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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婚姻能不能扛住时过境迁



  ------青春停不下来   采访时间:1997年7月8日星期二   采访地点:北京秀水东街美国使馆签证处门外   姓 名:于凌   性 别:女   年 龄:30岁   天津某大学经济专业本科毕业,北   京某公司职员,现居美国。老实说我已   经忘了他很多——真有个谁对不起谁,   说出来也不算不正常——那么一种委屈   没有语言能表达——就连一个没受过什   么教育的人都认为他可以那样对待我   ——他走了以后我就又当男又当女——   谁知道千里之外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一   个人苦苦地过——很难说是忠于丈夫还   是忠于自己——人的一生就是这样。
  1997年7月8日,星期二。这里是秀水东街,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门外。这一天北京的气温高达35℃。早晨9:40,我在排成长龙的男男女女中找到了于凌,她穿一套白色真丝中式套装,这是我们前一天在电话中约定的,她说这样穿衣服显得比较传统,主要是为了给签证官留下一个好印象。
  夏季的阳光洒在于凌的脸上,给她的憔悴抹上一笔金色。她捏着一条粉红色的小毛巾,频频擦去汗水。谈话间她不时地挥一挥小毛巾,仿佛要把很多别的东西一同掸去。队伍的移动十分缓慢,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人在江湖见怪不怪的耐心。你看着我这打扮可笑是吧?我自己也觉得别扭。
  从电话里听于凌的声音,干脆、利索,很容易让人把她想象成一个身材丰满的短发女于,而实际上,包裹在悬垂感极好的真丝之中的这个女人看上去娇柔俊俏,她的显然一丝不苟又极力表现随意性的穿着像会说话似的迎合着一种非中国大众的趣味,尽管她的衣服是那么“中国”。
  这是专门为办签证买的,好比唱戏的行头。在这儿排队的老前辈告诉我办签证要有办签证的打扮,原来我不信。我想美国那么发达,美国人肯定喜欢现代派。第一次来,我穿了一条超短裙,真正美国产的,当时我想,我连衣服都买你们做的还能不放我出去?结果一看那天的签证官看我的眼神儿,我就知道完了。有过拒签经历的人都知道,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你真的有什么原则问题不能出去,就是因为这一天签证官不高兴、看你不顺眼,你就走不成。是不是有一种命运色彩?真是人不转鬼转。来这儿的人看上去随随便便的,其实在个人风格上都下了一番功夫,心里提着气呢。
  我顺着于凌的指点悄悄打量周围的人,的确,那些面部表情平和的人的眉字间隐隐地表达着紧张、局促和前途未卜的不安与惶恐,他们的随意之中有掩不住的刻意,不知道自己今天的刻意是否恰到好处。
  天不亮的时候我就来了。……对,是志在必得。上一次是在两个月之前,我被拒签一个月。我用了很长时间下决心,现在应当说是去意已决。我是去找我丈夫。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5年前,那时他办成了留学,专业是计算机和市场分析学。当时我们结婚不到一年。结婚之前就计划好了让他出国,所以,除了一些必须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之外什么也没买,就是这样,他走的时候我们还是跟家里借了两万块钱。他算比较顺利的,有奖学金,很快又打上一份工,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外,还能寄一点钱回来,当然他过得很节俭。
