方案以供女儿选择。当年为时势所迫，她把女儿丢弃在荒凉的黄土高原，她觉得她欠了女儿一笔债，她要偿还这笔债。她请来了杨玲非常尊敬、非常信服的知青叔叔阿姨们，这些刚踏进京城的老知青们，同样希望杨玲能留在北京。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杨玲回到陕北以后，那滞重的黄士高原的生活会怎样无情地磨损她青春的生命，会把多大的压力搁在她的心头和肩头。王杨玲在人们的苦劝下，终于答应：她先回陕北去，妥善地安排好两位老人，把麦子收割碾打完，然后再来北京，永远和妈妈、爸爸、妹妹呆在一起。 杨惠琳自然高兴，她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随后几天眨眼就过去了。王杨玲回陕北前一天，爸爸特地从石家庄赶回来为她送行。 在北京整整呆了一个月，又到了月圆之时，全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月儿皎洁，月儿明亮，月儿看着这一家对未来充满美好撞憬的人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王杨玲又回到陕北的土地上。 去北京这一个月，与生母重逢带给她的巨大喜悦并没有淹没她对黄土地上将她抚养成人的两位老人的牵挂之情。走时养父身体就很不好，尽管养母曾对她说：“去吧，你的妈妈想你，你该回到她跟前去，在咱家你要把罪遭死哩！”她却觉得，她和养父养母以及患有癫痫病的叔叔相依为命的关系，是很难砍断的。现在，她答应了生母将她转回北京的要求，她知道陕北的老人对此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她却摆脱不掉一种沉重的负债感。在陕北老人身边呆的日子已为时不多，她要在他们跟前尽可能多地尽一份心意。 老人们见她回来，自然很是高兴，她拿出北京爸妈捎给老人的各种东西，养母见炕上一下子堆了那么多吃的、穿的、用的，心里过意不去了，连连叹道：“这么远路，给我们这老骨头还捎这么些东西，太费力气，太花钱了。咱家苦了你，你妈对咱家还是这么重的心意，教咱咋受得了哟！”养父依旧躺在炕上起不来，他一时糊涂，一时清醒。清醒时，盯着杨玲看，不说话，只把手往远处指。养母对杨玲说：“他叫你走哩，他不愿看着我们拖累你。”杨玲按住养父的手，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堵在喉头，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眼眶。 赶麦子黄还有一个来月时间。王杨玲到180里外的县城门市部又上了一段时间班。麦收时，她请假回到家里，踏进了黄土高原绵延伸展、起伏不定的庄稼地里。 这是最后一次替家里收割庄稼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帮家里干农活，沉重的体力劳动曾压得她嫩弱的身子骨几乎要垮了架。她诅咒过不公正的命运，怨恨过苦难的生活，可现在，她突然生出一种十分留恋的感情。这坡坡，这坎坎，这沟沟，这楞楞，这黄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她是那样的熟悉，想到很快就要辞别这一切时，她心里酸酸的，直想掉泪。 麦子收割了，登场了，碾打了。与北京爸妈商议好的动身的日子到了。她把养父、养母、叔叔所有的棉衣棉被拆洗了一遍，把家中里外所有该收拾整理的都收拾整理好，该道别的老师、同学、朋友也都道别了，养母把该给北京爸妈带的土特产也准备好了，她该动身回北京了——就在这时，养父的病突然加重了。 不能在这个时刻走开。她留了下来。 养母劝她：“只管走你的，他几年就这么拖着，还不知道拖到啥时候哩。” 她摇头。她不原意就这么牵肠挂肚地走开。 养父的病情一日重似一日。1991年8月底，养父终于闭上了双眼。 悲痛袭向王杨玲。她伏在这位像黄土一样质朴、终生劳碌受苦。让她领受过刺心经历更给过她巨大恩德的老人身上，失声痛哭。 王杨玲一手操办了养父的后事，将老人妥妥帖帖地安葬在村南一块向阳的坡地上。村里人感慨啼嘘：不亲的比亲的还好，女儿比儿子还中用！ 北京爸妈曾多次表示：老人养老送终之事，由他们包了，但杨玲没有指靠爸妈。老人对她的恩德她要自己来报答。她把一切都处理完了，才写信给爸妈告知养父去世的消息。 现在离开陕北，回到生母身边，投身一种全新的生活，从道义上讲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了，从心理上讲也应该感到平衡了。然而，她仍迟迟不肯动身离去。 日子一天天地拖下来。终于，她最后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暂时放弃回北京的打算！ 许是养父的去世给了养母太大的刺激，这位已经67岁的老人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双目视力急骤下降，耳朵突然背得厉害，两条腿终日疼痛，走路都很艰难了。王杨玲想，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就这样撇下养母自个儿回京。不能，她的良心不允许！ 也许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牵着她的心——她要不要接受一桩婚事？他是当地一个青年农民。他一直把她追得很紧。 她给北京爸妈写了信，告诉了她新的决定。 她不知道爸妈获悉她的决定后，会不会同意，能不能理解她，她只是觉得她不可能再动摇了，养母在世之时，这决心她不会再变。她在心里祈求着妈妈和爸爸的原谅。 一个月亮很好的夜晚，王杨玲静静坐在Ｌ县城她租住的小屋的窗前。她凝神望着高原上空宛如银盘一般的月亮，回想着在北京时那两个月圆之夜。她依稀记起了曾读过的两句唐诗：抬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月儿能寄情。妈妈此刻也能看见这轮月亮。对着月亮，她无声地把心里的话向妈妈倾诉。 她的眼角有晶莹的闪光。 月儿正圆。月儿还会再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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