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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黄花岗起义战役



一次震动全球的城市起义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1911年4月爆发的黄花岗起义就是其中的一次。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
  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连续的失败,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只有孙中山等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
  组成“选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选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犯,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选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
  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时,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响应,夺占乐同团练分局。4月30日,在李准进逼下,会党解散。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
  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所有的人力、财力,作了长期的准备,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起适合武装起义的权威领导机构,参与组织起义的一些重要骨干在起义即将爆发的紧急关头,仍然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致使起义日期一改再改,临到起义,各部除黄兴一路外均借故不发动,造成了孤军奋战的局面;二是计划不周密,起义尚未爆发,消息就已走漏,使清军早有准备,而革命党方面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枪械运输),最后只得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仓促发难,自然难保成功;三是没有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起义只是少数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
  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却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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