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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在同一地平线上》引起的争论，所牵扯的，首先是对作品提供的人物形象及其本意的理解。朱晶同志在《迷惘的“穿透性的目光”》（《文学》第266期）一文中说，对《在同一地平线上》的评价，“应着眼于整体的构思，弄清它的主旨及作者的倾向性”，而刘俊民同志在《（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得失》（同上）中开宗明义，认为“我们不能从作品的概念、某些议论去追究作者的创作意图，而要看它客观产生的艺术效果”，这些话说得都很不错，可惜的是，他们在文章中却并没有遵守住这一规矩。比如朱晶在“迷惘的‘穿透性的目光’”这样的总题目下，历数了作品的凡大过失，从而断定“个人苦斗高于一切，这才是作品所要强调的核心思想”，其着眼之处，不过是作品的局部或某一侧面。刘俊民呢？在文章里引用作品中的材料，以作为立论的根据，但引用的大多正是“概念”和“议论”，有的甚至只是作品中某个人物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瞬间情绪和感受，例如“孟加拉虎”这样的比喻。这样来做文章难免以偏概全，甚至得出与作品本意、全意不大相干的结论。 这部作品的“核心思想”，是否是在宣扬“个人苦斗高于一切”？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不错，这部作品所以引起许多青年读者的关注，首先是在于它塑造了“他”和“她”这两个苦斗者的形象。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也许没有别的什么形象，能象他们那样，以一种逼人的气势、百折不回的韧性、与众不同的行操和心理，奏着苦斗者独特的乐章，给读者心灵以如此剧烈的振荡。但这一切，却绝非是作者在突发奇想，而是由相当多数的青年人的曲折经历为发端，以对活生生的生活的浓缩作基础的，因此，这阂发自苦斗者胸臆的乐章，便绝不就是“个人苦斗高于一切”的嘶叫，相反，即使不怎么细心的读者，也可以不时地发现其中回旋着不得已而为之的低吟浅唱，融贯着严肃的自我审察、剖析乃至苦斗中的心灵悸动。 关于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他”，刘俊民称之为“自私、冷酷、象孟加拉虎一样只有兽性、不通人性的个人奋斗狂”，而朱晶则论定为“唯我主义者”和“疯狂竞争者”。但从作品实际看，“他”这一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他”实在不是用一二句话，就能够概括无遗的，作者对于“他”的思想感情倾向，也实在不可能象有的同志所希望的那么简单明了。他为养家糊口，为找到一个得以为社会贡献自己才能的位置，真是历尽坎坷，饱尝酸辛。即使在今天，“他”已成了一个小有影响的画家，为了维持“生活位置”，“他”仍不得不继续以沉重的生活作为代价。这一切，不是亲自经历者是断难感受到的，也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够轻易抹去的。尽管如此，这个竞争世界的“强者”，也并非对自己就毫无认识。“他”对自己“坦的”道：“我是改变了，我被扭曲了。我堕落过！我不是纯质的，我是一个化合物。我承认！”于是，“他”的心里也常被焦躁、忧郁、疲倦……等等别样的情绪所控制。“他”也曾怀念儿时的逃学、怀念长满野花的鲜亮活泼的草原，梦想重又变成跟在马群后奔跑的孩子。在“他”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所能有的全部柔情蜜意，把僵冷的手指伸进妻子准备的热水，“心里会隐隐发酸”，到仅仅是因为“她一定在家里等”，“他”就不敢在外面呆得太晚……“他”很少作温情的表白，因为“他”太忙大累，无暇充当这一类的角色，也因为“他”认为在心心相印中无须表白，更因为“他”“老是在挥着，对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断地打，非要打得爬不起来才算。”如果说，“他”“由自己的欲望驾驭着，被命运扒拉。在这两种力量之间，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这同时又造就了一颗显得有些弯曲的灵魂，那么，指出这一点是需要的。但同样应该明确，被扭曲了的部分鲍非是灵魂的全部，而杂质也绝不就等于“化合物”。 因此，“他”是那样一个形象，“他”的复杂程度使“他”远远离开了二度的平面，而成了一个立体的圆球。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都只能观察到标志着不同素质的半个“球面”。如果以为这“球面”就等于全部，那就难免与形象本身大相径庭。比如，刘俊民抽出“别抱怨了，我对自己也在使用”这一句话，来证明“他”把人与人的关系看作是赤裸裸的互相“使用”关系，但是为刘俊民倍加赞赏的“她”却回答：“可我不愿意仅仅被使用，仅仅！”