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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谷雨   计算机、中文、资料、回国


  有一天,我在工作中目睹了一本书的出版经过,由原稿送进工作间,从打字、校对、完稿、印刷、装订到送到书摊销售,一共只花了整整十二个小时!
  这件事给我的冲击无与伦比,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如今回想起来,人的成长似乎有个严格的品管流程。一步跟着一步,一环紧扣一环,丝毫不爽。再要仔细分析下去,将不难发现人的判断力、意志力、创造力等都与心态建设的过程同步。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觉悟以前,其结果及意义必然大不相同。人的心态成熟与否,端视所能从事的工作而定,小用小成,大用大成。古人说:“大器晚成”,晚成虽未必是大器,纵观历史,所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功业,无不是在人心智成熟以后之所作所为。
  我很了解国内出版界的窘况,由于中国字多,通常都采用铅字排版。排字间的面积要大,以便大量贮存铅字,甚至还要有铜模,随时铸造残缺不足的字型。铅字版则又笨又重,熟练的工人一天也排不了几版,若要修改内容或调整章节,可是一等一的大功夫。因此一般文稿都要设法迁就版面,因陋就简。
  如果是一两百页的书籍,初排就要两三个月,校版一次又是两三个月。待全书排妥交印,直到印刷完成,大概要将近一年的时间。
  如果中文也只需十二小时,就能将最新的知识立刻传到大众的手中,使这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得免于无知、愚昧,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那是一个早晨,我到办公室时,米朗达还没来。也难怪,自从我把责任肩负起来后,他要做的事就不太多了。
  八时准,编辑部来了份公文,附着厚厚的一叠打字稿,叫我签收。我签了字,临去,那个人很慎重地又嘱咐了一句:
  “别忘了,晚上八点要上市啊!”
  幸亏他这一句话,竟为我开启了一扇天窗,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什么?这本书晚上八点要上市?”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这是紧急要件!你难道不知道?你们主管呢?”
  “今天该我负责。”我不好说米朗达来晚了。
  “好!那你按照规定做就是。”
  他走后,我赶紧去查作业手册,果然上面规定紧急件要在十二小时内完成!心中还在不停地想,怎么可能?但是上面的确是这样写的,白纸黑字,一点都没错!一定是平时不关心,我没有注意到全部的作业过程。
  于是,我细心地记下全部的作业流程,全力追踪,一定要知道其中的奥妙。
  根据流程,首先我到楼下的“打字间”,里面有二十台电动打字机,每个座位上有一位打字小姐。我把公文带去,请打字间的负责人签了字,同时把稿子交给他。他好象司空见惯,一句话也没问,立刻叫所有的小姐把当前的工作停下来。然后将手上的稿子,随手东分一叠、西分一堆,直到稿子分完为止。
  下一步,我应该先通知“校对间”,告诉他们有个三十万字的急件,而且是小说。校对间一得知消息,立刻开始组织,要找谁?谁去找?等等。
  第三步就是美工完稿,因为是书籍,这部分该由楼下的小组负责。我下去通知,他们即按照编辑部所规定的格式,先将封面、标条、页码等,预先贴在一大张透明压克力上,到时只要取得印制的“大样”,即可组版。
  一切准备妥当,米朗达也来了,我向他报告后,他笑着说:
  “看来我该退位了。”
  上午十点不到,打字间的“校对稿”送来了一部分,约有五十页。我立刻送校对间,他们已经安排好,一拿到稿子,便两人一组,一读一校起来。
  上午十二时,第一份大样已印妥,我再送到楼下,立刻“制版”。所谓的制版,实际上是将原稿照相成为正片,印在一大张透明的“赛璐璐”版上。版上格式页码等皆已印妥,只待美工人员对准各版的“十字”标记,贴在全开的母版上即可。
  下午四时许,制版全部完毕,我再送到“印刷部”,直到负责人签收完毕,我才松了一口气,对印刷部的头头说:
  “晚上八点上市,看你的啰!”
  公司五点半下班,吃过晚饭,我开车到离公司最近的一个书摊前等候,要看看八点钟这本书上市的情景。
  其实,还没有到八点,一部公司的大卡车就轰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地驶来,眼看车子快到书摊前了,速度却一点也没有减慢。我见到车尾有个人,双手拉着一根铁链,脚下躺着一捆书。就在车子开过书摊当儿,猛然听到喇叭一声长鸣,随见那人用脚一蹬,书已落地。书摊上的人把那捆书捡起,我过去一看,一点不错,正是那本书!
