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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达到的目的，都是比较明确的。比如出国读书，也是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的。我个人认为：青年的时候，可以学一点儒家，积极进取；中年的时候，就学一点道家，能进能退；老年的时候，要学一点佛家，四大皆空。 以后我是打算回去的。我这个人有时候爱讲些大道理，所以我一说以后要回国，就容易被归类与定论。我不喜欢这样，关键在于，我这人不想强调什么，更不想被别人归类和定论。我想回国完全出自一种自我的愿望与需求，并不想把这事说得太富有理念了。 —杨一 春节晚会结束，大家如鸟兽散，杨一最后一个回到家。 她住在一户美国人家里。这里的地点不好，在美国买房子讲究三点：一是LOCATION（区位），二是LOCATION，三还是LOCATION。 房东的家由于位置不好，房间很难出租。正因为这样，房租便宜，杨一图的也就是这个，住在这里有些日子了。 房东是一个四十岁不到的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八岁的男童和一个六岁的女童。 房东自认是个SINOPHILE（中国迷）。杨一刚搬进来的第一天，她指着客厅里一堆的摆设对杨一说：“我喜爱中国的东西。”又指着一个日本木偶说，“可不可爱？中国女孩子都这么可爱。”再问杨一许多中国问题：“中国遗弃女婴现象到底多严重？”“中国除汉族和藏族，还有别的民族，真的吗？” 房东对中国所有的认知都来自好莱坞，与气功、乒乓球、小脚、辫子、长城、大熊猫、人权、性无能、吃狗肉等交汇在一起，感觉神秘，而且许多美国人也只愿意这种远距离地想象中国。 房东对中国所有的感受还来自唐人街。其实杨一到了旧金山的唐人街，也觉得是在“考古”。偶尔去一次，竟然在大街上看见吹吹打打的出殡队伍，那里比中国还中国。他们说着她不懂的广东话，脸上的神情更是她不懂的古老。所以对房东他们，杨一完全可以理解。 杨一不理解的是美国人并不为这种对中国的无知害羞。 她上小学的时候，班上一个女同学谈起某届美国总统，杨一问，他是谁呀？女同学讥笑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当时杨一很窘，是呀，一个泱泱大国的前总统，她怎么可以不知道？显然，美国的孩子不会有这种窘迫。这才是真正的差异。 房东家里有两间空房，租出去也是一笔收人，楼上的一间租给了杨一，楼下的那间大些带卫生间，一直租不出去。 直到最近有一个叫哲平的日本学生住进来，房东才了了一桩心事。刚把草坪上一直支着的那块“ROOMFORRENT（房间出租）”广告牌收回来，杨一又提出下个月要搬走，房东一边急匆匆地将“ROOMFORRENT”的广告牌支出去，一边对杨一说：“如果你认识的人有想租房间的，请告诉我。”一副的持家不易。杨一想，我自己都要搬出去，到哪儿给你找人啊？ 房东不富裕，杨一知道，可是以她的收入应该过得比他们的现状好。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精打细算地会过日子，即使是拿救济金的美国人，也会过得比普通中国老百姓好。 杨一把今天聚餐带回来的剩菜剩饭放进冰箱里，明天又可吃一顿。他们家的厨房像厅堂，房东自己不太煮，更不喜欢房客煮，杨一空有一身厨艺，平时只能外出四处觅食，汉堡王、麦当劳，吃得不要吃了，周末到男友处打牙祭。 日本男生哲平拿着一打的信件进来，抽出一封给杨一：“你的信。” 哲平是日本大学生，短期就读于附近的社区大学ESL，只学英语，也只学半年。由于刚来，非常喜欢与人说话，第一句一定是“我的英语不好，请原谅”。日本青年爱赶新潮，头发没有黑的，好像全部的日本青年都染过头发了，穿着很霹雳。哲平的裤子吊在胯部，裤裆开到了膝盖。裤裆开在裤裆的，已经过时了，甚至不能叫裤子。哲平的身材本来就不好，下身短，这么一穿，越发滑稽了。 第一次见面，杨一对哲平的印象就不好。那是他刚搬进来时，哲平极有礼貌地向杨一鞠躬，杨一向哲平点了个头，见哲平的手臂有疤痕，问：“你的手臂怎么了？” “我在日本的时候，练剑时被对方砍到的。”哲平担心杨一听不明白，就侧着手掌往下狠狠地划了一道，且喝道：“CUT（砍）！” 杨一表情立时不自然，不快的历史画面涌上，隔着年代与地域仍触目惊心。杨一去过日本。