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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X年X月X日 晴
  南方种地是追肥,北方多为施底肥。春天,将起出来的牛羊粪拌上土,打匀,用手一把一把抓到地里,老乡叫它“拿粪”。
  种麦子是用人粪,加上草木灰拌上麦种,一兜一兜的播到地里,我背个粪箕子,重得不得了,走路都歪歪扭扭的,这可是从男劳力手里抢来的活儿。
  饭送上来的时候,我满手都是稀屎,还吊着一条大蛔虫,山里哪有水洗手啊?我看看大叔们,用土在手上搓掉屎,就拿起了窝头,我就学着他们的样子,心里想,这就是改造啊。
  X年X月X日 晴
  今晚去公窑开会,干了一天活,我眼皮子直打架,驴驹子大吼一声开会啦!吓得一炕的后生全坐了起来。先念了一会儿材料,然后开始揪村里的坏人,有老乡说,“温生高不是个好东西!”话还没说完,又有老乡说,“杨世春这个狗日的……”没说两句话就吵起来了,有人出来调停,但也有人挥舞着拳头,二驴却在炕上睡着了,酣声大作。
  我发现了这样三个特点:一、全村没有一家有钟表的,收音机就更别提了,所以开会是“吃过饭开”,出工是队长醒了敲钟。松霖带来的小闹钟停了没处对表,就压箱底儿去了。二、等人的功夫比开会的时间长。三、女子,婆姨不开会,只有我们女知青参加会。
  X年X月X日 晴
  我们做了一下社情调查:村里虽然地不少,但土质瘠薄,连年广种薄收,社员大部分的口粮不够吃,整个夏天,出去要饭的有三家,向亲戚借粮的无数。
  劳动休息时,社员们就去掏苦菜,苦菜是一种白茎、绿叶的野生植物,我咬了一口,苦得恨不得从舌头上褪下一层皮来。大娘说要用水煮开了再用清水泡。塬上有几棵老榆钱树,锄麦间歇,年轻人一窝蜂地爬到树上,转眼把树皮剥了个精光,据说是压成粉可以捍杂面。可怜的老榆树啊,光干秃枝的立在山洼里,怎么经得住风吹日晒呢?本来可以活二十年,这下子得少去十年。
  我和社员们一起,拿着钢镢卖力地掏苦菜,奇怪的是没有社员觉得这有什么苦的,也没有人因挨饿而凄楚,仿佛一切都很正常。大家一块分苦菜、树皮,我们户人多,也分到半篮,大伙哼着山歌,一溜小跑回了村。
  我算尝到“糠菜半年粮”的滋味了。
  X年X月X日 多云
  今天轮到我做饭——就是包一切家务事。
  和大伙一块起了身,我赶紧跑到牲口窑,只剩二头蹶腿的公驴,只有自认晦气,那也得磨面啊。
  在大娘的帮助下,我给驴蒙好了眼罩,挂好笼头架上套,扬起鞭子“得儿起——”,磨轰隆轰隆响起来了,雪白的面粉从石缝儿中流了下来。我坐在窑门口洗衣服,狡猾的大叫驴听不到我的脚步声,便站下了,我只好跟着驴走圈圈,头都转晕了。
  做饭就更麻烦,火熄了就得吹,着着就得一个劲地添柴,还得捏窝头,尖尖圆圆的码在窝里,急得我手忙脚乱,幸亏吉小路过,进来帮忙,告诉我捏窝头时要放硬柴,抗烧,全捏完了盖好盖子烧猛火,气很大了就撤火,歇一程再揭盖。
  吉小提醒我,还不切咸菜?我从缸里捞起几块成萝卜,切成这个样子:细的像粉丝,粗的像手指。真笨!
