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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走在山城最热闹的街上。——在寂寞时，我是常常这样无聊地走来走去的。一对久别的眼睛吸引住了我。眼睛还是几年前的眼睛，人的变动却太大。我站住了，对着眼睛的主人，不知该招呼一下呢，还是不？那眼睛分明也看到了我，惊奇和好多别的成份的眼光投向我身上。在打量我么？我低头看一看自己破旧的衣服，想走开了。然而——“××！” 喊的是我的名字。要伸出的脚步又收回了。同时一个勉强而又多少有些羞涩的笑送了过去。我也喊出她的名字。 那双白嫩的手伸来了，我也将粗糙的黑手伸去。握在一起，太不相称，迅速地又收回了。 “没有想到……”她带着颤抖的语音说。 真是没有想到。一别五年，过去的事太近又好像太遥远。在武汉，那个不大不小的都市里，几个太年青的朋友，在一个相同的兴趣，一个高贵的然而在当时却是一知半解的理想下，过了几个值得珍贵的年头。那时我们都是刚进初中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文艺社，课余忙着看书，写文章，做一些自以为庄严而现在不免认为幼稚的事。朋友们都怀着一些浪漫的幻想，将苏菲娅（当时仅知的女革命家的名字）的头衔放在眼前的女郎身上，各人对她都有一份心思，而都缄口不言。 她真是可爱的少女：大眼，长发，苗条的身材，也聪明，也调皮，被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少男们追逐着。我已不能记忆我们最初相识的情景，只记得因为我是朋友中最小的弟弟，常分派到的工作是骑自行车到她家前，叩着她的窗子，而且轻轻地吹着口哨催她出来。我们每一次文艺集会或读书会，她必到席，比起发言，沉默倾听的时候更多。她也帮忙编一编刊物，写一点稿子。朋友们对她的任务，据说是：“教育她！” 和一般的初中学生一样，她那时常穿的是蓝色或黑色的长衫。——此刻她站在我面前，穿着重庆最为摩登的时装。我也说：“没有想到……” “在东湖那次分手后，就没有再碰见过了，是不是？”还是过去的习惯，问着话，头就歪倾，我看看那烫着的卷发，涂着脂粉和口红的脸，觉得很不自然。 “喂，自从那次分手以后。” 那是初夏。春日的余寒已消失，柳叶已下垂，郊野的草已碧绿，太阳温和地照着，是一个好天气。朋友们到离城二十里地的东湖去旅行。湖水真绿呢！小舟轻泛，在船中不觉就唱了起来。上岸时，她走急了点，船身一闪，几乎跌到水里去。我赶忙扶了她一把，那通过我全身的温暖似乎还留在我手里。“五年了，一晃。”她轻轻地说：“连你也长得这么高了。”接着又说了些感伤的语句。 因为站在街心妨碍交通，我们缓缓地走在拥挤的人群里。 自然首先被问起的是分别后的生活，我简略地说了一点，然后问起她的。 “先别谈我。我问你：浩他们呢？” 浩是朋友当中的大哥。我们在文艺和社会科学上有一点浅薄的知识，那应该是他的功绩。说是大哥，也不过才长我们三四岁。人稳重，并不喜欢沉默。他比朋友们更加狂热地爱着璞——就是眼前的这位女郎。在一个大雪的冬夜里，围灯不睡，他整夜向我倾吐着他的心情，他的苦恼。他同我说着璞对他的态度：“是倾心，就该热烈，是不愿，就该冷淡。然而都不是。然而也许爱正是这样，倒是我自己不懂的缘故么？”——他为她写过好多长篇的说教的信，借了很多书给她看。“一二·九”的浪涛波及到武汉时，浩首先参加，因而也影响了我们。自然也影响了璞。她比谁都更忙碌，出席着会议，到各女中接头、联络。大游行的晚上，因轮渡封江，不让学生由武昌过河到汉口去参加整个的游行行列，一万多学生在码头上过了一个寒冬的夜。因为太兴奋，而也因为太冷，一直到夜半我还没有闭过眼睛，只是在街上徘徊又徘徊着。我遇见了她。 知道女同学是安排在码头附近一个中学睡觉的，看见她我很惊奇。她告诉我她无法安心睡眠——“因为我兴奋。我好多天就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你说，我们干得还算有一点成绩吧？”她指一指江边一群一群的学生，又指一指那些一直在送着茶水、饼干的老百姓。接着她向我谈着她的工作，她的成绩。——一个严寒的夜，一群狂热的不睡的青年，一个美丽的少女激烈的谈吐，那一夜我有了深深的感动。 在那时的环境里，我们是会受到当局注意的。结果，朋友各自走开，而浩则被迫销声匿迹了半年，“七七事变”后出来与朋友们作了一个短时期的聚会，就回家乡去了。他的家乡沦陷后，他曾经想组织领导一个游击队，但没有成功，却招惹了一部分地方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偷偷离开白发的父母，千辛万苦，兴致勃勃地跑到重庆来，一切却都不理想，乃又匆匆离去，现在还困守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里。 