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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读通鉴论》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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