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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对民族性格的把握上，由于历史背景的变幻，社会心理的跌宕，作家爱憎的迁移，确实存在以批判为主和以褒扬为主的倾向，直白地说，就是以抨击劣根为主和以礼赞“脊梁”为主的倾向。在作家那里，最初只是在植根民族生活土壤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畸重点的不同罢了；不幸的是，在理论家那里，似有日益堕入二元化的危机，正在把举凡涉及民族灵魂的作品人物理智切割、截然分解到“肯定的”和“否定的”两大类模式中。作为理论概括，这或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但问题的危害性在于，这种关于优劣的理性切割，已经反过来濡浸着一些当代作家，以至尝见有些作家不无先验地、过于明智地宣称他在写“脊梁”或写“劣根性”；然考其作品，因为把浑整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中的诸特征加以人为的对立和分离，加以过滤和蒸馏，于是这类作品中的“脊梁”也好，“劣根”也好，就难免不拔离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的根基，丧失了人的丰润血色和生态的元气浑成。 其实，所谓优与劣，所谓“肯定”和“否定”，是我们抽象提取的结果，在现实生活和每个活人身上，尽管优劣的素质悬差极大，但终究难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是原料般混凝的，而非纯粹化的。艺术概括的功能，并不是消去生活的原色，达到提纯净化．而是上升为“第二自然”。无论优与劣，无论肯定或否定的人事，它们全都处于同一的政治体、经济体和文化体中，它们有个“同一性”的前提，这就是共通的民族性格模式，或曰共通的民族心理素质。倘若忽视或削弱“同一性”，孤立强调优与劣，势必损伤艺术形象的整体性、深刻性和真实性。至于未来的文学是否必然沿着所谓“两个分主题”发展还很难说，未来文学中的民族性格的表现是否只能在“肯定”和“否定”两大模式中生存也很难说。随着文学功能和观念的多元，随着人类意识的苏生和主题的多义，那种站在更高观照点上，思考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从而混除“肯定”和“否定”的严格界限，更多显示着综合面目和“浑一”状态的作品的大量涌现，未必是不可能的。“浑一”，不是齐是非地消弭倾向性，不是等荣辱地淆乱英雄与懦夫的区别，而是更深层次上的整一性。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来说这些呢？这些未免带有抽象色彩的思索，是我读了一部题名为《五色土》的中篇小说后引起的（胡正言作，载《青春丛刊》87年2期）。也许，这部小说还不算最理想的足以负载以上理论思考的作品，但是，它有独特优良的素质，它有一种内含的启示力，它能让我们感到一种新的富于张力和弹性的审美意识的远大前途。在这个作品里，正如题名“五色土”所昭世的，人生世相是以五色杂陈的面貌呈现的：战争中的生死，传宗接代的生命延续，道德的善恶，改革的成败，全部浑然无间地统一在这片土地上；而活动在作品里的人物，无论为国捐躯的勇士，忍辱负重的女人，肝胆相照的战友，重义多情的企业家，刁钻自私的父亲，憨厚的“傻子”，狭隘的妇女，他们尽管是那样高下悬殊，个性歧异，但有一股看不见的血脉把他们联结为一体，使他们和谐地统一于一块“不红不黄不黑的土地”。即就这里的单个人来说，似乎“五色土”也已沁入他们的血液神经，他们也是多色彩的；尽管每个人的色彩排列和比重不同，尽管作品对他们的描绘有的还不充分。小说中的“我”，那回乡秘密处理烈士遗孤的战友，不是发出过这么一声身不由己的浩叹吗：“人这东西真怪，如果在前线，或是什么大会堂之类神圣的地方，我决不会想这些事，但一回到家乡，心情就不对了”。这句话其实一下子点出了《五色土》艺术创造上的秘密。为什么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很难确定；为什么这部作品说它是写战争、写伦理、写改革均无不可，又均不确切；为什么这部作品从不同层面都可以延伸一个不同主题，秘密也尽在于此。