在美国的中国人，新老移民，虽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对美国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和认同。杨一访日期间，几乎找不到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会把日本看作自己的国家。 哲平刚到美国没有车，有时请杨一带他去购物。哲平一进市场就会一个词“CHEAP（便宜）”。这个“CHEAP”，那个也“CHEAP”，哲平英语不行，只会这个词，可是杨一不知，心里嘀咕。哲平什么都买，装满了杨一的小车，这让杨一很受刺激，以后不再带他购物了。 “谢谢。”杨一道，拿着信就往楼上跑，不与哲平多说。 “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哲平叫住她。他努力地表达着，表达不过来，就拉着她到外面去。外面停着一部崭新的TOYOTA，而且就停在杨一的小破车前面。哲平新买的，就在今天，一次性的现金交易。 “我有车了，不用再麻烦你了。谢谢你的帮助。为了感谢你，我想请你吃饭。” “不用了。我劝你小心点。这里治安不太好，有一个人车子坏在这里，他下车修理，动了一个车轮。这时来了另一个人，取另一个车轮。车主说，你为什么动我的车子？那个人说，你动一个，我动一个。说完搬着车轮就走了。”杨一笑笑，“顺便告诉你，我快搬家了。”“什么？你要搬走了？为什么？是因为这里位置不好吗？” “我和我的朋友要自己出来住，比较方便。”杨一住在人家家里图的是便宜，现在手头宽裕了，当然要搬走。 杨一刚回到自己房间，房东的小女孩后脚也进来了。她常来找杨一玩，出入自由。 杨一要搬走了，这次就直说了：“我很欢迎你到我的房间来玩，你进来时，可以先敲一下门，然后，我会帮你开门的。” “没关系，”她很自豪地回答，“我自己能行。” 这让杨一没了法子。她实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六岁，大大的蓝眼睛，长长密密的眼睫毛，翘翘的鼻子，弯弯鬈鬈的头发，就像杨一小时候抱过的洋娃娃。 天舒见过杨一家的洋娃娃，说，她最好别长大了。西方小朋友真是可爱，不过长大了，就不那么可爱了。 “我有三个男朋友。”小姑娘说。 “天啊，三个。” “噢，我知道，”她耸耸肩，摊了一下手，表情甚至有点得意，“多了一些。一个是他喜欢我，一个是我喜欢他，还有一个是我们互相喜欢。” “你怎么处理得过来？” 洋娃娃有点苦恼地说：“我有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这么小，就这么喜欢自寻烦恼，你这辈子完了。” “那么你呢？” “我，我一个也没有，你帮我介绍一个怎么样？”杨一逗她。 洋娃娃想了会儿，说：“他们对你来说，太矮了。你对他们来说，太老了。” 杨一笑岔了气。 这时房东在外面叫：“睡觉的时间到了。”洋娃娃一摇一晃地走掉了。她突然羡慕起外国小朋友，他们自由自在地成长，不像中国孩子那样“身负重任”。 房东男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从来没有听房东问过他：“功课做了吗？”而她小时候要想有片刻的轻松，父母第一句话就是：“功课做了吗？”她说：“做了。”又问：“复习了吗？”“复习了。”再问：“那你预习了吗？”“也预习了。” “复习”、“预习”，房东孩子听了一定会笑。然而父母还要百般刁难：“那你不会再找点课外题来做做！” 洋娃娃走后，杨一开始看信，家信当然不会谈什么了不起的事，若真有什么事，父母反而不会让杨一知道，自己扛着。 末了是“想你”，这是惯例。 最后是母亲的落款：名字、时间、地点。 再之后则是父亲的“阅”字。 通常是母亲写信，写完给父亲，父亲批一个“阅”字，母亲才去投邮。很具有杨家特色。杨一看完信，立刻给天舒打了个电话，游说天舒星期一看房子。 “星期一，不要迟到了，我们准时去看房子。” “知道了。”就在天舒快挂电话的一刻，突然想起什么，恍然大悟地叫道，“等一下，等一下，听你这么讲，好像已成定局。我什么时候同意搬家了？” 杨一笑得蹲在地上：“哈哈。好，好，看看房子总是无妨吧。再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分析搬家的利与弊……” 杨一虽然说话略有停顿，天舒却没有来得及阻止她的一番“分析”：“第一点，当然是经济上的考量，你现在一个月付四百二十元，占有二分之一的房间，三分之一的公共场地；如果我们合租一个公寓，你付差不多的房租，却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二分之一的公共场地。