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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春   巴西、谋生、农场、提包


  船到山度士,张老伯来接我,他看来已近七十。我知道他那封聘书只是花钱买来办手续的,实在不忍心再给他添惹麻烦,便假称已找到一位同学,有现成的工作在等我。他信以为真,便很安心地回去了。
  事实上,我身上只剩下约二十多元的美金,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表面上很笃定,心中却乱如苎麻,不知明天会流落到何方。但是,我又怎能麻烦张老伯呢?他看在父亲的面上,帮了我一个大忙,这笔人情债已是难以报答了。
  幸好,有一位当地的杂货贩,托船员在香港买了一批土产,照规定货物必须由旅客报关,否则不能上岸。因为我没有行李,那位带货的船员便找我帮忙,我一口就答应了。过关后,这位小贩非常感激,带我到圣保罗。第二天又介绍我到“自由大道”一家中国人开的快餐餐厅,立即在厨房工作起来。
  自由大道是圣市最热闹的中心,大道名符其实,又宽又长,是双向八线道。道路两侧巨厦林立,尽头则是巴西银行,一栋五六十层高的庞然大物。
  这家餐厅的门面很大,一次可坐近百人,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领阶级,匆匆吃完就走。我们的生意很好,除了地点适中之外,另一个秘诀就是一锅“高汤”。因为一般店里的汤不过是汤,而我们用的是纯正鸡汤,讲究的倒不在鸡,而是要用活鸡,现杀现煮。在中国这不稀奇,在巴西,杀鸡竟然是件大事。
  我到的第一天,就见到一场奇景,厨房里好象失了火,人人走避,但却又欢声不断,叫嚣喝骂,乱成一团。原来刚好是杀鸡的时间,一次要杀十几只。巴西人最恨杀生,虽然在老板的重赏之下,他们仍感到怕怕。杀时只是举起大刀,把鸡头一砍,然后人人惊叫逃窜。这时,鸡也忘了头在何处,颈子上鲜血直冒,也亡命飞奔。于是乎,人人叫着逃着,满地洒着鲜血,有时无头鸡与人不期而遇,那才真正精采绝伦。
  我的第一个贡献,便是教他们杀鸡,巴西人见了,莫不心服,到底中国文化深远攸久,真是“杀鸡不用牛刀”。
  我对巴西的好感,始于这些乐天而懒惰的工人,他们做起事来就像在游戏一般,口中不时唱着单调的民谣,只要两脚一落地,总会蹦蹦跳跳的“舞”上几步“桑巴”。如果能够偷懒,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机会,由女人到足球,总要谈到有人来催促为止。
  那些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天天有新人来,也经常有人工作得好好的,突然又失踪了。当然也有几个老老实实的,只是他们做起事来懒懒洋洋,其慢无比,任你催,由你骂,他们始终脸上堆满了笑容,教人无可奈何。
  最初我很不习惯,后来见多了,发觉那种人没有心机,没有奢望,朴实而真诚,远比以往我所熟知的社会贤达要来得可爱。我在巴西前后住了有八年之久,由北到南,走过不少地方,除了在足球场上外,居然没见过任何暴力行为。就连两个人争吵起来,也只是三言两语,双方边吵边退,转过头去,立刻忘了。
  气候及环境是重要的因素,巴西中、北部是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温度是摄氏廿四度,阳光普照,物产丰饶,有些地方甚至还只挑晚上下雨。只要人没有很高的欲望,生活极易维持,树薯粉可以里腹,而一件衬衫,可以穿到破烂为止。
  巴西立国四百年来,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巨大的天灾。当地的农产以咖啡为主,经济价值高,耕植容易,产量为世界之冠。此外矿产也极丰富,像煤、铁、铀以及宝石都可以露天开采。全国人口不及一亿,领土却居世界第四位,可耕地占领土百分之七十,而到目前为止,使用率尚不到百分之五。
  巴西的人种相当混杂,除了土著外,早年冒险的葡萄牙航海家,又引进了大批的非洲奴隶。后来由于咖啡作业方式改变,小农经济兴起,奴隶制度在两百年前已经破产。因之人种开始混杂,在同一家庭中,由于遗传基因的隐、显特质,常常黑、白肤色隔代出现,再不然便是中和成咖啡色。除了新近的移民外,在巴西可以说绝对没有人种的歧视。
  我到巴西那一年,恰逢巴西民选的总统姜古拉先生,意欲实施社会主义,他眼见工业时代到来后,社会上贫富趋向两极化,因此倡导土地及重工业国有,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他的立意至善,只可惜忽视了巴西人民怠惰的天性,加以工业和经济大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致工商界全力抵制,政令出不了总统府大门。
  一九六四年四月,姜古拉无计可施,竟自行发动兵变,由屯守里约的第一兵团,策动北部的一部分军队,打算把南方的保守势力击破。结果大军在“矿产州”与南军对垒时,双方前哨却把手言欢,一弹未发。姜古拉以为大势已去,实时乘飞机逃走,结束了一场少见的政治闹剧。后来保守军人废除民主,执政十多年,并称此次兵变“四月革命”。
  这种事情对我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当语言能力纯熟后,我常向巴西人请教那段史实,但几乎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问多了,他们会耸耸肩,双手一摊,说:
  “姜古拉?你知道他有几个女人吗?”
  据说巴西女多男少,物以稀为贵,所以身为男人就是最大的财富。有些女人为了争取毕生的幸福,常不惜出外赚钱,以便把男人养在家中,这一来更助长了男人的骄气。虽然巴西以天主教为国教,禁止离婚,但男人常常走私,甚或另谋高就,把女人视为蔽履,丢弃不顾,以致弃妇怨女处处皆是。
  很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巴西社会的低阶层,然而我知道,在中国由于传统上重视人际之互助,社会地位越低者,家庭之间的向心力也越大。任何一位正常的男子,如果靠女人工作来供养,则他在亲友邻里间,总是会被人耻笑,永远抬不起头来。
  厨房里人人都是我的语文教师,在他们毫不厌倦的指导下,没有多久,我的巴西话就几乎可以乱真了。
  我最喜欢看的运动是英式足球,那是种全方位的运动,要技巧、默契、策略、体力,还要有一点不可或缺的运气。
  足球场面积广大,气派恢宏,当万千球迷由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时,大地上立刻出现一片旗海。同队的球迷聚集在一起,齐声唱着他们球会的会歌,兴高采烈地击鼓奏乐。似乎是在向对手宣示:
  “我们是最强的球队,敌人们,给你们一个机会,赶快闻声而逃吧!”