  这才是知识时代!谁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应如何把知识转成力量呢?第一步一定要使知识成为多数人熟悉的工具,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仅有少数的知识特权份子,否则大多数的人就会成为少数人的奴隶。
  如何能使知识成为多数人使用的工具呢?想要获得知识,必须先投入时间精力。基于人性的特质,人做了投资就期望有所回收。唯有使知识本身具有价值,一旦人们可以借着知识获利,知识才会受到重视。
  知识的价值有两种,一是知识的实用价值,这点自是毋庸置疑。然而,个人生存的时空都受到限制,个人拥有的知识,其功效也必然有限。若能将知识转化为商品,亦即将知识记载下来,印刷成书,则人人皆可经由阅读而获得知识。而将知识记载成书的知识拥有者,亦能透过大量的行销而获得利益,这是知识的传播价值。
  最后,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浮上了台面,如果出版印刷的效率不高,上述的理想便是一场空话,窒碍难行!
  从那时起,我下了不少功夫,彻底检讨问题所在,最后发现中文印刷的瓶颈完全在中文文字的检索系统上。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学校读书时,最怕的便是查中文字典,十次总有八次不知从何查起。原因就在于中文没有“序位”的观念,至少,还没有人建立起中文的序位来。
  拚音文字如英文,由于字母只有廿六个,其序位很容易记忆,再依照每个字母的前后关系来定顺序,则每一个由字母所组成的字汇,都有绝对的顺序。中文却不然,文字太多是因素之一,而文字自图形蜕变而来,虽然表意能力较强,但却难以归类。不仅在字典中的顺序很难排列,在排版时,由于铅字的检索全靠工人的死记,效率也低落不彰。
  我相信只要有了中文文字的序列,其它的作业过程都可以迎刃而解。于是,我下定决心,如果找不到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法,绝不停止。
  在巴西,中文参考资料少得可怜,我仅能凭自己所知的文字,一一分析。我认为字母式的打字机键盘,几乎已经成为国际标准,中文文字序列绝不应该标新立异。另行设计不仅违背经济原则,也将导致未来沟通及兼容的困难。此外,在使用的过程中,数字以及各种符号之重要性不下于文字,所以也不应随意占用。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键盘上所能提供给中文编排序列的用键,仅限于廿六个字母键而已。
  这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好在我无视成败,不计己身的利害,心安理得地思考研究,每天不断地在文字间推敲,坦然无碍。
  经过了几个月的摸索,只用一两千个字为例,我已经找到一种规则,可以用廿六个字母编码。虽然中文文字有几万个之多,但在目前因陋就简的环境下,已经有了一点收获,我确信只要继续努力下去,不难获得理想的结果。
  人只要有了一个长处,相对的也就有了一个短处,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自己无法改善。后来习惯了,只好自我安慰,能有一个长处已经不错了,人哪能十全十美呢?好在我也明白,我的缺点必须想办法弥补,否则得不偿失,原来具备的优点等于没有。
  我的长处是反应快、想得远。缺点就是处理得马虎,细处照料不到。在处理细部事务时,就会自然而然的,再把细部放大。结果就失去了原来处理细部的目的,转而又把细部当作主体,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
  我一直希望有个人能帮我处理细节,那我便能大刀阔斧、全力冲刺。可是谈何容易,有谁会愿意替我做这些收尾的工作呢?
  就以对中文的研究而言,我发现有无数种编码方式,任意采用某一种字序,把文字分别排列,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我想得太快,所以强迫自己每次只能用其中一种方法,把所有的文字重头到尾排列一次。甚至于还得把其它不同的方法都排列出来,然后再根据这些客观的证据,求得最理想的方式。
  不幸,我就是做不到。因为每当我按耐着性子,一个一个字地整理时,还没做到十分之一,我就又想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当然,在那时我的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方法绝对要比旧的来得好。可是,旧的方法还没有机会全部测试,又怎知没有可取之处呢?