第二点，是方便上的比较，你现在住宿舍是方便，但我们保证可以租到一个十分钟路程到学校的公寓，所以方便上是一样的。第三点……” 杨一的习惯用语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天舒听个开头，心清已经沉重起来了，现在非得打断她了：“好了，好了，你又开始来劲了。第三点，是从助人为乐的角度出发，杨一要租公寓，一个人租不起，得找一个人来分摊，这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了。” 杨一笑得倒在床上：“那你星期一就是去了？对了，大森要搬家了，我们可以去看看他和苏锐的公寓。” 天舒本来想说“不”，听了“苏锐”二字，完全没了不去的理由，“好吧”脱口而出。挂了电话，她又得操心到时穿什么衣服了。 星期一早上起来，杨一打扮得很职业，穿上套装，在脖子上系了个丝绸领结，今天有一个PRESENTATION（报告会）。这时发现门缝里塞进来一个信封，打开，里面有一颗牙齿和一张卡片：TO：THETOOTHFAIRY（牙齿仙女） 这是我最后一颗牙齿，但你还是可以到我们家来，因为我的妹妹还有一口牙齿要掉。对了，我的牙齿是在吃早餐的时候掉的。你今天晚上在我的床头放上钱以后，我就不再需要从你那儿来的钱了，牙齿仙女。 爱，刚刚掉牙的FRANK杨一笑笑，下楼，在厨房里看见房东的两个小朋友。他们一见到杨一，就叫：“早上好，牙齿仙女。” “早上好，刚刚掉牙的FRANK，将要掉牙的LILY。” 杨一说。 哥哥对杨一露出他的牙窝：“看到没有，刚刚掉的。” 杨一看了一下，点点头：“你的牙齿全掉完了，那你就是一个大孩子了。” 哥哥有点自豪地说：“对，现在我是一个BOY（男孩），而我妹妹还是一个BABY（婴儿）。” 妹妹噘着嘴巴说：“我不是BABY。我马上也要掉牙齿了。是这样子吧？牙齿仙女。” “是的。”杨一笑，又问，“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牙齿仙女？” “我想是的。你从中国来，我想你一定刚刚收完中国孩子的牙齿，来美国收牙齿的。”哥哥说。 杨一想，她什么时候变成神话中那个穿着粉色裙子、有一对小翅膀、专门收购小朋友牙齿的仙女了？ “难道你不是吗？”妹妹问。 “我是。”杨一说，“对了，我也告诉你们，我要搬走了。” “我知道。”哥哥点点头。 “噢，你知道？你妈妈告诉你的？” “不，我猜到了。”哥哥胸有成竹地说，“我的牙齿已经掉完了，你可以到别人家里去收牙齿了。” “正是如此！”杨一说。 “那等我掉牙的时候，你要记得再来嗅。”妹妹说。 杨一点点头：“我会的。” 打开哪里都有药，美国人厨房里的层层架子上都是一瓶又～瓶的维生素药丸。房东每天早上抓一把药丸往口里倒，把药当饭吃。杨一拧开瓶子，往嘴里塞了一颗维生素E，不由得想起那天在春节晚会上的洋相，管他的，就当做歪打正着好了。 匆匆上了车子，车子却发动不起来，急得她不知如何是好，快快地跑回去给男友打电话，ERIC不在。不在也好，他们现在处于冷战，求了他，倒像是她杨一理亏了似的。 这时，日本男生哲平过来说：“我可以送你去学校。” 杨一也只能这样了。 哲平送她到了学校，又问需不需要接她回家。杨一说不用，到了学校，她可以找到人送她回家。 哲平要走了，杨一挡住他，哲平停下，摇下车窗：“怎么了？” 杨一说：“我只是想感谢你。”心想，只要他不在她面前大手一挥“CUT”，他还是一个挺可爱的大学生。 杨一学的是传播，中国人很少，她也就比较显眼。 第一节课上传播历史，授课者是威廉先生。 美国每年评选出来的全国优秀教师，基本上都是最能把学生逗笑的老师。威廉讲话，极富有肢体语言，学生们称他是“最有趣的人”。每学期的第一个星期，他的班匕总是人满为患，除了真正注了册的学生，四周坐的站的都是想加课的人。有同学形容他上课的场面：“从来没有多余的椅子，当然周末除外。”有同学形容他上课的质量：“你会笑得嘴巴没有闭上的时候。”他上课时得知杨一是中国人，就说：“我们有三个孩子，本来想要第四个的，后来听说，世界上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所以我太太和我认为我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 杨一曾听到一位女同学说，做他的太太或者小孩，那就不需要看金凯瑞的电影了。