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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记


  前几天,老友中行同志把《作文杂谈》的手稿寄来,要
  我提些意见。这本书对有关作文的各个问题,加以剖析和论证,接触到了问题的许多许多方面,有时候,谈了人们不谈或不常谈的东西。这本书,我认为对初学作文的同学们或学习写作的人们,都有参考价值。近来,我的健康情况不佳,想对全书作一个概括的评论,深觉力不从心,因此,在读的过程中,对哪个问题有一点想法,就随时记下来,说是读后记,其实是“读中记”了。


  “为什么要作文?”《杂谈》把这个问题劈头提了出来,提得好。“学校有这门课呀,”或者,“考语文,离不开作文呀,”这是常常听到的回答。学一门课,若弄不清目的何在,钻进长长的死胡同里去,恐怕是难免的吧。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回答的,是鲁迅先生。他说,“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借此传给大众。”《杂谈》说:“有所思,有所感,写下来,就能打破空间的限制,让千里以外甚至全世界都知道,并打破时间的限制,让千百年后的人都知道。”若谁都不写,“文化就几乎会断种,或至少是停滞,人类文明就难以滋生光大。”这样的阐述是中肯的。


  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
  作文呢,同样,也是给口语加工。加工总要有方法,有技术。近几年来,《文章作法》或《怎样作文》这一类的书,还有报刊上有关的讲评或专论,逐渐增多了,同学们一构思或一提笔,某些陈规、新律便相偕而来。
  有一位前人说,“扔掉一切规格。”又一位前人说,“信手做去,自有规格。”《杂谈》引了这两种似乎相反的说法,指出: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框框。
  然而,《杂谈》以大量的篇幅给学习写作者指明方向和道路,提醒他们有关作文的许多方面,这是不是叫他们甩掉别人的框框钻到作者的框框里来呢?
  从前,《北斗》杂志社问鲁迅先生创作怎样才会好,鲁迅先生回答说,他虽然写过二十来篇小说,却不懂小说作法,“不过盛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下面写了八点,其中一点是:“不相信小说作法一类的话。”
  坚决主张打破一切框框的鲁迅先生,所提供的绝不是新框框,而是自己所经验的琐事。《杂谈》的作者也是如此,他不止一次地说,所讲的只是过去的某些经验,仅供参考,同学们可以有、也应该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说,要通过体验,培养自己的分析能力,辨别能力,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打破僵硬的不切实际的教条,有选择地吸收自己需要的东西,从而逐步达到“信手做去,自有规格”的境界,即,形成自己的风格。


  《杂谈》说,“记述外界事物,当然,最好符合客观的真实。”这是十分重要的。
  前几年,一位上海的同学写了《记寒假生活二、三事》,并以《我是这样写〈记寒假生活二、三事〉的》作了说明。她说,要写这篇文章,就必须有材料,要获得材料,就要自己多看,多观察生活;说寒假里,她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经过选择,决定写一个小同学小虎和一个小商店的服务员。
  她那篇作文的第三段里有这么几句:“这时,只见一位顾客走到柜台前,不声不响地伸出两个指头。这可难住了服务员同志。她先拿给他两个饼,顾客摇了摇头,她又拿给他二两糖,他又摇了摇头。这时,她才知道顾客是个聋哑人。”
  说是亲身的经历,又是有意的细心观察所得,却不能使读者相信那是真实的,因而失去了感染力。显然,作者加上了一些想象出来的不合情理的细节。这里,问题是,如果想象的东西合乎情理,是不是可以完全脱离生活真实呢?
  鲁迅先生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叶圣陶先生说,“想象不过把许多次数、许多方面观察所得的融为一体,团成一件新事物罢了,假若不以观察所得的为依据,也就无从起想象作用。”
  想象的产物,人们称之为艺术真实,跟生活真实是彼此相通的。


  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当然,也最好符合内心的真实。
  有一篇作文,写的是作者捉到了一只蚂蚱,“绿绿的,跟小草一个颜色,真好看!”他把它装在玻璃瓶里,“抱着瓶子看了半天,笑得合不拢嘴。”过几天,小蚂蚱死了,“你想我是多么伤心哪!”后来他把它制成像琥珀那样的标本。
  评改这篇文章的同志认为写得很成功,不过,他说,“小虫子没选好。蚂蚱就是蝗虫。它是庄稼的大敌,人类的敌人,不值得我们去爱。”
  这评论是发表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刊物上的。说也凑巧,后面刊载了一首诗,《鼠年,致老鼠》,第一段是:
  我喜欢你们——
  一双机灵的眼睛,
  粉红的耳朵。
  虽然爱做坏事,
  但我还是喜欢你们。
  再后面是一位著名诗人的文章,引用了一位十一岁小朋友写的两首诗。“这都是最好的诗,”诗人说。其中一首是,《春天的消息》:
  不要,不要跑得那么急,
  你,多心的小狐狸!
  没有狮子,也没有老虎,
  有的只是我,是我呀——
  轻轻的雪,细细的雨,
  给你送来了,送来了
  春天的消息。
  由此可见,我们的小作者们把内心的真实赤裸裸地写了出来,头脑中没有什么框框。这,对年龄稍大的作者们也会有些启发。


