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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人进入老年后，是不大容易和新结识的人产生深厚的友谊的，何况是异邦人。但我对克拉特博士却有着一种亲切的感情。 是他邀请我到联邦德国观光的。１９８８年４月，他到中国访问时，我才认识他。在这以前，我从我的在杜伊斯堡大学进修的儿子的口中，也从几个到过杜伊斯堡的中国专家和留学生口中，听到过一些他的情况，他们都很喜欢他。我和他虽是初见，而且需要通过翻译（我们有时也用英语对话。他的英语不错，而我的口语很差），却交谈得很愉快。不久就消失了那种生疏和矜持感。他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有一次，在餐桌上举杯祝酒时，他说：“我要邀请你到我们国家访问，并到我家作客。”我说：“谢谢。”我只当那是一句客气话，但他回国后不久，就寄来了正式邀请信。他是认真的，并信守他的诺言。我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中旬到达杜伊斯堡——他住在这座城市。这里靠近北方，冬季寒冷，气温经常在零度以下（但这一年比较温暖，没有下过雪）。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难得有几个晴朗的日子，有阳光也往往是淡淡的，这不是适宜于旅游的季节。他邀请我这个时间来，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可以在这里和他们共度圣诞节——这是他们隆重和欢乐的节日，共度元旦；而且，他希望我参加他和他夫人的生日，那分别在这一段时期内。 我清晨八点半钟在杜塞尔多夫城下的飞机。他到机场接我，自己驾车送我去杜伊斯堡。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在一条幽静的小街上的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前，他停下了车，微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家。希望你喜欢它。”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 经过了一间小小的茶色玻璃和钢筋筑成的外间，才是大门。一位妇人打开门，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立即猜到，这是克拉特夫人。我原听说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但从外表看来，她很健壮，脸色红润，精神也很好。这是冬天，因为室内有暖气，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短袖的毛衣。我一走进室内，一种愉悦的心情就产生了。我来不及细看，只是感到宽敞、幽雅，触眼所见，是油画、中国画、挂毯、鲜花、盆树、各种小摆设、各式的灯具，还有长列的高高的书架……当我表示赞赏时，克拉特有些得意地微笑了。他又引我走进与书房、餐厅毗连着的玻璃温室，那里有更多的鲜花和盆景。而更引我注意的是一把高大的中国式的黄油纸伞，那是插在一个小圆桌的中心的。他让我在纸伞下、小桌边坐下。虽然天已大亮了，克拉特夫人为我送咖啡来时，点燃了桌上的两支红蜡烛。透过玻璃，我朝室外望去，一片在严寒中也还是保持着绿色的草坪，过去就是深蓝色的湖，湖上几支白色的天鹅，湖边几株只有秃秃的枝丫的高大的柳树……这种宁静、美丽的境界，在城市中是很难享有的。 克拉特告诉我，这间玻璃温室是三年前才建成的。他的住房原来是他工作的单位——一家炼铜厂的宿舍，后来他买了下来，自己设计并参予动手，加以扩建、修整，现在是有五间大房的舒适的住宅了。这是他勤劳的果实，并付出过自己的心血。所以，他对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在这里度过他幸福的晚年。 果然如他所说的，我欢喜他的家，当我将离开时，有了一种依恋的心情。那不仅是由于生活的舒适和方便——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不久我就习以为常了；主要是由于他们夫妇对我的那种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到达的当天中午，他们就催促我在他家里为我的老伴打一个电话，告知我的平安到达，以免她担心。那是我已想到，但不好意思提出来的，因为那需要他们付出费用。我有些激动地拿起了电话筒，五分钟内就听到了老伴惊喜的声音……他们仔细地观察我的饮食习惯和嗜好，发现我欢喜吃甜食，就经常为我做了各种点心、糖果。他们关心我的健康，问寒问暖。他们唯恐我感到拘束，常常与我亲切地谈话，克拉特还不时地与我开开玩笑。克拉特细心地为我安排了每天的日程，自己开车送我到各地去参观，有时一天行程三四百公里，陪我到许多人家作客……在我住在那里的一个月间，耗费了他们许多精力。 克拉特这样地对待我，使我感动而又有些不安。但我知道，他对所认识的在杜伊斯堡的中国留学生和专家也都非常热情。他们也常到他家做客。有的人回国后还和他保持着联系。我看到，他和他的夫人过生日时，就收到不少从我国奇去的祝贺卡。在杜伊斯堡市长接见我的会上，市长克灵斯表扬了他为促进中德两国人民友谊所做出的努力，并赠送了他几件礼物，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很高兴。他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他的大门的后面，挂有一个赭色的小木牌，上面刻着童稚体的白色中文字：“克拉特博士”。他的餐厅好像是一个小型的中国展览馆：从杭州运去的红木餐桌和八把宽大的红木椅，四壁挂着几幅中国画，壁毯，长橱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工艺品，其中有两个一米高的景泰蓝花瓶。这些都是他三次来中国访问时搜集的。