每学期初，校园里流传的“教师档案”小册子，威廉永远是五个星的那一个。 第二节课布朗教授一进来，就说了一句“SHIT（大便）”。 杨一这学期选修了黑人妇女学研究，美国大专院校近年来开设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文化课程，民族文化、妇女文化、东方文化，五花八门，强调美国社会多元化。对此，也有人表示担心，担心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主流文化受到冲击，国家缺乏凝聚力。而大多数人对此仍表示乐观，由于国家的富足与强大，对边缘文化有一种自信的接纳。 布朗先生是哈佛的博士，长得五大三粗，红红的脸膛，像是一个屠宰从业人员，稀少的头发留成一条小辫子，用超市里系一把把葱的蓝色皮筋系着，这很让杨一受不了，一看见他的小尾巴，就联想起她每星期必买的葱，便宜的时候，一把十美分。 他永远地大大咧咧，满不在乎，课讲得很好，言近旨远，只是太随便了。有一次他背痒了，就立在黑板前蹭了两下，讲话更是随便，动不动就是一个“SHIT”，写错了板书，他说一个“SHIT”，讲错了话，他更要错上加错地来一个“SHIT”，毫无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 今天，布朗很气愤地说：“下次我再见到比尔。盖茨，我打算把他干掉。”原来他老兄昨晚准备了一夜的“POWERPOINT”，因为突然间电脑故障，今天上课无法应用。 课上了一半，就只能“放羊”了。得到一片雀跃声，一个同学嬉笑着说：“教授，您永远不知道我有多爱您。” 布朗教授笑笑，对起身向门口走的同学们说：“等一下，我再说一句话。学生是惟一愿意上当的顾客，我提早放你们走，其实是一种欺骗你们的缺斤短两行为。” “我们不介意的。”有学生立刻回答。 他的话音刚落，进来了一位学生。他刚刚来上课。同学、老师见了他，哄堂大笑：“我们下课了，你才来。你错过了太多。” 刚进来的同学慌张地问：“我错过了什么？” 布朗教授做了个眼神：“你错过了考试。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节课，除了你外，所有的同学都得了A。” 美国学生上课迟到、早退极为平常。杨一从不缺勤，而且准点上下课。她常想的是按她的奖学金平均除下来，一节课就要上百美金，冲着这个价值，她没有理由放任自己。既然是学生，自然应该上学。他们，太随便了。要是在国内，先生早火了。美国先生对学生早退迟到真是太宽容了。有一次，课上到一半，一位同学就大摇大摆地从先生身边走向门口，先生只是耸耸肩说：“等他走了，我们就谈考试题目。” 大家都笑了，该同学也笑了，但仍然走了。先生又说：“他不留下，可以提高你们的平均分。” 提前下了课，离下一节课还有很长的时间，杨一就到学校书店去。书店布置得琳琅满目，除了卖书还卖笔、卖衣服。今年比较流行的学校套头衫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坐在两个小男孩的中间，她左边的小男孩穿着S大学字样的套头衫，右边的穿T大学的套头衫，小姑娘亲吻了左边S大学的男孩子，下面有一句话：“她选择对了。” 下一节课的伊萨克斯教授也在书店里。伊萨克斯教授，陈旧而严肃，面部表情像块黑板，很是权威。而他讲了惟一一句关于权威的话就是：“别太相信权威，他也靠裤子遮羞。”即便这样，出自他口的这句话，也有了权威的分量。 他仿佛不喜欢所有的学生。开学初，杨一想加选他的课，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只见一个穿着牛仔裤的男人，躺在桌子下面修电脑，杨一问：“伊萨克斯教授在吗？” “你找那个老家伙有事吗？”那人在下面冒出声音。 “我想找他加课。” “上课已经这么久了，你能赶上吗？” 杨一心想，这个工人挺多事的，很傲气地说：“我没有赶不上的课。” 那人从桌子下面探出个头来：“那个老家伙可不喜欢别人缺课。” 杨一有点不快地说：“既然那个老家伙不在，我走了。” “年轻的女士，如果你还想要那个老家伙的签字，就等一下，等他把手腾出来。”那人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冲她笑笑，“我就是伊萨克斯教授。” 说着接过杨一手上的加课表，签了字，还给她，又回到桌子下面修电脑。 杨一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还有对不起，刚才我……” “不用对不起。” 