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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夜没睡好，星期一天快要亮的时候我才睡着，护士把体温表塞在我的嘴里我还在梦中。一睁眼就看见老丁回来了，正在换衣服。我匆匆起床，洗漱完毕，接着就在走廊里散步。我凭直觉知道老丁已经跟在我的背后了。这时，有一个人从电梯里飞出来。 “一只花蝴蝶！”——老丁在我耳朵背后说：“她是14床，胆结石。” 那是个穿着丝质连衣裙的姑娘，肩膀上飘动着编织的白色楼花披肩，随着一股香水味儿，一闪就飞进了我们隔壁的病房。一瞥之间，我注意到她是个浓妆艳抹的少女，脸上打了粉底，抹了胭脂，描了眼影，涂了口红。总之，她的脸和她的花衣服倒是很协调的。 “早！”老丁这才正式向我问好，同时把我拉进病房，一同走到他的床前。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越早公共汽车越空，几乎是坐了一趟专车，阔极了。” 我注意到老丁的小床头柜上有一个不小的包袱。问他： “师母给你预备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不是！”他神秘地笑笑，打开包袱。因为老丁从来不请假回家，破天荒第一次，全病房里的人都坐起来看他到底带了些什么东西来，连垂危的21床也勉强睁开了眼睛。使大家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既不是下酒菜，又不是饼干、点心，竟是一大卷发黄了的旧报纸。一个个又都兴趣索然地躺下了，而且重新闭上了眼睛。只有我兴趣倍增： “啊！这都是些老古董吧！” “不是，这是新古董。你不要急，看这些古董以前，我要对你讲讲为啥我要保存这些新古董。先要把我在1957年的故事讲完。对！该说组织上对我的处理了，这在当时是顶顶重要的头等大事！车间党支部书记对我讲：叫、丁呀！厂党委对你的错误做了很宽大的处理。’我心里厢想：我的错误？错在啥地方呢？错在我要组织一个十万会员的裴多菲俱乐部？不对呀！我没有组织过什么俱乐部呀！连想也没想过！可这些话我不能讲出来，一讲出来就是向群众反攻倒算。我只能讲：‘多谢党组织的关心爱护。’‘不戴帽子，下放农村。’‘我，下放农村？’‘当农民毋是也很光荣吗？我们是一个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工农不分高低。当然，还有差别，在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差别是避免不了的，我们从来不否认差别。工农的差别不大，只有一张纸头厚薄的差别。不过是：工人在屋顶下劳动，皮肤比农民稍稍白些。农民在露天里劳动，光照比工人得到的多一点。工人吃供应粮，农民吃自家种出来的粮食，应该讲，农民更加方便。你到了农村，在人民公社生产队当社员。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公民的权利你全都有，特别是劳动的权利。看得出，你心里厢不太服贴，这就不好了。要想通，不想通还要犯错误。对党。对群众绝对不能怀疑。党会错吗？党绝对不会错，群众也不会错。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则是幼稚可笑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想想看，即使党处理错了。我讲的是：即使，实际上这个即使是没有的。你可以放心，安心。对，即使有百万分之一的误差。百万分之一的误差刚好落在我的头上？你想想看，个人的得失和党和国家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光辉前途比起来，算啥？微不足道嘛！’可不，他的闲话讲的多么好呀！我是一个小青工，我的命运比起党和国家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光辉前途，算啥！屁都不算。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也就又亮堂了，又热烈起来了。竟当着支部书记的面热泪盈眶，大声唱起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支部书记很感动：‘这就对了。到了农村，农民兄弟一定会讲：你到底是从工人阶级队伍里出来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问支部书记：‘最后的定性是……’‘你放心，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没有帽子，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人，不是分子。懂吧？放心去吧！我相信，你当然不习惯反党反社会主义人这个称呼，你今后只要努力改造，一定会把那个反字拿掉，很快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如此这般，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人就到了崇明岛，在岛东面一个生产队插队落户了！生产队长一见面就和我争辩了一场。他硬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一定不是‘人’，一定是‘分子’，应该归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中。我请他仔细看看随我到达的档案材料，清清爽爽写的是‘人’，而不是‘分子’。他一口咬定是各级党政机关写错了，官僚主义太多！我采取猪八戒的办法，倒打一耙。‘你讲讲清爽！党政机关官僚主义太多，太多的意思是比很多还要多。毛主席说：正确的和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在党内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你讲：太多！这和右派分子的言论很像咧！还说我是分子！？啥人是分子？’倒打一耙真有效，他真的有点紧张，除了不再争辩我到底是分子、还是人的问题以外，还借给我一间江边的泥屋，以示缓和。泥屋很好，好就好在紧靠江边，四面通风的另一面是空气新鲜。泥屋可以用烂泥补，就地取材，不用钱买，加工方便。工人阶级出身，这点小事难不住我。1958年大跃进，没日没夜地干。到了1959年，土地越来越瘦，收成越来越少，工分值越来越低，一个全劳力的工分只值两角钱。我的处境越来越坏，不是分子也是分子。不许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生活、劳动，天天要和五类分子一起接受训斥，汇报反动思想。