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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清平定“三藩”叛乱之战



运筹帷幄,为统一而战

  平定“三藩”叛乱之战是清康熙时消除南方“三藩”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
  “三藩”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
  他们本为明朝辽东边将,后来降清,或开关迎接清军进入山海关,或为清廷南征北战,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势力,立有战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他们以功被封为王,享受高官厚禄,作为清朝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恣意妄为,对下鱼肉百姓,对上与中央政府抗衡。
  吴三桂割据云南,大肆圈占民田,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繁重的赋役,强迫农民纳租纳税。抢掠人口,“勒平民为余丁,不从者指为‘逃人’”。放高利贷“诱人称贷责重息”。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其部属更是无恶不作,杀人夺货,无所畏忌。尚之信在广东则是一个酗酒杀人的恶魔,以杀人为乐。令其部属私充盐商,姿意盘剥。耿精忠在福建也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他们还夺人田庐,掠人子女,莫敢谁何,十分猖狂。
  吴三桂在云贵,掌管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总督、巡抚均“听王节制”。他专横跋扈,“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为了达到世守云南割据一方的目的,他公然将清廷命官“指为外人”。大量招揽宾客及有才望者,蓄为私人,遍置于水陆要冲,严密控制。甚至还向全国选派官吏,称为“西选”,一时出现了“西选之官几满天下”的情况。
  吴三桂除同另两藩互通声息外,又“岁遣人至藏熬茶”,通使达赖喇嘛,“奏互市茶马于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力争西藏上层分子的支持。耿、尚二人也是尾大不掉,没把皇帝放在眼里。
  “三藩”各拥有雄厚兵力。吴三桂有旗兵53佐领,绿旗兵10营,耿、尚各有兵马15佐领和六七千绿旗兵,总共10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全由国库支付,造成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的局面,清财政面临巨大的困难。“三藩”割据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清朝政府的国家统一,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康熙初年,清中央政府逐渐对“三藩”采取了限制的政策,着重限制“三藩”中实力最强大的吴三桂,如命令他缴还大将军印,同意他辞去云贵总管,罢其除吏之权等。这些措施除了加深了双方矛盾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玄烨亲政之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大事,对飞扬跋扈的“三藩”割据势力,夙夜忧心。除掉鳌拜后,决计清除“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请求告老归辽东,以其子尚之信承袭爵位继续坐镇广东。玄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意他告老,但不允许其子袭爵,命令其尽撤藩兵回籍。这道命令触动了吴、耿二藩,他们也不得不请求撤藩,一方面试探清廷的态度,一方面积极准备叛乱。当时朝廷大臣意见不一,大多数人认为一撤藩,势必引起反抗,反对撤藩。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张撤藩。康熙玄烨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现在撤也反,不撤也反,不如先发制之。于是将计就计,同意吴三桂和耿精忠所请,毅然下令撤藩。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即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复明”的旗号,以欺骗人民。叛军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主雄等据广西叛,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据四川叛。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叛。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闽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据广东叛。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
  吴三桂等人的反叛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的头,取消撤藩令。达赖喇嘛也暗助吴三桂,提出“裂土罢兵”。康熙力排众议,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笼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下令剥夺吴三桂的王爵,杀其子吴梦熊于北京。军事上迅速制定了一套作战计划,下令讨伐。急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
  战争开始后,清朝方面暴露了严重弱点。首先是调兵遣将,着着落后;其次是八旗兵斗志不强。湖南守将慑于吴军的来势凶猛,丢掉了许多城池。派到武昌、荆州的八旗兵不敢渡江前进。与之相反,叛军方面却屡屡得手。吴三桂多年来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先声夺人。但叛军内部也有致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人民群众渴望统一,与人民为敌的吴三桂显然得不到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其次,叛军内部无法形成整体,不相统属,心志不齐,难以持久。康熙玄烨依据时局,运筹帷幄,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江西地位重要,水陆皆与闽楚接壤,决计固守。当耿精忠叛乱时,清军就有效地割断了耿、吴叛军的会合。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叛而附,附而又叛,甚至杀害了陕西经略莫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稳住了广东。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军方面来了。
  清朝将陕西、福建、广东局势稳住后,便命令诸将重点进攻湖南。清军从荆州江北和江西两方面展开进攻。尤其是从江西方面迂回间道破袁州,又自醴陵攻萍乡,乘胜直指长沙,震动了湖南。吴三桂急忙率领松滋等长江湖口前线驻军回援长沙,全力拒守。此时,康熙乘吴军全力固守长沙而湖口各路守备空虚之机,命清军自荆州渡江进攻,吴军溃败。
  康熙十七年,战势对叛军更加不利。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但这一招并未起什么作用,他坐困衡州,一筹莫展,八月病死。部将迎其孙吴世璠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
  清军乘势发动攻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平岳州、常德、长沙、衡州等地后,恢复了湖南全省,同时收复广西。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克汉中,定成都,取重庆,收复四川。同时,康熙处分了奉命攻打重庆而中道退返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命令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接替指挥,率师由湖南进攻云贵。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清军收复贵州,彰泰开始进入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由四川至云南,与另二路先期抵达的军队会合,加紧围攻昆明。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帮助清军。十月,昆明城中,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迎降,吴世璠服毒自杀,云贵悉平。平定“三藩”叛乱战争至此结束。
  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一次国家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集权制力量得到加强,提高了抗御外敌的能力。康熙在平叛战争结束后,没收藩产入官充当军饷,撤藩回京师。除吴三桂部调往边区站、台服役外,其余各部重新编入八旗。福州、广州、荆州派八旗兵驻防,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彻底消除了藩镇制。此外,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受“三藩”割据之害的人民的解放,给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有利于边疆和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平定“三藩”叛乱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正义力量的胜利。吴三桂等人发动的叛乱,目的在于搞分裂割据,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失败是必然的。而清朝平叛则是维护国家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能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这次战争中,康熙玄烨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指挥有方,处置得当,临危不躁,谨慎地对待战局的变化,不急于求成,也不放过良好的进攻时机。对待将领,不论亲疏贵贱,一律赏罚严明,因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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