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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的学生夏华死于狱中。既非自杀，又非他杀；既无外伤，也无内伤。死的那个夜晚正是他应该出狱的前夕，只要等到太阳在高墙外升起，他就可以下“山”了（不知道为什么，犯人们都把监狱称之为“山”）。他自己也知道那是他在狱中最后一个夜晚。晚上九点半查号子的时候，张管教告诉他： “你明天可以出狱了。” 据张管教事后回忆说：他听到这句话比听到终审判决“七年徒刑”，还要让他吃惊，竟会发出一声惨叫，脸白得比狱墙还要白（狱墙在三天前刚刚刷了一层白石灰）。当时张管教没有看他，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由于大喜过望发出的一声惊叫。 “不过……”张管教发现他的精神很不集中，理所当然地厉声提醒他：“你听见了没有？” 夏华立即大声回答： “听见了，张管教！” 夏华在课堂上也有过走神的时候，我只要走到他面前轻轻地咳嗽一声，无论有多么轻，他都会打一个冷颤，并立即面红耳赤地站起来。 张管教好像不经意地对他说： “今天夜晚少睡几个小时，填张表。” “是！填张表……”但夏华很快就小声问了一句：“什么表？” “社会关系调查表。” “请问张管教，社会关系包括……” “还用得着问？”张管教的嗓门又大起来。“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 “历史……” “历史教授连什么是社会关系也没教你们？” 说来惭愧，我真没教过他们什么是社会关系。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社会关系的范围有多大？有一面之识的人是不是也算是社会关系？我这个学生在课堂上声音柔顺、目光羞涩，但固执己见，很难以理折服。他崇尚情操和情感。我在他身上花费的精力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当我讲到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专权，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太子李弘，接着为巩固大周皇帝的宝座，任用周兴、来使臣等酷吏，残酷诛杀李唐宗亲和大臣各数千家……夏华立即就站起来发问，表示怀疑：“母亲怎么会杀死自己儿子？当母亲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沉浸在儿子的泪水中，母亲能够忍心下令毒死他吗？我如果是武则天，连想也不会这么想，这显然是历代史家编造的故事。”我振振有词地告诉夏华：“母亲是武则天的自然属性，至高无上的皇帝是武则天的社会属性。权力的欲望使她的自然属性淡化到完全迷失，她和李弘的关系从母子异化为争夺皇位的死敌。所以她必须毒死阻挡她登上皇帝宝座必经之路的李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夏华很不满意我的解释，他请求我说说母子关系是怎样异化为死敌的，他们各自的心理过程……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说不出，因为我不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武则天，距离皇帝宝座何止十万八千里，无法体验，甚至也无法想象。”我只能一遍一遍地用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原理来论证这个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残酷现象。但夏华无法认同，他的一切疑问都基于感情。我不得不向他说：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认同不认同，李弘早在公元六七五年四月被武则天鸩杀。下课！” 后来我听说夏华触犯刑律入狱。为什么？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我也不问，因为不应该知道的事还是不知道的好。 张管教把一张非常完备而科学的表格留给夏华，告诉他： “别填错了，给你笔。” 张管教交给他一支钢笔。他用双手接过笔。 那天深夜，张管教和所有的夜班狱警都注意到夏华在埋头填写那份表。第二天清晨，张管教有意在起床号响过一刻钟才打开他的单身牢房，这才发现夏华倒毙在草垫上，那张表格的每一个空格都没有填。张管教非常非常意外，据说监狱长也非常非常意外。全狱在押犯人也非常非常意外。当然，他的老同学们，他的老父亲也都感到非常非常意外，他的老师——我更感到意外。 夏华大学毕业时的论文是他自选的题目：《李煜论——一个历史的误会》。