  这是自命“聪明人”最大的缺点,就像一部飞快的跑车,必须要有一条笔直而平坦的跑道。在现实的人生中,哪里去找条现成的跑道呢?如果有,恐怕也早已车满为患了。
  不论如何,好在“心定”在先,改也好,不改也好,我每天一有空就做。不求急功,不求近利,无为而为。脑筋动得多了,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这种力量就是“潜意识”的判断力。人的意识行为需要人“有意”的驱使才能运作。唯有在养成习惯后,才能化为潜意识行为。潜意识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不必指挥,不需控制,经常自动自发地、根据已经习惯的过程,充分发挥。
  十几年后,当我完成了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计划,经常就有人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些想法的。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一定要找点蛛丝马迹的话,我想在巴西编中文码的这一段时间,因为心止如水,一切观念遂日渐成型。
  可惜的是在这段摸索期间,我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和资料,因为想的比做的多。加以我对自己有信心,知道随时可以想到某种方法,用来解决某种问题。而且我也认为好的还在后面。既然如此,记它作啥?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我有个理想,就是要把中国文字的几个优点统一浓缩在一种结构中。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到一种“百宝囊”,有什么放什么。这是我看太多武侠小说的结果,蜀山中的剑仙,人人都有这种百宝囊,可以纳须弥山于芥子中。只有这样,像我这种懒人才可以什么都不带,而一应俱有。
  中国文字有哪些优点呢?第一是见图识字,中文宛似纸上电影,其表现的手法与电影上的“蒙太奇”如出一辙。顺着文字的先后顺序,从一个大的范围渐渐缩小,以界定所要表达的意义。这种表达方式虽然不够精确,却远比精确有效得多。
  语言原本就不是为了追求精确,“精确”是人所假定的观念,宇宙中根本不存有精确之性质。比如说,“一个人”这三个字,应如何以精确的观念去认知?不错,其中必有一个身体,那是不是也包括人所穿的衣服呢?除了身体外,是否还涉及人的一切经验?而“一个人”并非指“某个人”,这又该从何精确区分?
  宇宙万象变化万端,要想了解,唯有采用“以简驭繁”的策略,用最简单的文字符号,将各种异同的事象,直截了当地界定出来。同时,在界定的过程中,也只有完全符合自然规律,能将文字所代表的画面,一格一格地显现出来,才是最理想的文字符号。
  其次,中文有字有音,根据六书的发展,在“约定俗成”下,“形声”法则由字义分类及字音辅助所形成。时到今日,中文字百分之九十都是形声字,唯因地缘及环境的影响,很多字的原音已变,但尚保有百分之四十以上。
  第三点,中国字方方正正、格式整齐。在书写的时候是一种艺术,对有些人说来可能有困难。然而在辨识上,根据心理学上的分析,在一固定范围内,其单位面积的讯息量即为人类所可能认知之总和。换句话说,在一个格子中,笔画越复杂,所能代表的讯息越多,辨识起来也越容易。
  因此,我只要想到一种法则,能将字音、字义、字辨、字形等,设计成为一种更简单的代表符号。利用这种符号作为索引,一定可以涵盖前述的全部功能。果真如此,即可赋与中文新的生命,使中文具有时代的意义。

  一位姓项的朋友知道了以后,极力劝我回中国大陆,他认为新中国朝气蓬勃,对我的研究必有帮助。我则想回台湾,因为大陆上人生地不熟,去了找谁都不知道。更何况要做研究,有谁会支持?
  “放心,国家会支持你的。”老项肯定地说。
  “国家又不认识我,难道说,我回去了,找到‘国家’,跟它说,我能做这件事,于是国家就相信我,给我资金、人员?这样简单?”
  “你要知道,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就是这样简单。”
  “你有没有想过,国家是个抽象名称,谁能代表国家呢?”
  “当然是官员,你只要找到负责的官员,就等于找到了国家。”他认为我在抬杠。
  “问题是官员懂不懂我做的这些事呢?”
  “当然懂,不然他怎么能做官?”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了,如果他们真懂,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不懂,那就很难沟通了。事实摆在眼前,大陆在搞罗马拼音,意思就是说,国家的官员认为中国文字问题太大,解决不了。我则回去告诉他们可以解决,你想他们会相信吗?”
  “当然会,你看,我不是相信了吗?”
  “你相信,第一,因为我们是朋友,你认识我。第二点,是因为你不必负责任,假如说要你投资,你干吗?”
  “为什么不?我只是力量不够而已。”
  “如果不要多少钱呢?我就在这里做,我们合作。”
  “喂!你倒底要不要回去?”
  “我只是让你了解,为什么回大陆没有用。”
  “回台湾就有用吗?”
  “情形不一样,白天我可以找个工作,晚上做研究,自己投资自己。”
  “现在我懂了,你打算做成功以后,好发大财。但是在大陆就没有这种可能,你平常自吹有理想,这就是你的理想?”