后来到了他的班上，杨一又成了惟一没有买到课本的学生。那天课堂上，教授提问，杨一说她还没有课本。教授看了她一眼。杨一又解释，她去过书店几次，他们告诉她没货了，现在正在进书，下个星期再来。教授听了她的解释，转过脸来问全班同学，除了她之外，还有没有人没有书？全班无一人举手。教授对杨一说，为什么大家都可以买到书，就你不行？杨一当时就哑了，可买不到书又不是她的错。此后，这成了杨一的心病，认为教授对她有成见。 现在杨一在书店里看见教授，就走近他：“伊萨克斯教授，你好！” “你好。”先生的眼睛从镜片里跳出来，说完，又跳了回去看自己的书。 杨一想了想，还是开了口：“伊萨克斯教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是我的成绩还是我的表现？” 先生反而奇怪地打量着她，合上书本：“对不起，我的教授生涯也许比你的年纪两倍还长。如果你想成为TBACHERSPET（老师的小红人），选STEWART博士的课，他还没有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 “不，我的意思不是要做老师的小红人。” “那么，你做的没有任何不妥或者过分的。我的建议是：不要担心我，担心你自己。” 说完，又看自己的书。 杨一倒吸了一口气。杨一发现美国人不太记仇，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 到了班上，杨一发现同学个个衣冠楚楚。今天有PRESENTATION，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杨一觉得好像进了一家大公司。 杨一的报告排在最后，她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听了前面同学的发言，信心越发地强了。等到她做完报告，从众人的目光中，她知道她又是一个A。 现在轮到大家提问，一个美国同学问了个有一点意思的问题，杨一答了。一个分不出国籍的女生问了一个好笑的问题，杨一谈的是土星的事情，她问的是火星的问题。杨一很有耐心地回答了她。 “你在中国是做什么的？”最后轮到伊萨克斯教授提问，却是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记者，先生。” “在中国做记者，可以说你想说的话吗？” “可以，只要我愿意。先生。” “你喜欢你的老板吗？” “我不需要喜欢他，但是他喜欢我能尊敬他。而你是位美国老板，需要我们喜欢你，对吗，先生？” 教授和同学们都笑了。 “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新闻自由？” “需要改进，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 “你对中国新闻什么最不满？” “出口转内销。” 伊萨克斯教授和同学们的脸上露出疑惑。 “中国太优待你们外国记者了。不少重要消息都让外国媒体先报道，我们只能从你们手上再进口。” 教室里一片笑声。 “你如何看待美国的新闻自由？” “需要改进，先生。这也是毫无疑义的。” “你对美国新闻什么最不满？” “篮球大于地球。” 杨一见教授有点愕然，笑着说：“美国大多数媒体的重要消息往往是篮球比赛，而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非洲、南美洲的消息很少，仿佛地球在美国变得很小，甚至不见了。” 伊萨克斯教授笑着点点头，说：“很好！杨小姐。 198O年我第一次去中国，1990年我第二次去中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很想再到中国看看。我对你们这一代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生、成长起来的青年很好奇，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又是如何看待世界，所以多问了几句。哦，你这次得了A。” 杨一蛮高兴的，内心感谢伊萨克斯教授，好像不仅因为得了A。 同学们则一片哗然，有个同学大叫：“哦，上帝啊，早知如此，你就把我出生在中国好了。” 大家笑得更欢了。他又接着说：“对，就出生在杨一家对面。” “你为什么是个中国人？”有个美国学生突然问。 杨—一愣。 “我的意思是你的英语这么好，有头脑有见解，对美国中国的事情都清楚，你怎么会是中国人呢？” 杨一笑笑：“你怎么会是美国人呢？” 这位同学是有备而来的：“我以美国为自豪。美国不是天堂，但美国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他说这话时，没有狂妄，只有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下课，几个女生过来，说她今天很漂亮，尤其是那条丝绸带子。杨—一口一个谢谢，当场将丝巾解下亮给诸位，告诉她们这东西在中国就值一两个美金，你们应该去中国做这个生意。 杨一与天舒约看房子的时间是十二点，现在还有半个多小时。 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广场才到医学院大楼，广场上永远是无休无止的音乐会、竞选、联欢等活动。现在，黑人同学又在广场上欢歌劲舞，动作、音乐、眼色是那样的浪那样的荡。黑妹们扎着类似新疆姑娘的无数小辫子，穿着露肚脐的小背心；黑哥们露着文身的胳膊，裤子夸张的肥大，裤裆到了膝盖，露出半条内裤，他们大概不知道穿裤裆到胯裆的裤子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很典型的GHETTOSTYLE（黑人装扮）。台上也有别的肤色，黄的、白的、黑的、不黑不白的、黑里带白的，人种色彩远远不止黄白黑三种；服饰发型多样到一言难尽。生气盎然的年轻人不知疲倦地叫着跳着。 表演者在台上跳，观众和行人在台下扭。 杨一看了几分钟，头就昏了。 广场的四周一家连一家的小摊位，卖首饰、衣服、图画……什么都有，信用卡公司的人大声地呛喝：“填一张表格，送一份免费的礼物。”杨一的信用卡已经多不胜数，只是冲着免费礼物，又填了张表。这时，后面有人叫她，不需要回头，就知道是ERIC。 “你有时间吗？”ERIC穿着书店里卖的那种带有S大学字样的套头衫，棒球帽反戴，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想和你说一些事情。” “说吧。哦，对了，免得我忘了，我的车子坏了，晚上麻烦你把我送回家。轮到你说了。”“是这样的。”ERIC似乎想选择一下词汇，又找不到合适的，只好直截说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暂时分开。” “你要和我分手吗？”杨一皱着眉头。 “不，我只是想，暂时分开一下，这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我想考虑一下，我不想做任何的决定。” “你已经做了决定。”杨一说完，就生气地走了。 ERIC叫她，她也不理，径直前行。ERIC不叫了，她反而停住，回头叫住他：“你知道什么吗？我还是需要你晚上把我送回家。” 从这一点看，她更接近一个美国人。常听人说：留学哪个国家，就会有哪个国家的性格。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ERIC笑笑：“当然，我们还是朋友。” 杨一开了个玩笑：“等你把我送回家后，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同一时间，天舒正骑着单车，从实验室往教室走，经过校报箱子，她抽了一份，胡乱地看了几眼，接着赶路。今天的校报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学生的作弊现象比十年前高出一倍，由此叹惜美国世风日下。 天舒长叹：美国学生还是诚实。 其实美国学生作弊的很少，她也见过美国同学作弊——就是用手挂搓额头眼睛趁机膘到邻座——完全处于作弊的初级阶段，毫无技巧可言。从这种作弊方式看得出，美国同学还是老实。 国内的作弊现象严重多了，与之相比，可以说进入了高级阶段。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天舒大言不惭地说，她要是作弊，绝对让老师、同学神不知鬼不觉。只是她功课好，不需要作弊，而且他们考试没有什么可作弊的地方。 说到在美国读书，杨一觉得，中国的教育是基础性的模式，美国是思维性的模式。她受到很好的训练。而天舒觉得，从中国到美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以前用中文读，现在改用英文了。别的，说真的，差不多。