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录
秋日二题


  ……又是一个秋天。匆匆的、冰凉的秋天。我在窗前伫立,我坐下来……感觉着,追思着,以此来面对自己的秋天。
  感动的能力……
  麻木的心灵是不会产生艺术的。艺术当然是感动的产物。
  最能感动的是儿童,因为周围的世界对他而言满目新鲜。儿童的感动是有深度的——源于生命的激越。
  但是一个人总要成长。随着年轮的增加,生命会变钝;被痛苦磨钝,也被欢乐磨钝。这个过程很悲剧化,却是人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人是相当顽强的,他会抵抗这一进程,从而不断地回忆、追溯、默想。这期间会收获一些与童年时代完全不同的果实——另一种感动。
  感动实在是一种能力,它会在某一个时期丧失。童年的感动是自然而然的,而一个饱经沧桑的人要感动,原因就变得复杂多了。比起童年,它来得困难了。它往往是在回忆中,在分析和比较中姗姗来迟。也有时来自直感,但这直感总是依托和综合了无尽的记忆。
  人多么害怕失去那份敏感。人一旦在经验中成熟了,敏感也就像果实顶端的花瓣一样萎褪。所以说一个艺术家维护自己的敏感,就是维护创造力。一个诗人永远在激动中歌唱,不能激动,就不能吟哦。
  可是从很久以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诗人可以无动于衷地写出诗篇……诗人即便在描写腾腾烈焰,也是冰凉的、平淡的。他无法写出烈焰的形与质,他的心无法点燃。
  这样的诗可能徒有其表。
  诗篇永远在传递一份心灵的感动。他在那一刻、那一瞬中的震颤被文字固定下来,才不会消失。这样的文字掩藏着怦怦心跳,那脉动即便在千年之后也会被读者摸到。
  相反,有一些文字涂得老泪纵横,一片淋漓,也仍然不能使人在阅读中产生共鸣。作者只是凭借某种语言惯性往前推进,只是适应一种语境而任其衍生,他面对着表述世界的同时并没有面对着灵魂,不曾热烈地拥有,没有惊叹、狂喜、沮丧和战栗之类的情感因素生成并从心底泛开。他不过在操作和游戏,游戏也有好多种:热情的游戏,冷漠的游戏,痛苦的游戏,酸腐的游戏,胆大妄为和道德沦丧的游戏……
  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没有令人感动的东西了吗?
  或者说,既然不再感动了,又为什么会有成群结队的诗人呢?
  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难道他们真的是从幻想中来,又要到物欲中去吗?在这熙熙攘攘的生之旅途中,就是一只动物也会狂欢和号叫,它并不等于人的感动。
  诗人的父母和兄妹、与他们差不太多的人群,以及承载了这一切的土地、土地上的城市和村庄……值得牵挂的东西太多了,到处都与诗人十指连心。痛楚能顺着青藤传感,哀伤会伴着秋雨扑地。无情流逝的时光催逼着你我他,不停的劳作也驱不尽内心的孤单。为昨日今朝的爱怜,为那些无望的真实,或感激,或焦思如焚……
  激动不会频频而至。它作为与生俱来的一粒种籽,只要不霉变,就会潜藏心底。它在适宜的时刻会突然萌动,让人难以忍受地胀大生芽。那一刻人会觉得被什么拨动了、摇撼了,心灵的重心轻轻一移。这种感觉才真正难忘,它能刺伤一个人。为了修复,他就不停地吟哦。
  诗人会抓住那难忍的一刻,记住它形成之初的一刹。它正缓慢地成长发生为一个事件、一个故事,用稍稍松软的躯体将这个核儿包裹起来。可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会固执地追问和辨认那短短一刹:到底是什么使我感动?它藏在了哪儿?
  那是一个点、一个关节。要抓住的就是它。
  它与一个生命的全部奥秘纠缠一起,它不过是刚刚被牵了一下,全部生命就立刻震抖,人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困意全消。
  要抓住它却非易事。有时得从头索起,小心翼翼。要把整个感人的事件或故事的环节拆卸数遍,推敲抚摩,最后把滚烫的一环留住。
  这之后他将轻轻惊叹:啊,是它啊,是它伤了我,碰了我,撩拨了我,让我百感交集。天啊,是它啊……为了安慰和报答这一刻,他默默念想、自我叮嘱;用清洁的思悟之流把自我从头冲洗了一遍。
  所以说,一个人葆有感动的能力,往往会比较纯粹,也才有可能是一个诗人。
  语言:品格与魅力……
  由于过分地宣传了“语言大师”的某些特征,尽管这些特征在他们那儿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一个热衷于文学艺术的人有时首先会在语言上迷失。
  人们都坚信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于是千方百计抓住自己的语言,做了艰辛的努力。谁能怀疑这种努力?