  “今天说什么都是大话,我做不做得出来,还是未知数,不论台湾、大陆,有人支持我,我就配合。万一做出来了,你也不妨看看,我绝对公开给社会,让大家自由使用。中国字又不是我发明的,中华文化也不应该是我的专利,我的理想是解决中文的困境,让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我同意,只怕在你成功以后,就忘了这些话了。”
  老项来自台湾,却对国民政府深痛恶绝,经常提供一些大陆的信息给我。我则对政治毫不关心,认为大哥二哥没有多少分别。
  我们谈话没有交集,但因为他心中埋藏着一些伤痛,所以还是常陪他聊聊。他的意识型态很难改变,而我的立场也坚定异常,每次总要挖到根本问题,那就是人性。他认为人性可以透过政治及教育来改变,我则断定从古到今,人性不变。
  他举了例子,以很多大陆上当时的状况,与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作比较。我发现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在没有透彻的认识之前,就先预设了立场。
  我不相信大陆从此以后就步上了康庄大道,也不相信台湾就此一蹶不振,正如我不同意美国、日本会永远领先世界一样。

  圣保罗市有两份简陋得令人汗颜的“华文周报”,其“新闻”起码是一两个星期以前的“旧事”。那还不说,编辑的内容水准,较诸我当年在学校编的油印刊物还差。由于当时旅居巴西的国人不少,仅圣保罗一地就有二万多人。大家都很捧场,不外是期求有所改进,未来哪天总有份真的华文报纸可以看。
  这两家周刊都是以卖广告来维持,也着实可怜,混了十多年,只有“寒酸”两字可以形容。两位老板虽自命为报人,其形象与地位与乞丐差不太多。
  其中的一位报人不幸熬不过去,竟驾鹤赋归了,随即引发了一场报权争夺战。我有个朋友也想插上一脚,便来找我商量。我不明白这种事有什么好争的?报社全部的财产不过是一台破旧的中文打字机,和一台不值钱的圆盘油印机而已。
  这位朋友说,其中还有隐情。原来报社虽小,却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情报”,就是订户名单。去世的那位报人是个坚守原则的老顽固,把名单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发报时总是自己贴名单,贴完就送到邮局寄发。
  这份名单有什么用呢?这又是中国人奇怪之处,虽然有二万多华人,却没有人知道他们住在何处。如果有了名单,生意人就可以大做生意,听说连中共领事馆也很垂涎这份名单,又添加了几分政治色彩。
  如同间谍电影一样,表面上是产权争夺,台面下争的则是这份情报。可是,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在好几个月以前,我曾想利用四月公司发行一份中文刊物。当时公司曾说,只要有一万个客户,公司就可以介入。
  我在一次聚会中遇到这位朋友,便请他去做说客,想把那份周刊顶下来。据我所知,两家周刊起码有三千个客户,再努力推介一下,一万户可能会有希望。他后来没有给我回音,我也没有再进行。
  这一次他逮到了机会,希望我能说服四月公司,将那周刊买下来。
  四月公司所需要的不是名单,而是市场可行性分析,对这件事不可能有兴趣。我只在闲聊之中对米朗达略略提起,说中文刊物市场可能会有变化。
  米朗达却对我说:
  “公司正在做第三代印刷系统的计划,我拿些资料给你看,说不定你可以想想,用第三代发展中文印刷。如果成功了,不要说在我们巴西,在你们中国都可能用得着。”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他果真给了我一些资料。原来第三代印刷机的理念,是要用一种“终端机”,并以电子枪扫瞄的方式,将文字投影在屏幕上。这种方式可以省却铸造铅字、铅字排版等繁复的手续。
  现代医学证明,工人如果经常接触铅字,很容易发生铅中毒现象。而印刷排版脱离不了铅,不仅危险大、成本高,铅版的保存也要占用很大的空间。第三代印刷机就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环境的考量,所做的改良。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对中文极为有利,那种终端机是利用阴极电屏,把文字预设在阴极屏之上,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铅字字模。
