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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婚的时候，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首乐曲叫《爸爸的宝贝》，更不知道这首曲子专门就是为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刻让父亲和女儿一起静静地听完。 看过一部什么电影，名字忘记了。故事讲的是一个捡来的女孩子被养父带大，有了自己的爱人的时候，养父身患绝症，他的理想就是看着女儿能嫁给自己信任的男人。婚礼上，乐队奏起了这首乐曲，穿白色礼服的父亲和披着婚纱的女儿同时缓缓地走向对方，他们无言地起舞，父亲眼里的泪光映着女儿的喜悦。曲终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掌……我的朋友告诉我，在欧洲，每个女孩子的婚礼上都会有这首乐曲，每个女孩子都要在这个时候跟自己的父亲跳舞，没有一个父亲能够不流泪地把它听完。 知道了这些，我就在心里悄悄地想像，我的爸爸，假如他在我结婚的那天听到《爸爸的宝贝》，他会怎么样呢？我想像他的目光会在那样一个时刻有些迷离，他会不让我发现他在注视什么，或者他会像将近30年来我熟悉的每一次一样，在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转身离开，直到平静下来才重新面对我。当然也许还有种种我料不到的可能。我从来没有想过把这首让父亲们心潮起伏的乐曲放给我的爸爸听，然后问问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敢那样做，因为从我还是一个瘦小的女孩子的时候，爸爸就一直是不把他的心情展示出来的。我五岁之前一直是跟着妈妈“读书”的。那是名副其实的“读”书——妈妈读，我学着复述。课本随处可见。有时候是小人书，有时候是简单的历史故事书，还有时候是妈妈曾经背下来的一些诗辞歌赋。没有定式，一切随意。 当时哥哥和姐姐的境遇就比我要惨，他们跟着一个叫韩老师的瘦高个儿男人学习书法。每天晚上，两个人可怜巴巴地分坐在一张八仙桌的两头，中间是一个装了墨的大砚台，每人一个铜的镇纸，用着爸爸亲自跑去荣宝斋买来的叫什么“狼毫”或者“羊毫”的毛笔。韩老师则非常惬意地喝着妈妈沏的茶。我知道那种茶叶很贵，名字叫做“龙井”，似乎按照采摘的时间不同还有更细致的划分。我不懂这些。但是，我心里很不喜欢每天晚饭以后有一个人到我家来喝茶，不管是为了什么。而且，哥哥和姐姐让我觉得写毛笔字是很痛苦的，一个字要写很长时间，有时候一个笔画就要写好几遍。哥哥的脸上是明显的不耐烦，韩老师就好像没看见一样，一味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写字法门。哥哥烦得紧了，爸爸就在他头顶敲上一下，他咬牙切齿地低头再写。姐姐要乖一些，但表情也不是轻松愉快的，更接近于逆来顺受。 我和妈妈坐在暗处，讲“李逵下山”或者“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有一天，听见韩老师说，再大一点我就可以开始学写字了。我绝望地想，这种请他喝茶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用不了长大，就被毛笔字逼死了。心里越发记恨这个每天来我家喝茶，喝黄了牙齿、喝鼓了肚皮的人。 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恐慌是多余的。爸爸好像心里早有打算，他在我刚过5岁的时候为我选定了课本——一本《词综》和一本《唐诗别裁》。他亲自教我每天念其中的一首诗或者辞，然后逐一讲解，再督促我背诵。我努力讨爸爸的欢心，表现出令他非常欣喜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躲过能要人命的毛笔字。我故意选韩老师来喝茶的时候在一旁无声地背诵，爸爸很欣慰地把注意力从我这里移向倒霉的哥哥和姐姐。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一点，就是韩老师的好处不仅仅在于可以陪爸爸喝茶，同时像旧时的名士一样专心教书，姐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痛苦万状的晚自修之后，终于和一个同龄的女孩子一起一举夺得北京的一个少年书法比赛的并列第一名。爸爸除了勉励姐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外，当然全心感谢韩老师，于是，茶水课顺理成章地沿袭下来。 那时侯，我已经不用担心会让我去学写毛笔字了，哥哥也因为长时间对书法没有兴趣，总是在写字的时候表现出心猿意马而退出了这旷日持久的晚自修。