原来，这部小说的作者不是要奔赴一个单一的主题，不是要刻划某一个中心人物，不是简单地写优根与劣根，不是壁垒分明地批判什么或肯定什么；他要写出这片五色土地上的原料意味，他要写出一个民族群体的生存状态，他要写出五色杂糅的民族心理的同一性和交易性。当然，作品本身还没有达到足够深刻和满溢的境界，但把这种审美追求放到与军事文学有关的创作中，它的预示性就很值得重视。我们理解这部作品及其审美特色，也就只能从这片“五色土”出发了。 不错，这部作品有个耸动读者视听和兴味的情节线索，要是借助这个情节线索写出一部凄艳的传奇故事和一部消遣性的通俗小说，是并不困难的。一个叫正羽的即将奔上疆场的战士，在最后一次探家的时日，与恋人玉兰难舍难分，他有时发出“讥诮”，她似难剖明心迹，两人滚烫的感情和忠贞的期许好象找不到宣泄的方式；终于在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个美好的山岗，“他粗鲁地越了轨”，他们一起体验了生命融和的奇妙瞬间。此后的正羽，为了“对得起玉兰，值得她爱”，表现出超人的勇敢无畏，他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圆满”，他愿把生的希望留给年轻的战友们。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人生并不那么“圆满”，一个小生命，一个“孽障”。一个身份未明却又不期而至的小东西，正在玉兰的腹中蠕动，不久就会大喊大叫地闯进人世。作为战斗英雄的正羽结束他的生命以后，没有结束他的“宿债”；这“宿债”便转回故乡的“五色土”，围绕这个“无主”的遗腹子的去留，展开重重纠纷，生出层层波澜，以至闹到把一位乡村企业家正祥送上了法庭……应该说，面对这样的情节骨架是存在着审美和写法上的多种选择的。《五色土》的新奇和成功，就在他的作者既未选择通俗小说炫耀和夸饰曲折情节的写法，也没有陷入道德伦理主题的有限开掘的常规写法，他艰难地选取了一条涩重凝滞的路，那就是，把浓重的文化氛围与道德探索结合起来，把对农业群体性的透视与个体心灵矛盾的发掘结合起来，把当今农村多重价值观的交汇与事件的伦理含义结合起来。无疑，这种写法更加浑拙，厚密沉重，更需要调动“故事”之外的大量日常生活的累积。这样写来的结果，事件的表层意义退隐了，大于伦理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含义上升了。于是，我们的眼睛不再盯住“遗腹子”的命运，我们读到的是作者对中国农民道德观缓慢变化的思考，对中国农民的步履杂沓的生存境遇的思考。 正羽是个无畏的英雄，但同时又只能是“五色土上孕育的鲜血”。作为单个艺术形象来衡量，他还有欠丰满；可是，当我拿他与以往一些军事文学中的英雄加以比较时，我忽然有种奇妙的感觉，感到一种罕见的然而又是隐潜的东西正被作者揭示出来。它是什么？质言之，它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在矛盾在一位英雄身心搅起的奇异的、痛楚的煎熬。以往有些作品写来自农村的战士，着重写他们的淳朴、坚忍、顽强甚至狭隘、自私、鲁莽等等，写他们从父辈和民族生活土壤上承继的品德，虽亦动人，但大多停留在“单相”的静观上，缺乏深层的矛盾性和活动性；以往有些作品写战士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强调的是“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任劳任怨，我流血流汗”，“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样前后呼应的境界。这当然是感人至深的。如果说，军事文学曾经逗留在较狭隘的政治领域，现在它是进入了一个广大的人性人情的领域，洋溢着英雄战士和劳动者的人情美。但是，《五色土》似乎与人性人情领域又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它在文化意识还不够浓郁的军事文学创作中，其触角深入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特殊矛盾中。不论作者是否出于自觉的意识，这一点尤为可贵。我很赞赏作者在捕住“未婚先孕”这个事件后，发现了那么多牵动灵魂的文化内容。正羽和玉兰的恋情是真挚的、纯洁的，虽然这遗腹子属于未婚先孕，但从两个人出了高贵爱情的动机来看，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是个来得过早的果实而已，可是，临死前的正羽却表现出多么深重的罪感啊！