在论文中他提出了一百个假设，如果李煜不是一个国君，他将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伟大诗人；如果李煜不是一个国君，他将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伟大画家；如果李煜不是一个国君，他将是一位空前绝后的音乐家。结论是：君权不仅使社会历史发展停滞，而且毁灭天才。……使得同学们都称他为：一百个如果！ 夏华为什么会死在获释前夕？这是所有认识他、知道他的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狱方派张管教来找我，告诉我：正在解剖夏华的尸体。由于夏华在好几份交代材料里提到过我对他的影响比较大，我才幸运地成为狱方要调查的对象之一。我能够提供些什么呢？我只是夏华的一个前老师，我所知道的事只限于课堂之内。在课外，我和同学们几乎没有接触，凡是闯到我的住处来找我的同学，我都一律婉拒于门外：有问题请到课堂上提问。我这样做绝非不爱护青年，正因为我非常爱护他们才这样做。年轻人热情、纯洁、冲动，而冲动的矛头所向又很容易因时间、环境、空气压力而多变。我必须特别细心……看来我还是有预见的。 我尽我所能把能够回想起来的一点一滴都告诉了张管教，然后我很冒昧地向张管教提了一个也许是我不该提的问题：“夏华有没有留下遗言之类的文字？”有点文化的年轻人一般都会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留封绝命书或是绝命诗。张管教断然回答说：“没有，只有一篇类似小说的文章，看样子也不是那天夜晚写成的，使用的是他私藏的铅笔头和厕纸，写的是他当孩子的时候捉麻雀的故事，和他的死毫不相干，像一篇作文。” “能不能给我看看，也许能看出点什么来……” “可以，但愿您这位大教授能从他的这篇作文里看出点问题来。” 张管教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用报纸包着的厕纸，是那种极粗糙的厕纸，而且很黑。铅笔留下的字迹十分模糊。我表示希望他能把这叠文稿留在我手里，我可以仔仔细细地看，如果他方便，请他明天一早来取，也许我能告诉他一点我的看法，或是发现。我保证特别小心，绝不会损坏这些既脆又薄的纸张。他很爽快就答应了我。 在夜深人静的书房里，台灯光像一把小黄伞那样，罩着我面前的一叠厕纸，我只好使用放大镜读着那些歪歪扭扭、半隐半现的文字。可以看得出，那些字差不多都是在光线很暗的条件下用手摸索着写出的。经常被意外的响动打断，留下不少残缺的字。有时写得很忘情，流利而潇洒。内容的确是一个捉麻雀的故事。 雪的白色把所有的红色都盖住了，那时的城乡曾经被称为红海洋，油漆店里的红油漆和绸缎庄里的红绸缎经常缺货。潮水一般的口号，毛主席语录歌，样板戏，各派对骂的吼叫都似乎被冷凝在寒风之中。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五年的冬天，八岁的我已经独立自主地生活了一年多了。母亲死了，父亲在“山”上下不来。我居住的那座简易楼，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像我一样享受着饥寒交迫下的绝对自由。 上午十点钟，我的头还缩在被窝里不想伸出来。九平方米的小屋就是我的宇宙，全部家具是一张贴近东墙的床和窗前的一张小方桌。我不仅把这张小桌当做饭桌，也把它当做猎场，无师自通地在桌上用一根筷子支着一个夏天防苍蝇的罩，诱捕和我一样饥肠辘辘的麻雀。窗上的六块玻璃只剩下两块半，麻雀可以随时随意光临，不擦桌子的习惯很自然地在桌上留下了几颗饭粒，成为诱饵。我在支纱罩的筷子上拉一根细丝，丝头塞在我的枕下，用不着起床就可以操纵自如，很像当时的江青——她常常躺在床上给这一派或那一派红卫兵设圈套。我和她不同之处在于床，她的床一定既柔软又温暖，就像阳光下的云絮，而我的床，就甭提它有多差了……床虽然很差，成绩还不错，下雪天往往一个早晨就能抓到三五只麻雀。对干麻雀真可以说是一片白色恐怖，可它们在被捕之前却毫无预感，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吱吱喳喳争吵不休，在我的窗台上长时间地大辩论，之后才分批跳过窗来，它们为了桌上那几颗凉得变了颜色的饭粒扇动着翅膀高歌起来。起先，还要向四周东张西望以后才敢啄一颗饭粒，啄了三、四颗饭粒，尝到了甜头就埋头苦吃起来。我摸索着线头，轻轻一拉，筷子就倒了，纱罩落下来。当麻雀发现自己陷入绝境的时候，已经晚了，它们狂叫着四下冲刺（我那时非常残酷，至今想起来还不能原谅自己）。我光着身子从被窝里跳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冷，隔着纱布按住麻雀，另一只手伸进纱罩把麻雀抓出来，拿起一把又小又快的小剪刀剪断他的歌喉。首先取消你的发言权！