  打发完午饭,端着衣服跪在河边的石板上用棒子打,真跟电影里的村姑一样。晾好了衣服上自留地,西红柿、黄瓜、茄子摘了一筐,嘿淯嘿淯背回来,开始擀面条,要做晚饭了。
  干家务活儿真不如下地,可农民的生活就是这样,这有什么意义呢?我陷入了茫然。
  X年X月X日 大雨
  今天全体社员在苗山种糜子,突然来了场暴雨,谁也没来得及躲进小窑,莫名其妙的接受了老天爷的洗礼。队长就叫收工了,我背着谷种,拉着老镢头,黄泥山路让雨一浇,又硬又滑,越是小心,脚越打颤,没等我反应过来,已经卷着麻袋掉到沟底去了,我都搞不清是怎么摔的,大伙七手八脚地把我扶回窑洞。
  松霖烧了热水,我们几个女知青洗将起来,然后掏箱子、开包袱找换洗衣服,弄干净了出来倒水,见到杏春和三儿站在门边,穿着精湿的衣服笑嘻嘻地说着什么,我说:“咋不回窑换衣服?”三儿笑着说:“没得换,我们就一身。”我忙叫她们进窑,“那就穿我们的……”杏春说:“我们受苦人天天这样,惯了。”说完拉着三儿跑掉了。
  知青们都沉默了,我的心再一次受到了刺激。这就是差距呀,劳动、吃、住,我们都跟社员一样,但是衣服,哪个人没有几套,脏了换,破了补。可是社员,没听说谁有两套衣服的,杏春十八了,整个夏天就穿一件无袖粗布紧身小褂,什么衬衣、背心,她大概连想都没想过;三儿的蓝布褂,背后已破成月芽形,直到穿不了了,她们才误一天工,进山掏叶子根,卖几块钱扯布。
  村里的底子太薄了,十分才合两毛钱,一年也分不到红利,糊住了嘴,哪有钱置办其它?连棉被都是两人一条,一来客,就到我们知青点借被子,还回来有虱子,有跳蚤,我们毫无怨言,既是改造,那就要彻底,就要克服自我。我们商量了一下,要缩短和社员的差距:白天穿一件衣服,晚上虱子咬得厉害,就跟老乡一样,光着身子睡觉。旧棉祆不罩罩衣,腰间系一根绳,头上裹一条白毛巾,不说话,就是陕北女子。
  X年X月X日 晴
  五月天,是陕北最热的天气。我们必须二更天上山,割麦割到晌午,再担麦子下山,吃过晌饭,赶到场里打麦子,第二天又是这样,那可真是累。早上出工我恍恍惚惚的,手当梳子抓抓头,早不刷牙了。现在是从里到外的陕北女子。村里的年轻人组成了突击队,每天早上先上山担一回麦子,我的手一层一层的掉皮,结了厚厚的血茧。这是劳动者的标志,真叫我欣喜若狂。
  场上铺了厚厚的麦子,一顿饭的工夫就晒得干干的。第一次看到用连枷打麦子,我真觉得特别新鲜、有趣。后生家都穿着老布做的坎肩、裤褂,婆姨、女子头裹花巾,分立两排,举起的连枷像风车一样转了圈儿落到麦子上,发出啪啪的声音,因为两排人动作一致,啪啪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舞台上排练过的舞蹈。我们几个知青跟着学,一会儿就学会了。
  X年X月X日 晴
  康万年大爷家杀了只猪,央我跟他去集市卖。集市在甘谷驿,是延安县与我们延长县分界的集镇,离我们村十五里路。每逢旧历的一三五,方圆七八十里路的社员都来赶集。
  大爷叫我扛着秤杆,嘱咐说,“女子,我卖下肉,你就给咱登记上。”我答应着,就出发了。
  刚到杨家湾沟口,一个老汉过来买了五斤肉,付不出现钱,大爷让我登记在纸上,老汉的住址,肉的斤数,折合的价钱,老汉满意地提着肉走了,我迷惘地看着大爷,“这……不给钱?……”大爷笑起来,“憨女子,咱这里人手头没钱,要等到腊月里上门去讨账呢!”
  集市还真热闹,挑担、推车、赶猪、背褡裢的应有尽有,还有不少熟人跟大爷打招呼。算我们手气好,不一会儿就卖完了肉,却只有一个人交了现钱,其余的都登记在我的账上。大爷郑重地将账单子折好,揣进怀里。
  真没想到,集市上居然有卖黑粮的,一斗麦子(合三十斤)贵到二十块钱。我气愤难平的嘟囔:政府早讲过不许投机倒把卖黑粮,盖着政府大红印的布告贴着到处都是,这些人怎么还这么干?大爷不吭气,我就没完没了地跟他叨叨,他终于说:“好娃哩,俺家粮食也是年年不够吃,秋里总要买百来斤高价粮哩。”我没话说了,但心里还是不太理解。
  吃过晚饭,病房的人都出去散步了,哪怕是架着双拐、伤口还未拆线的病人。只有抗美一个人在床上靠着,她的腿还不能动。幸亏她的病床紧靠窗户,她可以看见轻病号在外科楼前打羽毛球,白色的羽毛球一东一西地跑来跑去,抗美的心痒痒的。长结石的病人喝了化石汤,正满头大汗地跳绳,说是能把石头跳下来,随着尿排走,病人跳的累了,章小毛还在一边督跳,不让他们停。
  抗美多想跳一下啊!