真可说是悔恨交加，哀恳和耽忧交织。他在按下五个手指印的“遗书”中说：“因为我的过错……责任完全在我，她……丝毫也不轻浮……是我害了玉兰……请各位看在我为国捐躯的份上不要为难她”。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禁欲文化心理的反映。他的出发点固然一切为了保护玉兰，所谓“秘密地把孩子处理掉，是我最大的心愿”，但也不可否认，一种生根于五色土的罪感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说，“可别再写我了，我算个狗屁英雄，谁又象我干了这样的事”。这个浑身是胆，义无反顾的勇士，寻找未燃爆的手榴弹“象找个皮球似”的大胆，却在这种罪感和忧惧面前，忽然变得那么“怕死”，那么“无理”，那么罕见的“脆弱”，他几乎是呼号着“我不能死”而死去的，以至不明真象者对之生出几分诧异和嫌恶。作者写死不瞑目的正羽，用笔并不多；由于抓住了他内在的隐秘矛盾，抓住了特殊的文化心灵，遂使这个人物展示出“五色土”铸成的灵魂，他终究是个无法摆脱传统文化制约的英雄。 对这部作品来说，正羽之死不过是个引子，它要引出的不光是揪心的情节，而且是一片深厚的文化土层。几个主要人物（正羽、玉兰、正祥、“我”）都裹胁到这个“未婚先孕”的事件中了，横贯这些人物的基本冲突是：爱——情爱、母爱、友爱与传统文化心理压力的冲突，是“爱”与“无物之阵”的对垒。正羽临死前的恐惧已经预示着来自久远历史的阴云将会压迫玉兰，事情也正是如此发展着，因为这是“五色土”自身的逻辑。可是，这又是很容易处理得夸张而单一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并没有把封建残余意识的虐杀强调到单一的程度，他着力展示当今农村多种价值观、道德观的丰富色调，又善于把多种色调交融为一体。正象“我”所说：“在我的家乡，未婚先孕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多少年前，人们曾用在宗祠前火烧和点天灯的残忍手段惩罚“狗男女”；后来，公然的残虐虽已停止，但舆论的重压仍然不断地把“狗男女”们送上触电、跳崖的绝路；玉兰的堂姐玉芳就曾为之殉情。但毕竟历史来到“从扁担到平车再到四轮拖拉机”的阶段。那个深爱着玉兰的乡村企业家正祥就对此不以为然；那个以“新潮流”自诩的玉英，倒也不惊惶失措，她只劝妹妹认清形势，甚至不惜嫁祸于人；那个叫家传的农民，也曾闹出“未婚先孕”的乱子，但把他“打扁踢圆了还是平头百姓一个”，所以也就不了了之。然而，“五色土”终究还是封闭的，那种看谁敢光屁股从女人堆中走过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打赌”，那种看谁能吞下六斤雪花饼的愚昧可笑的“比赛”，还是不久前的事，如今，富起来的老农，虽然也穿滑雪衫，也登旅游鞋，却还是“拉屎撒尿不背人”。这是怎样一种奇特的，杂糅的文化风貌啊！未婚先孕的玉兰就是生存于这多种文化的夹缝中。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正羽是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玉兰是名声姿容俱佳、引人注目的黄花少女，真情道破不得，腹中的生命又不忍割舍，父亲、姐姐指点的路径她不愿采纳，她只能踏上一条忍辱负重的险路。乡邻们已经对她发出污秽的诟詈，她将何以自救，她将走向何方？从这样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一面着力涂绘错综的文化氛围，一面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进行深入的道德探索。这样就形成一种张力，使得一桩伦理事件尽可能地囊括较丰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我觉得，这部作品的三个主要人物——正羽、玉兰、正祥，在传统文化的笼盖下，好象攀缘一座精神的山峰，一个高于一个。正羽爱玉兰，抱憾而逝；玉兰爱正羽，宁愿独自承受误解和痛苦；正祥爱玉兰，甘蒙不白之冤。但最有情感撞击力量的，还是玉兰。写这样的女性，最常见的不是渲染封建道德余威下的屈辱呻吟，就是拔高人物，表现张扬无度的激情，很容易陷入孤立宣泄情感的矫饰。在“五色土”里，作者很注重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统一，文化色蕴与情感浓度的互补，使我们在玉兰身上感受到一种“五色土”般的厚重和庄严。