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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大会开完了。出席会议的同志陆陆续续地走了。办公室里留下了党支部委员和叶月芳。赵得宝说道： “现在讨论一下中毒的事吧。” 早几天，杨健带民改工作队到了沪江纱厂，了解一下全厂的情况，在党支部书记余静的领导下，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做的细致，周密。赵得宝他们到区上学习回来，取了不少“经”，起了示范作用。比较差的是材料工作，在现支部掌握的政治情况，一类的有一百二十一个，二类的有七十三个，三类的有八个，四类的一个也没有①。从沪江厂的过去情况看，显然材料掌握的还不完全，需要进一步努力搜集。根据一般运动的规律，现在材料的一般比例是适当的，运动展开以后，还会陆续发现新的材料。他考虑到准备阶段的工作差不多了，可以正式展开，放手进行。刚才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先在党内进一步发动，准备明天召开职工代表会议，并且选举民主改革委员会，在党外全面展开。他认为赵得宝提出的中毒问题须要认真地讨论一下。他向赵得宝说： -------- ①这是民主改革的政治情况排队，四类指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余静他们到医院第二天早上，赵得宝说啥也不愿意在医院里待下去了，一个劲向刘医生唠叨，要出院。刘医生笑了笑，问他是不是忘记了余静同志的话。他还是要求，并且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给刘医生看，仿佛不给他出院便是刘医生的错误。他告诉刘医生，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是工会副主席，能安心在医院里住下去吗？何况厂里还要进行民主改革哩，怎么好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余静一个人的肩胛上？他的病没有好，也就算了；现在身体已经好了，为啥不让他出院呢？刘医生要他身体复原再出去，不然，回到厂里饮食不小心，又会送到医院里来的。赵得宝在刘医生面前忽然变得像个小孩子，为了要出院，刘医生的要求他都接受。他答应出院好好养身体，不乱吃东西，回到厂里还吃刘医生的药，如果出院真正不行，一定马上回到医院来。刘医生听到最后，不禁笑了。因为像赵得宝这样一天闲不下来的工人同志，出了院，会自动进医院，谁相信呢？刘医生觉得他倒的确恢复的快，就同意他办出院手续。当时他欢喜得跳了起来，左手紧紧抓住刘医生，不断地说：“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刘医生有意“将”了他一“军”：“余静同志查问起来，我可不负责呀！”他用左手拍拍胸口：“有我！”刘医生讲完了，走出大病房，又给别的病人请了回来，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可难住刘医生。幸好赵得宝说话了，要他们听刘医生的话，经过检查，同意了才行。赵得宝那股要求出院工作的劲头，感染了病院里的兄弟姊妹。他们过了没两天，都由刘医生批准出院了，最后一个出院的是钟珮文。赵得宝一出院，就帮助余静准备民主改革工作。今天，他和余静谈起了这件事。余静已经从医院那儿得到消息，肯定病人是食物中毒，饭菜中化验出来有葡萄球菌和别的菌。医院不能确定是青菜中原有的，还是有意放的毒。这两种可能都存在。赵得宝急着要讨论怎样能够追查出原因来。余静同意在支委会上讨论。 “杨部长，这个问题很复杂啊。”余静沉思地说。 “确实很复杂呀！”杨健点点头。 党支部办公室里很肃静，只听见外边传来有节奏的啌窿啌窿的机器声，和后面苏州河上小火轮的汽笛声不时划过长空。叶月芳打破沉默，插上来说： “医院里为啥不能确定是菜里原有的菌还是人放的毒？” “应该首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余静说。 赵得宝的眼光望着叶月芳，认为她提的对。叶月芳却以为他在欣赏她胸前别的那具北京玉石做的和平鸽。这是最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同志到北京开会带来送给她的。她相信全上海只有这一个漂亮的徽章，谁见到了都要望一眼。 “要快点追查清楚……”赵得宝说。 “孤立地追查，不一定马上找到头绪。老赵，你忘记民改工作要纯洁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通过民改，发动了群众，这些事体一定会暴露出来的。那辰光，中毒的事自然弄清楚了。” 余静问杨健，“你说，对不对？” “完全对。支部书记的话我当然赞成。”杨健说。“不，现在你是我们的支书了。你认为不对，我可以放弃。” 杨健认为余静这样处理也好，没有其他的意见。他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就凭这件事，可以断定我们厂里一定有四类分子，恐怕还不止一个！不过，现在我们不必打草惊蛇，可以慢慢收集材料，不动声色，好一网打尽！” 余静走过去机警地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低低地说： “我看陶阿毛行迹可疑。” 杨健点了点头说： “对，看上去他的行迹确实可疑。‘五反’的辰光，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看来，最近有了发展。