我惊喜她还没有将浩忘却。就尽我所知，详细地将他的情况告诉了她。 她沉默着听着我的叙述。有时像在回忆思索着什么，有时却又像是漫不经心。到我住嘴时，她望着我，好像用眼睛在问：“说完了么？”轻轻地，然而我听见她叹了一口气。 接着她又问起了几个朋友。我告诉她谁在战区奔走，谁在勤于写作，谁已不知去向……“好的，老朋友们都还是那样努力。”她用着忧伤的调子说。我想问她的情况，而她又接着说了下去：“只有我，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已没有过去的那种干劲了，这几年，在我只是生命的浪费。”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过去摇旗呼口号的她，在千万人群中高声讲演的她，在寒风积雪中奔走的她，——就是她，就是被朋友们称为苏菲娅的她，但这样的话却出自她的口里。我感到了一点悲哀。 “你看我变了，是不是？” 对她不知是不是残酷，我只能点一点头。 街上的人这样多，因为只注意到谈话，好几次不留神的碰撞了别人，于是她说：“街上不方便，到我家里去坐坐吧。” “那伯父母，还有你的弟弟都来了么？”我问。 “不，他们都不在这里。” “那么？……” “我已结婚了，”她犹豫了一会又说，“我嫁了一个——朋友们一定不赞成，而我也并不满意的丈夫。” 我怔了怔。 “那么，我不去了吧。”我说。 “为什么？”她带点惊异，看着我：“不要紧的，去坐坐吧，朋友们难得见一次面。” 我考虑了一会，随着她去了。 于是她告诉我在武汉撤退时，她如何想加入一个战地服务团而受到了家庭的阻止。她的父母因为无离开武汉的路费，逼迫她嫁给了目前的丈夫而得到了一笔钱。 “我哪里愿意？父亲整日的叹气，母亲哀哭，还有那么年幼的弟弟，局势又一天一天地严重，那时我的心真要碎了。”“于是终于答应了？” “不答应又能够怎样呢？”接着她告诉我婚后她是如何的痛苦，告诉我她随丈夫到香港后是过着怎样奢靡的日子，告诉我她的丈夫是如何地约束她。……“我只是一个弱者，在生活面前战败了，时代的轮子我跟不上，一想起过去，就像一个梦。” “…………” “在香港过了几年舒适的生活。说是厌弃，但叫我突然地改变生活，怕也难。一句话，人变得麻木了。这都是——生活。” 一个弱者，一个以生活为挡箭牌的残兵败卒，一个我们过去称呼过的苏菲娅，我难道还给以一点同情吗？ 沉默。 由大街拐进了一条小巷。穿过去，我们停在一所房屋前，那是一所很漂亮的大楼，夹在矮小的瓦屋中很不相称。“这是我的家。” 我们正预备沿着阶梯上去，红漆的门咿哑地打开了，一个穿着很漂亮的大衣和西服的男子，口里衔着烟斗，一个机关的牌子在胸前闪光，匆匆地走出来。那人抬起了头。——好熟悉的脸。我突然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想走开又终于没有动步，我回头看她，她已满脸笑容地在招呼那男子。“介绍一下，”她向我说，“这是我的丈夫——×先生。”而后回头向那男子：“这是我的老朋友……” 我不知她向那男子说了些什么。我心里想，不用介绍，我认识他。怎么不认识呢？在五年前的武汉，那曾经极力破坏我们的行动的，——就是他。 她的丈夫！ 在混乱的情况下，我接受了那男子有礼貌地伸过来的手，那男子好像还客套地说了些什么，走了。 她轻快地走上石阶，回头看见我还呆呆地站在原地。“上来吧！” 我摇头。 “怎么不上来？”她走下两级石阶问我。 我告诉她，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必需马上赶去的约会。无论她怎么说，我坚持着要走。 她有一点失望。“好吧，那么，以后常来玩，我寂寞得很。”“…………” “朋友们如果需要钱，我想，我是可以帮一点忙的。” 需要钱么？正对，朋友们离家流落在外，实在苦得很！——我几乎要挥手给她一个耳光。 “朋友们虽然穷，但还可以过去。”我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冷冷地说，“用不着你的帮助。” 她大概有点奇怪我态度骤然的改变，又看见我已迈开脚步，就将那白嫩的手伸了出来，“那么再会吧！”“再会！”我的粗糙的黑手也伸出来了，却没有握住她的，只是随便地摇了摇……１９４１年２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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