  孟梅走后,抗美反而感到轻松了一些。因为自从妈妈知道她断腿以后,就是没日没夜的操劳,走南闯北的接她,送她,想办法给她治病,其间还要挂着爸爸和援朝。真该叫她安心地回家去了。尽管医院的环境让抗美感到陌生,这里没有她的熟人、朋友,更没有属于她的集体,程天牧叔叔很忙,不可能老来看她,她变得十分孤单,每天只有和日记为伴,读延安日记变成了她病床上的寄托,回想那时候的日子,让她感到内心十分温暖。
  病房的门开了,孙雁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抗美很高兴孙雁能来,拍了拍床沿,示意她坐下来,抗美停止输液以后,孙雁还是经常到她病房来,两个人渐渐成了朋友。她们其实都不太健谈,有时就在一块坐着。孙雁借到一本《红楼梦》第二集问抗美看不看,抗美本来不想看,但听说要有老干部证才能借到这类书,再就是抗美不愿意让孙雁失望,更不愿意让孙雁扫兴。但是她没想到,自己一看,竟然看进去了,闹了个如醉如痴。这样她跟孙雁就有了话题,孙雁只有谈书的时候才会滔滔不绝,她说她喜欢书里的世界,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声有色,有情有义,而现实生活,她是非常厌倦的,一片混沌且毫无希望。孙雁是个优秀的护士,她对自己的病再清楚不过,抗美觉得她的人生态度是很正常的。
  孙雁还借给她《牛虻》、《叶尔绍夫兄弟》、《贝姨》、《高老头》、《巴黎圣母院》等等,如果限时要还,抗美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她们聊书的时候,章小毛走过来,她们就不说话了。小毛背后问过抗美,“你们不是在说我们坏话吧?”抗美笑道:“你干了什么坏事怕我们说?”小毛道,“是你们干了坏事,你们看坏书,当我不知道。”抗美忙道,“你可别去跟别人说,省得生事。”小毛道,“我知道,我最恨叛徒了。”
  然而,书是最容易断顿的,有时找不到关系,好长时间都没有书看,孙雁就会变得更加沉默。有一次她伤感地对抗美说:“等死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抗美忙说:“快别这样想……”谁知孙雁继续说道,“抗美,有件事我想托给你。”抗美道,“你说吧,什么事我都答应。”孙雁感激地看了抗美一眼,道,“如果我死了,剩一点点遗物你就给我保存着……”抗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不等她想到合适的话,孙雁又道,“我说的是真的,我爸爸妈妈都是工人,为了避免难过,他们会把我的东西都烧掉的,我了解他们。”抗美道,“你不要再说不吉利的话了,你看我这个鬼样子,还不知道下了地能不能走道呢。”孙雁道,“你一定行,这就是我们俩的不同,你的病是可以好的,只是需要时间,可是我……将来还会有谁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
  抗美从来没见孙雁哭过,即便是讲很伤感的话,她也显得十分平静。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想遍了可能和细节,她说她羡慕猝死的病人。抗美第一次认识到命运的残酷性。
  有一天,孙雁来找抗美,见她又捧着那个破本子,孙雁好奇道,“你整天看那个本子,怎么百看不厌呢?”抗美脸红道,“这是我插队时候的日记,实在没东西看,报纸和《红旗》杂志我都看好几遍了。”孙雁道,“如果是日记,我就不敢说我想看了。”抗美道,“没事,你拿去看吧。”心想,人家遗物都愿意让我保存,我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她呢?抗美把日记本递给了孙雁。
  X年X月X日 晴空万里