  谁都不会逃,谁都不甘示弱,而每场比赛总难免有输有赢,极端的情绪可以在旗帜满天飞舞,或是倒拖在地,无人理睬上看出端倪。这种心情的起伏,才是足球最令人迷恋的地方,每一次在自己喜欢的球队出赛之前,球迷都充满了希望。姑不论此次结果如何,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希望还会到来。
  我在一九七二年听说过一个故事,足证巴西人对足球疯狂的程度。在圣保罗市有个资格最老的球会“歌林加” (Corlithes),其球迷都自称为歌林加人。圣保罗球会甚多,第一级的不下十余个,而球迷中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是歌林加人。由于球迷多,经费充足,所以拥有全巴西最有名的球星多人。但不幸自五十年代以来,在几个重要的竞赛中,一直与冠军无缘。
  如果说实力,没有问题,再比士气,人人信誓旦旦,不胜不休。但是运气欠佳,每次都输得令人扼腕,包括球迷在内,都认为非战之罪,不愿责怪。但是二十多年来年年如此,就不免令人扫兴,大批球迷渐渐疏远足球。于是媒体、专家都一致宣称,如果任由歌林加队继续输下去,巴西足球将会没落,国家的经济也必将崩溃。
  有一次,圣保罗队一位颇负盛名的教练,公开宣称他自己的罪行。指称在一九五零年时,因为负气而向巫神“马贡巴”诅咒歌林加队,使之三十年内得不到任何冠军。此语一出,全国骚然,圣保罗队因此解除了该教练的职务。
  为了体验个中滋味,我也开始自称为歌林加人,巴西朋友一致为我担心,说我会因此而丧失人生的乐趣。
  这一次的经历,我彻底认清了“兴趣”是怎样运作的,也看到了人心奥秘的禁区。谁都知道人的七情六欲无不因自我的利害而生,可是足球又怎么与我扯上关系呢?
  对任何一种事务首先要了解其游戏规则,否则就看不懂,不会有兴趣。其次要有悬疑,没有悬疑就不会去猜想,不猜想,其结果便与己无关。再其次要抱着希望,希望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过程,如果明确地知道了一定的后果,这种心态就不能称做希望,而只是等待结果的发生。只有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一面等待有利于自己猜想的,一面又惧怕有不利的结果产生,当人心在这两个极端矛盾的变化中翻来覆去时,便产生了兴趣。
  生意人非常了解此中奥妙,刻意制造一些英雄人物,设计一些引人入胜的话题,再不然便利用诱人的广告,先让人知道,再使人有兴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谈说说,事情成了自己经验的一部分。等到人们有了兴趣,卷入了这个原来与己无关的新事物后,紧接着便是那种惊险刺激的悬疑。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比赛总是有胜有负,各队风水轮流转,不论喜欢的是哪一队,总少不了期待、焦虑,然后再享受那迟来的狂欢极乐。
  歌林加人的悲剧,就在于二十多年的等待中,所有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有人失望得背弃了她,有人则抱着孤臣孽子的心情,继续期盼。明知生命中奇迹很难发生,但是以该球队的实力以及常态的机率来看,希望又明明就在当前。
  我的个性以及遭遇,与歌林加人颇有些相似之处,我对社会国家的期望,也与之不相上下。中国人彷佛也是个被诅咒的民族,几百年来的屈辱,难道没有洗刷的一天吗?可是眼前所见,国人自暴自弃,上下梁无一不歪。有些人失望了,动辄以中国人为耻,不是逃之夭夭,便是否认列宗列祖。我不甘心,只好做个孤臣孽子,连看足球都不例外。
  直到我离开巴西,果真歌林加队没有得到一次冠军,亚军倒拿了好几个。越输我越关心,越关心,我越是同情她。连我都如此,何况那些真正的歌林加人?
  巴西人也有他们的歇后语,如:
  “到中国去”表示无此可能,因为过去交通不发达,而中国远在地球的另一端。
  再如说一个人怀才不遇,则为:
  “那个歌林加人”!
  不过,我第一次在巴西看足球时,还不知道有这些故事。我所知道的是巴西有个世界性的球王,名叫比利。这就够了,一听到足球,我就想到比利,很想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级伟大人物的传奇功夫。
  就在我工作了一个星期,刚学会几句巴西话,能与巴西人作简单的沟通后。有一天,厨房工人告诉我,比利这星期天要到圣保罗来赛球。
  我当然想去看,可是不知道怎样去法,有人为我写了一张字条,大意是说:
  “我是中国人,不懂巴西话,想去‘巴甘步’看球赛,请仁人君子指导”。圣市有好几个球场,巴甘步在市区中,面积较小,可容纳七万名观众。另一个较大的莫隆比位于市郊,全场可坐十几万人。然而世界最大的足球场马纳甘拿,竟可容纳二十万人,是巴西另一大城里约热内卢的注册商标。
  星期天一早,我毫不犹豫地拿着字条上了路。一路上,每一个巴西人看了都很热心,东指西说的,而我则在圣保罗市区走来走去,老在几条路打转。
  正当我打算放弃时,却遇到一个有点娘娘腔,长相很秀气的男人,他指点了半天,发觉无效,便把我的手一拉,带我到一个公车站前,指着牌子上的站名,果然有“巴甘步”这个地名。我向他道了谢,开始找地方买票,却又遍寻不着。
  他一直在一旁观察,了解了我的窘况后,便向我摇摇手,走到我的身边。我猜大概是要上车才买票,便开始注意车子的标志。天下所有的公车都有个通病,认为乘客一看到标志,就应该知道去哪里,经过哪些地方。
  正因如此,我最怕等公车,记得在日本时,旅行社叫我去一个“佐佐木”的地方,搭车的地方也标得一清二楚,不幸我找了大半天,始终没见到这个地名,害得我几乎不能成行。后来才知道,日本车牌横写是由右到左,与我们的习惯正好相反。更糟的是,第二个“佐”字,用的是“与前字相同”的符号,所以我找了半天“木木佐”。
  这个人的好心令我感激不已,却又不知如何报答才是。不久来了一辆车,他带我上去,替我付了钱,同时对我打手势,意思是会告诉我何处下车。我更觉得不好意思,只恨自己巴西话太差,开不了口。
  车到一处,他又拉我下去,但见满坑满谷尽是去看球的群众。我既然知道地方了,遂向他一再称谢,他则叽叽聒聒,好象也要看球。我这才安心,忙抢在前面,替他买了票,一同进得场来。这时才知道什么叫做大球场,只见处处人头钻动,黑压压一片。
  球赛开始前,先出来三个身穿黑色短装的球证,这时全场骚动,齐口同声地喊着:
  “维亚多!维亚多!维亚多!”
  我心想连球证都如此有名,居然人人认识,球赛之精采可见一斑。
  球赛终于开始了,比利代表山度士队,身着白衣,背号是著名的十号。他果然不凡,球在脚下如同黏在鞋上一般。可是对手也不弱,经常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缠着他不放。我们这边都是山度士的球迷,大家看到比利受迫,都大声咆哮。当然,少不了我这个一直开不了口,一肚子闷气的小伙子。
  上半场零比零,双方未开记录,中场我买了棒冰请这位朋友,也好秀一下自己刚学会的仅有的几句话:
  “我喜欢‘这个’。”“喜欢”、“谢谢”这几句我说得很流利,尤其是“喜欢”这个字,在巴西相当于“爱”,得先学会好追女孩子。
  下半场又开始了,不久,比利在禁区得球,转身骗过了两个后卫,正打算射门,但见后面飞来一脚,正踢到比利的踝部,他一个踉跄,立即翻身倒地。
  “啊!”全场同声一叹,人人都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
  只见球证眼明哨快,“哔”的一声手指禁区,极刑!
  如同指挥乐队一样,全场立刻响起欢声。
  太精采了,这个“维亚多”球证太伟大了,我兴奋之余,拼命挤出一句话来:
  “我喜欢‘维亚多’!我喜欢‘维亚多’!”