作品由这一事件展开的多种文化心理的描绘并不多余，它使人物晶莹的泪珠更具夺人之力；人物映着乡土色彩的眼泪虽然含抑，但它却能照破“五色土”上残存的黯淡。请看，当“我”在玉兰面前说破一切隐情后： 她抬起头，定定地望着我。我把正羽按了五个指印的遗嘱交给她。她一连看了好几遍……她的手开始抖，嘴唇也哆嗦起来，……她不愿让家人听见她的哭声，紧紧咬住嘴唇，又用双手捂住脸，泪水于是从指缝中溢出，丰饶地流过在窑厂劳动中弄得十分粗糙的手背……她长出一口气，说“看在老同学的面上，求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说，正羽是个英雄，而且，出了名……” 这仅仅是在写流泪吗？不，这在写灵魂中的惊雷和瀑布，然而又绝对是发自“五色土”上的。当“我”问她“孩子留着，你怎么办”时，玉兰什么也不说，只是用钥匙突然打开柜门：“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孩子的衣服、鞋子、袜子、尿布和各种玩具”。这无言的举动又包含着她怎样惊人的意志和强大的情感！玉兰的确处在万难的境遇，但并非绝对无路可走。她不选择“打胎”，不选择公布真相，更不选择死，也不准备选择守节，何以独独选择这种暂时牺牲自我幸福和理想的路呢？作者决没有把她降低到节妇贞女的水平，也不是把她作为一个被动的忍受苦难的化身，而是写出她心中有一股巨大的爱情潜流，她的一切选择，都出于这高贵的爱。当然，在她意识的深处，不排除要为“三代单传”的正羽一家留下一脉香烟的隐衷。从她断定“三五年内”还不宜说破真相的“冷静”来看，她是个具有强烈自尊和独立意志的农村新女性。包裹着她的文化氤氲是五色的，她的心灵矛盾也是五味俱全。站在我们面前的玉兰，很难用往昔的道德化身给她一个名称。只能说，她不是被风雨揉损的残花，她是一颗亭亭玉立，生机盎然，经得起人生暴风雨的乔木，她的根深扎在“五色土”的大地上。 作者写环绕着玉兰的各种文化心态，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写出它们的活动性，交易性，写出在变革时代里“五色土”的新的驳杂的统一。孬二宝的一声大吼，不啻在村民面前揭出真相，于是“五色土”便陡然改变了颜色。发现了秘密的村民，由耻辱感一变为骄傲感，相互默契地为玉兰保守秘密。当然，其动因仍然是多义的：有的赞叹贞节，有的庆幸英雄有了后代，有的如玉兰父亲“二叫驴”，一个自私狡狯的农民，则企图谋取“烈士遗孤”可能带来的利益。在这里，乡村企业家正祥是值得注目的。值得注目的倒不是他从小单恋着玉兰，最后为她受诬上了法庭；值得注目的是他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糅合，他的善于经营，他的我行我素，他的奇特的哲学和人道厚爱，还有嫉妒的村民怎样把这个每年“获纯利三万元”的青年挤上法庭，以及地方势力对这个桀骜不驯的改革家的惩治。由于这个人物，“五色土”的时代色泽更鲜明了。但是，作为深刻的艺术形象来要求，他就很不够了。这部作品的人物之所以大多缺乏深邃和丰圆，除了构思上的“群体透视”所限之外，全篇用“我”的叙述贯串也变成一种自我柬缚。我看重《五色土》这部作品，与其说看重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不如说更看重它所昭示的把握生活、熔铸生活的审美方式。题材的界限消隐了，战争、伦理、改革、道德，这一切全都作为生活整体的有机成份，遁化到“五色土”的广袤大地上了。就以军事文学来说，这是一个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牺牲精神沸腾的海洋，现在突然给它抹上一层厚厚的文化颜料，是否是一种下降和弱化呢？事情并不是这样，一如正羽和玉兰这些活跃在“五色土”上的生命，并不因文化心理的凸现而相形失色。我总感到，我们的军事文学受到苏联文学的明显影响，还需要再进一步，更执着于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军事文学。于是，我们生根的土层就格外重要了。走向“浑一”，走向整体性，我们的文学也就向成熟迈开了脚步。 （原载《文论报》1987年10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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