最重的活路分给我们这些分子干，劳动强度和劳动量大得金刚都承担不起。两个哥哥本来一年半载还有封信给我，从此以后，音信全无。我当然晓得，他们是在和我划清界限。我的身体和精神开始往下垮，每况愈下，以至一蹶不振。想起来，都怪我太认真，认真地干活，认真地痛苦，认真地期待……‘杠犊’！你懂吧！这就是上海话的‘傻瓜’。‘杠犊’！后悔莫及！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在农村……一句话：猎狗不如。虽然一无所有，心里还藏着期待，你看怪不怪！我总是在期待……佛教认为：生的终点是灭，聚的结局是散。期待啥？从生到灭，从聚到散。中间只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的过程看起来干差万别，实际上是大同小异。而且最后归于大同，啥人能避得开灭，避得开散呢？在世界上，顶大、顶苦、顶难的功夫就是期待，期待和等待还不尽相同……自以为有预见的人才有期待，盲目者也还有等待，等啥？他们常常是不晓得的！盲目者多。期待天晴，期待落雨，期待开花，期待结果，期待厄运快点过去，期待好运快点到来，期待一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从天上落下来，期待那些作恶多端的坏人快点死……太苦了！”说到这儿，他这才把话题转到他那些旧报纸上，他拍拍那些旧报纸继续对我说：“在有期待的时候，我经常积攒重要报纸。你看，这就是我积攒的各个时期有重要信息的报纸。保存旧报纸比保留书籍安全，谁敢说保存党报不对呢？在文革中，我曾经接受过一件美差，在公社造纸厂纸浆池监督劳动。那些从知识分子家里抄来的书，每一本都要经过我的铁锨再落入纸浆池。我每天偷偷拿一本，塞在裤裆里，晚上看完，第二天再丢进纸浆池。其中有许多书，都盖有文化界名人的私人藏书章，有巴金、傅雷、郭绍虞、刘大杰、秦瘦鸥……等等。那些日子，真过瘾！啥人讲文化大革命一点点好处没有呀？身为牛鬼蛇神，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革命的权利，就有了博览群书的时间，甚至还有偷偷学英语的机会哩！书本至少悄悄给我打开了一个躲避风浪的港湾。”他搓着手，竟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些许得意来。 我小心地翻了翻那些发黄、变脆了的旧报纸。每一张都登载有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和政府的决议、公告和公报，以及两报一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毛主席指示和最新指示，领导人的讲话。重要批判文章的作者如：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京沪两地写作班子的大作。他继续说： “这些文章可是和任何一个小民百姓都不无联系呀！可以说：性命攸关……即使现在，你翻翻看，你一定会感慨万千。对比来看，特别有味道。如果没有这些看起来冷漠、枯燥、概念，似乎没有生命的文字，就不会有当代史，就不会有这么许多悲欢离合、妙趣横生的故事。当然，会有另外的故事。啥故事？不晓得。肯定没有比我们用十亿以上的人口通力合作演义的故事更加闹热。”他沉默了一会儿，“文化大革命结束得太像中国传统历史言情小说的大结局了！‘痛定思痛忠臣平反大昭雪，大快人心奸佞败露下天牢。’‘凄凄惨惨节烈小姐十魔九难，扬眉吐气落魄公子金榜提名。’‘马屁精声败名裂，有情人终成眷属。’鞭炮卖完，老酒喝光。连雄螃蟹都连带着遭殃，人人都要吃三公一母。吃螃蟹能捎带着把坏人、野心家吃光么？我所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了。我激动，我兴奋，我欢喜，我想唱歌，可唱哪一首？好像哪一首都合适，哪一首也都不那么合适。后来，我走出崇明岛，走进上访者的队伍里。时而希望，时而失望。时而一片阳光，时而阴云压顶。每一个机关都有一个相似的窗口，每一个窗口里都有一个相似的人，他们用相似的声音讲相似的闲话，给我一张相似的纸头。纸头上印着几行相似的文字：你的问题我们会加以研究，并将处理意见转给你所在的原单位，由你所在的原单位妥善解决……云云。我找到原单位，原单位竟然没一个人认识我，才甘年呀！他们许多人的样子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哪能会不认识我了呢？是他们的变化太小？还是我的变化太大了呢？后来我才晓得：相对来讲，幸运的人比不幸的人健忘得多。我是为了争取一张纸的高低吗？我是为了从露天走进屋顶吗？目的是模糊的。想来，我最直接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争口气。太长时间的憋闷了，总想伸一伸压得太弯了的腰。就为这个，我几乎把劫后余生都给送掉了。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他的‘国际联盟’提案被参议院否决，气愤成疾，奄奄一息。一位哲学家面见威尔逊，对他说：‘您现在以为重要得要以生命为赌注的事情，过了一百年，一定会变得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安心地去吧！’我和我的奋斗当然不能和威尔逊相提并论，但我比他幸运。他在垂危的时候经过别人的提醒也未必想得通，我自己在没有垂危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并不明白，像是发了热昏一样天天跑，天天求。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人，居然向我觐见的各级首长宣讲中央组织部长、后来的总书记胡耀邦在哪天、哪次会议上关于落实政策的讲话，因为首长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我当然十分理解，他们太忙，没时间读书看报。只有我们这些被冤假错案压得难以翻身的人们，才勤奋学习党的政策方针。碰巧，原单位的新厂长是我原车间一位电工的小儿子，经常到车间里来玩。我当然不认得他了。他反倒认识我，并且听过我关于裴多菲的‘演讲’，真是额骨头高呀！不怕县官，就怕现管。他为我办理了回厂手续，过去的所谓问题，一风吹。‘1957年对你的批判和处理都是胡闹！给你头上硬加的七个字是错误的，拿掉，恢复原来那个工字，工人。好了吧！轻松了吧？’‘太轻松了！我的腰可以稍稍伸伸直了。工人阶级，领导阶级。’人大容易激动了！只是一个名称，就真的如此重要吗……？当然，那时候就是那样重要！” 医生查房，暂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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