  结果,由于一个我无从理解的原因,这场球我没有看完。那位娘娘腔的朋友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兴奋地拼命抱着我,令我喘不过气来,最后只好逃之夭夭。
  待回到店里,把这段奇遇告诉那些工人时,全场都笑得东倒西歪。后来我才明白“维亚多”不是球证的名字,而是一句最不雅的话,也就是北方人所说的“兔子”,一般称为“同性恋者”。
  店东看我工作认真,语言也能应付,便调我到餐厅去管收款机。这种工作看似容易,但却需要仔细的核对,我大开大阖惯了,一个月下来,每天的帐目从没有正确过。而且越是小心,越是出错,微薄的薪金,赔的几乎比赚的多。
  最初我还不服气,一再提醒自己,要集中全部精神,仔细的按键,小心地核对。可是到结帐时,总是有些出入。为什么呢?是不是收款机坏了?餐厅里还有一台,由另外一个人负责,他从来没错过,我与他交换着用,情况依然。
  经过一再地检讨、研究,我终于发现是自己不适合这种工作。我太好胜,一上来就想做得比别人更好,而这种例行工作,除了正确之外,根本无所谓好不好。
  因此,我便想以快取胜,帐单一到手,立刻结清,避免侍者在一旁等候。后来出了错,心情难免紧张,操作手法本来就不够熟练,专心注意数字,手指便老是按错键,若注意到手指,又忽略了数字。最糟糕的是我的脑筋太活,老是东想西想,加上正在学习语言,随时随地都是难得的良机。计帐时一心数用,怎能不错?
  不久大学的同学“老师”找到了我,说他会种洋菇,我便介绍餐馆的老板给他,他们谈好投资合作,并叫我去农场帮忙。不料“老师”只是在课堂上学过,毫无实际经验,一季下来,白洋菇种成花洋菇,杂菌长的远比菇体多,因而双双失业。
  以后的几个月,我做过多种不同的工作:在地下肥皂厂熬牛油、修车厂换机油兼打杂、建筑公司做搬运工,后来又在一个私人的测绘所画地图等。但其间总会有些因素,不是身体吃不消,便是待遇太差,让我做不下去,工作时间没有一次超过一个月。
  常有朋友劝我去“当兵”或是“提包”,前者有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原来有一位台湾来的青年“阿根”,结识了本地一位日本大亨的独生女,几经波折,两人结了婚。婚后那位大亨突然暴毙,他们便继承了全部的财产。
  大亨在日本原有妻室,且有一子,其子特别来巴西准备争夺遗产。但是根据巴西的法令,不承认该大亨在日本的婚姻,大亨的儿子不肯善罢,多次谋刺“阿根”不成。阿根便迁居到内陆一个农场中,同时重金聘请保镖护卫。
  双方僵持了年余,阿根坚壁清野,蛰伏不出。那个日本人常雇小飞机到农场投弹,巴西人因为怕死,再不肯当卫士,反倒是一些失业的中国人趋之若鹜。大家散居在农场外围,每天无事可做,便以打靶为乐,美其名为“当兵”。
  至于“提包”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因巴西人结婚时,女方应准备卧室的各种用具。在初,葡萄牙式的织锦床罩、台布等都是传统的嫁奁。自从中国的手绣品传入后,由于花色繁多,精美无匹,一时蔚为风尚,人人争购,供不应求。
  中国台布来自大陆,经香港转手,最初多委托私人携入,以便逃税。在五十年代因供不应求,售价约为原价的一百倍,国人以此致富者比比皆是。到了六十年代,一来因为从事此业的人日益增多,相互竞争之下,利润降至不足五倍。再加上不肖税务人员的介入,层层剥削不说,一个应付不当就有牢狱之灾。
  于是原来发了财的人纷纷转业,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工商界的巨子,有的则升格为台布批发商。而新来的国人则继续提起“包”来,沿门贩卖,每月净利再少也有五千美金左右,比做任何其它工作赚的钱都多。
  当兵固非我愿,提包也难动我心,不为别的,我总觉得冥冥中有什么支配着,身不由己。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无从想象。只感觉到不论在哪里,所见到的人、事,都是平平庸庸的。人没有判断力,没有眼光,不过人云亦云。事没有价值、意义,说穿了,除了名利财色之外,空无所有。我不愿与他们相比,也不把他们的得失放在心上。因此我行我素,一个又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作,不断尝试着。
  圣保罗中国社区有个天主教会,一位姓何的神父负责“青年会”的事务,我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乐队,和何神父相处得很好。他常劝我好好找个固定工作,安定下来,娶妻生子。有一次他又喋喋不休地劝我,我忍不住要打他的趣:
  “如果娶妻生子有那么好,为什么你自己不以身作则呢?”
  “胡说胡说!我已经献身给主了,娶妻生子不是我们的事。”
  “我很可能有一天也学你的榜样,做神父。”
  “还在胡说!你连主都不信,怎么做神父?”
  “说服我呀!只要你能让我相信,我就信。”
  “对主的信仰全靠你自己,不是要别人来说服的。”
  “你不肯说服我,而我又不信,看来我永远做不成神父了。”
  “你这孩子!成天不说正经话,已经都要三十了,你再混下去怎么办?”
  “只好当神父啰!”我始终对他嬉皮笑脸。
  “唉!我本来是想给你介绍一份固定工作的,看你这样子,教我怎能放心?”
  “什么固定工作?”我听了,精神一振,也该尝试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了。
  “有人委托我找一个能长期工作的人,看你的样子,多半做不久。”
  “我是迷途的羔羊,你是牧羊人,总可以让我试试吧!”
  “让你试试?如果你做了两个月又跑了,教我怎么交待?”
  “好吧,我去讨个老婆,把我拴将起来,可是神父得先给我介绍老婆呀!”
  “尽是胡说,到底你要不要这个工作?”
  那是一间聚乙稀制袋工厂,老板姓刘,早年靠提包发了财,便开了这家工厂。他用过好几位由台湾来的年轻人,但做不了多久,不是去卖台布,便是被别的工厂挖走了。所以他特别对何神父声明,要能长期工作下去的才行。
  刘老板一见我,劈口就问:
  “你为什么不去提包?我这里的薪水可没有那么多。”
  “我对赚钱兴趣不大,只希望有个稳定的工作。”至少目前是事实。
  “真的?不过,有谁不想赚钱?想赚钱也不是坏事。你放心,只要你好好工作,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我负责管工人,因为吹袋机不能停炉,所以每天分三班,二十四小时连续作业。全部工人有六十多个,平均每月制袋三百万个,当时在巴西,其生产量在同业中居前五名。
  我先观察了一遍,发现工人工作情绪不高,先跟他们攀上交情,一一询问。原来巴西人每隔三两个小时,一定要喝杯咖啡,否则就精神不济。厂中不但不提供,也不许休息,并严禁工人到咖啡店去。所以人人无精打采,绩效低落。
  我向刘老板反应,他则怪我多事,坚持不允。我便自己掏腰包买来咖啡豆,日夜三班亲自烧给工人喝。果然,工人精神大振,情况大不相同。
  其次我发现工厂的生产线配置不当,很多时间浪费在搬运塑料袋上,其中约有十分之一的袋子都因搬运而受到损坏。当时所用的切袋机都很陈旧,照理切袋工人在切割不同尺寸的袋子时,必须换用不同直径的转轮,但谁也不愿费心去换。结果是袋子短时,转速太慢;袋子太长时,落点又不准。
  我又向刘老板建议,设计奖金制度,改变生产流程,并规定袋长及转轮的应用尺寸。刘老板责备我冒充内行,我则坚持立场,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试行一周。而一周的试验成绩,证明了我的看法正确,刘老板这才让我放手改革。
  我这样日夜不休地工作了三个月,在一个工人未增、一台机器未加的情况下,产量竟由原来每月三百万个袋子增加到六百多万个,足足多了一倍有余。
  有了这种成绩,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只觉得没有辜负何神父所托。特别找了一天,向刘老板告假。刘老板似乎不知道我已连续三个月没有休息,居然问我:
  “今天大家都上班,你怎么可以离开?”