加以突出并强调的“仅仅”二字，意味着所谓的“使用”不仅为“她”所接受，而且也和一般意义上的“使用”（如使用某个器具一类）大不相同。对于一个复杂的形象，离开它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单独地抽出某句话、某个细节，用以验证某个观点，这对批评来说，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大忌。 当然，强调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并非意味着就不能对这一类形象加以概括。黑格尔说过：“一个性格之所以能引起兴趣，就在于它一方面显示出具有各种属性的整体性，而同时在这种丰富中它却仍是它本身，仍是一种完备的主体，”而这所谓主体，黑格尔称之为艺术性格各种属性中的“统治的定性。”倘若我们从艺术形象的完整性上去感受和把握这种“统治的定性”，那么，是很难得出“作者对‘他’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样的结论，而“他”，也绝不是“象孟加拉虎一样只有兽性、不通人性的个人奋斗狂”。我们以为，作品通过塑造“他”和“她”这两个在困难的境地下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苦斗者”形象，通过他们的相契和不和，在肯定他们的奋斗精神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了奋斗中可能发生的“异化”，从而提醒所有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青年苦斗者，能停一停脚，认真地审察和清理自己的内心，走一条健康完善的奋斗之路。对于那些因为奋斗而影响了家庭关系的青年夫妇，作品则以独特的观察和感受进行忠告。所有这些，对于当代青年无疑都是积极有益的。而作品的主旨也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主旨，放到作品渲染和描画的环境中去考察，那么就可以发现，刘俊民、朱晶同志对作品描写社会生存竞争的指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作品确实大量描写了“他”和“她”对竞争的认识和感受，而且其中也不乏尖锐。强烈的篇章，但，这些描写并非就是作品的全部。作品在描写“他”和“她”的同时，描写了亚光、惠萍、邓小达、吴大平等许多青年形象，他们没有一个是作为竞争对手出现在他们面前，并活跃于他们周围的。相反，人们倒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现那种彼此关心、互相帮助的无私美好的情意，更重要的是，作品始终是以“他”和“她”的思想感情纠纷作为情节的贯串矛盾的，“他”对竞争中的人与入关系的那些不无偏激的看法，一直受到“她”的批评，而在作品结束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了相当程度的悔悟和匡正的。这怎么可以简单地判定作品是在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竞争的区别，鼓励读者参予“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弱肉强食”般的拼杀呢？ 英国现代作家E·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把作家笔下的人物分成“扁的”和“圆的”两大类。所谓“扁的”人物，就是“围绕着某一概念或素质塑造出来的人物”。我们常把它们称之为类型性的人物，形象鲜明、单纯，寥寥数语就能把它们概括殆尽；相对说来，圆的人物要复杂得多，它向读者展示的，是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及其丰富的生活涵义。这种丰富性和多面性有时甚至会体现为让人难以一下子把握，而非仔细地加以品察不可。如果，福斯特提供的这个标准大体不错的话，那么，过去，我国小说创作中，“扁的”人物占据了不小的位置。而在十年动乱期间，这种倾向发展到了“点”的极至，这就是“样板戏”所谓的“集中刻划主要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的“原则”。近年来，创作界对此有了相当的注意，而且确实也不断地创作出优秀的人物形象来，这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但在评论界，有的同志似乎仍然习惯于用观察“扁的”人物的眼光，来评价一切文艺形象。一旦遇到过去少见的，“圆的”形象，不是为之瞠目，就是抓住某一方面，以为全球在握，轻易地下了结论。我们以为，有些文艺批评的失误，就在于依然袭用了这种“扁的”眼光。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8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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