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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情感驿站(1)

水边的故事

  水边的故事,是一叠由瞬间流向永恒的故书。
  我是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外婆的小阁楼后面就是一条小河,河水混混,是我最好的催眠曲。长在水边,却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伙伴们个个都是皮肤黝黑、身手矫健的浪里白条,我却从早到晚静静地坐在河边,像一尊古代的石像。正是在无数静止的时刻,水边的故事像一面面镜子,伸出闪烁的手捕捞着岁月的流痕。波光款数,人在水的边缘,心灵深处常常涌起海然欲泪的难以言说的寂寞。每根脆弱如蛛丝的神经,都被当作琴弦拨动了。
  河边的每个教书都像桃花源那样美丽奇幻。翻开一本线装的《诗经》,最先牵着你的眼光走的是这样的句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八之,宛在水中央。”于是,满纸的方块字都荡漾起来,青青的是河畔的草,盈盈的是河中的波。是不是眼睛花了呢?“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可采莲的江南,如果说每一朵莲花下都有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那么每条河边岂不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水边盛产至纯至真的感情,水是一种由我们的眼泪汇集成的,却能让我们忘忧的液体。在这平坦如批光洁如玉的水里映着朝朝代代都不动声色的明月,拥着梅的疏影与藕的深根,也刚刚掠过鹤的白羽与蝶的金翅。对于人类的健忘而言,水是一部宇宙间最大的留声机:诗人苦涩的歌吟,舟子旷达的渔唱,纤夫苍凉的纤歌,女子悠闲的揭衣声……还有那湘水的屈子、乌江的霸王、赤壁的东坡、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每个深陷在苦难中无法自拔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水边去,去寻找他们最后的安慰。水的使命则是寻找与她最知心的人,所以济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水上。水与我们血管中的血一样,存在着鲜明的爱与憎,而爱与憎又冰炭相容。在水沉默的表象背后,演奏着交响乐中循环不止的延长号。
  对于极少的那部分人而言,水象征着一种绝望且高傲的理想。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尝言:“人生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在人生不同的分分秒秒里,人又何尝拥有过同一颗心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心灵就是一条流动的河。逝者如斯,水同生命一样,无法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形象。因此,伟大的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恰恰正是艺术的局限处。梵高那令人赞叹的怨言就是所有艺术家高傲而绝望的呼声:“在生活中,在绘画中也一样,我完全能够没有上帝。但是,痛苦的我不能够没有某种比我更伟大的东西。”梵高找到了支撑我们躯体的土壤,却没有发现较息着我们灵魂的流水。梵高无法面对人类不可能突破的局限,便向自己举起了沉重的手枪。真的,没有哪门艺术能与流水交锋,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在水的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与粗糙。
  与河水相比,海水更为神秘莫测。在太平洋中一个苍凉荒芜的小岛上,消瘦的高更日日夜夜面对茫茫无涯的海水。巴黎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脂粉与金钱、权势与令名,统统比不上环绕在他四周的水。终于有一天,高更的眸子变得比海还要深造,他在画布上重重地写上三个问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海水是否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一瞬间,高更确实在海边与自己的灵魂不期而遇。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发现自己的灵魂丢失了呢?又有几个人愿意到海边倾听灵魂的声音?生活像水一样如此之轻,也如此之重。在风的吹拂下,我们哪里才有岸呢?流逝的水不会间尽头在哪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尽头?那么,我们剩下的使命便是在已经成为汪洋的世界中展示一个倔强的小岛,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来临:人类面临的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让我们如暴风雨中飞回来的海燕,静静地坐在水边,承受那即将降临的幸福或苦难。