  在《关于照猫画虎》的题目之下,《杂谈》列举了以同学们的优秀作文为范本进行仿作的优点和缺点,缺点之一是:“照样画,即使成绩好,能够完全不走样,也不过完成同样的猫,想画成呼啸山林的虎是办不到的。”
  近几年来,与批改并列的作文和得奖的作文,越来越多地在报刊上和专集里出现,而且,有的已经不大像猫,真正显出小老虎的体态和神气来了,获得1982年联合国举办的作文比赛亚洲地区冠军的《乔迁之喜》就是一例。
  这篇文章的小作者写道:
  我是个特别爱吃螃蟹的姑娘,碰巧我搬迁后所住的城市也叫螃蟹城。
  可是,在地图上,你找不到这个城市。
  武汉人多,东京人多,纽约人多,……世界人口多,房子自然有点紧张。家里来了客人,外婆就会开玩笑地对我说:“今晚把你‘挂’起来,‘贴’在墙上睡。”房子太小,搬家吧!搬到哪儿呢?哪儿都一样,人多。咦,到天上去,那儿多大呀,到了那儿,我就可以不“挂”起来睡觉啦!
  她写道:有一天,她的愿望实现了,她随着爸爸坐了航天飞机,搬到火星附近的螃蟹城去住了。接着,她写了在天上的新居里遇到的朋友们和有趣的事。奇妙而不荒诞的幻想,又生动又亲切的笔调,使这篇文章有了强烈的感染力,你学习写作,不知不觉地会从它那里受到启发而不会发现什么看来很有用的框框。
  在一篇作文,《我爱门前的一湾小溪》,获得《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可爱的家乡”征文比赛一等奖。推荐它的同志写道:“读完这篇作文,觉得这湾淙淙的小溪正甜甜地淌过我们的心头,把五脏六腑都洗得清清爽爽。……你看,作者对这湾小溪充满多么深厚的感情啊!……只有‘情动’,才能增强我们对美的敏锐的感受,才能使我们描绘的景物充满生机,富有情趣,而将它色彩缤纷地表现出来。”
  这篇作文里面的描绘,所以显得色彩缤纷,似乎是使用了两种修辞手段的结果。一种修辞手段是4个字的短语,文中有30个:“五光十色,美丽动人”,“琅琅书声”,“淙淙流水”,“层层涟漪”,“波光闪烁”,“春暖花香”,“怪石磷珣”,“奇葩异卉”,“袅娜多姿”,“零乱、破碎,依稀、迷离”,“风平波定,雨霁云收”,“夜阑人静,月明星稀”,“静谧、幽深,温柔、神秘”,“枝荣叶茂,密密层层”,“丝丝缕缕”,“清凉舒坦”,“卷曲浮动”,“金风瑟瑟,落叶飘零”,“翕忽远去,隐形潜踪”,“洁白晶莹,玲珑剔透,万态千姿”。
  另一种修辞手段是比喻,文中有二十几个:“小溪展开了一幅动人的画卷”,“像有一长串珍珠镶嵌在黑缎子似的天幕上”,“像燃烧的熊熊火焰”,“像销熔的闪闪黄金,”“像浮动的道道彩绸”,“像眼睛”,“像星星”,“仿佛闪烁着数不尽的碎金”,“是谁在那儿撒下了大把大把的星星?”“如盘的月影躺在水底”,“洁白如玉”,“晶莹如镜”,“就像是童话里的境界”,“像一条白玉带”,“像柔软的绸带,”“像坚硬的松针”,“仿佛支支银针”,“有时像羽毛”,“有时像片片鱼鳞”,“有时像山峦”,“有时像羊群”,“就像无边的金色的地毯”,“就像闪动着一片冒号”。
  这两种修辞手段,本来可以制成美好的新装,但是,作者把清新、生动的东西跟一些生硬的或不贴切的或已成俗套的东西夹杂在一起,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其实,更重要的是,即使都是好东西,这样堆砌来,堆砌去,不厌其多,反而会减低艺术效果,那清新、生动之气会变得平淡无奇,乃至索然无味。然而,有些同学很欣赏这样的猫,照样画起来了,于是又形成一个框框。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杂谈》指出,“学作文,提高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放’,即打破拘束。”