  “我来了三个月,还没有休息过一天!”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我会补你的,目前工作很重要,你不能离开。”
  “现在制度都定好了,工人也很自爱,我晚上回来检查就行,我实在很累了,不休息无法继续工作。”我很不满意他的态度,说起话来也不留余地。
  “那……你要去哪里呢?”他知道拦不住我,神情有点紧张。
  我本来想告诉他要去看何神父,但心中觉得这样显得自己太爱表功,便说:
  “想去看场电影。”
  “啊!你早说不就好了?没问题,算我请客,你去看吧,早去早回。”
  我根本没打算看电影,到了教会,找到何神父。正想表示自己不负所托,在工厂中已经做满了三个月。不料何神父一见是我,就满面秋霜,毫不客气的责备:
  “小朱,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所以才介绍你去。像这样不负责任,以后还有谁能相信你?”
  如同晴天霹雳,我呆住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想来想去,只有今天我要求休息一天,在态度上可能得罪了刘老板,但是这又有哪点不对?我忙解释说:
  “何神父,我已经日夜不停连续工作了三个多月。今天是三个月来第一次休息,难道这还叫不负责任吗?”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也不管你在做什么,我只告诉你,你这样下去,从今以后,在社会上会人格扫地!”
  他的态度彷佛怪我工作不力,好吃懒做一般,可是怎么会呢?我辛辛苦苦地把工厂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即使何神父不知道,也不应该有这种看法呀!
  “何神父,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不知道你听谁说……”
  “没有什么误会!你不必解释!是刘老板亲自告诉我的!”
  天呀!不知前生犯了什么罪孽,我这辈子不论做什么,总会招来无妄之灾,心中顿时狂潮翻涌,胃壁上感到一阵阵的抽痛。好在我有了过去的经验,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慢慢地说明,是非真相自有分晓。
  于是,我先向何神父道了歉,请他细听我这三个月的工作经过,他先还不信。渐渐地,他脸上恢复了和悦的神色,等我说完,他说:
  “真是难以相信,刘老板为什么要那样对我说呢?”
  我拿起电话,接通工厂,请刘老板讲话。何神父还想阻止,我却不管,等到刘老板的声音传过来,我立刻把电话筒交给何神父,他只好接过来,说:
  “刘老板,我是何神父,朱邦复在我这里……”
  这话一出,何神父再也开不了口了,刘老板不住地在电话中解释,说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轮到何神父说了一句:
  “可是,你怎能用这种手段呢……”听了半天,何神父气为之结:“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说不通,说不通,你这样怎么对主交待?”
  我无心再听下去,四肢好象有点发冷,胃中更是痉挛欲呕,身上冒着虚汗,我倒在沙发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最后何神父挂了电话,把头摇个不停,说:
  “真是太不象话,太不象话!刘老板说会给你加薪水,希望你永远跟他做下去,他是为了保护你,怕你被别人挖走,所以到处说你坏话。简直……简直是胡闹嘛……”他突然看到我的模样,吓了一跳,连忙问:
  “你怎么了?怎么了?”
  “我胃里很难过……”
  “啊,那不打紧,大概是生气的关系,你要原谅他。真的,以你的工作能力,如果到别家工厂去,刘老板的事业就完了,他也是不得已。”
  “何神父,请您不要劝我,这种情况下,就是给我金山银山,我也做不下去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我不劝你,可是年轻人能忍耐就要忍耐。”
  我回到工厂,刘老板满面堆欢的等着我,一再地向我解释这个社会很险恶,他必须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我,以免被坏人利用。我没有精神多说,只表示绝不到任何同类工厂去做,同时等工作上了轨道,我立刻辞职。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再加上情绪的极度激动,我得了胃溃疡。连续几天大便全是黑色,身体更是虚弱不堪,原来的那股干劲完全消失了。
  离职后,我又做过大楼的守夜员、帮饭店送外卖、到一家中国人开的无照工厂制造肥皂粉、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工,都不超过半个月。
  比较长的,则是在街头帮人照相,白天照,晚上则把我那个单眼相机反过来,当做放大镜,自行冲洗。巴西人实在可怜,很多人终其生没有照过一张相,所以我的生意不恶,可惜主顾太穷,卖不出好价钱,只维持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把那部宝贝照相机当作抵押品,暂充积欠已久的照相材料帐款。
  另外一次,是一家有名的中国餐馆的高老板,因为打官司餐馆不能营业,便开起了地下赌场。我去权充大厨,边做跑堂,又兼保镖。但没有薪水,收入全靠小费,中国人真是可恶,每场输赢上万,小费却小得看不见,一天下来,我不过分到一两元美金。
  这次所看到的又是一个新世界,眼见那些没落王孙,全神灌注地浮沉在几个数字的变化当中。我完全无法了解这样做意义在哪里?为了钱?显然不是,常有赢家大请其客(他们的小费给得少,并不是舍不得钱,而是认为这样会“漏财”。)
  唯一的可能是为了得胜,这些人即使有钱,也不是经常有机会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在赌局中,输的机会再多,也总有可能得胜,那种滋味只有胜者知道。于是人的七情六欲,在一次一次的谜底揭晓间,千回百转,翻扰奔腾。
  人生最难逃的灾关,不外酒色财气。在这里除了正气之外,各种腐败贪婪之气充斥,真假好坏不分,天理王法无存。人人禅功荟萃,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剎,一旦“命运”揭晓,人的灵魂凝聚空中,高潮低谷,胜败立分!
  每天大约总有四至八桌常客,有的赌天九,有的玩麻将,赌得最多的还是扑克。由于中国人只相信美金,这里每天美金的进出,不下数万元。我所知道输赢最大的一次有九十多万美金,输的是一位圣保罗的侨领名人。当时已近天亮,他拿不出钱来,立刻被债权人团团围住,逼着他打电话给家人,限在一个小时内将钱送到。那时侨领的威风不再,他下跪求饶,卑微得有如狂风中飘舞的飞絮。
  其实这些人都是老朋友,平常称兄道弟的。有时带了女人来,还相互交换,一副和睦亲近的模样。这次大概是数目太大了,超过了友情的极限,连父子都可能反目。
  我不想知道结果如何,也不愿再做下去。人性我看到了,更看到造物者的残忍。生活本来并不成问题,再待下去,说不定有那么一天,门外出现几辆黑色大车,突然间手枪机枪纷纷出笼,煞时子弹血肉横飞。送命事小,如果报上再登上一则“赌场保镖朱某某”,风声传回国内,怕父亲不立刻跨上飞机,亲自来巴西清理门户!
  几个月下来,工作不顺,生活又不正常。胃病日渐严重,不论吃饱与否,常时疼痛,有时会痛得坐立不安。再加上居无定所,天天搬来搬去,连仅有的两件行李都成了累赘。两个行李箱中,一个装的是换洗的衣物,一个则是小喇叭提箱,都是从台湾带来的。
  说起那只小喇叭,也有段巧得不能再巧的奇遇。记得那是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时,我很想买一部摄影机,但因囊中羞涩,就去中华路看看有没有旧货。经过一家乐器行,突然间又有新的欲望产生了。我一直幻想有只小喇叭,像黑管一般轻巧,再若能便宜得符合我口袋中的钞票,为什么不买?