  水边,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故事是艾特玛托夫的《帕轮船》,它像一支灵魂的温度计,测量着我们心灵的冷暖。在这个诗一般透明的故事里,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与水一样永远也不会变得丑陋、浑浊的世界。孩子每天在湖边的山坡上遥望湖里停泊的白轮船,这是孤寂中长大的孩子唯一的乐趣:没有父母,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爱森林、爱湖水、爱湖上的白轮船、爱爷爷故事里的长角鹿妈妈。然而,迫于生计,在守林官员的压迫下,爷爷不得不射杀了长角鹿。孩子从堆满鹿肉的餐桌上狂奔出来,跑到湖边痛苦地向远方眺望,却再也望不见白轮船了,白轮船已起旋开往伊塞尔库克。孩子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有的人歹毒,有的人善良?为什么歹毒的人幸运,善良的人不幸?孩子无法接受残忍的成人世界,终于去实现自己变成鱼的梦想了。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也许是含泪写下这段后记的:“你游走了,我的小兄弟,游到自己的童话里去了。你是否知道,你永远不会变成鱼,永远游不到伊塞克库尔,看不到白轮船,不能对他说·你好,白轮”船,这是我!’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孩子,在向你告别的时候,我要重复你的话:‘你好,白轮船,这是我!”’合上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水和白轮船都隐喻着一个未给定的世界,一个唯有真、善、美和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为它献身,与贫乏和虚伪抗争是艰难的,生活的奇迹豁然出现的时刻毕竟太少了。这便是怕轮规的可贵之处:明知满载真理的小舟已经倾覆,宁愿遭受灭顶之灾也不苟且偷生。卡夫卡说过:“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觉察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水边的故事大多以悲剧结局,然而这种悲剧之中却蕴含了一种火山喷发一般强烈的热情。水边那些平凡或伟大的人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解答时与变的谜底,并在残忍与非正义之中展现水生之爱。
  一切的矛盾最后都纠结到水边。无论你是预言家还是落伍者,水都是你无须付出什么的知音。加缀在《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一书中写道:“在阿尔及利亚的郊区,有一处小小的装有黑铁门的墓地,一直走到底,就可以发现山谷与海湾。面对这块与大海一起呻吟的祭献地,人们能够长久地沉湎于梦想。但是,当人们走上回头路,就会在一座被人遗忘的墓地上发现一块‘深切哀悼’的墓碑。幸运的是,有种种顺应诸物的理想者。”我是一个在南方水畔长大的孩子,身上有许许多多水的特质。看惯水面的波澜,听惯水边的故事,这才发现自己度过的那段并不漫长的岁月,也成为水边故事峰回路转的细节。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心甘情愿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彻头彻尾的理想者,我只能虔诚地掬起一掺水,细细咀嚼其中的苦涩与甘甜——不管是苦涩还是甘甜,都固执地让河边的故事演绎下去。

   
薄酒与卫委

  偶读黄庭坚的诗集,这酸老头还颇能发些天籁之音。最喜欢的便是“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车马,称身不必狐裘。”这真是一种可爱的阿Q精神。与黄老头不同,现代人的梦想是:食有鱼、行有车、饮洋酒、追美女,黄老头落伍了。
  酒有烈酒与薄酒之分,有名酒与劣酒之分。饮烈酒最见男儿本色,有友为晋人,对汾酒赞不绝口。袁子才的《随园食单·茶酒邦中记载:“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然而,我总是怀疑这位风流才子有喝汾酒的本领。斗酒万盅,多半是文人的自吹自擂,夸张喝酒的本领李太白起了最坏的作用。还是欧阳修说得坦白:“太守好饮,而饮少辄醉。”醉去之后呢?“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能够忘忧的,是什么样的酒呢?