这主要是妈妈所赐，她说哥哥原本就不是这块材料，现在写的字已经能见人了，不要再指望他靠这个怎么样，更何况，“靠这个也怎么样不了”。 我大学快毕业了，才感觉到，一个人的字写得不好看，其实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比如找工作，用人单位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就先让这个人写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字就很重要。我把我的想法跟爸爸说，很有些埋怨他，为什么当年不让我也一起学书法，反正也要请老师喝茶，教一个孩子和教三个孩子还不是一样吗？爸爸说，他不是没想过，但是，他和妈妈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不适合学书法，写毛笔字太慢，而我的脑袋转得太快，他和妈妈都觉得如果我也学书法，就会“把聪明磨成墨”。同时，爸爸还提醒我说：“你忘了你小时候，对韩老师又恨又怕，连茶叶都心疼？”应该说，爸爸对我的把握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另一面的结果就是，我现在是家里人中写字最难看的一个，也是最欢迎电脑的一个，因为我可以熟练而快捷地把文字敲进机器里，再打印得整整齐齐，很现代，而且不丢人。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大人说的那种有长性的人。假如一件事情不能长时间地对我有足够多的吸引，我会非常残酷也非常自然地把目光移向其它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自知自己不适合从事过于稳定的工作，更不适合在一个循规蹈矩、制度繁多的机构里打一辈子持久战。对于我认为没有趣味的环境，我的第一反应从来是以最快的速度逃离。我的这种品性在小时候跟着爸爸读古诗辞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极为突出。 当我已经把两本书都背诵得越来越薄的时候，诸如苏东坡、李商隐这些人全变成了熟悉的面孔，我就不愿意每天那样带着一脸讨好的表情给爸爸背诵了。每天的课程变得比姐姐每天的写字还要痛苦。爸爸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后来上学以后老师最不提倡的“物质刺激”。他答应我，每背下来一首诗辞，可以给我一毛钱。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时的冰棍分成三种，三分钱一支、五分钱一支和一毛钱一支。一毛钱一支的叫做雪糕，是纯粹奶油做的，比现在的世界著名品牌“和路雪”还好吃。我只需花10分钟时间背诵一首诗辞，就可以有这样诱人的一支雪糕，这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我非常兴奋，甚至在黄昏的时候站在宽宽的楼道里望着远处爸爸下班回家的方向，急切地要用诗辞换钱。 但是很快，我就不满足于一天只有一毛钱，每天换钱、每天吃冰棍实在很麻烦，于是，我决定一天换回一个星期的钱。我跟爸爸说，我背六首诗辞，我要六毛钱，后面的五天不用背诵，他也不用检查了。爸爸好像不相信我能做到，说只要我背出来，他就给我一块钱。结果当然是我赢了。 然而就在我赢得了10天的雪糕钱之后的第二天，我的课本变了，变成了在70年代中期很难见到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和《格林童话全集》。我不用背诵诗辞，当然也不会再得到奖金，我在一本《新华字典》的帮助下开始了读外国书的日子。 上小学那一年，用爸爸后来的话说，我已经算是“饱读诗书”了。 爸爸非常自信也可能还略带自豪地带我到小学校报名。那天我穿了最好的一件衣服，红色，右边衣襟上绣着一只大熊猫正在放气球。 管报名入学的老师是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太太。她问了一些诸如“几岁了”之类的问题后让我在一张白纸上写名字。我写了歪七扭八的三个字——张杰英，还自作主张地把“杰”字上半部分的“木”改写成“术”。老师很失望地看着我，问我：“你还会什么吗？”我还不知道自己连名字都没写对，马上得意地说：“我会背诗词。”老师示意我背诵。我心里飞快地盘算了一下，这种时候不能背“床前明月光”，那太简单了。我想了一下，很认真地背了苏东坡怀念他妻子的《江城子》。我背第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被镇住了。我猜想这个老太太可能根本不知道这首词。