好在饭堂里已有了布置，同中毒事件有关系的人也在调查，我们先把陶阿毛搁在一边，让他多暴露一些。如果是他，等一阵子下手也不迟，现在先把情况向区里公安分局汇报一下，作为专案处理。” 赵得宝听他们两人议论，他的眉头扬了起来，觉得余静真有办法，许多地方比他看的深透。他和她一样，整天和这些人在一道，为啥就没引起自己的注意呢？他高兴得使劲把右胳臂一甩，得意地说： “这个办法好！” 他用力过猛，把那只受过伤的胳臂甩痛了。他竭力忍住，没有叫出声来。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余静身上。余静得到杨健的支持，觉得更有把握。刚才杨健的话比她考虑的又深了一层，也看得更远一些。她感到和杨健一道工作，自己的进步就快一些。如果能够常常和杨健在一道工作，那多好呀。戚宝珍过世以后，杨健英俊的影子常常在她的脑海中出现。遇到工作上的困难，就想从他那儿得到指示和力量；工作顺利，也想到他给自己的帮助；工作告一个段落，或者一项工作完成了，更想向他汇报。她希望看到他，仿佛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和他谈，每一次见了面，要谈的话又忘得干干净净，谈了一点工作，便离开了。分别以后，她又觉得有很多话没有跟他说。自己安慰自己：留在下一次谈吧。到了下一次，她又忘了。她一个人从厂里回家，想到杨健家里没人照顾，常想绕到他家，去看看他的小孩，想帮他料理料理。但怕去了次数太多，引起别人的议论，快走到宿舍的门口，甚至已经看到宿舍里的灯光了，她的步子趑趄不前了，徘徊了一阵，怕有人看到，迅速回到家里。她一个人寂寞地对着灯光。他的影子在她眼前闪来闪去，纵然闭上眼睛，他幽默的语言和爽朗的笑声也在她的耳边萦绕。她低下头去，慵懒地慢慢躺到床上，羞涩地用被子把头整个蒙了起来，不让任何人瞧见她。最近他带着民改工作队又到了厂里。她满心说不出来的欢喜，不但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可以得到他的帮助，而且天天可以和他接近，可以向他学习。她说： “杨部长见多识广，虽说好久没有到我们厂里来了，对我们厂里的事，了解的可清楚哩！” “这还用说！”赵得宝的眼睛里露出钦佩的光芒。 “你就不必着急了，有杨部长亲自到我们厂里来，中毒的事还怕查不出来吗？”余静对赵得宝说。 “还有个问题，我们应该再研究一下。”杨健的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说，“刚才钟珮文同志在会上反映资方和高级职员都有点紧张……” 钟珮文以为杨健怀疑他的反映，不等杨健说完，连忙插上来说： “我没有一句假话，他们确实紧张。” “紧张是可以预料到的。不紧张，才是奇怪哩。”杨健说，“余静同志，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我？”她凝神想了一想，慢慢说道，“这件事我有责任。过去不了解在民改中对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的政策，只想到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内部的事。你没来以前，我们从来没给徐义德、梅佐贤他们谈起这些事。一些会议，别说他们，连一般工人同志们也不大清楚。本来，我还以为保密工作做的好哩，刚才在会上听你这么一说，发现我们保密有点过头了。徐义德他们在厂里总会听到一些风声，可是详细情况不晓得，党的民改政策没有和他们见面，哪能不紧张？” “你分析的对，应该把党的政策和群众见面，不但可以打消一切顾虑，更重要的是会把群众发动起来。说群众完全不晓得，那也不一定。市委统战部早在这方面做了工作，市政协和市工商联都开过会了。徐义德不是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的会可能参加了，至少听了传达。民改这么大的事体，你说他能不关心？他不过不说罢了，冷眼旁观，看厂里怎么办。” “厂里怎么办，这个底他还摸不透，就惊惶了。徐义德很世故，他不会表露出来，梅佐贤、郭鹏和韩云程他们紧张，正说明徐义德也紧张。你说，杨部长，是不是？” 杨健听了余静的分析，暗暗点头。杨健在思索，赵得宝开口了： “余静同志的眼光真准，我赞成她的看法。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穿一条裤子，他们紧张，徐义德不紧张才怪哩！”“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余静立刻插上来，解释说，“资本家和高级职员原来是穿一条裤子的，经过‘五反’，他们开始分化了，韩云程不是归队了吗？他们当中，要区别对待。如果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穿一条裤子，那倒是的。当然，也得看他们的利害关系，有辰光穿一条裤子，有辰光穿两条裤子。 在民主改革这个问题上，徐义德和梅佐贤是一致的。” “我不会分析，肚里明白，嘴上说不清爽。”赵得宝修改他的意见，说，“我赞你的成。” 他最后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只有余静脸上没有一丝笑纹，眼光很严肃地对着杨健，怕自己分析的不对，想听听杨健的意见。杨健幽默地说：“我也赞你的成。”他望了大家一眼，然后对余静说，“你去找他们谈一下，好不好？我在这里和赵得宝他们准备一下召开职工代表会议的事。” 余静立刻站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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