  老板见我留连不去,便问我要买什么?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小喇叭?”
  “我这里卖的都很便宜,你真的要买,我还可以打折。”
  “有没有旧的呢?”
  “旧的?旧的不见得便宜啊!有兴趣请进来看。”
  他带我爬上夹楼,此楼上下高不过三尺,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乐器。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体形娇小的喇叭盒子,心中猛然蹦动,立刻说:
  “那是什么?”
  店主拿了过来,掸去上面的灰尘,想了想,说:
  “这是好几年前,美军顾问团乐队里的一位乐师抵押的一只喇叭,你要的话,我可以算得很便宜,但是能不能用却不敢担保。”
  结果我以一千元成交,大约是当时月薪的一半,怎么都想不到居然美梦成真,一直让我心跳了好多天。最令我满意的是这支喇叭比一般的约轻三分之一,结构朴实简单,吹起来轻松流畅,音色也瞭亮清脆。以我的标准来看,简直是完美无缺。
  这次,我几乎到了穷途末路,一看那喇叭箱子,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看,说不定可以靠吹喇叭谋生哩!我走访了不少夜总会、俱乐部,才发现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班底,挂单的乐师根本没有生路。所幸有一位白俄人,他曾在沈阳待过,会说几句中国话,见到我如同见到乡亲。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水准很差的舞厅,由于待遇差,经常缺人。
  在巴西所谓的舞厅,实际上就是妓院,跳舞并不重要,音乐更可有可无,男男女女只是借着缓慢的节奏,以便让身体相接触,从而培养情绪,以达到进一步的目的。
  我不会巴西人迷恋的森巴,但蓝调在这里最管用,也最适合小喇叭。
  大概吹了一个多月,我的成绩不错,在那种场合下,居然还有人“点唱”。有点唱便有外快,生活也改善了些。我梦想有天会有乐探出现,说不定能和“格兰米勒”一样,将来拥有自己的乐队,创造自己的音乐。
  谁知好景不常,有天舞厅突然关门了,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好在手头有了些钱,我又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了。只是,我决定放弃吹喇叭的工作,因为吹喇叭很费劲,我已经连续几天大便出血,身体极度虚弱。
  有一个从大陆来的老华侨,说神曾与之通灵,发愿要做牧师。为了召集信众,他热心公益,帮人抒困解纷。有个同学将我介绍给他,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流浪久了,我倒也希望安定一下。胡混了这么多日子,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人生,人生是已经体验了不少,但健康却赔了进去。现在我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好一面休养身体,一面把所经历的整理一下。
  由于有了牧师可资依赖,不必自己再去东闯西找,我便常去造访帮助我来巴西的张老伯,听他发泄一下满肚子的牢骚。
  张老伯每次谈的都是政治,他虽然在异国做了寓公,却始终心存故土,有时谈到激动处,当着我的面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张老伯的不幸,应溯及张少帅的西安事变,可是他闭口不提此事。只把陈诚解散东北八十万大军的事,骂得狗血淋头。我不否认受过陈诚的好处,但我也了解很多内情,陈诚是国民政府中极少数值得敬重的军事及政治家之一。
  最初,我只是静听张老伯的怨怼,次数多了以后,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免一个余日不多的长者,永远生活在错觉中。
  “张伯伯,请问您,在老先生的领导下,国家的决策该谁负责?”
  “这个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老先生。”在习惯上,他称先总统为老先生。
  “如果有人不照老先生的意思,您想会有什么下场?”
  张老伯笑了,似乎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未经世事,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
  “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你知不知道他曾被老先生批示‘永不录用’?老先生的确是个领导人才,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某些做法,但他很有远见。”
  “假如是一个集团军的异动,谁能出主张呢?”
  “一个集团军?连一个军的异动,都完全在老先生的控制之中。”
  “一个集团军不过十万个人吧?”
  “要看编制而定,有些杂牌军可怜得连军饷都没有,那能养得起几万人?”
  “那么东北八十万大军可比得上好几个集团军啰!”
  “唉,你是不知道,我们东北军是从日本的关东军接收过来的,不论装备、训练或士气,都比老先生的部队强得多。如果不解散,林彪怎么可能拿下东北?又怎么会有徐蚌会战?又怎么可能平白的把大陆丢掉!所以我说陈诚该杀!”每次一说到这里,张老伯就气愤填膺,怒发冲冠。
  “老伯,您有没有想过,陈诚并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呀!”
  “你是小孩子,哪里晓得?是陈诚建议的,也是他执行的,连他自己都不否认。”
  “像这样重大的决策,别人的建议老先生会接受吗?再说这样严重的后果,老先生会轻易放过吗?老伯,您对民国的历史熟得很,有这种可能性吗?为什么老先生不但不处置,还把台湾的军政大权交给陈诚?这其中难道没有玄机吗?”
  “这就是我不能原谅老先生的地方,所以才逃到巴西来。”
  “您有没有想到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陈诚尽忠职守,肯为老先生背黑锅,会是什么情况呢?”
  张老伯听了,楞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我知道你爸爸是陈诚的同党,我好心帮你的忙,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我又上了一课,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他所不愿见的真相,尤其是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从此我不敢再去他家,因为我拆穿了他心里的屏障。他当然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可是老一辈的人极重视忠君报国的观念,他无法责备他心目中的国君,潜意识中便将国恨家仇转移到一个代罪羔羊身上。

  不久,那位牧师果然给我找了个工作,是教会中一位姓方的上海人,他在家中开了一所工厂,专门生产婴儿用的娃娃车。
  去前大家说好,目前只是互相帮忙,如果做得好,他打算正式开办工厂,那时才能算正式的员工。这些都不重要,我之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只是表示感激牧师的好意。再说,家中办厂,我也觉得新奇,经历一下有何不妥?
  他家在郊区,地方很大,他已经请了一个日本工人,工作做得很慢,不足应付订单。方先生负责销售,老是急着催货,所以才要我来。
  那种工作实在简单得使不上力气,不过是把空心铁条压弯,再装上已经缝妥的布底及一些装饰。几天下来,我就把积存的物料用得精光。方先生高兴得大量接订单,大量进货,反正只要他能接,我们就能实时交货。
  最初方先生大为感动,把我当做家中的一员,相处极为融洽。我满以为这次可遇到了知音,理应肝脑涂地以报。于是又替他出些点子,告诉他应该如何改进。不料,他的态度却一天一天冷淡,我知道又是热心过度出了纰漏。
  直到有一天,方太太出面告诉我,说原来供不应求的市场,如今竟告饱和,他们决定维持过去的状况,不得不请我走路。
  事后牧师却告诉我,说方先生交待,要我千万看在过去的份上,不要再从事同样的工作,以免与他发生利害冲突。
  人心人性,自古皆然,为了生存,能力不足者,最怕别人比他更强。谁又知道别人的心事呢?谁又相信会有人宁愿不顾自己的利益,而为别人着想呢?错不在方先生,是我太天真,太爱表现,可是我能不努力工作吗?分明看到了缺点,能不改进吗?