多年以后爸爸证实说是这么回事，他当时也认为老师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不能告诉我这些，不能“长你的骄气”。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真正喜欢我的老师寥寥无几，我觉得这种命运就是从考小学校这一天注定的。回家路上，爸爸跟我说了一些话，在当时我听不太明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越来越认为他非常正确。爸爸说：“我想有两种女孩子长大了会成一些事，一种是长相出众；这种人机会多，但是成什么事全在个人悟性。还有一种，长相未必出色，但是学识丰富、个性与众不同。”我觉得大概我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向着一个方向努力，爸爸也一直在向着同一个方向塑造我，可能就是当年他说的后一种人。 伴随着我成为一名学生，爸爸也开始不断地被我连累。因为纪律不够好，也因为想到什么就说出来，我常常遭到老师的批评或者惩罚。我时常觉得很奇怪，在家里，爸爸明确告诉我的原则以及他刻意培养我的品德，有时候在学校里是相反的判断。比如，我曾经因为口算速度快而获得数学比赛的第一名，奖品是一支钢笔。领奖的时候，我觉得这钢笔实在不好看，就问：“还有别的奖品吗？”老师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不喜欢这种笔，要是有其它奖品就可以换。老师正色对我说：“没有。你放学不要走，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这个人到今天都是这样，凡事总爱往开心的方向上想，那天我就妄想着老师会在放学以后给我换一个喜欢的奖品，所以直到喊了“报告”被召进办公室的时候，我还是欢欣鼓舞的。老师看着我一脸的兴奋表情，说了一句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后背发凉的话：“你怎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师说我“不珍惜学校给予的荣誉”，“挑剔奖品的本质是骄傲自大”。当时我说了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但大体的意思就是我说的是真话，我的确不喜欢这个奖品，既然奖给我了，我自然可以发表看法。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生那么大的气，她还很年轻，一张素净的脸涨红起来。她拍了桌子，说“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 爸爸来学校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一边看着老师吃完了中午饭。老师给爸爸讲了我的“恶劣表现”和不知悔改，然后要求爸爸监督我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否则就不要来上课。我跟在爸爸身后走出老师的办公室，我们谁也不说话。我偷偷看爸爸，觉得他的面容特别严肃，我猜想他是真的生气，因为我是如此地让他丢脸。 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爸爸忽然把我拉到他面前，半蹲下身子问我：“老师说你什么了？”我就学了那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爸爸皱着眉头又问我：“你是怎么想的？”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了真话，我说我不明白我有什么好羞耻的，我很高兴得了第一名，但是我也真的不喜欢这支钢笔，虽然就像老师说的，它是个荣誉的象征。爸爸在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我，仿佛在沉思一般。我等着他像老师一样批评我。片刻之后，爸爸站直了身子，摸摸我的头：“其实有时候人心里想什么不一定要说出来，你说出来了，有些人听不懂，还会认为你不好。老师说的话是气话。回家爸爸帮你写检查。” 那一次的检查真的是爸爸替我写的，我只是照着抄了一遍，第二天交给老师，保证了正常的上课学习。隐隐约约之中我知道爸爸对这件事有不同意见，但是他最终没有对我说。而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爸爸，就是老师的那句话，让我无法释怀。现在，我已经接近通常所说的而立之年，如果说人的一生是一杯酒，那么我现在正是生命之杯半干半满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在人的一生中“羞耻”这两个字正如“自豪”这两个字一样，是不能轻易说出口，也不会随时随地感受到的。