  薄酒可以忘忧。我所爱的,乃故乡用糯米制作的“酸糟”o到北京以后,少有一饮的机会。雪花飘飘的冬夜,故乡来人。那时,我正经历一段幽暗的心路历程,偌大的都市里,我如同落进眼睛里的一粒沙,怎么也融不进去。于是,与老乡一起冒着鹅毛大雪,穿了不知多少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家挂着“川妹子”招牌的小饭馆。饭馆是不入流的,稍有身份的人都不会踏进来。在清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乡音中,我们相对而笑。两碗煮得滚烫的醒糟端上来了,雪白的糯米粒悬浮在半透明的液体中,中间是一只黄白相间的荷包蛋,真是一幅天然去雕饰的好图画。轻轻地品一口,闭了眼,外婆的小镇出现在面前:长满青苔的天井,堆满坛坛罐罐的厨房。而每到过年的那段时间,总有一个坛子里装着外婆亲自做的醋糟。那时,我常常偷偷地舀上一小勺子,躲到天井的花台后品尝半天。外婆发现了,少不了既疼爱又生气地责怪:“生酷糟怎么能吃呢?吃了会闹肚子的。要吃,外婆给你煮。”但我还是更喜欢吃没有煮过的原汁原味的醋糟。而今,外婆老矣,已经没有精力做酸糟了,妈妈和姨妈们都没有学会外婆的绝艺,酷糟怕是永远留在记忆里了。
  拿醒糟来对抗轩尼诗、人头马,似乎太“土包子气”了。但我觉得,人的尊严还不至于非得用酒的价值来衡量。中国成为法国名酒的最大销售地,我不觉得有什么骄傲之处。相反,我倒觉得国人的心理太脆弱。我喜爱一块钱一大碗的醒糟,因为它能解我的优苦,解我的乡愁,仅此而已。
  说完酒,再说女人,这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之一。没办法,黄老先生的诗句就这么写。我也只好东施效颦。以丑妻为荣,黄老夫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坦率而可爱的男士之一。据说袁枚大才子的妻妾也个个姿色平庸,旁人问其缘故,袁枚说天机不可泄也。天机为何?黄庭坚一语点破:“白头”也。老夫子着眼于“白头”,而不在乎美丑,眼光之高远,实非时下“非美不娶”的会答须眉所能比拟也。
  “多情却被无情恼”。东坡居士的告诫犹在耳朵边上,又有干千万万男士掉进美女的陷阱。假如你是一个平凡的男人,那么你在追一个美丽的女孩前,首先得作好“上刀山、下火海”的准备,把自尊心像一张废纸一样揉成一团扔到垃圾堆里去。尽管如此,我们也算准了失败的机率为99%。当然,这也怪不得漂亮的女孩,骄傲本来就是漂亮的影子,骄傲是她们无须用法律来保障的权利。谁能怪海伦有罪呢?特洛伊战争与她无关。我又想起了一则动人的希腊神话:阿尔弗斯在打猎时爱上了仙女亚丽苏莎。但美丽的亚丽苏莎不答应他的求爱,总是从他面前逃开,直至在奥第加岛上变成一流喷泉。阿尔弗斯哀伤着,苦痛着,终于变成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条河。他仍未忘记他所爱,就到海中与那喷泉相融汇。
  变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那浪漫的时代也过去了。今天还有美丽的女子变作一湖与世界一无挂碍的纯澈的喷泉吗?一个上海作家不无夸张地说:“上海的美女一半嫁到外国去了,一半住在酒店的包房里。”那么,就让我们姑且做一次阿Q吧,说不定退一步海阔天高呢?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妻子是一个极拉着拖鞋、头发乱蓬蓬、脸上已有皱纹的平庸女子。可是,早上丈夫离家上班的时候,都市干干万万的窗户下面,只有她的眼睛一直目送丈夫消失在人流中。想到这一幕,丈夫烦恼的心也就暖乎乎的了。美妻并非不能白头,可丑妻却绝对能白头——只要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不要充当陈世美。
  “白头”的观念于新潮男女看来,简直保守到了极点。“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这一生已够沉重的了,何必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包袱呢?大学城里,恋爱成了一本薄薄的“半月谈”,没有一句是真话。被奉为校花的美女,周旋于几个男士之间,说爱就爱,说翻脸就翻脸。不是你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就是这么快。爱与不爱,冷漠与深情,成了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扑克牌。但我还是想寻找“白头”,在将近八旬的数学家程民德先生家里,我看到了最平凡而最动人的一幕。老院士兴致勃勃地要找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们看,翻了几本影集却没找到,转身问老太太:“是不是你藏起来了?”老太太行动不方便,眼睛也不好使,撇撇嘴说:“自己胡乱放,却好意思怪别人!”老头老太真的像青梅竹马的小孩一样拌起嘴来。我们在一边,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忽然想起辛弃疾的句子来:“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当我们自己也白发苍苍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同样白发苍苍的、可以拌嘴的伴侣呢?