老师上课教育学生的话都大同小异，在国内时同学的BP机响了，老师说话会带刺，在美国也一样。连说的话都差不多，只是改用英语说，你以为你是SOMEBODY（人物），其实你NOBODY（什么也不是）。 天舒到了教室，气氛一片紧张。先生讲评刚刚结束的期中考情况，最高分多少，最低分多少，平均分多少。听者不用提心吊胆，先生绝不会点出最低分者的名字。 先生的一双小眼睛在镜片后面转了一圈又一圈，滑稽得很：“第三题答对的占百分之十。这个比率，跟我出这道题时所估计的完全一样。”先生说完诡谲地笑笑，满是算计人的快乐。 “第四道……” 先生刚提出这题，底下的同学发出一阵嘘声，那是考倒一片的一题。考完，天舒和几个同学交流过，对答案无十成的把握。 先生对学生的反应戏谑一笑：“这道题全班只有一个人做对了。” 那会是我吗？天舒心里问。 “先生指着自己的鼻头说道：“这个人就是我啦。” 底下“哗”地笑开了，天舒也自我解嘲地笑笑。 下课前先生又布置了作业，第六章两题，第七章一题，第八章……说到后来，他也忘了布置了几题，反问学生：“一共几题？” 学生以抗议的语气回答：“许多题。” 先生笑笑：“你们不会回答数字吗？我问几题，你们应该回答‘三题’或者‘四题’，什么叫‘许多题’？你们不用吓唬我，我知道就七题，下星期交。” “您应该知道我们刚刚考完试，我们得轻松一下，先生。” “好吧，那把最后一题去掉吧。” “先生，不如把最后三题都去掉。” “你们是巴不得一题也不做的。” 接着，先生叫一个名字，发一份卷子，半掩着将考卷递到同学手中，不让别人看见分数、天舒想，这就是人权呀。 不像国内，把同学们的分数按次序公布于众，让小小年纪的人们就活得痛不欲生。美国学生并不把分数看得太重，一般不彼此打听。 天舒不是最高分，却也是一个见得人的分数。到了研究所后，分数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了。TIM过来问：“大舒，你考得如何？” 天舒回了一句话，概括出了她十六年来在国内苦读下的不易与小心眼、她说：“你呢？你先说。” TIM不是在中国长大，他不会回答“我先问你的，你得先说”。他坦然地说：“B＋。”‘天舒有点高兴地说：“我是人。” 这时，她邻座的韩国同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这个班上，天舒没有讲过话的同班同学高达百分之七十。不仅她如此，这里人人如此。刚来时，她还跟杨一开玩笑：“怎么也没个班长管管大家？也没个组织什么的。”杨一说：“在国外，最好的是没人管你了，最糟的也是没人管你了。” 天舒没有与这位韩国同学说过话，只是通过他的名字、外貌和口音猜想出他的国籍。天舒低声问他：“怎么了？” “我没有考好，考了个最低分。” “没有关系的，只是期中考，期末考考好就是了。” 韩国同学说了一句：“我给我的民族丢脸了。” 天舒一愣，她若是没考好，最多想到我给自己丢脸了，给父母丢脸了。韩国同学一开口就是给民族丢脸了，她觉得韩国真是个伟大的民族，有如此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也觉得自己没劲儿，太没劲了，与善良的TIM玩这种“你先说”的把戏。 天舒到了大楼的大厅，看见已经在等她的杨一。杨一的性子很急，她不迟到，最恨别人不守时，等上五分钟，便暴跳起来：“我等你很久了，你怎么这么没有时间观念的！” 她自己偶尔迟到了，却是可以原谅的：“人总是会出状况的嘛。”当然她这一套，只能用在男生和对她宽容的女生身上。 天舒相反，温吞型的，不紧不慢。她们也奇怪，她们两个怎么会是好朋友？杨一对天舒说，跟你在一起，急死了。你动作这么慢，对我简直就像慢性自杀。天舒对杨一说，跟你在一起，累死了，就像生活在急行军里。 “来了。”杨一说。 “你今天很漂亮呀。” “今天有PRESENTATION，”杨一理了理她的领结，“我自己漂亮也就罢了，今天我还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拉了几笔丝绸进出口贸易，你说如果人人像我这样，中国不早就富强了？”天舒笑：“等了一会儿吧？” 杨一并没有否定她等了一会儿，只是说：“没有关系。” 脸上笑笑的。 大舒心里想，完了，这次非得搬家了。因为杨一只有在她有求于人且尚未达到目的的那一小段时间里，才会如此温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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