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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知识分子对“官”的反应状态，也各有不同。 一类知识分子，将官看做是一种至圣、至美、至全的事。这一类知识分子要达到做官这一目的，常常在心中有一个计划。一方面，他们注意张扬知识分子的身分和作用，当然更是自己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也特别注意发现和研究当代官场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可以使自己的计划和行为，更加科学化、实用化。 这类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上司面前，表现得唯命是从，恭恭敬敬。可。已里又老大不服，一派的嘲笑——这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点文史知识的缘故。他们特别注意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甚至不惜制造一些假象，同时，他们也注意在本部门推举一些拔尖人物（当然是那种不超过自己的拔尖人物，这不是什么嫉妒，也不是什么文人相轻，完全是自我计划的需要），宣传这些拔尖人物所取得的成就，从表面上看，是在光大别人，但实质上，是利用这一点来推销自己，借此向上级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便将来谋得更高的职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一类知识分子，通常是不害别人的，除非万不得已，才使用一点让人震惊的计谋、舆论，排除异己，清除有害于自己的障碍。平常，他们总是努力与人为善，而且乐于助人，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施恩与人的。而且，这一类知识分子很注意团结一些“有用”的舆论人士，发挥他们对自己的有利作用。 这一类知识分子，视知识自然没有视仕途那样重要。算是人各有志吧。 不过，这样的人当上了官，尤其是当上了主管科技或管文化的官，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多有形式上的好处，自然，也免不了略有芥蒂。 倘若这一类知识分子，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当上高官，或者当上了高官又被人家玩了，他们又常常表现出别一种审美价值与风度。他们开始大肆张扬“淡泊”，张扬“与世无争”，张扬“归田园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是啊，中国的文化太古老也太丰厚了，它给各种各样的情势与人格，都提供了合理的存在意义。因此在中国，有没有西方的那种所谓的“心理医生”，一点都不重要。听说，在中国，心理医生这活儿也不十分景气，有点惨淡经营的味道。原因之一大约就是中国人善于依赖中国的传统文化做自我调解。其实所谓的淡泊之说，基本是美梦破灭、仕途失意之后才高举起来的旗帜，形象有点像堂吉河德。但很多人信这一点，觉得这是一种真美、大美、纯美，并把这种虚假的人生态度，作为一种高尚人生的尺度，量天下之人。这一做法，不仅仅是消极的，而且也是滑稽的。 哈尔滨另一类知识分子对待官的态度，比较暧昧。一方面也知道当官好，认为有许多风光和便宜在里头，似可一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舍不下自己为之献身的科学和为之追求的理想。这样一来，他们对官位，常常在骨子里持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这样的知识分子，与其让他们去当官，让他们坐在官位上心猿意马地发号施令，不如让他们安心于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有趣儿的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常常让当官的爱也不是，恨也不是。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对待诸如倒运之类的事，在哈尔滨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分两类。一类，只要倒了运，就心灰意冷，现出一副被打垮了的样子，让人不忍卒观，完全是一副没有出息的样子。这一类人，倒运之后，或者不修边幅，放荡行骸，或者行为乖巧，嗜酒好赌。一生就算砸了。 而另一类知识分子遭遇倒运，反而成为他们东山再起的巨大动力，激发了他们的血性，激发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一类知识分子，在这个城市里成功者颇多。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知识分子中动人心弦的景观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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