  薄酒喝过了,尽管只有几度,却也微微醉了。美丽的女子远远地走过,行走的风景,夺人魂魄。多情是一把对准自己心窝的刀,伤的只能是自己。

   
给爱一个容器

  对爱人有一种诗意盎然的称呼,叫做“牵手”。
  “牵手”的称谓缘起于台湾高山族平浦人。平浦人是母系家庭制度,嫁娶都由男女青年自己挑选,自由组合。女孩长大后,父母就给她建一间房子,让她单独居住。到了适婚年龄,姑娘家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孩相中了意中人,便以芍药或玉兰等带有象征意义的花来赠给女方。女孩如果中意,便将男方迎入房中同居,怀孕后牵着丈夫的手去禀告父母双亲,请求“承认”。据识山县志》载:“男女干山间弹嘴琴吹鼻萧,歌唱相和意相投,各以佩物相赠。告父母…名曰牵手。”
  人类居然也可以这样相爱,不计贫富贵贱,只是为了爱而爱,单纯得使聪明的现代人不敢相信。我喜欢“牵手”这个朴素的、而且带有动感的词语,爱的真谛,尽在其中,爱的温馨,扑面而来。当人类进化到不相信爱情的阶段,“牵手”则成为一组不褪色的照片,剪辑着互相阻隔的时空。伸出手去,牵住的不仅是另一只手,而且是一个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人。百听不厌的是苏芮唱的《牵手》,汉语的张力在歌词中达到了极致。“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牵了你的手,牵到来世一起走。”那歌声,不是单纯热烈,而是苍凉激越,使人怅然若失。
  确实,牵手时,能感受到拥有的愉悦,也能感受到沉重厚实的责任。牵手,意味着爱的成熟,爱的丰厚。牵手,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姿态。《诗经》中有这样闪光的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百年来,平凡和卑微的人类就这样走了过来,牵着手,涉过一条条的不归河。
  张爱玲说,“执子之手”是最悲哀不过的诗句。因为“牵手”之后便是“放手”。“放手”是一个恐惧的动词,看似潇洒,实际上是泪干心枯之后的绝望。“放手”的时候,已然无爱,即使当年的爱溢满万水千山,倾国倾城。“放手”是人世间最凄烈的场景,尤其是在渡口之类的地方江流岸凝,帆起舟行,此岸彼岸,‘做手”——放即成永绝。那么,“放手”之后呢?“微雨燕双飞,落花人独立”,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才发现已经无手可握。空荡荡的只有满袖的秋风。
  想伸出手去,牵住那只有缘的手,但又害怕出现“放手”的那一断肠时刻。爱,也会永远存在于尴尬不安之中。
  萧军与萧红是一对本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人,却无奈地相互放手。两个人一样的单纯,一样的倔强,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渴望完完全全地拥有对方。因此,悲剧诞生了。
  萧军在致萧红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萧军是个有浪子习性的东北汉子,他知道最好的药方是“忍耐”,却无法真正实现“忍耐”。他时时让诗人的浪漫冲击着心灵,而不能沉潜自己真挚的感情。萧红赴日本养病之后,他在信中写道:“花盆在你走后是每天浇水的,可是最近忘了两天,它就憔怀了。今天我又浇了它,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柜上晒太阳。小屋里没有什么好想的,不过,入一离开,就觉得珍贵了。”萧军正是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的男人。他懂得花的珍贵,却养不好花;他了解萧红的弱点,却不知道怎样保护她。萧军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却不能算优秀的爱人。
  萧红呢,是一个看起来极端坚强、极端自尊,实际上却极端软弱、极端敏感的女子。远在日本,她还惦记着萧军的饮食起居:“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而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像我带来的那样,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也来信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写这封信时,萧红忘了自己是个出色的女作家,而只是一颗体贴入微的女子的平常心。这些事情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爱人的冷暖,也就是她自己的冷暖。这样的爱,是经不起伤害的。
  然而,伤害还是出现了。爱的伤害是不能判断谁对谁错的,结果却是永远的遗憾。30年代中国文坛最幸福的、愿作鸳鸯不羡仙的“二萧”决然分手了。1940年,萧红带着心灵的创伤远走香港,写下最出色的作品《呼兰河传》、《例城三月》。日军攻陷香港后,生活困苦,肺病日重。1942年,年仅对岁的才女不幸逝世。在最后时刻,她还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而钢铁汉子萧军呢,在将近半世纪以后,还怀念着单纯、淳厚、倔强的萧红,整理出版了昔日的通信集。
  爱,真的是一流激荡的水流,没有容器容纳得下?曾经牵过手的,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是否真的要到放手之后,才会被珍惜与怀念?