  队里的西红柿压弯了枝,任你怎么架,还是掉的满地都是,队长决定赶集时卖掉一批,我和松霖争了半天,队长同意了,加上杏春和她爹,我们推车上了大道。
  翠绿的夏天,山峦像铺了碧色的绒毯,远远望去,延河水蜿蜒流淌,对面杨家湾的青纱帐,几个穿红袄的娃娃在戏耍。个大肉厚的面红柿在筐里跳跃,哪一个身上没有留下我的手印?每天钻进菜园里打杈、绑枝、锄草,我整整于了两个星期。
  集市上的鲜货还真不少,我们也挤在里头卖。好多人跟杏春爹打招呼,手只要伸向筐边,我和松霖就迎上去:“大叔,五分钱一斤。”来人只好缩口手,尴尬地笑笑,走了。杏春爹挤着眼睛对我说:“咱这里人一满没面皮,见到熟人总要占个便宜,要不队长叫你们来卖菜,说是学生娃娃不讲情面。”
  正说着,一个京片子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大爷,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只见两个戴着尼赫鲁式绒帽,身穿漂亮小大衣的男生,正跟一个憨厚的老农犯贫呢。一个说:“这么小你还卖一角钱十个,哪卖得出去啊?”另一个说:“八分吧,八分我们全要了,省得你挑回去,百八十里的多划不来呀。”一个又说:“我们知青什么没见过,还稀罕你这个,这是照顾你,懂吗?”另一个又说:“别不识抬举了。”
  我和松霖看在眼里,别提心里多气愤了,这种人,真给知识青年丢脸。没想到,这两人没说动老汉,跑我们摊上来了,一句话不说,拿这个捏那个。松霖忍不住说,“不买别动手,五分钱一斤。”两个男生愣了,半天才说,“嘿,京片子,我还当是村姑呢,是不是好衣服都让队长老婆要去了?你们是哪个村的?”我和松霖像约好了一样默不作声,他们大概觉得很没面子,又嘻皮笑脸地说,“三分钱一斤,我们全包了。”我说,“转手再卖,搞投机倒把,你们好意思吗?!”松霖冷冷地说,“别跟他们吵嚷了,就是三毛钱,我们也不卖。”那两个当然不能认栽,掏出一块钱来,非要买两斤西红柿,我和松霖当然不卖,就这么吵了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又来了个男知青,他的穿着朴素,神态也很沉稳,他把那两个男生说了一顿,对我们歉意地笑笑,正要走,松霖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他说,“我叫何冀中,马家沟的。”等他走了,我才和松霖肃然起敬。何冀中在知青里可算是个人物,首先当然是思想好,他学毛著、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心得还上过“人民日报”。其次是他聪明,点子特别多,比如用自制的半导体和扩音器给他们队办起了广播,家家安了喇叭,山里人第一次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他还在村里办了夜校,教农民识字;自学了《赤脚医生手册》,大病小病都能看,据说还敢开刀,被乡亲们称作毛主席派来的神医。
  X年X月X日 晴
  村里人都说,康家沟水土不好,人老是吵架。
  想想也是,刚来康家沟的时候,张家搞了史家一个西红柿,两家的大人小孩在公窑前跳着脚骂十八代祖宗,骂了整整一个下午,吓得我们几个新社员不知该怎么劝。
  现在已经习惯了,我是记工员,队里规定猪不许进自留地,张三桂家的猪“违法”,照队里的规定扣他三分,这下可好,三桂婆姨直吵到天黑才回窑,我也不用理,随她闹去。我现在明白了,农民直率粗鲁,不会拐弯,也不会搞小动作,虽然没有城里人有涵养,那也是贫苦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嘛。
  今天在苗山种麦子,关五的婆姨官儿和康俊明吵起来了,听说是文化大革命时结的仇,康俊明素来心狠,太阳穴的青筋蹦得老高,一把抓住官儿的头发,把她掼到坡底,还骂了一句臭婊子。
