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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铅灰色的天空飘下了雪花。这个偏僻的、贫穷的、落后的荒村，大自然倒没有遗忘她，公平地给她也盖上了一层洁白的初雪。小土房上小小的烟囱，冒出的烟也是纤细的，更像童话中的一幅插图。 忍耐的好处之一，是我的感冒会不治自愈。我早已发现，疾病加重在很大成分上是个人的神经作用。如果像对情人一样念念不忘自己的病痛，病就会越来越重。干脆不理它—— 也没办法理它，它呆在你身上也无趣，很快就会抛掉你。 那个瘸子一瘸一跛地四处吹哨，通知说不出工。他的喊声很怪。好像叫卖什么东西：“休——息！”“休”字拖得很长，“息”却戛然而止，连一丝余音都没有。但在我们听来，这无疑是个可喜的消息。棉袄棉裤在炉子上烤干了。“营业部主任”不住地埋怨我把房里熏得臭烘烘的。我不理他。要是他掉进水里，他还有新棉裤，还有老羊皮袄。在我眼里，他倒成了资产阶级—— 阶级关系又整个儿颠倒了。糟糕的是，湿漉漉的棉衣烤干后，硬得和盔甲一样，不保暖不说，穿在我既无衬衣、又无衬裤的身上，磨得皮肤又疼又痒。早饭后，我干脆把衣裳全部脱光，用棉花网套把自己包了起来，仅从网套的破洞里伸出两只手，捧着本书，靠在泥土剥落的墙上。 我抱着一种虔诚的忏悔来读《资本论》。 上午，我还能饶有兴味地读着。我重温了《初版序》，接下来读《第二版跋》直到《编者第四版序》。论证的逻辑理清了，也印证了我昨夜的想法：我所出身的这个阶级注定迟早要毁灭的。而我呢，不过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我这样认识，心里就好受一点，并且还有一种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我个人并没有错，但我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就像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后代，他要为他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命运就在这里。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 但是到了中午，我就读不下去了。对于我来说，休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吃的。平时干活的时候，饥饿还比较好忍受。什么活都不干，饥饿的感觉会比实际的状态更厉害。我完全相信卓别林的《淘金记》中，困在雪山上的那个饥饿的淘金者，会把人看成是火鸡的幻觉。那不是天才的想象，一定是卓别林从体验过饥饿的人嘴里得知的。当我看到“商品是当作铁、麻布、小麦等等，在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态上，出现于世间”这样的句子，我的思想就远远地离开了这句话的意义，只反复地品味着“小麦”这个词。我的眼前会出现面包、馒头、烙饼直至奶油蛋糕，使我不住地咽唾沫。那个句子的后面，又出现了以下的列式： １件上衣＝１０磅茶叶＝１０磅咖啡＝１卡德小麦＝２０码麻布 “上衣”、“茶”、“咖啡”、“小麦”，这简直是一顿丰盛的筵席！试想：穿着洁白的上衣（不是围着破网套），面前摆着祁门红茶或巴西咖啡（不是空罐头筒），切着奶油蛋糕（不是黄萝卜），那真是神仙般的生活！我也有着华丽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会把我所经过、看过、读过的全部盛大宴会场面都综合在一起，成了希腊神话中忒勒玛科斯的大宴会：“安静地吃吧，我不会让任何人来妨碍你！”这时，不但各种各样食物多彩多姿的形象诱惑我离开《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而且这冬日的沉寂而寒冷的空气中，不知从哪里会飘来时而浓烈时而清淡的肴馔的香气——我脑子里想到什么，就会有什么味道。这香味即刻转化成舌尖上的味觉，从而使我的胃剧烈地痉挛起来。“营业部主任”又耍花样了。他在他的小木箱中摸索了半天，摸索出一块黑面饼子。他不让中尉吃，不让报社编辑吃，还有两个同来的就业人员他也不让，独独要请睡在我旁边的老会计与他分享。其实他明明知道老会计严格地奉守着“我不沾你一分，你也别沾我一毫”的处世原则，不会吃他的“请”的。老会计在这点上也确实迂腐得可笑。比如，他对我与他铺位之间的分界线，比两个关系紧张的毗邻国家的国界还敏感——其实我与他相处得还好。如果他的被角偶尔搭在我的草铺上，他会像被子掉到火上了似的慌忙拽过去；如果我的破网套有一团棉花沾上了他的褥子，他也会郑重其事地捧着送回来，好像那团破棉花是我丢失了的钱夹子。这种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我想象不出怎么也成了“右派”。“吃吧，吃吧，没关系的。”