  说起来也是分开的时间太长了,5年,我们从认识到结婚之后他出国,加起来也还不到5年。老实说我已经忘了他很多。有时候想到他,记不起来他的头发是朝哪边梳的,怎么也想不起来,干脆自作主张地让他就朝左边分吧,因为好多男的都是这么分缝儿的。结果他寄来照片一看,原来是右边,我看着照片就忍不住眼泪,我的丈夫,居然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失,你说这有多感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他是写信的,最初的信很长,什么都写,细致到吃喝,信的逐渐简短是和时间的推移同步的,写一些一般的情况,还有每封信必用的结尾“想你”,都变成了定式。我们之间最具体的联系是他每个月寄钱,几百美金,有时多、有时少,我可以根据钱的多少来推测他的经济状况。本来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也不长,所以一个人过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不习惯。但是到底还是不一样吧,有一个婚姻,在那儿具体地存在着,尽管他不在眼前,总有一些牵挂或者就是牵绊吧。岁数都不大,天各一方的,真有个谁对不起谁,说出来也不算不正常。
  说到这里,于凌笑了,挥了一下手里的小毛巾,像是要把许多别的什么一起掸去。我注意到她的左手中指上戴着一枚很纤巧的白金戒指,阳光晃在上面,打磨得十分精细的花纹仿佛紧密的碎钻一样闪闪发光。也许没有把戒指套在标志着已婚的无名指上,可以让她暂时忘记自己是一个“名花有主”的女人?我没有问。
  我今年30岁,嫁的那年才24岁,很寂寞,是那种有依靠却怎么也靠不上的孤单,你明白吗?一点儿也不具体。他难得打电话,越洋长途,贵着呢,我说不了几句话就会哭,他问“怎么了”,我也说不出来,就是那么一种委屈,没有语言能表达。
  那天你在电话里说:“像你这样的单身女人……”之后,我自己想过,我算严格意义上的单身女人吗?英语里有一个词叫“being”,咱们说是“状态”,从状态上说我是单身,但是我跟那些真正的单身女人又不一样,我有婚姻,只不过它不在眼前,这个婚姻什么忙也帮不上,但是它存在,它拴着你,它让你必须遵守已婚女人需要遵守的一切规矩,你说你有苦衷、你不遵守,行不行?不行!你不遵守你就是坏女人。好女人应当像王宝钏,忍饥挨饿、破瓦寒窑一等18年,等得丈夫衣锦还乡。王宝钏做了王后是吧?穿金戴银,可是18年的苦对谁说? 18年的损失谁来弥补?他补得起吗?再说,她丈夫还带回来一个二房呢。这18年跟18层地狱又有什么区别?我的状态就是当年的王宝钏,不同的是我也想做她那样的好女人,同时也不想太委屈了自己,我徘徊。
  5年当中,有太多的诱惑。别人说诱惑之所以能成为诱惑,是因为人的意志不坚强。我觉得不完全对。对我来说,那些对别人微不足道或者一眼就能认清是诱惑的东西都能让我感动或者说难过吧。比如有一次,我跟我们公司的司机一起出去办事,回来的时候顺便去他家取点东西。他说你上楼来参观参观吧。本来很自然的事,我看到他家到处都是他们夫妇共同生活的痕迹,就连那种家家户户都有的凌乱都让我觉得人家比我活得好了不知多少倍。我站在他家卧室门外,靠着门框,忽然就哭了。一开始那个司机有点慌,但是他马上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于凌的叙述稍微有一些犹豫,她定定地看着我,声音放低下一些。
  他抱住我慢慢往屋里的床边上走。我很本能地反抗,他就不再勉强。那天我们还是一起回公司,一路上谁也不理谁。我下车的时候他才说:“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实在太寂寞……”那天我一夜都在流眼泪。
  于凌的声音恢复了正常,目光重又转到别处。
  凭什么就连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都认为他可以那样对待我,而且他那样做还是为了让我不再寂寞?就因为那个法律上属于我而且有责任保护我的男人现在在美国?真的,我从来没有像那个晚上那样想我丈夫。而且就是在那个晚上我发现我其实很需要有一个男人来疼爱,就是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假如不是一个司机,假如是一个我的教育和身份都能接受的男人,就是咱们说的赏心悦目的那种吧,我肯定就会愿意和他在一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跟你说着说着,我就又有了一个疑问,可能当时我想的人已经不是我的丈夫了,应该更确切地说就是男人。
  我坦率,是吧?