然后飞快地拔掉它身上的羽毛，剖开热呼呼的膛，把内脏掏出来扔在窗外，洗都不用洗，用热水瓶里的水一烫就塞进嘴里大嚼起来。与其说是饥饿，不如说是发泄。血腥味使我体会到当时那些为所欲为而又对其合理性毫不怀疑的人所感到的快意，他们随时可以用带钉子的大头皮鞋踢开我的房间，任意打、砸、抢、抄、抓。 任何时代，不管是否国泰民安，四季都在按部就班地轮流运转。白雪消溶，醒目的红色渐渐又显露出来，前后左右的各式高音喇叭又开始热闹起来。光顾“猎场”的麻雀一天比一天少了，有时候一连三四天听不到它们的吵闹，但我懒得把支在巢上的纱罩撤除，任其成为室内一景，在大幅红色与白色之中存一点绿色。有一天早上，我忽然又听见了麻雀的叫声。我以为自己还在梦里，不想动，但叫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迫近，好像就在我的枕边，我这才睁开眼睛。果然，它就在我的枕边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看看我，讨好地向我扇了扇翅膀，一股微风把我莫名的怒气吹得干干净净。我好奇地猜想，它是勇敢呢？还是善良？或是无知呢？似乎都有那么一点，往往善良加无知就是勇敢。我向它伸出手来，它竟然会冒冒失失地跳进我的掌心，我不由自主地用力一抓，没抓住，它飞了。贴着房顶飞了两圈，重又落下来，落在桌上，向我发出一大串叫声，好像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在和我开玩笑，你不会真的抓我，我这么小，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顶多吃几颗你们吃剩下的饭粒，吃干净了省得你动手抹桌子。”它叫完了就吃，好像是我的老朋友。我的手已经握住了那根细线，拉？还是不拉？我犹豫不决。眼看桌上的饭粒马上就被它啄完了，一种轻易得手的机会使我动了心，手指只弹动了一下，纱罩把它罩住了。我好久都没坐起来抓它，听任它在纱罩里扑腾。喊叫。我慢慢地穿衣服，穿好衣服出去撒尿、刷牙、洗脸、点着煤球炉子，回到屋里，它还在扑腾、喊叫。我把它抓出来，右手捏住它，左手去找小剪刀。找来找去找不到，小剪刀弄到哪儿去了？总是摆在老地方，小方桌靠窗的边上，一摸就能摸到。掉在地上了？我蹲在地上，用左手去摸，没摸着。整个房间才九平方米。站起来看看小麻雀，我以为它已经吓得半死了，谁知道它若无其事，好像完全不知道我拿它怎么办。它可能以为我所以抓住它是为了怕它冷，它的眼睛幸福地半闭着，享受着它幻觉中的爱护。我当然可以换一种凶器杀死它，譬如说用小刀、切菜刀、一杯水，或是干脆用手一拧，它的脖子就断了。我的确这样想过，但觉得都不如小剪刀得心应手。它那纤细的脖子用小剪刀最方便，换一样凶器杀它就显得太蠢、太可笑了。杀鸡焉用牛刀——这是一句古训，何况一只小麻雀。我执拗地找着那把小剪刀。为了找小剪刀，竟屈身钻进积了很厚灰尘的床下，东摸西摸，意外地摸到一只小鸟笼。这只小鸟笼是竹编的，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从来没看见过，但我相信这是父亲为我买的，那时候的我可能太幼小，还没有记忆。这只小鸟笼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主意，也改变了小麻雀的命运。为什么不把它先关在笼子里呢？一只麻雀的肉连塞牙缝也不够，被它的血腥味引起的食欲反而使半饱的胃更加难受。对！关起来！我不仅有杀死它吃掉它的权利，也有把它关起来的权利。只不过还得每天喂它。喂就喂吧，好在喂什么，什么时候喂，什么时候不喂，全在自己的高兴。我立即把麻雀塞进竹笼，这至少不需要再去找小剪刀了。这时忽然想到二楼那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四新曾经对我讲过的话，他忠告我：“千万别养麻雀，麻雀的气性太大，一关进笼子它就会不停地撞自己的头，一直撞到死为止。”还没来得及为此担心，笼子里的麻雀不仅没有自杀的迹象，而且表现得很安详，好像它曾经在笼子里生活过，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已经站在横杆上很细致地梳理起自己的羽毛来了，还不断地偏着小脑袋偷看我，像小姑娘一样娇羞，使得我立即得到一种比杀掉它、吃掉它还要强烈得多的快感。从此，我不再把小方桌当做猎场了，撤了为麻雀设置的天罗地网，把鸟笼摆在桌子中间。只要我看见笼中的麻雀，就有一种得意之感。得意之余，想到还应该使它有点改变，对！家里还有小半瓶红墨水，找出来兜底儿倒在麻雀的身上，一下把它染得通体血红。这纯属一次即兴创作，压根就没想到红色在当时有多么时髦、有什么象征意义。就像所有的孩子都会情不自禁地在新教科书单线平图的插画上涂抹颜色一样，绝非出于政治或哲学的思考。可能只是觉得有色彩比没色彩好看，多色彩比单色彩好看，同时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麻雀的羽毛染上红色以后，乍一看，很陌生，想不到改变得这么多！