他还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幻灯片，常放给朋友们看，并加以讲解。他有一个大书橱，放满了有关中国的外文书籍，有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更多的是西方作家写的，其中有关于中国的旅游指南和游记，也有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书籍，其中还有一本德国出版的中国漫画家的漫画集。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对中国这样有兴趣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我原先对法国入迷，每年都要去旅游一次。至于中国，在我年轻时，那在我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那么古老、神秘，离我们那样遥远，所以我很想去看看。我终于有机会去了。有一个德国作家到中国去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我在中国感到陌生》。而我在中国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相反地，正像我当初对法国入迷一样，我又对中国入迷了。”停顿了一会，他又加了一句说：“我想，我再也不会迷恋别的国家，因为我年龄已经太大了。” 是的，他的年龄不算小，已７６岁，整整大我十岁。但他看上去并不显得比我老，如果说不是显得比我年轻的话。头发灰白，还没有怎么脱落。长型的脸上并没有很多皱纹。中等个子，身体不胖，肚子微凸。走起路来很有精神，头脑反应也很灵敏。他是博士，懂三种外语：英语、法语、俄语。当过教员，他的夫人就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当过化工厂的厂长，后来长期在杜伊斯堡的炼铜厂负责“专利”工作。十年前退休。他只有一个女儿，是画家，已结婚，住在另一个城市里。平时在他那宽大的房屋里只有他和夫人相依为命。他当然有一些积蓄，还享有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汽车。已不担负任何工作，应该是很清闲的，但他总还是忙忙碌碌。每年都要外出旅游。在家则担任采购，打电话和朋友联系，参加某些社会活动。他有一个作坊，存放着各种工具，修理和制作一些小型的家庭用具。他的木工活做得不错，我看见了他送给小外孙女的两尺高的木制的房屋模型，里面还摆设着各种家具。每天要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报。知识面很广，也喜欢文学艺术。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虽然已退休了，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很满足。他的书房中，有一幅他很欢喜的静物油画，画的是一杯酒、一块面包、一本书。他说：“有了这三者，余愿足矣！当然，还要加上爱情。”他笑着向他夫人挤了挤眼。 他热情、健谈、富有风趣，常常说一些幽默、甚至是带有童趣的话。譬如，有一次，在火车上，他仔细地研究那种可以灵活地翻倒的烟灰盒。他说：“发明这种烟灰盒的人是聪明的，否则，为了倒烟灰，就必须把整个火车倒过来了。”他的这种性格就更使他显得年轻。但是，办起事来又是十分认真，一丝不苟的。关于我的活动日程表，他就仔细地画了几次。当埋头坐在书桌前，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一站起来，他就是一个谈笑风生的人了。不过，究竟年事已高，容易忘事。出门时，已发动汽车，他往往又要下车回屋取应该携带的物件。有时，他怕要带出门的东西忘了，就时常提醒自己。有一次，他将一张他夫人开的购物单不时从衣袋中取出来看看，而当他到了商店时，才发觉终于被他看丢了。 特别难忘的是要离开他家的前一夜。平时，我们大家都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就互道晚安各自回房看书写东西了。这一天却谈得很晚。主要是他谈他的经历。他曾有好几年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而且不知道妻子和女儿的下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刻苦地工作，也随着德国逐渐富强，他才得以站住脚跟，为自己的家带来了温暖和安乐。他有些感慨，也有一种自豪和自慰。谈话的中途，他突然急匆匆地走出去了。好一会，在门外大声喊：“你们看吧！”我和他的夫人望向门口，他一进来，我们就忍不住大笑了。原来他换了一身当年在劳动时穿过的服装：棉帽和棉衣棉裤。他还表演了劳动的样子。后来，他又出去了，先后换了阿拉伯的服装、非洲的服装、美国西部的牛仔服装……接连换了五六次，每一次都带表演，维妙维肖，显示了演员的天才，而且显示了他内心的青春。我在大笑中又深深感动。一时忘了他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位知名的博士了。至于那些服装，是他旅游的纪念品，有的是友人送他的。 我也问过他对中国的看法。他告诉我，他曾应武汉政协之邀作过一次报告：《一个德国人看中国》。可惜我没有听到。他对我谈过这样两点：他说，中国有一种活动扳手，可以拧各种不同型号的螺丝钉。而德国对各种不同型号的螺丝钉都有不同的专用扳手。中国人显得很灵活，但活动扳手对每一种螺丝钉都不可能拧得那么紧；德国人似乎笨拙些，但专用扳手拧得更精密。还有一次，他说：“德国多的东西，中国少。而中国多的东西，德国少。”他没有进行具体的解释，这样倒反引起了我多方面的揣度深思。 相处短短的一个月，我们已像是老朋友了。我很高兴，在我老年时，能够结交这样一个长者，一个对中国入迷的异邦友人。１９８９年３月５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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