  设计这个字模并不难,了不起比英文字模稍大些,问题在于如何以打字机的字键将字形的位置锁定。英文就是在打字机的基础上建立起其信息系统的,如果能有中文打字机,则中文信息系统的建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我立刻把我的字码观念转移到中文打字机的研究上,初步并有了好几种构想。
  我之所以由中文打字机下手,还有另一层原因,是源于我对计算机的恐惧。在米朗达给我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涉及到计算机,我不懂,也不想去了解。
  一九六七年当我还在美国时,适逢一部电影”2001年”上映。首映时我就去观赏,片中有台“红眼睛”会说话的“计算机”名叫 HAL ,给予我极深的印象。当然我知道那是一部科幻片,可是何为真?何为幻?有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幻?则非我当时所能知晓。我只是相信,有一天计算机必然会超过人脑,所以最好敬而远之。
  由于有了方向,我日思夜想的,都是中文打字机。由机械结构想到键位编码,究竟如何才能与我原来的构想配合,用廿六个字母键,供作中文字的检索。
  到了此时,眼前的景象才有了一个轮廓,我利用前些时所做的中文编码为检索,再假定有了一个终端机,其中有中文字模的阴极屏。并思考在中文字码输入后,如何有效的找到中文字形,并且投影出来。
  在我的想象中,是把一张有中文字形的底片,视作阴极字屏。显然,中文的排列仅有纵横两个方向,因此编码不外乎以平面展开。但是,这种方法只能表达排列组合,而除了找得到文字以外,一个平面能代表的功能有限,尤其是中文字形很复杂,所占的空间太大,我立刻放弃了这个方法。
  如果再增加一平面,就相当于增加一维的结构,这样字数可以增加,每一平面的负担也就相对减少了。这个想法虽有进步,但仍然不理想。假设在一个平面上,纵横向各设一百个字,同一平面有一万个字,以中文六万字而言,就需要六个终端机。
  六个终端机代表的意义是中文的设备成本基本上就比英文要高六倍,我不愿承认中文比英文差,至少在我死心以前,还要努力下去。
  我不断的研究,把收集的文字反复推敲。渐渐地一种观念浮上了脑际,能不能利用形声结构,把中文字形也用组合的方式拼凑起来,这样空间不就精简得多了吗?我想到就做,剪了些字形拼来拼去,发现只有比例需要调整。这一点不难,阴极屏上的字形是以电子束射出的,我可以用偏磁性加以控制。
  假定这个理论可行,下一步就是如何编码,以符合这种功能。一两千字的编码已经证明可行了,我就想加以扩充,起码要以字典上的一万多字为分析的范围。我到华文书店去找,店里却只有武侠及言情小说,竟看不到一本字典!
  我问老板,他答得真妙:
  “老兄,有谁买字典?不读书的看不懂,读了书的,怕都来不及!”
  “中文真那么可怕吗?”
  “我是不得已吃这碗饭,我儿子命好,我不许他学中文,省得痛苦。”
  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想法。
  因此,我决定早些回国,在国外没有环境,不可能做出成绩来。于是我向米朗达说,这种工作难度极高,虽然有可行性,但在巴西的环境下,不可能完成。虽然目前还没有决定,然而迟早我必将回国去工作,希望他能谅解。
  当我正式辞职回国时,不幸米朗达的经理位置,终于被人抢走了。新来了一位秃头的中年人,趾高气昂,目中无人,据说是总经理的女婿。那位帮了我极大忙的朋友,不仅没有见到最后一面,连他的去向都不知道。

  老项经常来找我,力劝我回大陆去做研究,我则告诉他一些工作的细节、工作的条件与环境需求。争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我的看法,就我的计划而言,回台湾成功的机率,要比去大陆来得高。
  当我们得到这个共识时,我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清楚,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我一再考虑,又改变主意,认为该去大陆。
  “你是不是神经不正常?”
  “或许吧。”
  “为什么呢?我已同意你的说法,回台湾才能成功呀!”
  “一点不错,但我又想到,中华文化的根在大陆上。”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们早就谈过这些了。”
  “问题是台湾与大陆相敌对,一边赞成,另一边就反对,是不是?”
  “是又怎样?”
  “万一我在台湾成功了,大陆一定不会采用,那么文化的根怎么办?”
