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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C市大街随便盯上的这个人,竟把我们带到××矿,带到南京,最后带到S市这个偏远的山沟里来了,绕了好大一个圈子!他在××矿、在南京的言行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不必记他,且看他回到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以后的事吧。如果不节外生枝,赵信书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以后慢慢传出来,至多变成一个笑话,像“小老广”的“红豆”一样供大家一乐罢了。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给C市公安局复函中所说的“如归厂后发现异常情况,当即时函告”等语,不过是支应差事的套话,对赵信书这样的书呆子,谁也不会再去注意他。可是,这时偏偏有这么一件事,来了这么一个人,于是,在赵信书还傻头傻脑地盼着C市钱如泉给他来信的同时,他的背后,却展开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紧张活动,光厂党委会就开了三次。S市矿务局从西德引进了一套机器。这套机器的安装、调试、运转都由机械总厂负责。去年年底,西德专家来洽谈过一次,现在,机器运来了,专家也跟着来了。按合同,他要指导安装,待试车成功以后才算完成任务。去年西德专家来,是由赵信书陪同当翻译的。因为矿务局的技术人员懂得英语、日语的虽然很多,而懂得德语的却只有赵信书这么一个宝贝。那么这一次,能不能再让赵信书去跟外国人接触呢?
  请注意,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但要把真实的地名人名隐去,还要把矿山的种类和机器设备的名称隐去。因为只要暴露一个实际名词,有人就能从某份内部通报上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这一来,对号入座的人就太多了。我们的小说也不叫小说,叫报告文学了。而报告文学是最难写的,批评也不是,表扬也不是,总会遭到“违反真实”的指责。并且,我们如果把技术上的事写得太细,不熟悉这种专业的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枯燥。幸好小说不是写机器,而是写人的;机器、技术的描写我们就从略了。感谢相声演员马季给了我们灵感,他在一九八四年迎春晚会上表演推销“宇宙牌”香烟,说是有一种新产品叫WC。这样,我们干脆就把西德运来的这套机器称作WC好了。现在,WC机器来了,西德专家汉斯(这也不是他护照上的名字,而是我们给他起的一个最普遍的德国姓,就像俄国的伊凡、中国的张三李四一样)也到了S市。还让不让赵信书去当翻译,厂党委会上煞费脑筋。
  “老赵这个人我很了解,”新上任的厂长、原厂副总工程师李任重思忖着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说这个人缩手缩脚,工作没有魄力,不主动,不能独当一面,我是信的。可是我不信他会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这两天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就是为了C市公安局来的那封调查函件吗?我看,那也并不能说明老赵有什么问题。咳!……”
  说到这里,李任重摸着剃得发青的下巴沉吟了。他瘦高个子,身材匀称,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如今已五十开外,两鬓已经花白,自当了厂长以来,性格也比过去稳健得多了。并且,他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反证,但此刻他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反证来证明赵信书没有问题;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不能仅仅靠经验、靠直觉办事。于是他咳了一声后,沉默了下来。冷场片刻,厂党委副书记周绍文轻轻地叹了口气,绕了一个圈子说:“唉!现在,社会上要比过去复杂多了。我记得报上还登过这么一件事:南方哪个省的一个高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竟想把自己的女儿给香港的富商做小老婆。唉!真是……”“真是”什么,他也没说出来,言外之意是,社会比过去复杂了,人也会变得复杂起来,不能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此人现在不会出问题。李任重看了他一眼,觉得他这个论据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便没有理睬他的话,接着说:
  “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决定吧,汉斯先生在S市已经住了三天了,总不能再拖下去。我的意见还是让老赵去试试,万一有什么问题……”“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这位新提拔上来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又傻眼了,自己也拿不出办法,只好焦躁地在皮椅上扭动了一下。“真要命!这种事又没法表决的。”厂党委书记吴克功拍了拍桌子。在我们看来,他长得却有点像钱如泉,面白体胖,是个心地宽厚的人。他也觉得这种事情可笑,一面笑一面叹息。“赵工这份怪电报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不把它当回事吧,人家公安局都注意上了,那个钱如泉又是那么种人。把它当回事吧,赵工又是这么个老实头子……嘿嘿!……”