  官儿不干了,披头散发的跑回家寻绳子要上后山,大伙死抱着她,把她拖回窑,官儿横了心,康俊明不收回骂,她就寻死给他看。关五叔急的直掉眼泪,央康万年大爷叫革委会出面解决问题。
  天黑了,大爷叫我一块去前沟,关五家的窑洞里,关五叔蹲在地上吧嗒烟袋,官儿坐在炕边抹眼泪,大爷叫我摊开纸,记录他们的陈述。关五叔突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婆姨,我都不嫌,干他什么事?!”我差点没笑出来,只见康大爷端坐炕头,神情严肃,还做出思考的样子。
  X年X月X日 晴
  今天康俊明当着全村人的面,哼哼叽叽的向官儿赔了不是,收回“臭婊子”这句脏话,他也怕出人命。
  X年X月X日 晴
  今天收工以后,看见新张四笑嘻嘻的走进自家院子,抱起死去的旧张四留下的孩子,忙着收拾工具,烧火做饭。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旧张四在炕上瘫了两年,最后丢下婆姨和三个娃娃死了。在我们陕北,女人没了男人是活不了的。经人介绍,山那边的何家沟走来了一个人,“倒装门”进了旧张四的家,这个人叫常生福,是绥德人,从小家贫,他们常家就把他给了罗姓家“为儿”。养父家的姓要放在前面,就变成了罗常生。
  罗常生出去当了几年兵,复员回来还是娶不起媳妇,今年二十九岁,花了一百元钱娶了旧张四的寡妇,旧张四的寡妇都三十四岁了,还有三个“拖油瓶”的孩子。一家五口的吃穿,全压在新张四的肩上。
  出工的时候,我仔细打量了新张四,朴实而端正的面庞,结实的体魄,是个好劳力呢。他心里一定有苦,所以话不多,很快得到了全村人的喜欢,选他当了生产组长。
  新张四罗常生“倒装门”入赘以后,又得随张姓,改成了张罗常,三家人的姓成了他的名字。
  X年X月X日 晴转多云
  听说苗大爷得了重病,而公社医院离我们村十分遥远,我和松霖便去马家沟找何冀中,何冀中说:“行,我去看看,再叫上‘老中医’吧。”
  “老中医”也是北京三十一中老高二的学生,个头不高,一张热情的红脸膛,又带点小知识分子的酸劲儿。据说逍遥时期,是四四派宣传队吹笛子的。来农村以前,自学了半年中医,知青们就管他叫“老中医”。
  苗大爷的窑洞很黑,我们看不清他的脸,窑里的窗框七倒八歪,土炕头扔着个布袋,里面是烤干的馒头片,硬的跟什么似的,大爷就靠这个为生?我一阵心酸。奶奶窸窸窣窣地爬下炕,说大爷病半年了,一满不能动,近半个月什么也吃不下。何冀中撩起大爷的裤腿,“老中医”也凑了过去,我却不由地退了两步,两条腿肿得紧绷绷的,明个登登,像常人的腰一样粗,怎么会是这样。
  出了窑,“老中医”和何冀中两个人嘀嘀咕咕的,半天“老中医”才说:“我们怀疑是食道癌?”我说:“食道癌?那腿怎么会肿这么粗?”他们也说不清,我心里真有点失望,还指着他们药到病除呢,看来神医也不过是传说。
  回到窑里,何冀中说:“大爷,我们抬您老人家去延安治病,可好?钱我们去凑。”大爷说:“不中,好娃哩,我今年七十六了,也该死了,不花那笔钱了……”
  我们心情沉重的离开了苗家,那种不能为贫下中农解除痛苦的内疚心情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打着我的心。
  X年X月X日 晴
  不能再等了!我们几个知青分头给家里写了信,要医疗用品,我们要为贫下中农服务!
  村里只有一个医生叫邱成玉,是四八年逃回来的兵,他自己说在部队时当医生,还入了党,真是天晓得。这人终年不受苦,靠给附近村落里的乡亲们打针、卖药而获高利生活。他给兰强子打了一支青霉素,竟然收了两元四角钱!社员们都知道他坑人,但有什么办法?他还和后头张家的婆姨勾搭,终日泡在人家炕头,村里的人谁不指着脊梁骨骂他?