  我告诉于凌,她是我开始采访单身女人以来第一个这样谈到有关“性”的女人,也曾有过受访者表示,与一个同性谈这个显得不正常。于凌很“美国”地耸耸肩膀表示她不以为然。
  我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谁苦谁知道。从那次以后,我拒绝到别人家作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怕看见人家的卧室。我看不了那种又双宿双栖的地方,心里隐隐地疼,连带得关节都疼。你知道吗?所有心理反应都会伴随着生理反应,至少我是这样的。
  还有更好笑的事。我住的房子是我们家的,一室一厅,我一个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出出进进都是我一个人。见了邻居点点头算是招呼过了。有来往的只有住同一层的一位大妈。大妈很热心。有一天我抱着一个西瓜回家,大妈就在楼道里拦住我,说她看着我这么一个人忙里忙外的,觉得我岁数也不小了、人又能干,什么时候帮我介绍个对象。我真是哭笑不得。赶紧解释说我早就结婚了,丈夫在国外。大妈听完了摇摇头说:“不像不像。你一点儿也不像结过婚的人。”我早就听说过,上了岁数的人能从女人的身材上判断是不是姑娘,大妈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当时真有一丝悲哀升上来,我的眼睛热辣辣的。要是一个成天守着丈大的女人被人这么说,肯定会特别高兴,可是我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妈然后又说:“那你怎么不一块儿出去呀?这么一个人过可不是个事儿。”的确不是个事儿。抛开什么寂寞、孤独之类的细致感受,就是生活中的具体困难都一个接一个。我从来都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平等是在精神上,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都能做或者女人能做的事男人都能做。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男人造得强壮、女人造得柔弱,男人适合于搬搬扛扛、女人适合于缝缝补补。这两种事都有人做了,生活才完整才和谐,你说是不是,可是他走了以后,我就又当男又当女,家里大事小事一个人承担,真是不男不女的。
  于凌不经意地掠一下她的被发胶粘住齐齐梳往脑后的松松的发髻,她的前额还非常光洁。她看起来略带疲惫,但是她的疲惫之中没有岁月的痕迹。
  有一回卧室柜的门突然掉下来了,我没办法,也没人能帮忙,结果,我第二天从单位借来工具,用了一个晚上愣是又给装上了。干活的时候全神贯注地什么也不想,可是等到柜子修好了、房间也收拾干净了,坐下来,屋子里静得没有人声。我就又哭了。我想象着假如有一个男人在家,他站在椅子上把钉子砸得铛铛响,我站在一边给他递家伙,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情景。可是那个说过爱我又因为爱我娶了我的男人在大洋的那边,跟我有13个小时的时差,我哭的时候他还没起床或者还在做工。我心里的难过都没法用语言形容。
  于凌沉默了大约有两三分钟,她的左腿支撑着全身的重量,右腿微微抬起,漂亮的白色船皮鞋显然才只穿过几次,此刻她用鞋尖一下一下磕着地,头偏向我看不到的一侧。我不知道她眼里是否有泪水。她转回头的时候,人恢复了平静。毕竟这是一个办签证的、要劲儿的日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我这样的被人叫做“留守女士”的人都会面对那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好心人,真好心假好心反正也说不清,一边同情你的处境一边劝你别对那个走了的人太认真,一般的说法都差不多,什么“他在那边日子也不好过,有个伴儿也是正常的”、“都这么大岁数了,能闲着吗”、“有合适的谁也别错过,都是暂时的,心里有准儿就行。”听着也是道理,一琢磨就更伤心、更害怕,谁知道千万里之外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苦苦地一个人过?