  提到钱如泉,周绍文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用笔敲着记事本说:“哦,去年汉斯临走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当时汉斯的确给我们出了些好主意,我们想表示表示谢意,送给他点什么。可是他说别的都不要,只要中国的一个小古董。这话也是赵工翻译的。后来,我们花了四十块钱买了一个仿制的汉朝瓦当送给他。他也不懂真假,高兴得眉开眼笑。买古董这事,我记得去年党委会的会议记录上有……”周绍文向来是绕着圈子说话,但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总能使人听明白。果然,这种联想引起了党委成员们的注意,连李任重都警觉地皱了皱眉头:是不是这个书呆子真的受汉斯私下的委托,代买什么古董,这次趁出差的机会和C市的一个古董贩子挂上了钩,却卷进一件违法案件中去了呢?……“嗯,这事倒是有的。”党委书记吴克功点点头,又搔搔花白的短发,带着无可奈何的、会意的笑容说,“嗯,这里面,嗯,他们这里面,是不是……啊,有啥……哎,老郑,这个汉斯会不会说英文呢?要会说英文,事情就好办了。咱们厂好几个工程师都会英文哩,哪怕由李厂长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他呢。”
  吴克功不愧搞过长期的政治工作,搔了搔头就想出了这个李代桃僵的办法。负责临时接待外国专家的郑副厂长埋在靠墙的沙发里,用不满的口气回答:“这事我早就问过他了。他会英文,可是他说他是德累斯顿人,在国外,他向来不用英文说话。”
  “啥?德累……”吴书记诧异地问,“那不是德国?那跟不说英文有啥关系?会英文,又不说英文。这,这里面……”在这方面,吴书记可又胡涂了。郑副厂长懒得跟他解释,埋在沙发里喝茶。显然这位副厂长、党委委员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采取表决的话,他是会投赵信书的票的,但他却不愿在会上表态:管他呢!书记厂长决定谁去当翻译谁就去吧!
  “德累斯顿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美国空军炸了个一塌糊涂。”李任重见吴克功的窘态,看不过去,耐心地告诉吴书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汉斯才不在国外说英语。这也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何止于一塌糊涂!当时汉斯面红耳赤地说,他的父母就是被美国飞机炸死的!”李厂长说话了,郑副厂长才用激烈的口气补充了一句。他们俩的关系有点别扭。可正因为关系别扭,才能从反面激出话来。
  吴克功总算明白了,但又搔开了头。会议僵在这儿,和前两次一样,无法进行下去。
  “哎!老郑,他跟你说这话的时候是用英文还是用德文的?”
  周绍文灵机一动,想到了妙计。但他还是不愿直接说出来;他要引导别人往他的妙计里钻。
  “德文。”郑副厂长眼睛都不看他,仅仅吐了两个字。
  “那么,”周副书记面带微妙的笑容,“他说的是德文,你怎么懂得的呢?”“我怎么懂的?我前天不就汇报过了么?我只好从省社会科学院借了个新分来的大学生!”郑副厂长的潜台词是:你别的事情记得倒挺清楚,前天的事你却记不得了!
  “嘿嘿!”周绍文点点头,眼睛横扫过会议桌,朝大家一笑。意思是: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李任重当即明白了,但他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可是这时候他的脑子被古董、钱如泉、“黑炮”、汉斯、赵信书和“社会比过去复杂了”等等所干扰,乱成一团,也没有表示异议。吴书记两眼还瞪着周绍文,不太懂得这位副书记的圈子。至于郑副厂长,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个会上。他当了多年的副厂长,工作勤勤恳恳,没犯过大错,可是这次调整班子,他还是副厂长,却让李任重当了正厂长,所以他抱定了冷眼旁观的态度。这时,管财务的王副厂长忍不住了,皱着眉头拍了拍记录本。“行啦,行啦!”他不耐烦地说,“我看我们也别再讨论了,就照周副书记想的办法办吧。老郑,既然你已经请了一个翻译,那就请到底算了。咱们顶多给他单位付点借调的劳务费和出差费,要不了多少钱。我告诉你们,S市的招待所愣敲竹杠,一套特级房间一天要我们四十多块钱;机器还放在车站的仓库里,每天又要付钱,过期不取还要罚款!咱们坐在这儿讨论,人民币可是不停地朝外淌哩!”
  “嗯,老周的办法倒是个办法。”吴克功终于恍然大悟,高兴地说,“既然请了一个大学生来,就让他一直陪同当翻译好了。老郑,你再跟省社会科学院商量商量,把这事定下来。至于赵工呢,”他把脸转向厂长李任重,“咱们也别难为他,还是要注意知识分子政策。你想,要是他没啥问题,我们不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对他也没啥妨碍;要是他真有啥问题呢,我们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不是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反而害了一个同志么?你说,是不是这样?”
  李任重看着吴克功笑眯眯的脸,觉得这位党委书记抱的态度还是与人为善的,心里不觉有些感动。“好吧,”他点点头。“我们目前也只有这样做了。”
  事情总算在第三次党委会上定下来:赵工靠边,找人顶替,赶快去接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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