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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玲，你记得昨天晚上你说过你和你的大学同学分手的原因吗？” “记得。” “当时我就有一种冲动，特别想让你了解我。说真话，我走过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还从来没有像昨天那样希望一个人了解我。而且，是想让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子了解我……” 采访机已经开始缓慢地转动，我们的全部对话和房间里一切可能出现的声响都将被记录下来。 于涛的声音从免提听筒中传出来，落在墙壁上再反弹到我的耳边，有一种不甚真实的空洞。这样的一个寂静的夜晚，一对相识甚浅、年龄悬殊的男女守在电话机旁边，仿佛要把无边的心事都铺陈在周围。 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寂寞，也许是为了更快地彼此了解。 了解了就一定会亲近吗？ “做生意的男人见女人的机会不少，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让我觉得那么好奇。想知道她怎么生活，想知道她过去什么样、现在每天什么样，还想知道以后她会变成什么样。你就是这么牵挂我的。” “你觉得你是爱上我了吗？” 也许因为我们此刻只是被一条电话线连接着，除此之外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当话题无法继续的时候，可以选择挂断电话，当挂断电话也无法排遣心中对于对方的不满时，还可以选择从此永不联络。 人因为隐蔽，所以坦诚。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我必须承认你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感觉。我想我还没有爱上你，也许以后会吧。 当然也许永远不会。你只是让我产生了一种想把自己和盘托出的愿望。我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强烈的倾诉欲望。“ 于涛说过，他将告诉我的是一个故事，给我“一个素材”，关于一个人的奋斗和一段没有修成正果的爱情。 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故事里面不应该有找。 “于涛，怎么讨论起咱俩来了？不是讲故事吗？” “好吧。” “我今年39岁。生我那年是全中国人民肚子最饿的一年。我生在冬天。我妈说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觉得其实并不一定像她记忆中那么冷，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吃，人的御寒能力变得很弱。越饿就越冷，越冷就越饿。 不是说饥寒交迫吗？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我妈没有奶，我只能吃牛奶。那时候什么都是限量供应的，那点儿东西根本不够我吃的。 “我们家有一个小奶锅，我妈现在有时候还拿它煮泡饭吃。那时候我一个人一顿得喝一锅牛奶。我妈没办法，就每次给我放半锅奶、加半锅水，灌个水饱。 “这样也不行。我饿得特别快。你听过小孩儿因为饿哭吗？哭声特别大，而且是干巴巴的声音。我妈说我就那么哭。每次我一哭，她就紧张，说‘阎王爷派的讨债鬼来了’。因为经常是没有了牛奶，光剩下水，水顶个屁用？ “我还没出满月就开始吃浆糊。你知道浆糊吗？” “知道。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贴大字报那种浆糊吧？” 于涛哈哈大笑。 “不对。我妈给我吃的浆糊比那个高级。把白面搁在锅里蒸几遍，面就不粘糊了，吃的时候一熬，熟了就跟粥似的。放点儿糖，现在想想也不难吃。我妈说她每天得拿着勺子往我嘴里抹几顿浆糊。 “你说的那种浆糊我也吃过。还为这个挨过打。好像已经好几岁了，我姐她们搞什么宣传活动，在家里放着一桶刚熬好的浆糊，闻着那个味儿，我就饿了。我偷偷地喝，结果越喝越爱喝，一举喝了半桶。 “我姐发现以后，号啕大哭。我妈就结结实实把我捶了一顿。” “林玲？” “嗯？” “你在听我说吗？” “在听啊。” 于涛好像放心了似的。 “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回想小时候的事情，全部跟挨饿有关。 “你小时候怎么过的？比我要幸福好多吧？” 打火机的声音，于涛在点烟。 我小时候？ “我没吃过浆糊。可是我好像特别小就开始吃大人的饭了。主要是吃面包和饼干。因为不是我妈出差就是我爸出差，好像就没有什么他们俩一起在家带我的时候……” 电话机旁边是我坐的沙发，沙发对面是放着电视和音响的一排低柜，上面同时也放着一个很小的镜框，里面是在我妈放火烧了全部有我爸的照片之后惟一幸存的一张我们全家人的合影。其中的我还很小，穿着一件现在的小孩儿都已经没人再穿的小花布棉大衣。