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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春节，翼南画了两只猫送我。后来，在好几位朋友家里，都看到有翼南笔下的猫悬在壁上，作出各种各样的神情和姿态。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家里也看到了翼南画的猫。向他索画的人愈来愈多，他的猫也就窜入更多人家了。 这年来，一些报刊上也发表了他不少画，除猫外，还有山水人物。并有过一些评价。 他原是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怎么又花了这么多时间作画呢？他告诉我，他得了坐骨神经病，医生要他每天站两个小时，他就利用这个时间作画了。 我最初知道他会画画是在1968年，那正是“史无前例”的时期，我们的外境都不好，因而几乎断绝了来往。有一天在街头偶然相遇了。我又爬过那颤动着的木梯，登上了那临街的破旧的小楼。两面墙壁上挂着不少水墨画，使我的眼睛一亮。在当时的文化沙漠上，这是一簇青青的草。当我得知这大都是他自己的作品时，更感到了惊喜。我原只知道他热爱文学创作，没有想到他还有这方面的才能。他是由于没有条件写作，这才通过绘画来抒发愤懑的。作为初涉画苑的青年来说，他的起点不低。我鼓励了他，并向他要了一张近似李可染风格的题名《江南雨》的画来，没有裱糊就挂在了墙上，使我那低矮简陋的小阁楼增添了一点气氛，一点温暖，当我面对它时，增添了一点遐想。妻子原也很喜欢。但几天以后，她又有点担忧了：那画的调子是不是低沉些了呢？如果被某种人看见了又会作为攻击的口实的。当时还没有所谓“黑画展览”，她的担心倒是有预见性的。翼南听到她的诉说以后笑了，另送了一张有色彩的调子明朗的画来。以后，他又送过我好几幅画，使我得以不时更换。有好几年——那是多难的岁月，他的画是我在小阁楼上与江湖、山岳相通的窗口，也是我们“相濡以沫”的物证。那价值远远超过了那些画本身。 在那时，他还给我看了一本已装订起来的他自己的画册，不过比三十二开本的书稍大，有三、四十幅，每一幅一寸多宽，三寸多长，都是山水。那是前两年他被单独关在“牛棚”中时，在不断被审讯、批斗，受尽折磨的空隙中，偷偷画的。出来后，他将这本画册献给了他的妻子光辉。在扉页上，他引用了鲁迅先生《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一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不过，他将“十年”改成了“九年”，因为他和妻子结婚还只有九年，于是，我了解到，暗室和批斗可以折磨一个人的肉体，却难以桎梏一个人的心灵。同时我也体会到在那些山水间是震荡着眷眷的思念。 也在那时，我了解到他和武汉几位老画家都有着交往。他们将他看作一个可以信赖的年轻的朋友，给了他不少教益，培养了他绘画的素养；而他也曾在他们身处厄难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顾。其间有一些相当感人的故事，体现了他为人的义气。这种义气也体现在他和别的友人的关系中。 但当时他还保持着对文学的兴趣和强烈的写作愿望。我是在1962年与他相识的，那时他刚过20岁，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杜甫传》。剧本不是很成熟，但可以看出作者的才气，肯定是有发展前途的。接着他又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辛弃疾》，就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不久就刮起了席卷全国的风暴，他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这两个电影剧本就是“罪证”之一。他被迫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在绘画上寄托自己的情怀了。一当“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就急不可待地又开始文学的写作，这十年来陆续出了好几本书，有了令人注目的成果。我原以为他从此放下了画笔。但坐骨神经病使他又重操画业。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他是“坐着写小说，站着画画”了。现在他的病痛已愈，而他已不能也不愿退出画苑，倒是画兴愈来愈浓，在这一方面也有了令人注目的成果。 我和翼南相交已三十年了。我们初相识时，正是我处境最艰难的时刻。他是少数敢于冒着风险与我来往并有着真诚感情的朋友中的一个。他也曾经因我而受到牵累。现在我们都各自涉过了生命中的险滩，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同时我们也都各自有着对自己生命的新的要求，那种精神负担或者说精神渴望也许更胜于往日。现在翼南也到知命之年了。我很欣慰于他所已取得的成就。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已有的创作还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分号。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是作者灵魂在一个点或一个瞬间的闪现，而对艺术的追求则永远没有终点。有一位画家朋友说，翼南的个性更适于绘画。这话不无道理，不过，我认为绘画还不能尽情表达他对生活的感知，他在文学创作上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好在艺术原是相通的。他的文学创作对他的绘画，反之，他的绘画对他的文学创作，都是一种滋养。一切取决于他在某个时期的情绪，愿意画画就画画，愿意写文学作品就写文学作品。翼南作画时用名“易难”，这署名很有意思。在去年他五十岁时我送了他两句话，其中一句是“翼南而今知易难”，但这仅是希望吧。老子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哲理也包涵在文学、绘画中，不是那么容易到达的。愿翼南在艺术领域真正领悟“易难”的内涵，这样，在文学上、在绘画上，一定可以达到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1992年春·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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