  我决定不再枯等,这时“老师”也失业了,还有一位在巴西认识的朋友小龙,他毕业于屏东农专。我们三个人一商量,既然都学农,为什么不干脆从事本行?大家决定到“保禄”附近的一个小镇去,凑了一百多块美金,买了一个约三亩大的农场,准备种桑养蚕。其实大半的钱都是小龙出的,我不过是凑凑数而已。
  保禄位于圣保罗的西北方,坐火车要五六个钟头,是日本人的大本营。我们要去的小镇极为偏僻落后,离保禄还有两个站。我们先去参观当地的农场,那儿有几个中国人,来此种桑养蚕竟然大为成功,一举带动了地方的经济。
  我们买的地,上面全是杂树,地虽不大,整理极为费事。我们一盘算,买地简单,而种地所需要的资金恐怕要超过地值十倍。这时三个人都已身无分文,胡里胡涂就把土地买了下来,以后呢?难道可以吃泥土度日?
  于是我们又赶回圣保罗,各自想法借一点钱来。谈到借钱,正是我的致命伤,我一向单打独斗,这时能向谁借钱去?不要说试,连想到都心烦,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到了晚上,我没有钱住旅馆,连最便宜的,一天只要一美金的大统舱都住不起。只好到公园里,找了一些报纸,里着身体,与一些流浪汉挤在一个墙角上,倒也挺温暖。
  其实我露宿穹天之下,这也不是第一遭了,不值得大书特书。在台湾时,有一次为了一件事去屏东师范找一位女孩“丁丁”。去时,替老总统驾飞机的同宗朱逢汤,给了我一张军机座票。到了屏东,为了省钱,也曾在公园里睡了一晚。那一次受到幸运之神眷顾,清晨起来竟捡到五张百元大钞,所以我常把露宿视为发财快捷方式。
  但是这次心情完全不同,如果说要历练人生,也不必一定要到与流浪汉为伍的地步。一次又一次的,工作上不断遭受挫折,难道是我太贪心?还是工作不努力?或者是好高骛远,个性乖僻?尽管我不肯承认,事实胜于雄辩,为何没有一个工作我能持续半年以上,而别人却都活得好好的?
  我试图归罪于运气,那也说不通,记得封神榜中有姜子牙流年不利的故事,但我并没有那样倒霉。我所遭遇的多半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我愿意相信别人,而别人却不能相信我,其中必有症结。可是我打破了头脑,就是解不开这团谜。
  天亮时,在蒙蒙的曙色中,突然一幅画面跃进了我的眼帘。在这群流浪汉中,竟然有一家人--一对年轻的黑人,和一个大约一岁多的孩子。那对黑人紧密地依靠着,孩子则睡在他们的膝间。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有悲愁或痛苦的神情。天地宛如他们的家,人间只是一段旅程,在知心的伴侣身边,还有什么他求?
  多年深埋在心底的绮梦,顿时化为烈火,燃醒了饥渴的灵魂。为什么我没有一个伴呢?如果这时身边有个人,能像这样的依偎着,岂不是冰淇淋蛋糕--外冷内甜?
  其实我早就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一种难以告人的私衷,那就是“性”。自从在花莲找了一次妓女,得了性病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寻花问柳。在生理上我的需求旺盛,经常亢奋得坐立难安,唯一的方法是靠手淫来解决。有时一个晚上要三四次,才能抒解那种难堪已极的感受,而第二天,心理的自责却又接踵而至。
  我常自诩自我控制力很强,所有认识我的人,也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我却对性的需求束手无策,竟要用这种可耻的方法,这算什么自制?不过,我有我的看法,可耻与否,在于人的认知,如果与人无损,耻从何来?
  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中,凡是要修仙学道的人,就必须要克欲戒淫。虽然那是神话小说,但却成为我信念中的一部分,是我奉行的金科玉律。做不到就表示定力不够,证明我是凡胎俗子,成不了气候。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结婚,而结婚又不是单纯的买卖,买进门来不喜欢还可以放在一边。结婚不仅要男欢女悦,还要长相厮守,再下去便是生儿育女。不论幸福与否,很可能一生就此葬送在家庭中。
  我做不到,做不到就要付出代价,这是生物进化的铁律。我知道代价很高,也一直都在支付,从未后悔。我的对策是保持忙碌,不断地给自己出题目,不断地努力应付,每天心神都被占据,倒也履险如夷。
  现在,两手空空,无所事事,我被打败了。身心疲惫,意志力消失无踪。
  心中念头一起,我下意识地认为,还是先结婚的好。像这对夫妻,无家无室,相偕飘零四海,岂不更为潇洒?再说,这次要去农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三天,打了就跑。仅有的几个朋友已经把我看得一文不值,我必须安心下来,证明一下自己并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辈。而唯一的方法,便是用“家”把我牢牢的拴住,所以我决定要结婚。
  结婚?对象呢?这点我并不担心,我不相信自己有哪点不够格。
  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张开眼睛,仔细打量身边搔首弄姿的各类女郎。人真是可怜的动物,各种感官就像一根一根的绳索,把人的身心捆得紧紧的。平常我钻进了思考的阁楼,在那里,感官的噪音已经化为我探索的对象,所看到的只是连绵的纤维。现在不同了,下得楼来,各种纤维纠结成一片罗网,在在引人入胜,我迷失了。
  首先,我壮起胆子,先向老同学借钱。当时年轻人的圈子里有一句话语--北才南潘。“北才”指的是一位名叫才立中的青年,他在一个纺织厂任经理,老板是中国人,工厂的事全交给他。他手下用了不少台湾来的朋友,平日尾随着他,俨然一方领袖。
  多年后我曾在美国遇到他,那时他已面容清瘦,满头飘白,一副落魄的模样。半响,我都不敢跟他打招呼,还是他大方地走过来。谈起当年,他感慨万分。他不讳言过去因为年轻无知,任性骄狂,恃才傲物。后来与东家闹翻了,自行立业,却被最信任的朋友出卖,以致一败涂地。言下语多自责,颇足醒世,此人能幡然醒悟,实乃我生平仅见。
  南潘是指在南方“快乐港”经营农场的一位潘姓学长,不幸他的名字我始终想不起来,多半是我欠他的钱一直没还,潜意识中有意给忘掉的。
  这位学长拥有几百亩地,种植大豆,年年丰收,事业相当成功。他每次来圣市,总会引起一阵旋风,同学们口口相传,都以他为荣。
  刚巧这次他又来了,我厚着脸皮向他借了五十块美金(相当一般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有了钱,我又去中华会馆,何神父见到我,免不了又东问西问,听说我要去农场,他大感欣慰,笑得嘴都合不上,一直说:
  “你这孩子!早该回到本行的,真是迷途知返,迷途知返!”
  “是呀,有您这位牧羊人在,哨子一吹,不回来也得回来。”我知趣的幽他一默。
  “先安定下来,然后成家,听见没有?”
  “那么您就发发慈悲,介绍一位吧!”我连忙顺水推舟,其实这才是目的。
  “真的?交给我,交给我,我慢慢地帮你找!”
  “不能慢慢找,我明天就要回保禄了,能不能快一点!”
  “胡闹!胡闹!”他打量着我的神情,这才发现我不是胡闹,他气了:
  “荒唐!荒唐!你想做什么?买一个老婆帮你种田去?你这孩子,老是做些怪事!结婚是神圣的大事,是上帝给子民的恩赐,怎么可以这样轻率?”
  何神父一语道破,我的想法太奇怪,天下哪有人一天之中就找到婚姻对象?连上帝创造宇宙,也要七天呀!