我妈曾经充满了轻蔑地告诉我，那是乡下的奶奶在我出生之后给这个家庭的惟—一样东西，是她给我做的。我爸抱着我，我妈站在旁边。背景是天安门。 从表情看，我妈好像不太高兴。 问她为什么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 我妈说是刚刚跟我爸吵完架。 本来一家人决定出去玩儿的时候还好好的。结果就因为穿不穿这件棉大衣吵了起来。 我爸坚持让我穿，说要把照片寄回老家给我奶奶看。我妈觉得这件衣服实在太寒酸。后来我爸给我穿上大衣就抱着我往外走。而且，那天一起去天安门的还有我爸的两个同事，我妈没办法，只能跟着一起来了。可是她不高兴，所以，拍照片的时候也很勉强。 我还记得我妈给我讲完照片的事情之后顺手就要把照片撕掉，被我一把抢了过来。 那时我妈已经知道了，跟我们一起去天安门拍照的人中那个女的，就是我爸多年以来一直交往、后来成了他的外遇、现在是我的继母的人。 “我自己再苦，也不会委屈了我的孩子。可他林庆国就干得出来，让自己女儿穿得像个小叫花子，他心里早就没有咱们娘儿俩了。” 我妈是这么说的，眼里充满了怨恨。 “林玲？” 是干涛在叫我。 “我在听你说呢。”我的目光从照片回到悠悠转动的采访机。 “怎么了，你？是我在听你说呢。” 我说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 “怎么变成我说了？讲故事的人是你呀！” “好吧，我接着给你讲。你不会觉得我是在给你忆苦思甜吧？” “没有。我爱听。” “我小时候为了吃饱肚子干过好多坏事儿。 “我们家孩子多，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大姐今年52岁，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她已经上班了。是在一个副食商店当售货员。你肯定不了解那时候的副食商店，东西的品种比现在少了几十倍、几百倍也不止，设施也特别差，可是对我们来说，那可就是天堂了。我大姐就在这么一个天堂里工作，她卖小食品。 “有一段时间我老到我姐工作的店里去转悠。她站在半人高的玻璃柜台后面，柜台里面并排摆着一个、一个白色的盘子，盘子里有散装的水果糖、奶糖、鸡蛋卷等等，她身后是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大木头箱子，箱子里面的东西就更棒了，蛋糕、桃酥、月饼、萨其马，还有动物饼干。 “我去看我姐，不如说我是去看好吃的东西。 “我没钱买，看看就走。那时候好多小孩儿都是这样的，喜欢跟着家长去副食商店，就是为了看看好吃的。 “因为我老去，而且也因为我姐在那儿工作，别人就不太注意我。机会就来了。 “我们家就我一个男孩子，我姐又比我大得多，特别疼我。那时候我姐也还不到20岁吧，我去接她下班，她也高兴。 “他们下班的时候要把糖果和点心都用大白布盖起来。我姐就让我帮她盖。盖到柜台里面的糖果的时候，我就乘她不注意，把一块糖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有一阵子，我每天都去接我姐，每天都能拿一块糖。我也帮她盖过点心，可是我不敢拿，因为块儿太大了，我的兜儿太小，怕被发现。 “那么小的一块糖，我舍不得吃，晚上躺在被窝儿里，摸一摸，心里就特高兴。 “事情败露是因为我妹。我妹比我小两岁，她是我们家惟一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后来我用我挣来的钱送她去了德国，现在她住在柏林，已经是博士后了。 “我妹比我小，小孩儿都嘴馋。好像是跟她一起玩儿的一个小女孩儿吃一块水果糖，被她看见了，她回家跟我妈说她也想吃糖。我妈说家里吃饭还困难呢，哪儿来的钱给她买糖吃，她就生气不吃饭了，说把省下来的饭钱买糖吃。我妹特倔，到现在也是。我妈气得够呛，正在和面的手从面盆里抽出来就给了我妹一巴掌。我妹哭着跑到门外。 “我那时候跟个野孩子也差不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我妈打我妹。一问，是为了糖。我也不大，可是我知道疼我妹。人一穷，就容易自私，我们家5个孩子，我二姐、三姐都特别自私，大姐嫁人以后也不怎么管家，就我和我妹关系最好。小时候是因为我比她大，我是她哥，长大了之后是因为我觉得她刻苦，得让她有个好前途。 “我知道了原因之后，就偷偷告诉我妹，我有办法让她吃上比水果糖更高级的奶糖。我让她等我到晚上。 “那天，我又去接我姐下班，他们正好开会。我姐的同事跟我都混熟了，就让我去帮他们把糖果和点心都盖上，这样，开完会就能下班。 “我当时觉得真是天助我也。我一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地盖过去，一边选择着那些现在白给我都不吃的奶糖。我没敢多拿，一样拿了一块，大概有4、5块吧。 “回到家里，我把糖偷偷给了我妹。 “没想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就忍不住吃了一块。 “我们家房子小，除了我大姐已经长大成人自己睡一张用旧木板拼的单人床，我们四个孩子都睡在一张大床上。我爸、我妈在隔壁东屋里。 “我妹一吃奶糖，香味就出来了，我二姐和我三姐就嚷嚷起来，说我妹偷吃东西。