  一位大妈在山上干活砍伤了脚,抓了把土撒在伤口上,说是能止血。一位大叔手上扎了个硬刺,就用牙垢涂在上面,两天后化脓烂了,才把刺挤出来……
  医疗条件太差了,又碰上邱成玉这样的“医生”,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X年X月X日 晴
  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小木箱,和其它知青收到的东西差不多,有纱布、胶布、剪刀、镊子、红汞、磺胺软膏,针灸盒,还有一些内服药片。从收到第一个小木箱开始,我们就宣布免费为贫下中农治各种小病,所以每天晚上,小窑洞里挤满了兴高采烈的社员,这个要挤脓,那个要换药,拉稀的,感冒的,要胶布的应有尽有,我们还定了一个轮流出诊制度,在冰天雪地里背着药箱,给社员们送药。每到一个窑洞都听见乡亲们发自肺腑的感激声,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我想给张大爷治风寒腿,查了《赤脚医生手册》,可以用针灸治疗。我决定先在自己的腿上练针,刚才松霖给我扎了一针,什么酸麻胀,只是痛,痛得我叫唤出来了,但是我心甘情愿。
  X年X月X日 阴
  小药箱实在治不了大病,苗大爷还是死了。我们闻讯直奔前沟,小窑外面已经挂起了招魂幡,窑里传出呼天唤地的哭声。
  招魂幡是一根向日葵秆上绑着十几条白绿纸条,我们曾看过一次出殡,请客吃饭、吹吹打打,外加搞些迷信活动,当时大家都觉得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找到队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移风易俗”,丧事也应该新办。队长很为难,他说陕北人最重视的,一生两件大事,给老人送终,给儿子娶媳,办不好就落人耻笑。
  我们就跟队长反复磨,队长烦了,说,怎么新办嘛。我们说,开个追悼会,献上花圈,把苗大爷生前的简历、事迹写一个悼词念一念,这样办丧事才有政治意义。
  队长去跟乡亲们商量,回来说,先按你们的办,然后再按村里的老规矩办一次。我们听了都很失望,但也还是去了苗大爷的窑洞。大爷躺在门板上,二高到集上去买棺木了,我们亲手做了花圈,还给苗大爷写了悼词,我们几个知青向他老人家默哀……然而大爷的棺木一到,还是请了一班吹鼓手,呜里哇啦地大吹特吹,所有的亲戚披麻带孝,叩头、烧纸、大声嚎哭。“起殡”前还要吃油糕、杂面,折腾了大半天,大高才举起招魂幡,口中念念有词的起程。
  庞大的出殡队伍向苗山走去,途中,我看见家家的岸畔都烧起了麦草,一缕一缕的白烟挨家挨户地升起,三儿对我说,这叫“送主”,家家都要点。
  苗家办丧事,光请客吃饭就用去了半年的口粮,还买了不少高价粮,开春,二高和婆姨肯定是去讨饭。就这样他们也不埋怨。猴脸奶奶不像苗大爷那么一贫如洗,她有一口很好的棺材,雕满了龙凤花草,每年请木匠漆一遍,可猴脸奶奶养了五个女,全部飞嫁到外地,身边的两个儿子,谁也不愿养老人,一眼寒窑,孤灯枯影,老人颠着小脚独住了几十年,每回跟儿媳怄气,就趴在心爱的棺材上哭……
  X年X月X日 月亮初上
  今天收工晚了,刚走到沟口,就听见我们窑里传来了悦耳的笛声,我们直奔窑里,原来是何冀中,“老中医”,还有几个男生,都是马家沟的。吹笛子的是“老中医”,松霖正忙乎着做晚饭,何冀中在灶前烧火,两人聊得挺带劲的。见我们进来,大伙一通互相介绍。
  吃晚饭的时候,何冀中说,我们听说你们在村里破除迷信,丧事新办,心情特别振奋,决定过来跟你们交流一下,然后再串联其它队的知青,团结一心,真正在农村发挥作用。
  其实,我们也听说了马家沟知青的事迹:上面不让开荒,队长私下里带着社员开,何冀中他们所有的知青就不出工,以示抗议,队长这才害怕了,他们这才下功夫劝通队长。为了队里的利益,他们见离安塞县近,就进城拉粪,起早摊黑,队上空前增添了几千斤肥,把队长的眼睛都笑弯了。
  我们七嘴八舌地交流着经验,讨论着村里的派性、自发势力的表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走?何冀中说,他们在公社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但公社距他们村二十多里,队长去开会才捎回一卷,不及时拿回来,老乡就拿回家去糊窑壁了。说着他从破书包里拿出过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探讨形势,寻求方向。直到深夜,我们劝他们留下来住一晚,他们不同意,说要走夜路去何家沟。
  何冀中临走的时候说,我们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的目的,无非也就是为了改造农村,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呢?只要我们心齐、有抱负、能吃苦,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