  我打算在农闲的时候,做些小手工艺品,像以前在学校做的脚踏车、三轮车之类,便顺道买了些材料。因为第二天才有火车,到了晚上,一看还有时间,便到自由大道旁一个小巷里,找了个小酒吧,要了整只烤鸡,先享受一番。
  我坐在吧台的高凳子上,为的是一个人不好意思占用一桌。这种小酒吧因为本重利轻,一般的吃食都卖,我以往只要腰中无虞,常来光顾。
  正在大快朵颐之际,突然听到一声声圣歌平和的哼声。抬头一看,是一位女侍,一边轻快地工作,一边哼着。可能是饥不择食吧,我这一看,神魂竟掉了一半。她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浅褐色的皮肤与黄种人很相近,但轮廓显明,眉目之间颇具秀色。
  她哼的那首圣歌我很熟悉,反正时间尚早,我把鸡放在一边,抹净了嘴上的油腻,也随着她哼将起来。她觉得和声有异,见到是我,含羞地笑了笑。“含羞”实在是对少女最微妙的描述,她的羞意成了我心跳的动力。
  随着我们开始了长谈,我展开了孔雀的尾巴,说自己是刚来不久的中国人,在保禄经营农场,身家清白,尚未娶妻,无不良嗜好等等老掉牙的话头。
  她则乜斜着眼,一副怀疑的神情,最后她说:
  “花花公子,你在保禄是真的,但你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可能是因为日本人在保禄经营农业极为成功,她才这样说。
  “为什么?只因为我巴西话讲得好?”
  “因为你身边的纸包,那上面有日本字。”她面有得色地说。
  “啊!中国人就不能买日本货吗?”
  “好吧!至少你是在巴西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接着我开始问她,她叫玛利亚,在这里打工是为了想进中学读书。因为家里太穷,负担不起。我心想,好极了,年轻漂亮,又肯上进,家中穷,一定能吃苦。有妻如此,不仅农场上有个帮手,心灵上也可以调教出一个伴侣。
  我们谈得太入港,老板过来暗示了好几次,我为了表示大方,便先拿了一张大钞作小费,而且故意放在桌上,好给老板看。
  玛利亚见了,很不高兴地说:
  “这是做什么?表示你有钱?”
  我一听,有志气!这正是我要娶的理想对象。好在明天才走,我便把握机会,约她打烊了以后,我们要好好地谈谈。
  “有什好谈的?”
  “重要的事,因为我明天要回保禄,我一定要和你谈谈!”
  她想了想,点点头答应了。我不便再打扰她,把还没有吃完的鸡包起。另外找了一个地方,一边吃,一边考虑用什么方法,能说服她作我一见钟情的妻子。
  到了十一点多,我提前到那小店,店里冷冷清清地,只有店主一个人在收拾。
  “玛利亚呢?”
  “早就回家了。”店主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忙到街上到处找,我怎么这样轻心?以为店家打烊都是午夜。让她一个人在马路上等,岂不是罪过?
  马路上找不到人,幸而我知道她上班时所乘的公车,明天一大早去向她陪罪吧。
  附近有个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我以前吹喇叭时曾来这里求职过。这里有个好处,只要叫一杯酒,便可以坐在一旁,消磨到天亮,至少能免除寒夜的侵袭。更何况这杯酒的价钱远比旅馆费要来得便宜,所以夜夜人满。
  我找了个角落,小盹到清晨五点,便直接到公共汽车站去等她。
  一直等到九点多,终于看到了一个纤细的身影,从公车上走下来,我立刻兴奋地迎将上去。还没有开口,她见到我,一楞,居然身体一软,倒在地上。
  我当场傻住了,旁边的人立刻拥上前来,把她抬到路边。有人用水浇在她头上,有人则捉住她的双肩,又摇又晃的,不一会儿,她渐渐地苏醒过来。
  有人问:
  “有没有人认识她?”
  我这时头脑才恢复清楚,挺身而出,说:
  “我知道她就在那条小街上工作。”
  “那就麻烦你送她过去吧,没有什么,只是太劳累了,最好今天不要工作。”
  玛利亚虚弱地站起来,并没有拒绝我的扶持,只是说:
  “只要送我到街口就好,你千万不要过来,我们老板不喜欢你。”
  “我不过去可以,可是你今天不能工作。”
  “好吧,可是我先要请假才行。”
  “能不能让我送你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是她见了我害怕呢?还是内疚?为什么一见到我就晕倒?
  我一生经历了不知多少奇事,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假如这些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我倒不能不佩服自己的创造力。其实我的解释很简单,人生不过是刺激反应的经历,我的想法作法与正常人大相径庭,所以正常人一遇到我,往往也就变得反常了。
  她告了假,很仁慈地让我送她,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在路上我没有问她为什么昨夜提前回去,也没问她为什么会昏倒,只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并诚恳地向她求婚。
  她则出了几道难题,要结婚可以,首先我必须信奉天主教;其次是要我按照当地的习俗,先谈恋爱,待时机成熟,再明媒正娶;第三点,她家很穷,有父母兄弟,大大小小十几口,我得要抚养他们。
  这三条听来合情合理,对我来说却是此路不通。我也恢复了理性,荒唐的事可一不可再。但愿这件事对她而言,只是一段有趣的人生小插曲。
  我们农场所在的小镇全部人口不过几百,有一座泥土建成的小教堂,周围零零落落地排列着几十户人家。中国人也不多,连我们在内,只有十来个。
  这里全是起伏的丘陵,雨水不丰,田里都是砂石,长不出精致的作物来。巴西人都以种植树薯维生,这种植物耐旱抗风,是巴西人主要的食物。
  种桑的农场大都集中在北部的一个小河边,那边地价极贵,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有人建议我们打井汲水,又因为经费不足而作罢,当地的中国人知道我们是几个不怕死的穷光蛋,也就不再与我们来往了。
  我们原以为至少可以种些高梁、玉米之类的粮食,不料田中竟有不少蚁冢。玉米刚刚发芽,第二天就见到田中一行一行比军队还要整齐的绿色大军。小小的蚂蚁,神气活现地扛着切下来的嫩芽,回去报功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小三轮车了,我设计了生产线,快的话一天可以完成十部。每部赚一块美金应该没有问题,一个月就有三百元,说不定比种桑更好。
  大家都很努力,待有了一定的数量,就可以去卖了。凭我们三个人的关系,不但认识很多的提包客,多余的还可以寄在礼品店中,大家都信心满满。
  在巴西国庆的时候,保禄也有游行,队伍是由镇长带着小学校长,后面跟着几个鼓手,连老师加学生,全部不到三十多人。
  我感于他们认真的态度,便毛遂自荐,充当喇叭手,他们大表欢迎。我吹的尽是些“反攻大陆去”、“只要我长大”等政治歌曲,再不然便是些流行舞曲,有谁管这些呢?反正热闹一场,皆大欢喜。
  只是我们欢喜不起来,东西做好了,圣市传来一片叫好声,人人要抢着代卖,偏偏就是不见现金进帐。
  原来小龙与老师去销售时,都交给了提包商,而所谓提包者,正是手提一包,沿门叫卖。他们卖的都是贵重的中国手工刺绣,一条可赚一百美金以上。而我们的车子一部赚一块钱,还要一个方盒子装着,既不能压又占空间。他们自己倒是各买了几个,但只靠他们买,不进入市场,怎能成为商品?