这一吵，我大姐也起来了，开了灯，我妈也赶紧过来看是怎么回事。 “我妹给吓哭了，说是哥哥给的糖。 “我大姐好像知道了什么似的就冲我扑了过来，揪着我的耳朵问我糖是哪儿来的。我妈也抓起了笤帚疙瘩，说要是不说实话，就打死我。 “我说了。我大姐就哭起来。说如果被人发现了，她可怎么做人啊。 “那天，我妈差点儿把我打死，一边打一边掉眼泪，一边说：“我让你偷！我让你再输……‘我妈打我的时候我不哭，疼是真疼，我使劲忍着……“ 又是打火机的声音，连续响了两下。于涛停顿了一会儿。 房间里静极了，我能听到他吐出烟雾的时候有些不均匀的呼吸声。 “我再也没去过我姐上班的那个商店，我觉得丢人。 从商店门口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里面的人在议论我，这孩子是个小偷儿。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不管吃多少苦，不管是干什么……“ “等等，于涛，等等。录音带要翻面了。”我实在不忍心打断他。而且我发现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于涛的故事，深深地陷入了这样一种夜深人静时候的倾听。 我飞快地给录音带翻面，以至于差点把电话机碰到地上。 “林玲，你不嫌我啰嗦吗？”仅从现在的声音听起来，很难把这个于涛和那个带着傲慢和挑剔在马路上游弋着找地方吃饭的男人统一起来。甚至，从他的叙述里，我时不时能听出一些感伤，或者就是不自信。 我爱听干涛讲故事，但是同时我心底也自始至终徘徊着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为什么要给我——这样一个他根本就不了解、两天以前还完全不认识的人——这么细致地讲述他自己的经历？为什么？ “你累了吗？”这个声音在夜晚透出格外的关切。 “没有。录音带换好了。你累了吗？” “没有。”这是我在不到两个小时里第多少次听到打火机的声音？ “林玲？” “我在。”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我喜欢邓丽君。” “是吗？我也喜欢她。人家说我们这代人是听着邓丽君走进改革开放的……你喜欢哪首歌？” “《再见，我的爱人》。” “真的？我也喜欢这首歌，但是我唱得不好，不敢唱。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它的？“ “我爸和我妈离婚之前，我妈开始听这首歌，当时我觉得很好听，也跟着听。可能我妈骨子里还是很在乎我爸吧，我爸搬家那天，她也听这个，一边听一边烧照片。 后来我和我们班那个男生吹了之后，跟朋友去酒吧，正好听见酒吧里放这首歌，我就跟着唱起来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的……“ “是这样。我听这歌可早了，差不多有10年了。10年前，你还是个初中生呢。” 10年前，于涛29岁。 “是为了爱情吗？10年前，你应该是在谈恋爱吧？” 没有回答。 过了大约半分钟。 “你困了吗？” “还没有。我每天都半夜才睡。你呢？你明天还要工作吧？” “是。不过我也不困。跟你说话，好像特别舒服。我一辈子都没这么说过话。你有魔力，你知道吗？” 我猜想他一定是在笑。 “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么多，而且还是在晚上、在电话里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同学专门晚上打电话聊天，我们把这个叫煮电话粥……” “还想听吗？” “你还想讲吗？” “你想听，我就讲。” “想听。” “我本来也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偷东西了，因为我妈那一顿打就记住了。而且，从那次开始，我也懂得了小偷不是好人。我姐还曾经跟我说过，小偷被人抓住之后的刑罚特别重，是哪只手偷的东西就要把哪只手剁掉。我真的害怕。 “可是上了小学之后，我还是又偷过一次东西。是为了一个女孩子，我想给她买一条红绸带……” 于涛的声音突然微弱了起来，伴随着“嘀、嘀”的鸣叫声；“于涛！怎么了？” 他的声音已经非常微弱，断断续续的：“我的手机没电了……” 手机？他是用手机跟我聊了这么长时间？ “你在哪儿？” “在你家楼下……” 电话彻底断了。一阵忙音尖锐地响彻我的小客厅。 我马上关掉电话和采访机，走到卧室的窗户边上。 因为没有开灯，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在那辆黑乎乎的大吉普车边上，于涛也正在仰着头往楼上看。 我极力向他招手，告诉他等我，我要下楼找他。他用力地摆手想阻止我。 原来他就在我家楼下，握着手机讲了两个小时。那种迫近的感觉使我一定要见到他。 我抓起钥匙来不及换拖鞋就跑着下了楼。 我的动作还是太慢了。冲出单元门的时候，于涛的车正在拐过弯路。 我看着他走远。 我站的地方似乎正是他站过的地方，地上有一小片显然是用脚踩灭的烟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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