  “算了!算了!我扯不过你,横有理,直也有理!随你去哪里!”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二日,我飞到东京,找到中国大使馆,希望能得到签证,重归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两个中国的困扰。因为我所持的是台湾护照,驻巴西的中国使馆不肯发签证,老项便建议我取道日本试试。
  很不巧,那天中国大使馆外聚集了不少示威人士,日本镇暴警察设立拒马,戒备森严。由于我在日本只是过境停留三天,时间紧迫,不能担搁。我穿过人群进入使馆,日本警察一拥而上,询问了大半天,后来证实我确实不是示威者,才送我到使馆去。
  我与使馆人员交涉了两天,费尽唇舌,始终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详述了自己的计划,他们无不动容,纷表赞同,但是反而劝我回巴西去。
  或许这就是机缘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国内正闹着文化大革命,一切瘫痪。即使回去,也可能会被打入牛棚,研究计划起码要延后十多年。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但却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却又要闹革命呢?甚至于连文化也要闹革命!我一直在怀疑,中国人数千年来被熏陶成的平和的人生观,怎会在一夕之间转变得如此狂热、激烈?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是台湾尚在中共的统治之外,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使得中国人在现代以及在可见的将来丧失了所有的知识、技术以及比较下的反省机会。台湾虽然没有足够的条件壮大起来,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主流。但却得以尝试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精英,送到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接受现代的科技知识。
  表面看来,楚才晋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教育出来的人才平白为美国社会服务。当年我持的就是这种论调,还曾经在报上为文,大声挞伐。殊不料这正是自然平衡的力量,人才的流向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若台湾政治昌明,人人安居乐业,即使能够繁荣发达,但限于地缘及保守的习性,也很难培养出具有世界性气魄的人才来。
  目前很多人才集中在美国,如果美国真有容人的雅量,为全人类希望所寄,美国的繁荣也将带动全世界的欣欣向荣。反之,美国人若只求自己的利益,歧视移民。总有一天,这些高级技术人才都将一一返回自己的家园,协助其祖国的建设。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基于对十九世纪那种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泛滥的反抗,并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资本主义占了捷足先登的优势,且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不断地修正,时到今日,显得生机勃勃。而共产党员却牢牢地抱着原始的教条不放,为了遏止人性的物质需求,急病猛药,更令人望而生畏。
  我何尝不是“共产”的信徒?但我不赞成强制,我有能力,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提供给大家共享。这是我受了中华文化及佛教思想熏陶的结果,是自发的,是不计回报的。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手段,目的在使人民免于痛苦,人民没有了痛苦的激励与提升,结果人人都成为温室的花朵,显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
  在金刚经中,佛就说过: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者。”
  这句话是说,佛有绝对的法力与神通,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无法解除人心的痛苦烦恼。
  为什么呢?佛解释说,因为人有“我心”,“我心”一生,原本没有分别的佛土,立刻化为自我的利害得失。人追求己利,就成为他人之害,而有一得,即有一失。这样一来,极乐西方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曾想过,为什么佛不把人的“我心”化尽呢?答案是,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如果愿意把“我心”化除,就叫做回头是岸。若不愿意,何不让他继续在苦乐中历练?
  共产党的理想是要强迫人民放弃“我心”,毛泽东深知此举大不易,尤其了解“权力使人腐败”的道理,所以强调“不断革命”。也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每一次把专权得势的力量推翻以后,必然又会有新的势力集团崛起,所以要不断地、持续地“革命”下去,直到人彻底改变,不再有“我心”为止。
  可是谈何容易?有私心的人会拋头颅、洒热血,以维护其“人权”。这种违反人性的浩大工程,古往今来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难处不在缺乏有心人,而是有心人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早被权利腐蚀得只看见自己,正好利用权力来逞其私欲!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已经实至名归了,还依然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作为一国的元首,他所冒的风险深深地撼动了国本。但在人类立场,作为一个人性的革命家,他却可以名垂青史而不朽。
  他是失败了,所留下的正是一篇珍贵无比的思维教材,发人深省。只见到表象的人,站在反对的立场,可以找出千百个例证,以证明毛泽东一意孤行,祸国殃民。站在支持角度的人,则会辩称他的丰功伟业,瑕不掩瑜。只有了解真象者悲叹人类的不幸,毕竟这个千古浩劫,在人类史上是注定了必要发生一次的。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残破不堪,国力倒退数十年,错失了后工业时期的良机。老子曾说:“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中国人占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如果工业文明是正确的方向,文革也不过是一代人的损失,对世上亿亿万万不幸的人来说,多少世代都已经过去了,这数十年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万一历史证明工业文明是人类所犯下的错误中,最不能原谅的一个。那么,中国人这一代的“牺牲”,正是人类不幸中的大幸。只要想想,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强盛,则地球污染的程度、资源枯竭的速度,将是目前的五倍!
  至于下一个时代呢?对人类来说,大家机会均等,又有什么值得忧心的?

