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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福建回来，就听国尧同志说《火浴》已经编好，即将发排，并嘱我为她写一篇序。这本书从写作到编稿，我都没有参加，本没资格说三道四，但因为她是集中反映宁夏乡镇企业的报告文学集，而我这次到福州也是应邀去采访那里的乡镇企业，并完成了一篇有关杨振华“八五一”的文章，所以对我区出版的这部集子的确很感兴趣，即使没有国尧的嘱咐也想说一点点话。 在采访福州市洪山乡“八五一”厂的过程中，我一面找厂里的干部工人谈话，一面暗自惭愧。福州市洪山乡人口仅仅两万有余，然而一九八六年的生产总值已超过一个亿。今年一九九一年更有两亿多了。我们宁夏，据说一九九○年的生产总值不过是三十多个亿，一个省，四百多万人，也就等于十五个洪山乡。当然内地不能和沿海地区相比，但想到同是中国人，我们的贡献实在也太低了点。 幸好，贡献低的地区并不是普遍的贡献都低；矮子里面毕竟有将军。《火浴》这本报告文学集中所“报告”的中卫县铁合金厂，总算给人以安慰。这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一个小厂，而在一九九○年竞创汇二百万美元，名列自治区同类厂家的前茅。我虽无缘去这家铁合金厂，但我参观采访过这类工厂，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创业和经营之中的艰难远远要比国家都包下来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更甚，恐怕不是这本薄薄的集于所能全面反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首先值得称道的新事物，一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就是由此而出现的乡镇企业了。一九九○年，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达三百多个亿，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可是由于这类企业在所有制序列中所决定的社会地位，在资金、人才、原材料、能源、交通、销售等等方面都会遇上重重困难，用一句广东话来说是“问题多多”。可是，也正是在“问题多多”中才会显示出人才，也即人的能力。那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中国的人际关系、世态，和中国人的心眼与才干都达到了空前复杂及多变的程度，让一些还来不及接受新事物的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 所以，我觉得搞创作的人跟踪乡镇企业必定会有所收获。而且，那本身也是感受新鲜事物的机会。我在写洪山“八五一”厂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至今，对社会主义是不是有优越性以及它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好像还有或明或暗的争议。可是我想，尽管这种制度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任何社会制度体现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最终总要取决于人。在适当的人手上，甚至一种社会缺陷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改革开放促使新人辈出并迅速成长，而又是这批新人首先感受到我们制度中尚存在的缺陷，所以说也是他们站在改革的最前列。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化腐朽为神奇，充分体现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哲学观点。 这本集子中的文章还告诉我们，像中卫铁合金厂厂长林晓方这类乡镇企业的领导，正由于他们是“泥腿子”出身，刚刚告别土地，所以他们似乎天生地就具有勤与俭的特性。同时，由于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对文化知识的提高更有着很强烈的紧迫感。这种品质，我想不仅会激励一般的工厂干部，也会使长期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受到振奋。 对我们搞文学的人来说，现在很长时期不提“受教育”这种话了。是的，这种话总令人联想到“文革”而让人感到呕心。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人其实是经常不断地在受着教育的。去一个新鲜的地方，到诸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企业进行采访，和林晓方这样的乡镇企业家谈话，也应该说是一次“受教育”。我相信，参加创作这本集子的所有宁夏作家，不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去之后与去之前必然不同，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一定的提高。 这里我要趁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谈谈我这样的一个观点。现在，有许多人认为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其实是“广告文学”，以为是文学界的“堕落”，“圈子”以外的人嗤之以鼻，“圈子”里的人不屑动笔。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能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反映。文学家去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替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厂长“树碑立传”，和经济界中的乡镇企业的兴起一样，也应看作是文学界中的一个新现象。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以后，工厂企业的知名度就成了工厂企业生命力的一部分；哪个工厂企业知名度高，哪个厂家的活力便强。很多人不知道，“广告”不仅刺激买方市场而且会刺激卖方市场，也就是说不仅会争取顾客而且会使厂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广告”不仅仅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所以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功莫大焉。西方世界每年用在广告上的钱达数百亿美元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一种玩噱头的无谓消耗。试想，“广告”就有这样大的作用，那么报告文学呢？找相信，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厂家，林晓方这样的厂长，作家给他们写了报告文学后，他们只会更加努力奋进，而不会躺在这几篇作品上睡觉。荣誉，对绝大多数人起的毕竟是激奋作用。要不，国家就不会每年树立这么多劳模、开那么多次庆功会了。 我们经常号召作家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要到工农中间去，那对报告文学就不能另眼相看。相反，还应该大大鼓励才对。我以为，现在只有报告文学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得最密切、最能直接反映现实、社会效果最为明显的文学体裁。我之非常乐意给这本集子作序，部分原因也出于此。我希望宁夏作家协会今后仍不断地组织本地作家到工厂农村去，写出更多的这类作品来。 至于说到“树碑立传”的问题，那更是“文革”余孽了。那时中国人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立传，却忘记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老话。想想，我们的先人有何等气魄。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传记构成的宏篇巨制。我们的祖先不但为好人立传也为坏人立传，因为他们理解坏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历史。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不过是新人创造的，为这些新人立传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而且，现在的一篇报告文学又不是这些人的盖棺论定。 美国的汽车大王尼柯卡，石油大王哈默等人，都是请作家给他们写的传记。他们的传记不但风行西方，中国想向之学习的也大有人在。从激励人，令人感奋这个角度讲，活动在我们身边的新人当然会更为直接些。所以我还在盼望着有更多的这类人物的传记出现呢。 仅以此文感谢宁夏的作家们、编辑们和企业家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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