  何冀中走后,我失眠了,知青和知青就是不一样,同是三十一中的男生,杨家湾的知青刚来时比谁都有抱负,什么改天换地、科学种田、搞机械化,以为自己是扭转乾坤的救世主,结果怎么样?连生活关都没过去,懒于出工,不会做饭还净想吃好的,女生们一气这下干脆跟他们分了灶……可是何冀中却在农村锻炼的这么成熟,有思想,会思考,不仅在马家沟村起了一股正气,还串联我们其它队的知青,发现和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他在油灯下的那双眼睛真亮啊,散发着坚定和智慧的光芒……
  孙雁拿着日记本来找抗美,称赞她道,“你真不愧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日记都写得这么引人入胜。”抗美笑道,“什么引人入胜,全是胡写的,你看字歪歪扭扭的地方,就是我困得坚持不住了”。孙雁道,“我想问问你,你和何冀中后来……”不问还好,一听这话,抗美的脸色顿时黯然,眼圈微红。
  老半天,孙雁才轻声问道,“是他不接受你?还是你压根就没提过?……”抗美低声道,“提什么?”孙雁道,“我看出来了,你挺喜欢他……”抗美茫然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反正总是想起他来,赶也赶不走……”
  的确,抗美对何冀中的印象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抹不去。一次趁着雨天没事,抗美和松霖去了一趟马家沟,何冀中正在给青年社员教歌,高音老也上不去,抗美说,还是我来吧。刚亮了一嗓子,在场的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何冀中也惊喜地瞪大了眼睛,“她的嗓子可真亮堂……”松霖得意地回敬他,“把你震了吧,我们抗美,那是内秀。”
  后来康家沟的社员选抗美当了妇女队长,尽管抗美一个劲地说,未满十八岁,没有选举权,大叔大婶们却说,没有选举权,有被选举权,硬是让她当上了。抗美当了妇女队长,她觉得最大的问题是队里劳力不够,但是婆姨们每天陷入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又没办法出工,特别是推磨,又费时又费力,抗美和同学们合计,先是大伙一块凑了点钱,然后开始伺弄菜园,尽可能丰富地种菜,婆姨们就拿鸡蛋来换菜吃,等鸡蛋攒多了,就拿到集上去卖。就这么一分一毛的攒,终于攒够了钱,派两个同学回北京,买了架小钢磨和一台十马力的柴油机。山庄里第一次响起了机器声,从此推磨机械化了,妇女出工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消息一传开,又有不少知青跑到康家沟取经。
  何冀中再来康家沟,指导性的语气就变成探讨性的了,他跟抗美聊起来,有说不完的话。后来他们又都被选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被派到延安去开积代会。
  延长县的代表登上一辆卡车,何冀中在车上伸出一只手,车下的抗美抓住他的手上了车,只是一瞬间,两个人的目光好像撞了一下,但又迅速地躲开了,抗美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何冀中的手上布满硬茧,粗糙有力。
  孙雁听了这些道:“那不挺好吗?”抗美道:“可我怎么会想到把腿摔断了呢?而且七拐八弯跑到广州来治,我整天在床上呆着,没事就写信,我告诉他我伤好了以后,可能会留在广州当兵。没想到他就火了,来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他说当时知青中间已经出现返城的现象,我走了以后,就有人传我是自伤,是为了体面地达到返城的目的,他不相信,跟人吵起来了。他说他在延安医院看见我病成那样,决不可能是自伤,结果收到我的信,果然就不回去了,就留在广州穿军装了,怎么一切都这么顺,像安排好了一样。他说我在积代会上的发言还犹在耳边,怎么会这么虚伪呢?”
  “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他解释,但我还是要解释,我给他写了很多信,都是石沉大海,他不给我回信,也再不理我了……”说到这里,抗美伤心地流下眼泪,“……他不知道,如果我这种时候能收到他的信,没准儿能下床走路呢!他却说我是自伤,我的这两条腿……就差没一辈子坐轮椅了……松霖也来信啊,她就没有听到过这种谣言……”
  孙雁急忙安慰抗美道,“他现在是在气头上,等过一段时间,就会想明白了……”抗美打断孙雁的话,抬起泪眼道,“他不会明白的,我了解他,他的眼里揉不进半粒砂子。如果我不回陕北,就什么也别说了。”孙雁忙道,“其实当兵也不少吃苦,你以为哪。”抗美道,“我知道”。孙雁又遭,“还是留下当兵吧,确实机会难得,你总不能因为何冀中,又跑陕北去吧?”抗美的眼光移向窗外,“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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