  我认为不论是从事什么工作,也不论是哪种行业,只要对象涉及人,都应该了解人性。人性是人体及人心所具有的特性,人体的功能是维持生存,为人之本性。以今天的知识条件来看,生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人有了“心”,人心是不定的、难测的,真要了解人性,必须先了解人心的需求。
  我认为人心所追求的是“真、善、美”,只是未必人人都能了解他自己的心,更遑论真、善、美了。“真”是所有事物的原来面目,与时间同存;“善”是符合整体利益的行为,使个体与个体配合无间;“美”则为感官所得到讯息,这种感觉能让人在经验世界中有一种平衡的折衷,以致能诱发生活的憧憬。
  在这三者之中,爱美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自我的“感性”。因为人全靠感官与外界接触,任何讯息一经感官传入,自我的主观立刻会有所反应。为了适应生存,感官必须接纳身处的环境,由习惯而依赖,这样便形成了“美”感。“善”则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也可以称之为知性,需要观察、感受,在足够的经验下,再加上理智的判断,才能知道事物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与自己。至于“真”完全是超越自我感知的“理性”,不经由理智的追求探讨,不摒除自我感性的需求,只凭感觉和体会是无法认知的。
  从人对感性、知性及理性的态度,即可分析判断出一个人的心性和行为。这三种性质再加上生命体求生的本性,即全面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只是每一个人基于其生理条件及环境因素,对真、善、美的认知和执着程度不一,于是就有了境界高低的区别。
  只要是人一定具有这些特性,不论对个人或者对全人类来说,其结构以及比例都是由下而上,如同金字塔一样,以求生的本性为基础,上面是感性,再上是知性及理性。而且越是向上,其比例越小。
  绝大多数的人除了求生的本性外,完全被感性所包围,追求自我的满足。这种人生存在世界上,浮沉在喜怒哀乐之中。他们多半没有机会学习新知,或者不愿意劳苦心志、训练自己的头脑。他们对外在环境无知无觉,仅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本分的工作着,平淡的生活着,无大害,无大利,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份子。
  少数人在知识学习中强化了知性,他们是后知后觉者,自认为很有理性,其实只是承袭前人的概念而已。他们以学习所得的知识谋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是领导者、执行者。他们其实只是已有知识的信徒,能运用已知的知识,却排斥其所不知者。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史,就是这类人留下来的轨迹。
  只有极少数人具有强烈的理性,他们在动态的时空变化中,由追求至善进而了解到时代及环境的真相和需求,产生了新的观念,是时代新导向的力量。他们是先知先觉,并且以他们的知觉,去影响与支配其它的人。
  然而,理性所追求的“真”并不相当于宇宙或人生的真理,有些人仅仅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局部现象,在有限的时空中,有了若干认识而已。有些知性很强而自以为很有理性,或是有理性更自命为先知先觉的人,往往把这些尚不完整的局部观念,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强迫别人接受,以实验他们的信念。
  庄子早就看到这一点,他曾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是指这些自命为圣贤的人,违反自然的法则,以其主观的“理想”强迫改变身处的环境。以致举世滔滔,民不聊生。不幸的是,在人类智力的分布上,总会有一些半懂不懂的人,在追求真、善的“人心”驱使下,尝试着各种变化组合,使得世界动荡不止。
  当这种动荡所带来的苦难严重地危害到人身心的平衡,摇撼了人性的认知时。自然而然,一种新的能量又将在绝望中冉冉升起,从而净化人性、振奋人心。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观念,必将成为人类行为的新标准。
  我们每每谈到利害关系时,常把自我感性的主观观念加入其中。其实从整个宇宙本体的巨观立场来看,人类社会的变迁,只是能的作用罢了。
  不仅是人世,天上的浮云,海洋的波涛,以至日、月、星辰,又何曾安静过?圣人也好,大盗也好,都属于宇宙的一份子。只要宇宙存在一天,有一个人动了心,这些变化就将无休无止。
  只有在绝对的理性中,没有知性及感性存在,那才是宇宙的真面目。身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只要维持起码的生存,不被自我的感性所欺蒙,不用自我的知性去奴役他人。随时随地我可以回到理性的天地。如果有机会,有人在觉悟之余,愿意接受理性,我很乐意尽力效劳。此外,本来无一物,何必勤拂拭?