正因为我已经明白了这些，所以每当想起老师的话，我都会心头一凛，而想起那天爸爸的表情，才真的理解了他其实对我没有责怪，有的只是他才能给予我的疼爱和抚慰。 也是在一次我被体罚的过程中，我知道了爸爸其实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不懂书法，但我觉得爸爸的字不输给韩老师。因为一个男生偷偷把钢笔水滴在我的衣服上，我把他推了一个大跟头，头磕在墙壁上。老师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理直气壮地说，欺负别人的人就活该是这种下场。老师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说：“你不是有劲儿吗？你帮老师包苹果吧，一边劳动一边想想你的错误。”于是在别的同学都上课的时候，我把分给老师的国光苹果一个、一个包上纸，装进塑料绳子编的网兜里。老师当然又给爸爸打了电话。爸爸来之前，老师让我去洗了手。 这一次惩罚的第二步是让我用毛笔写60条一尺长的条幅，上面写上“爱护小树”，等班里搞绿化活动的时候用，限期三天写完。我很苦恼，让一个曾经讨厌书法的人写标语，还要贴在公共场所，没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了。 晚上，我坐在灯下，看着作业本，发呆。爸爸一直在对面注视我。我终于还是问了他，为什么他曾经教给我的品质总是让我在学校里很吃亏，我举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例子，说明回击以强凌弱的人是正义的行为。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当时的样子是有些痛苦的，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的问题。他开始在姐姐的砚台里磨墨，一直磨到那墨汁都发亮了，然后，他一言不发地开始在我带回家的条幅上写“爱护小树”。我惊奇地发现，爸爸的字原来那么好。我的沮丧很快就变成了兴奋，我开始忙着给爸爸递纸、把写好的条幅摊开来晾干，我甚至期待着把这些条幅贴出去，好像给我爸爸办一个书法展览。 我就是这样在一个又一个必须由爸爸挺身而出来解决的困难或者说尴尬中慢慢长大的。爸爸似乎永远在用一种充满了谅解和体恤的目光面对我这样一个每每会跳出规矩之外的孩子，不离不弃。他始终如一的平和实际上正是我成长过程中万分依赖的支持。 妈妈说过，爸爸是这个家庭里最纵容我、也最容易原谅我的人。爸爸对这种说法非常坦然，因为他也是这样说妈妈的。他们给予我的所谓纵容恰恰是因为他们懂得，只有这样才不会泯灭一个孩子最率真的天性，才会让这个孩子保有属于他自己的灵性。 也许每一个家庭中做父亲的人都是一种坚强与宽容的标本，他们把感情深藏在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当你远离他、想念他的时候才可以慢慢体会他的柔情与细腻。 只有一次，惟一的一次，爸爸泄露了他对我的除了修剪和塑造之外的浓重的爱。那是在我结婚的当天。 清晨的时候，爸爸叫醒了我。我揉着眼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与以往不太一样的日子。爸爸好像有些急躁，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这么磨蹭。”他完全忘记了前一天晚上，是他逼着我吃下了一粒安眠药。我对着镜子化妆，我发现爸爸在看我，而且，他已经是第三次打电话听当天的天气预报，并且反复地说着外面似乎有些阴天。大约距离和丈夫约好来接我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爸爸终于拨通了新家的电话，对正准备出门的丈夫说：“你把她的风衣带来吧，晚上可能会冷……” 我的婚礼很简单，爸爸表现得也很开心，和公公、婆婆交谈似乎也还投机。到了晚上，我们准备回自己的家，爸爸坚持要送我们，他说他正好也想出去走走，因为“外面的空气好”。我是在坐进车里的一刹那才意识到爸爸的心情其实非常复杂，因为直到车子开起来的时侯，他举着的手还是没有放下。我想，这才是他在我的婚礼过程中最想表达的内容，只不过因为他是爸爸而羞于表达就是了…… 至今，我还是没有让爸爸知道，世界上有一首在婚礼上给父亲和女儿一起听的乐曲叫做《爸爸的宝贝》。我觉得我的爸爸不用听它，因为我确信我就是爸爸的宝贝，一直都是。 也许人的一生注定是一个句号，说是从起点到起点或者从终点到终点都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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