  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这5年能坚持得这么好真是挺伟大的。但是凭良心说我没有外遇的确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碰到一个让我动心的人,我想象不出来,假如有一个足够优秀的男人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有没有今天,我还想不想去美国“万里寻夫”,真的想不出来。
  于凌此刻的脸上写满了真诚。
  有时候他的信也会时时地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大说他怎么生活,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一天的时间安排,什么时间上课,什么时间打工,但是我不是傻子,一看就知道他打工的时间占了一天当中的9个小时,你说辛苦不辛苦?接下来他就会告诉我,他很寂寞,有一种人是机器的感觉,他希望我去。谁都不容易,我们彼此同情,可谁也帮不上谁的忙。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哭并不是因为想他,更多的是为我自己,因为我看不到明天。分开了这么长时间,爱情都变得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了。而且有那么多现成的故事,那么多过来人在证明着这种等待的结果大多是一张离婚协议书,我会怎么样呢?说真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去找了他会怎么样,而留下来继续这样过又会怎么样。假如我去了,找到他,发现我们各自在这段日子里有了很多变化,然后像电影里演的、书里写的那样“友好地分手”,那时候我回过头来看这几年,一定觉得真不值,青春都停下来了。你知道吗?人最怕的是面对一种改变,改变的结果可能没那么吓人,挺一挺也能过去,但是变化来了你还是会紧张,这是本能的。我就是因为怕,迟迟不敢走,毕竟国内有我的家人、朋友,且不说他们帮我什么,至少他们还会安慰我、同情我,这总比一个人在他乡痛哭要好吧?
  我说于凌你活得真明白。她笑,粉红色的小毛巾又在眼前一挥。
  你觉得我活得明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5年的时间,我除了上班、学英语,其他的时间全部用来看书,我不是出于好学和勤奋,是没有更好的事可做。说出来你不相信,晚上我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自言自语,今天跟你说的话都是这几年自言自语的结果。我没有办法。肉放在砧板上,总躲不过那一刀。我想清楚了,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想证明一下,婚姻究竟能不能扛得过时过境迁。再说,换一个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也不能把下场想得太坏。我是不是很悲观?其实人都一样。你看前面那女的,拒签两回了,她也是去找丈夫,她去了就不会回来了,她丈夫给她找了工作,安排了一切,也安排了离婚。她说她等了7年,也不过就等来这么一个结果。我们一起在这儿排队,开玩笑很随便,大家都有一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劲头,什么都说,甚至有那种男的说他老婆前脚出国他后脚就带着情人出双入对地过起了小日子。这个女的开导我说:“丈夫就是一丈之内是伴儿,出了一丈,他离谁近就是谁的,像咱们这种离得十万八千里,早不知道谁是谁了。反正是要出去,有这么个人在那儿,比另外找担保方便。”你听听,我还能有安全感吗?
  排在于凌前头的一个穿着鳄鱼牌短袖衬衫、打着真丝领带的小伙于回头看看我又看看于凌,一笑,我知道他一直在听我们的谈话,就问:“你能理解吗?”他点头:“都一样。”
  上一次办签证,一个小伙子跟我聊天,聊到最后他说他真羡慕我,因为我相信爱情可以战胜距离造成的疏远,他说要是有人能开一个保险公司,专门为爱情保险,多贵他都要加入。听上去是在开玩笑,实际上很感伤,但是感伤也没有用,感伤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婚姻。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才会感觉到因为环境的改变、处境的不同,遗弃和被遗弃是多么具体。那种具体有一种让你无话可说的合理性,所以也充满了无可奈何,所以才顺理成章。小伙子的未婚妻是拿着他的钱出国的,女孩走的时候还哭着以身相许,应该万无一失了吧?可是她到了新西兰才4个多月,就嫁人了,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常常想,在没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考验之前,你很难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比如我就这么苦等了5年,很难说是忠于丈夫还是忠于自己。但是我还是告诉他,我忠于他。
  其实很多事情单凭你坐在那儿想是想不明白的,人的命运又不像天气一样可以预报。但是有一点我知道,这次去美国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我肯定要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反正不是好,就是坏,再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有时候想想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总要做过了回头看才真明白,是不是?
  离开于凌的时候大约已经是中午了,她还没有排到。她背的皮包里有一瓶矿泉水和一个汉堡包。她还要再坚持等。
  7月9日上午我在报社编发于凌的稿子时,呼机上出现了她的名字和这样一行字:“再次拒签。有好消息的时候我呼你。”
  9月21日傍晚在母亲家,我的呼机上出现的名字是“徐玲”留言“我已经在美国了”想来想去应当是于凌,看来这是一次越洋寻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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