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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作者:李希凡

——阅读琐记

  一丸八○年第一期《文艺报》增加了许多新栏目,令人欣喜。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是“文学新人”这一栏,而这一次刊登的文章,又是黄秋耘同志写的《关于张洁同志作品的断想》。秋耘同志很善于体验作者的创作心理,把握作者的艺术风格特征,观察细腻,这是早在他主编《文艺学习》时,就为当时的文艺青年所熟知的,这次介绍的新人,恰恰又是张洁同志——文学新人中的佼佼者,一位较年轻的女作家,这当然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黄秋耘同志的文章不长,但我觉得他对张洁作品的评价是抓住了她的个性特征的。他指出:张洁的小说和散文给人留下的印象,“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我们读过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含羞草》等等,包括电影剧本《寻求》的人,都会同意秋耘同志的评价。张洁的作品,不仅以她的“淡淡的哀愁”的独特的感情色调打动着读者,还以其沉郁而新颖的构思激发人们对于美的向往。但是,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短篇,我却有些和秋耘同志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秋耘同志说:“……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以一个三十岁姑娘第一人称口吻开头的,虽然是用自己的恋爱问题作引子,讲述的却是老一辈的爱情悲剧。故事的主角是小说中的“我”的母亲。她的半生,都沉陷在一场深藏于内心的爱的搏斗里。男女主人公都是成年人,由于历史上的主客观原因,在他们相遇之前,都有了各自的“幸福”或不幸福的家庭。
  男主人公的“幸福”家庭,是革命历史促成的——“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精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个姑娘。”他们“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几十年来却“生活得和睦、融洽”,称得起是“患难夫妻”。
  女主人公的不幸福的家庭,是她自己“做了蠢事”——在她自己还不了解“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却嫁给了一个她“从没有爱过”的“相当漂亮的公子哥儿”,只得很快离开,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着。后来是在工作的机缘里,这两位都“没有过”爱情的成年人相遇而又相爱了,但由于他们在人生的“叉道上错过了,而且这中间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于是,他们只得“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然而,他们一生中连二十四小时都未曾相处,连手都没有握过!而使她升华这种精神爱情的回忆的情愫,又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他送给她的一套二十七本《契诃夫选集》;另一件事是她和他曾经飞快地走过的一条小路。对于二十七本《契诃夫选集》,她是“百看、千看、万看不厌”,“廿多年来”,“天天非读它一读”不可!对于那条小路,更是她经常“踱着”、“瞅着”的地方,因为她可以在那里和他“灵魂相会”。
  ……后来男主人公在文化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至死。女主人公确知世界上已经再没有了他,不久,也就随之充满爱意而死去。只有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她的精神和爱情才真正得到了解放。她在那本笔记的最后一页上对“他”说了这样的“最后的话”:“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的,等着我,我就要来了。”作者赞颂说:这是刻骨镂心的爱,或者说,“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爱,这也就是极限了。”
  这样的“爱”,当然“是不能忘记的”,但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呢?作者也曾做了预想,却又做了一个很能预料的答案:“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既然世界这么大,互相呼唤的人也就可能有互相不能答应的时候,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可是,那是多么悲哀呵!可也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悲哀的办法?”
  最后,作者“大声疾呼地说:……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
  按照秋耘同志的分类,我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似可:属于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的“某些读者”一类。
  我们虽然不承认,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确实有不少大作者,都曾把刻骨镂心的笔墨,奉献给动人心弦的爱情篇章。但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张君瑞与崔莺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虽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和思想背景,却总是能为人们所理解的。真善美在这里是得到统一的,而阻挠和破坏这些爱侣并使之酿成悲剧的,却从来都是反动势力,其中当然也包含秋耘同志所说的代表反动势力的“道德、法律、舆论、杜会风习等等”,加在人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但是,这些主人公的命运所以能激起人们那么强烈的同情,也正因为这一切已都在作品所造成的美感中遭到了强烈的谴责,哪怕是看了神话剧中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人们也不会去想人蛇相爱是否可能,是否可怕,而把同情全部倾注给美丽、善良的白素贞,却愤慨于法海的横蛮残暴,“多管闲事”,不满于许仙的软弱负心……。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不能忘记的爱情,或者说:“婚姻和爱情分离”的悲剧,却不能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有这种悲痛中的崇高升华,至多我们只能为他们惋惜,惋惜他们“恨不相逢未嫁时”。
  秋耘同志或许会说,那是因为你不愿正视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一切的“精神枷锁”,看不到它们的不合理成分。的确,资产阶级,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在我们的道德、舆论、社会风习中还没有得到肃清,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并不完善,都有可能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给人们的身心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或创伤,问题只在于,在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身上,现实给予他们的“精神枷锁”,究竟是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的什么错处?
  是呵,在作者笔下的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灵魂上,的确有着沉重的负担。男主人公为了“虽然不是因为爱情的结婚”,尽管对这女主人公也产生了感情,“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女主人公更因这爱情在“痛苦里挣扎、熬煎”。“廿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到他”,而且除熬煎自己之外不能有所作为。
  他们偶然相遇了,“只能面对面地站着,脸上带着凄厉的、甚至是严峻的神情,谁也不看着谁。”因为他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而实际上却是互相欺骗着自己。我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评价:“那筒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但难道这两位男女主人公所信守的道德标准,是我们社会在人类感情生活上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缺陷”吗?伟大导师列宁曾经引过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激励社会主义革命者。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在精神道德、思想感情境界中,不是应当比裴多菲更加崇高一些吗?