“营业部主任”小心翼翼地掰了半块，从门边扔到他的褥子上。 “咦，咦！弗，弗……”老会计操着上海口音叫起来，惊慌地又扔了回去，仿佛那半块黑面饼子是个烧得火烫的煤球。 “吃吧，你看你这个人……啧，啧！”“营业部主任”又慷慨地扔过来。那半块饼子已干得坚硬无比，扔来扔去都不会掉渣的。“哎，哎！真的……侬自家吃吧。”老会计更惶惶不安地扔还给“营业部主任”。“啧！我让你吃你就吃吧。这会儿，谁不饿？！”“营业部主任”再次使劲往这边一扔。 但是，这次“营业部主任”没扔准确，更可能是他有意识的，半块黑面饼子掉到了我的草铺上，正在我的脚旁边。 老会计用一种非常恐惧的眼光斜睨了那半块饼子一眼，在他的铺位上坐卧不宁地扭动着。拣起来再扔回去？这饼子是在我的草铺上；也许他还有点怜悯我，想顺水推舟把饼子让给我吃。不拣起来往回扔？“营业部主任”明明给的是他。即使他给我吃了，人情帐却是挂在他名下的，“营业部主任”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债权人…… 土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其他几个人虽然表面上在各干各的事，有的在补袜子，有的在写家信，有的在被窝里想心思，但注意力无疑都盯在这半块黑面饼子上。报社编辑和中尉在自制的象棋盘上也暂时休战。这半块黑面饼子的命运牵动着所有人的心。饼子约摸有一两重，由于放得太久，表面上竟有一层暗淡的光泽，很像一块硬巧克力。它旁若无人地、藐视一切地坐镇在我的草铺上，使我非常地困窘；我那“把荆棘当作铺花的原野”的精神也受到了挫折。剩下的黄萝卜在昨天回来后就煮着吃光了，没有一点东西可以抵挡从心底里，而不是从胃里猛然高涨起来的食欲；没有一点东西可以把我汹涌澎湃的唾液堵塞住。由于委屈，由于受到这种残酷的作弄，由于痛恨自己纯自然的生理要求，由于蔑视自己精神的低劣，由于那种“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哀叹……我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土房里如死一般寂静，皑皑的雪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映照进来，每个人的脸都像死人似的苍白。老会计最终决定了对策：不在我的领地里，就不关我的事！闭起了眼睛，袖着两手坐在褥子上，活像个入定的老僧。“营业部主任”表面很镇静，和扔饼子之前一样，在他铺位上盘着腿，但眼睛却灼灼地盯着那块诱饵，紧张地等待着即将被夹住的猎物。 这时，窗外由远及近地响起沙沙的踏雪声，同时传来了轻松的放肆的歌声：姐儿早上去看郎，三尺白绫包冰糖。送给小郎郎不用，转过身儿好凄惶哟——呀啊！ 初三早上去看郎，小郎病在牙床上。双手揭开红绫帐，小郎脸上赛金黄哟——呀啊！ 是个女的。我一听就是两天前给我钥匙的那个妇女。 沙沙声和歌声越走越近，径直向我们“家”门口走来。土房里所有的人都有点惊奇，目光被这突如其来的、仿佛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飘来的声音吸引到门口去，连“营业部主任”的神经也暂时松弛下来，不自觉地表现出侧耳倾听的模样。 一会儿，脚步到了门口，随即，门像受到爆炸的冲击波撞击似的，“砰”一声被推开了。门大敞着，却不见人进来。 这几秒钟，屋里的人都呆呆地盯着门口，像一群傻子在盼望一个奇迹。门外的人似乎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犹豫，一蹦子跳到门槛上，两手扶着门框，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寻找着。 “嘻嘻！你们这达儿谁是唱诗歌的‘右派’？找他干活去。” 是她！而她问的只能是我！ “喏、喏、喏，”“营业部主任”转过头来用手指着我，快活地叫道：“章永璘，喂，你干活去哩。”可是，从她的语气、她的神态、她的特别的嘻嘻的笑声里，我即刻敏感到她并不是叫我去干活。我很高兴她把我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是找我吗？”我还有点拿不准，因为她不是说“写诗”，而是说“唱诗歌”。“干什么活？”我又问。 “嘻嘻！我一猜就是你。”她仍然手扶着门框，身子前后地摇晃，“都说你会打炉子，叫你给打个炉子去哩。” 她为什么要猜？怎么会一猜就是我？我感到了一种微妙的关切。我也愿意跟她一起干活。既然没有吃的，干点活比闲呆着还好受点。我说：“那么你先去，我穿好衣裳就来。” 她注意地打量了我一下，大概觉得我那副模样很滑稽，又嘻嘻地一笑。“那你快点，我在家等你。我家你总认得。” 她一欠身，把门“砰”的一声拉上。我匆匆地穿上棉衣棉裤，在蹬棉裤腿时，我装作无意地把那半块黑面饼子踢到我和中尉之间的过道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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