  小龙和老师听了别人不关痛痒的恭维话,满以为任务已经达成。每去圣市一趟,收入的几个钱都花得精光。不到三个月,我们再也撑不下去,只得黯然分手。

  再回圣保罗,对自己又有了深一层的认识,我不够资格从事任何安定的事业。因为安定需要资金,而钱非我所爱,它也不爱我。
  这次我自己去找工作,有家中国餐馆门口贴了张招人启事。我被录用了,决定先让不爱我的钱进了口袋再见分晓。
  想不到刚找到房子,熟悉了工作,就在餐馆中遇到一位朋友。他在北部沙尔瓦多城卖台布,生意不错,但因言语不通,多次被税务人员刁难,损失不赀。他看我一副落魄的德性,说愿意负担一应费用,力邀我同行。他说得很明白,我可以历练我的人生,他则不仅可以壮胆,必要时也有人代他办理一些文书等交际事务。
  我的心又动了,虽然我不愿意卖台布,可是也很想了解这种行业的内情。毕竟社会包罗万象,我不能先入为主,仅凭主观就排斥某些行业。好在他并未邀我去卖,如果陪这位朋友走一遭,倒是个很好的观察机会。
  我们搭巴士北上,他沿途卖货,我则饱览各地风光。那些纯朴的小乡镇几乎都有着共同的模式:镇中央是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前则是一个小小的广场。每到傍晚,青年男女便各自打扮妥当,陆续由四面八方涌来。少女们三五成群,在场中摇曳生姿地走来走去,少男们则聚精会神地围观在外。不必言语,眼风眉角都传达了无尽的情意。等到双方神交成熟,自会很有默契地走向场外,隐没在花团草丛中。
  中、老年人也有他们的乐趣,在燃着油灯的酒吧间里,一杯香浓的咖啡,或是一杯醇烈的蔗糖酒,几位老友可以东扯西拉地谈个尽兴。即使话题扯完了,也不妨从头再谈,反正谁也不在意对方说些什么,只要有人在说,有人在听就行了。儿童玩的,千篇一律都是足球,从街头踢到街尾,从早上踢到晚上,直到皮球共黑夜一色为止。
  在我去过的乡镇中,所见到的妇女远比男子为多,据说男人不甘寂寞,都到大城市谋生去了。她们常是孤孤单单地坐在空空洞洞的门口,偶而也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但在她们的身影上,青春消失了,回忆也褪色了。岁月以及为生活操劳的痕迹,显明地刻划出枯槁的面容。一个个呆滞无神的目光,仅仅随着眼前的景象,下意识地移动着。
  有些小镇即使有电也因为电力不足,灯光散发着昏黄的影子,弥漫在空气中。好似一层光雾,亘隔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似有若无,令人感到一股莫名的怠倦和无奈。
  忆及儿时,我有一半时间在中国乡间度过,家中点的是油灯或蜡烛,也是同样的昏暗。可是中国社会以家庭为重心,每天家人都聚在一起,孩子们吵得翻天覆地,大人们则忙这忙那,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天地,明显地将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划分为两端,东方是保守的,安土重迁,人际关系密切,以家庭为单位,不论好歹都聚在一起。而西方则是进取的,重视个人的享受,追求自我的满足,一有机会,便各奔前程。
  前者在家人、亲戚的相互影响下,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包袱,结果是彼此依靠,相互牵缠,但却成败共享。而后者端视个人的机会及能力,成败皆独自负担,结果强弱贫富之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我认为都有其适应的大环境。面对一个远景无限的未来,有足够的空间和物质供人发展时,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及进取精神,很容易而且很快地就能得到巨大的成效。然而在相反的条件下,若同样的标榜个人主义,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及竞争必然愈演愈烈,最后无可避免的诉诸暴力,社会的繁荣与个人的幸福遂不可能妥协。
  今日科技的进步,导致了物质文明臻于鼎盛的巅峰,这正是西方文化发展的良机。东方文明的光辉因此被淹没在工业化的洪流中,设若东方自不量力,拋弃社会的安定,一味追求繁荣。在可见的将来,有限的空间与资源势将被无限的需求所壅塞、耗尽,人不断地追求自我满足,而人与人之间的依存性未改,家庭关系又已破产,那种空虚与无奈,不仅是步上了西方的后尘,还会在传统观念的失落中,产生无限的遗憾。

  当我们到了“矿产州”的一个小镇时,朋友病倒了,一连几天看病吃药,他身上的现金都已花光。我顾不得自己的原则,临时决定去卖些台布,以解决目前的困境。
  本来我以为沿门按铃必然会让别人觉得不便,甚至遭人白眼。料不到巴西人非常好客,加上都喜爱中国手绣的工艺品。我每到一处,皆受到无比的欢迎,我又能说会道,居停奔走相告,左邻右舍纷纷惠顾,不到三天便把那位朋友带来的台布卖了近半。
  我原只打算赚些路费,经不住那位朋友的坚邀,算算看,三天进帐七八百美金,相当于我以往一年的收入。一再的失败后,实在受不住重利的引诱。于是正式下海,与他合作,也做起“提包客”来了。
  最后我们到了巴伊亚省的省会沙尔瓦多,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山城,三面环海,大西洋的和风吹遍每一个角落。终年温度都在摄氏廿五度上下,白天是晴空万里,偶而在晚上下一点清爽宜人的细雨。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在海滩上晒成了古铜色,嘴角总是挂着笑容。见了人,也不管认不认识,开口就说声:“你好!”
  只有中国人例外,当地有四位提包客,各自划定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我一到就遭到围剿,好象犯了滔天大罪,大有驱之而后甘的意思。
  我应不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呢?我真打算以提包为业吗?考虑再三,我决定放弃。但是我一到此,就迷上了这里的风土人情,我可以不卖台布,却不愿轻易的离开。为了生存,我订下目标,只要赚到美金五千元就洗手不干。但是合伙的那位朋友不同意,干脆,我开始独立门户,从头干起。
  自从离开刘先生的工厂后,胃溃疡就一直令我痛苦不已,为了早日达到目标,我拚命的进货卖货。不久,不仅胃痛不止,大便出血,而且全身虚弱,时常眼前发黑。一天中午,在一个客户家中,我再也支持不住,倒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那位客户是个就读巴伊亚医学院的女学生,名叫露西亚,为了准备结婚,省吃俭用地买了一张台布。她家境不大好,父亲很早就离家出走,丢下母亲和她姐妹三人。家计全靠她母亲为人裁制衣服,以及她半工半读来维持。我很同情她们的遭遇,特别把台布以最低价卖给她,而且分期支付,并常去她家聊天。
  露西亚一见我的神态,忙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诊断,果然是胃溃疡导致大量出血。医生表示要开刀,我不同意,因为开刀费用极高,负担不起。几经商量,医生说长期的静养,每日按时喝牛奶,不能吃其它任何食物,或许可以复原。
  露西亚知道我身处异域,在巴西无亲无靠,无法休养,因此坚持要我住在她家,由她妹妹丹妮来照料我的饮食。不得已,也实在别无良策,我只好答应了。连续一个多月,丹妮看着表,每小时强迫我喝一品脱牛奶,病情才渐渐转好。
  为了报答这份恩情,也为了解决她家的困境,我先是与她们合作,介绍亲戚朋友来买台布。等到她们业务熟悉了,便把生意全部转移给她们。
  这次的尝试前后耗了差不多四个月,收获之大却远非始料所及。在金钱上,全部结算下来,我大约有美金四千元的应收帐款,足够生活多年。在经历上,我彻底了解了提包的甘难辛苦。而最令我满足的,是见到了上帝创造的巴伊亚这块朴实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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