  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一个革命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位革命者“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几十年来,他和她既然生活得那么“和睦、融洽”,能说相互间没有爱情吗?(否则,这位男主人公就是一个虚与周旋的伪君子)可是,忽然有人来“呼唤”他的“爱情”了,他本来也可以象解放初期有一些干部那样,“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用这位“呼唤自己”而又能“相互答应”的知识妇女代替那工人的女儿,可他却考虑到不应当这样背弃患难夫妻,而宁愿痛苦地“割舍了自己的爱情”。这样的“道德”,就是“精神枷锁”吗?就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吗?那要让这位革命者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他完全摈弃“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去听从那个爱情的“呼唤”,离开这个多年来肯定是十分爱他的妻子,去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才算做“合理”呢?
  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谁都知道,保尔·柯察金也曾两次倾听过爱情的“呼唤”,对于这两次“呼唤”,他和她——也就是“呼唤的人和被呼唤者”,都曾互相答应过的。如果说第一次和冬妮亚的互相呼唤还是少年时代的“历史误会”的话,那么,他和丽达的悲欢离合的结局,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了。但当这两个曾经真挚地热恋过,而且这爱情也未能“忘记”却又重逢时,他们是倾听了爱情的呼唤,还是倾听了革命和道德的呼唤呢?我们都知道,保尔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而丽达却只能不无遗憾地回答:“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女孩了。她有一个父亲,也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照现在说来,这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了。”保尔听了这个答案,当然很难过,但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真诚地对她说:“我所得到的还是比我方才失去的要多得多。”我们可以看得出,即使是在此刻,无论是对于保尔,还是丽达,他们相互间的爱,都仍然是没有忘记的。丽达在给保尔的最后一封信里,曾明确讲过,在重逢时,她是有过一时的感情冲动,想来“偿还”他们“青春的宿债”,但终于又“收回”了这种“愿望”。用丽达的话讲,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幸福”。
  是的,我们都曾为这一对理想的恋人在人生叉道上的错过,深感怅惘和遗憾,但我却相信,没有一个革命者会去为保尔“遗憾”青春的“虚度”,也没有一个革命者,会去责备丽达这种收回偿还青春宿债的愿望,或者叫做“抑制冲动”的崇高品格。当然,更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会认为,保尔和丽达的不能继续相爱,“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或者去指摘当时的苏维埃社会“加于他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第一人称的“我”,发誓决不重复她的前辈的那种“悲剧”,并警告人们说:把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那是不堪忍受的。
  最近有一位戏剧家也在预言:“我们的婚姻观念要改变!”
  还有一些同志愤愤不平地在文章中写道:“人不能过没有爱的生活!”
  夫妻,不能没有爱,这是的确的。但是,我们的法律、道德、舆论,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种“呼唤”与“被呼唤”的爱侣们呢?怎样识别已经爱过或并未相爱而结合,后来才发现真爱,却痛苦于婚姻和爱情相分离的现实,而去倾听他们的灵魂的呼唤呢?
  使我“大惑不解”的还有,为什么这种“相互呼唤”,在两位有了“幸福”或不幸福家庭的男女主人公中间,不能结成知音或知心者的深挚友情,而必须是爱情上这样互相痛苦地“占有”呢?
  女主人公所以要呼唤“天国”,当然是因为她以半生的“痛苦经验”,深感这现实的以至共产主义的制度和道德,都难于解决她这样的“灵魂”上的问题。但是,“天国”一向是按照人间的模型创造的。《西游记》的整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不过是中国封建人间关系的翻版。正如小说女主人公所说:我们是信仰唯物主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天国。所以我们只能劝慰那些已经不该相互呼唤爱情的相互呼唤者,如果因此而会影响到一个不应该被背弃的人的生活,那么,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因为“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当然,无产阶级也决不是清教徒。男女同志间的真挚纯洁的爱情(是相互的,而不是损人利己的),以至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结合,都会有利于革命事业,并为革命增加光彩。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多数公民,都在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而且在革命的过程中,有多少先烈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为革命留下了壮丽的诗篇。周恩来同志在生前多次讲到的,广州起义的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在敌人刑场上宣布结婚的事迹,是怎样激励了我们呵!“让这刑场作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新婚的礼炮吧!”他们曾经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以夫妻的名义往在一起,但他们却并不是一对爱侣,只是在共同生活、工作和战斗的日子里,才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紧张的斗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谈私人的爱情,一直保持着同志的关系,现在,他们就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革命、献给人民的时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爱情,并宣布了他们的婚礼。
  在这里,纯洁、真挚的爱情与为伟大理想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融合成一股浩然正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目里。这样的爱,不才应当是永远的,不能忘记的吗?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曾经说过:“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但对我们来说,也还是要注意到,反映这一切人们的“悲欢离合”都应当“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并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鼓舞力量。
  我和黄秋耘同志有同样的愿望:“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了悲剧人物。”但是,事情往往又是和我们的愿望相违背的,如果恰恰是我们“不忍想象”的那样,我们是否应当满腔热情地关怀这位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和她一起开阔一下我们的眼界呢?
  我们期待文艺评论家们,也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道路上和作家一起创造这样的范例,却不希望他们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还记得鲁迅先生曾这样告诫过那些青年写作者:“一切作品,诚然大批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我想时时记取这些教益,对我们的创作能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总会有好处的。

             (原载《文艺报》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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