麻雀只有五分钟的狼狈和局促不安，很快就安之若素了，照旧啄食饮水，照旧轻歌曼舞，照旧用小嘴细细梳理已经变了颜色的羽毛。为了反证四新的经验绝对错误，我在二楼他们家里找到他——他正在和五楼那个叫秀的丫头片子粘糊着哩！我告诉他：“我笼养了一只麻雀，不仅没有像古代烈女那样撞死，而且活得欢天喜地，我还给它全身染上了革命的红色。”四新当然十分不悦，当着他的女友表示绝对不相信有这种事，言下之意是：“你小子吹牛！”我当即表示：“如若不信，请到我家里来，一看便知。”四新高傲地说：“不用看，肯定不是麻雀。”我故弄玄虚地说：“也许是，也许不是……请吧！”说着我还用下巴颏朝那丫头片子一扬。“她也可以去，好有个旁证。”四新不可一世地一挥手，带着他的小跟屁虫走进我的小屋。四新把鸟笼举起来，煞有介事地端详过来，端详过去，一语不发。麻雀倒是好一阵飞鸣不已。我问四新，表面上好像是虚心求教，骨子里的语音儿他当然能听得出来。“怎么样？不是麻雀！？嗯？！是？！嗯？！……”他当然不能说不是，说破大天也不能说它不是麻雀。但当着秀的面他又不能认输。不想这小子用袖子擦了擦鼻子尖上的小汗珠，突然冒出一句使我火冒三丈的话来。“喂，小子！它是你爸，关在牢里还自鸣得意哩！瞧它的德性！”说罢耸着小肩膀哈哈大笑起来。小丫头片子则龇了龇牙就忍住笑玩儿起深沉来了，一本正经地碰了碰四新的胳膊。“你小子找死！”我上前去想煽他一巴掌。“你爸呢？”“我爸在农场里，一个月还能回家一次，你爸爸在‘山’上，这辈子能不能下得来都没准儿……横什么？你！”我的手习惯地在桌上摸索着，想操起一件称手的家伙教训教训这小子，不想那么容易就找到了失落了好多天的那把小剪刀。小丫头片子一看情势不妙，大叫了一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双手把四新推出了房门。我真想把气撒在小丫头片子身上，在她那粉团团的小脸上放出几滴血来。可是，“鸡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的古老原则制约了我，使得四新和秀得以安全转移。等我回身再看那笼中的麻雀的时候，就完全不是滋味了。也真他妈的怪，看见鸟笼就想到监狱的铁窗，看见麻雀就想到爸……特别是麻雀又叫又跳的时候，更让人心意烦乱。真不该让他们来！四新那张臭嘴。 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失眠，翻来覆去想着同一个问题：这只麻雀该怎么处理？天一亮我就起来了，一起床就推开窗门，打开鸟笼抓出麻雀，把它丢向窗外。红麻雀一展翅就不见影儿了。鸟笼仍然摆在原处，敞着门的空鸟笼就不会让我联想到别的什么了。半个月一晃就过去了。一天清晨，我被一群麻雀的争吵声惊醒，爬起来一看，在窗外邻居的瓦屋顶上，几十只麻雀团团围住那只红麻雀，争先恐后地用嘴去啄这个被人染上了不同色彩的同类。啄得红麻雀羽片纷飞，嘤嘤悲鸣。我在窗口的出现，使得那只红麻雀突然冲出重围，奋力拍打着残缺的翅膀飞向我，跌落在窗台上，缩着脖子跳进屋钻进鸟笼……我抓起一把长柄扫帚喝叫着把那些围攻者赶走了。我给红麻雀抓了一小把米，端了一杯水。红麻雀惊魂甫定地啄了几粒米，喝了两口水。我把没有关门的鸟笼提到窗台上，希望它吃饱喝足以后翩然飞去。但我等了很久它也没有飞去的意思，一直小声嘤嘤鸣叫着乞怜地看着我。我思考再三，还是不能收养它，那样会使我日夜不宁。我只好狠心地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抛向天空。它扇了几下翅膀，趔趔趄趄地坠落在邻家的瓦屋顶上，蹲在屋脊上看着我。我只好离开窗口睡在床上。一觉醒来，才发现屋脊上的红麻雀已经不见了。我这才比较安心了，以为从此之后它就远走高飞了。谁知道三天以后，我还在睡梦中，被一阵紧急粗暴的敲门声惊醒。我拉开门一看，是四新和秀。四新手里提着那只红麻雀，看样子早就咽气了，它身上的羽毛被它的同类啄去了一大半……出乎我意料的是：四新不仅毫无得意之色，而且满脸悲戚，秀的眼眶里涌满了亮晶晶的泪…… 读完了夏华写在厕纸上的文章，我一夜都未能成眠，那只红麻雀整夜都在我的卧室里飞呜不已。 早上，张管教准八点按响我的门铃，一进门就问我：“看出点什么没有？教授！” “……”我没有回答，只把那叠文稿交还给他。 “尸体解剖的结果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无异常。你看怪不怪？” “……？”我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他正在努力地猜测着我内心中每一瞬间的变化，但我显得很麻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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