  真要为中华文化效命,到哪里去工作又有什么分别?大陆不能去,我还有台湾可以回。不过,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不容有任何异议份子,我想去大陆的事如果被查出来,很可能会被送到绿岛去。那我也不在意,只要能有本中文字典,在哪里我都无所谓。说得更露骨一点,坐牢也有好处,吃喝不愁,正好安心做研究。
  因此,我在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的情况下,如同一片浮云,于廿五日飞抵台北。
  这两年来饱经世事,终于找到了自己,是游子返家的时候了。回忆过去,想想自己的所行所为,委实没有尽到为人子的责任,今后应该好好赎罪。虽然我在离台赴巴时,曾为继母准备了半年的生活费,同时也请了中巴公司的股东江述凡兄代为照顾,但我疏于写信问候,则是不争之事实。
  过去的事已属过去,继母对丁丁所造成的伤害,又何尝不是丁丁之福呢?这次回来,我必须设法改善与继母的关系,先找个工作,安下心来。每天晚上下班后,即全力着手研究中文打字机以及中文编码的问题。
  大约是晚上九点钟,在细雨蒙蒙中,出租车由南京东路弯进了松江路。我往窗外一看,只觉得眼前所见尽是一幅陌生的景象,四周高楼林立,与原有的印象完全不符。
  “先生,这是松江路吗?”
  “当然是!”司机先生好象受到了侮辱。
  “那么快停车,一二五号应该就在这里。”
  我下了车,冰凉的雨珠打在我的头上、身上,眼镜也是迷蒙一片,我赶紧擦干了镜片上的水气。在霓虹灯的闪烁下,四周灰色丛林般的巨厦更令我惶惑,
  那些熟悉的、绿色的木造平房呢?怎会都失踪了?我不相信,不错,道路拓宽了,标志上也明明写着“松江路”,只是一百廿五号呢?
  眼前是一栋七层楼高的建筑,上面还闪着“和泰汽车”四个斗大的字!

  这是和泰汽车,那,我的家呢?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首贺新郎:
  “绿树听鹈鸟,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作者生在不同的时代,却与辛弃疾一般苦恨芳菲都歇,更是同样不啼清泪长啼血。所幸金阙已辞,归妾已送,始能逍遥山林之中。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绝,壮士悲歌也歇。冥冥之中,马上琵琶关塞黑,遥远的过去与鲜活的今夕,相连不过微微一脉。
  人生没有偶然,宇宙的变化有因有果,在迂回的时空中,一切都是定数。
  造物者慈悲,祂将真相掩饰在时空的背后,允许人们在自己心中营造一些意志活动的空间。人保留了自尊,激起了生存的斗志,奔向目标前程。
  造物明智,祂把朱门深锁,一任道上过客来往。人们在自以为是的自由选择下,为所欲为,万象毕陈,清浊才能于兹有别。
  人生有如一团迷雾,有人谨慎地摸索其间,有人恣意横冲直撞。我过去太鲁莽,现在望乡情怯,斗室独酌,何必在意谁共我明月?
  本书为《智能之旅》第三部,是作者自一九七三年在巴西得悟后,回国致力于中文计算机以及钻研中华文化之过程。直到一九九三年,二十载的苦斗,终于若有所悟。最后在叶隆雄君的接纳下,归隐都兰。
  在一个社会上,经过了长时期的洗脑,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价值都受到了影响,这种现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很可能这个改变中的社会正迈向大同的康庄大道,也有可能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时代风潮驱使着。是是?是非?人若果真具有智能,就不能不反省检讨,以便对自己、对社会作一个交待。
  我不讳言自己对这个时代失望到了极处,所幸我在失落的文化中找到了真相,最后我解脱了。我写这本自传,目的就是为了剖析自我的心路历程,以供读者参考。倘若还有值得努力之处,我会不厌其烦地详加解说。但对那些明知属于人性的、无可救药的一面,我觉得没有多谈的必要,一笔带过便是了。
  书中所述乃作者本着良知,以求真的精神,谨记其实。唯人名、时间或事件等,或因涉及当事者之人格,故有所隐瞒;或因记忆不明,恐与事实略有出入。此外,限于篇幅,故仅撷取与“智能”有关者予以申论。是非善恶历史自有公断,希读者知意而忘言,本书之主旨为示人以天意,无意冒犯时贤之不韪。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原系自然界之真理。我从幼到老,有幸处处落人之后,侧身旁观,得以历览此一大时代之末世景况。百年之后,苟人类尚幸存地球之上,有人欲知前事,在各种歌功颂德的佳文之外,本书或可借镜于万一也。
  我从事中文计算机锲而不舍,计算机界称我为活化石!殊不料从事写作,文化界则说我是“文白夹杂,天马行空的跳跃式逻辑”!企业界把我当作怪胎,政界认为我不识抬举!我是谁?我就是我,是中华传统与这个时代激荡下的畸形产品!

            朱邦复 序 1995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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