  《杂谈》说,谈作文,人们总是要谈文章的开头和结尾。
  不错,有人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指出:好的开头,或点明主题,或设下悬念,等等,这就有了吸引力;好的结尾,或总结全文,或说一些发人深省的话,这就使读者加深了认识。文章附有练习:给某一篇文章写三、四个不同的开头或结尾;把别人和自己写的好开头和好结尾分类整理,并加以简评。还有人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讲常用的“照应”方法,说是:开头要和题目相照应,结尾要和开头相照应。这像是颇有道理,如:
  李白的《蜀道难》,开头是:
  噫吁,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结尾是: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侧身西望长咨嗟。
  开头点明主题,结尾总结全文,结尾和开头又互相照应,依上面的标准看,是好开头,好结尾。然而,李白以这种笔法写的诗很少很少。
  同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开头是: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结尾是: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开头结尾紧密照应,只这四句就婉约而有力地抒发了乱世之中人们特有的离别容易会面难的感慨,也是好开头,好结尾。然而,杜甫的诗,有好些是最初开门见山、末尾戛然而止的,例如《石壕吏》,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开头,以“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结尾,十分朴素,十分自然,并无自己制造的什么框框。
  叶圣陶先生的散文也是如此。他写近年来视力的衰退,开头是,“长久伏案工作,长久昼夜使用眼睛,到中年看书写字就要戴老花镜了。”结尾是,“现在新的《鲁迅全集》已经出版,我有一部,可惜我不能看了。”他写近年来听力的衰退,开头是,“我听觉不甚灵敏,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结尾是,“我只好把助听器关上,……我虽然跟他们在一起,实际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了。”这样的文章,读起来,你只会觉得生动、亲切,便一下子把“好开头”和“好结尾”的标准完全忘掉了。
  鲁迅先生的杂文呢,其开头和结尾,少数是符合“标准”的,而大多数却可以说像夏天的云,乍看平平常常,再一看便变了,有了另外的含义,有时候,第三次看,又有了更多的含义。那些文章,全篇华彩缤纷,气象万千,用不着靠着“好开头”、“好结尾”去吸引读者和发人深思了。
  不过,练习写作,只要你脑中并无框框,放手去写,如果不知不觉地从笔下流出来一个颇有魅力的结尾或开头,你的读者们也是欢迎的。


  《杂谈》说,老师让同学们自己修改作文,他们就得到机会来锻炼思路和培养认真的习惯。
  某些思想感情或外界事物,随便说一说,似乎并无困难,若写在纸上,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写出来的一字、一词、一句、一段,都正好把自己心里所想的明确表达出来,是极为少有的事。
  杰出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对自己描绘《复活》主角卡秋莎的笔法,总是不满意。他第一次写的是“她是个瘦削而丑陋的黑发女人,有个扁塌的鼻子。”后来,写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形象:“一个小小的年轻女人,她的脸色显出长期受监禁的人的那种苍白,叫人想到地窖里的番薯芽。两眼又黑又亮,虽然浮肿,却仍旧放光,一只眼稍稍有点斜视。”这已经是第二十次修改了。
  只有自己修改最靠得住,最容易改得一次比一次切合自己脑中的形象。
  当然,对作文里出现的语言现象或思维逻辑方面的毛病,也可以自己动手修改。
  今年二月出版的一期有关读和写的刊物,登载了一篇清新、别致的写景和抒情相结合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寒冬来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宝山十分壮观。”假如作者好好看两遍,就会想一想:宝山是不是绵延千里万里的大山脉呢?而且,其实,“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并不是说明冰封和雪飘的具体范围的,“千里”、“万里”,只是说浩瀚的冰雪,无边无际,伸展到天涯地角去了。若改成“寒冬来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宝山更是十分壮观”,似乎就好一点。
  在同一期刊物上,还有一篇成功地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的文章,《在和煦的春风里》。第一段的末尾是,“从她们的脸上的表情,明显地可见她们怀着非同一般的欣喜之情。”作者要是朗读一下,总会觉得有点别扭,不大顺口,也许会把它改成“从她们脸上的神色看来,很明显,她们怀着非同一般的欢快的心情。”然后,再想一想,也许又改成“她们的神态,把满心里高高兴兴的劲头都透露出来了。”
  自己修改是要费一番心的,修改之后再看,有时会吓一跳:“哎呀,原来下点功夫一推敲,就大不相同了!”
  我和中行同志相交几十年,深知他学得很杂,常常以敏锐的目光把一些值得研讨的问题发掘出来,也喜欢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写得深入浅出,亦庄亦谐,谈笑风生,真是一位Laughing&philosopher。为本书作序的刘国正同志,我虽未见过,由他的文字可以看出来,也是本书作者一路,情意恳挚,语调轻松幽默,跌宕多姿。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写了这篇小文,是应该向他们致谢的。
                 南星
              198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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