  为了使语言深重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一个人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比如公然胡说八道,藐视当代语言习惯,杜撰甚至强加的一份“群众语言”……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并不妙。
  那些过分机智的或极具特异色彩的语言诚然容易被记住、被传流和津津乐道。但它们在一个好的艺术家那里大概只是适时而至、适可而止的。他们不会把精力用在追求这样的语言上。
  语言的功用即便在一部精妙绝伦的文学作品那儿也没有太大的例外,它不过是更清晰、更简洁、更准确地表达了意思而已。那种“意思”无论怎样特别、怎样难以表述,也仍然要由相应的文字去体现。寻找“相应”的、准确的,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朴素。所以我们常常有理由这样说:最好的语言总是最朴素的。
  一个人的性质会从语言上自然而然地体现。所以一个人不必使用全部心力去制造出一份“自己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只能是虚幻的、莫名其妙的。
  人老了会发出苍老的声音;人还幼小,就有所谓的“童声”。心灵当然规定着语言的色泽。语言的品格与人的品格互为表里,人如果真实、较少装饰、诚恳,他的语言也会简洁明了、朴实可亲。
  有人喜欢在语言上缠绕,以为“艺术”都是绕出来的;其实有话直说都感到表述的繁琐和困难,怎么能再绕?世上纷纭复杂的事件、意绪,总是苦于不好传递,也苦于难以理解。
  绕来绕去的语言总是误事,当然也误了艺术。
  如果注意一下那些优秀的、有内容的作家,会发现他们更乐于使用、也更有效地使用名词和动词,对它们格外珍视。
  这两种词语是语言中最坚硬的构筑物质,是骨骼。不必使用太多的装饰去改变和遮掩它们,这会影响它们的质地。
  现在市面上的文章不必说了,即便是相当成熟的作家,在使用华而不实的装饰性词语部分时,也变得相当不节制了。
  把简单的意思和事物说得复杂化,这绝不是良好的习惯。
  这一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不可收拾。这大概是时代的特征。在逐渐商业化的社会中,装饰是一种必须。舍弃了装饰的虚幻,会丢失物利的现实。
  但语言艺术与商业活动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如果有谁试图在二者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就必须损伤自己的艺术。
  语言的魅力是内在的、长久的,说到底是操持语言者的魅力。不少人试图让自己努力追求的文学语言独立化,这是做不到的。一个人的性质、境界,不会如此直接地传达而出,而往往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缓缓地体现。他难以用语言本身证明“我就是我”,而只能靠长期朴实无华的劳动、求真求实的过程去逐渐明晰地显现。
  急于用语言本身证明自己是“不同的”,不仅会流俗,而且将在操作上变得尖声辣气。
  不仅不能如此,还要做得恰恰相反,罪让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变得“普通”;它应该是最不陌生的,没有怪气和异味的,即彻头彻尾的“时代的”和“大众的”。
  语言会随着时间演进。我们每个个体都是这演进过程中的一分子。
  服从这种演进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减少传递中的损失,减少理解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承认,在文字制成品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部分障碍仍然是语言本身造成的。行文中总有一部分语言失却了表达和传递的功用。
  有人偏偏喜欢这种障碍。他为了在障碍中变得神秘和有深度。这当然是个小小诡计,不会得逞的。
  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扫除障碍,自我动手扫除。
  任何语言,无论它多么生动和准确,实际上仍然只能近似地表达人的思绪意念。意绪的曲线是由词语的直线组成的,词语的直线再短,也仍然具有长度。所以语言对于纷纭复杂、无限柔软曲折的意绪而言,总显得生硬。
  这就是我们面对语言感到一再地为难、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的原因。
  语言中的“我”会很自然地消失,这是正常的。“我”到底在哪里?在文字的栅栏之后,在内容上,在任其消失的气度和过程之中。
  那样的个性之“我”才是魅力长存的。
  二十世纪之后的文学不同程度地走入了单纯的语言竞赛。这对于文学的本质而言是个严重的伤害。文学任何时候都不能降格至语言的游戏。
  我们到了抑制自己浮泛的激情、脚踏实地的时刻了。我们必须学会在质朴的语言的泥土上消融自己——消融得不留痕迹。
  但语言外部的浓烈色彩极大的诱惑着。这种诱惑有时会促发创造的激动,更多的却是让人不自觉地陷于误失。兴奋会是短暂的,空荡荡的感觉倒要慢慢袭来。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语言与“我”是会发生分离的;这种分离不能不让人痛苦。
  生命的色彩只存在于没有发生分离的那一小部分语言上,其他部分只在起相反的作用:遮盖个性之光。那种分离出的语言越是具有色彩,就越是有害。
  这是非常浅显的原理,但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实践却在告诉我们:弄明白它也并不容易。
  因为它的全部原因仍然不是个“方法”问题,而只能是生命的性质、是心灵的问题。苍白和微弱的心声需要一种畸形的语言去辅助和掩饰。这个过程也有快感。
  我们在玩弄语言的同时,偶尔会发现正在可怕地生“瘾”、在自我麻醉;这样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直取本质的勇气和能力。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