  在爱情中受伤最大的一方往往是女子——这令每个有良知的男子羞愧,但仅仅是羞愧而已,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女雕塑家米卡尔·克洛岱尔,童年时代便开始其艺术生涯。来到巴黎后,她结识了杰出的艺术大师罗丹,成为罗丹的学生和情人。罗丹说过:“最重要的是受到感动、爱恋、希望、颤抖。生活,在成为艺术家之前,首先是一个人!”中年的罗丹遇到野性未驯的少女米卡尔,两人的爱火立刻熊熊燃烧。
  罗丹曾占有过无数的女子:轻浮的女模特儿,上流社会的贵妇,烟花巷里的妓女,但这些女人对他毫无益处,仅仅是肉体的嬉戏令他快乐。直到他看见米卡尔的目光——那种理解的、温存的、闪烁着灵性的,甚至令他害怕的目光,他才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女神。罗丹对女孩说:“在你身上,在你的身体里,我所崇拜的东西,除了它的如此漂亮的形式,再就是将它照亮的。体内的火焰。”他把《思想者》献给她,更把《吻》献给她——被上层社会评论为“粗鲁唐突”的恢,表现的正是他与她激情迸发。惊世骇俗、生死缠绵的瞬间,而米卡尔也创作了《沙恭达罗》,用天才的作品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罗丹的情人”。
  艺术与爱情要想保持长久的平衡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爱人与爱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罗丹抽身而去,踏进公爵夫人的殿堂,却把15年的爱情留给米卡尔一个人。米卡尔说:“最伟大的爱情的标记:为自己所爱的人献出生命。”从本质上讲,她依旧是个弱女子,她不能忍受爱成为回忆的事实。巴黎,成了一座眼泪的迷宫。米卡尔开始毁坏自己的作品。1906年,42岁的米卡尔离家出走,精神彻底崩溃。“留下的那个女人在等待有人打开这座大门/将她推进去/然而,没有人来过这里。”1913年7月,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将米卡尔送往疯人院。同年,罗丹半身不遂,丧失了创作能力。3年后,罗丹黯然辞世。米卡尔则挣扎着,在疯人院里幻想了多年,才以72岁的高龄告别爱恨交加的世界。
  米卡尔的弟弟、作家保罗·克洛岱尔这样深情地描述姐姐的容颜:“一副绝代佳人的前额,一双清秀美丽的深蓝色眼睛……身被美丽和天才交织成的灿烂光芒,带着那种经常出现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残酷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或许就是爱吧?这是令凡人神往的爱,有了这种爱,才有罗丹的《思想者》、《巴尔扎克》、《加莱义民》,才有米卡尔的《罗丹胸像》、《成熟》、《命运之神》,这些雕塑在人类的艺术殿堂里有如群星闪烁。也正是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爱,使米卡尔变成了“疯子”,遭受了长达二十年骇人听闻的监禁。米卡尔留下的最后一行文字是:“余下的仅仅是缄默而已。”
  米卡尔征服了罗丹,终于招致爱神的妒嫉。爱神这样惩罚她与他:爱的尽头,是疯狂——无论爱者,还是被爱者。
  热恋中的小儿女常常发下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盟誓,仿佛真的能够海枯石烂不变心。对于年轻人的爱情,我宁可保持十分的怀疑态度。电闪雷鸣,仅仅是爱的初始阶段,只有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爱才可能向永恒靠近。因此,我对那些校园里卿卿我我,你喂我一口饭,我喂你一口菜的恋人们不以为然,却常常为小径上互相搀扶着散步的、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之间的体贴和温柔而感动。
  钱理群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的每一本著作中,都能看到一颗真诚坦率的心和一团燃烧着的激情。在《位小舞台之间》一书的后记中,他深情地谈起自己的妻子,这是一段朴实无华的文字:
  而我尤其要说的,是我的老伴可忻。我十分清楚,我能最终走出生命的“冰谷”,全仰赖她的坚定,果断(我的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她的温柔,体贴(我是最不会照料自己的)。每当思及充满未知因素的“将来”,不免有些惆怅时,只要想到她会默默地与我共同承受一切,我就似乎有了“底”。她是我生活中永远不倒的树,我乐于公开承认这一点,并无半;或愧色。因为我知道,在她的心目中,我也是这样一株树——在充满险恶的人世中,我们互相苦苦支撑:这就足够了。我的这本书当然应该献给她,我的可忻。记得在15年前的新婚之夜,我也曾向可忻献过一本书——那时十年浩劫还没有结束,我虽也写有近百万字,却不可能出版;献上的是手抄本,书名《为怕鲁迅学习》。现在,“书”由手写变成了铅印,但那份情意却没有变,依然那样深挚、纯真——但愿我们永远像年轻人那样相爱,尽管此时我们都已两鬓斑白,并一天天走向归宿。
  两棵树,并不参天,并不伟岸;两棵树,枝枝连理,叶叶相贴,连根系也连结在一起。风里雨里,两棵树互相温暖、互相慰藉。这段用“心’写的文字,也要用“心”去读。我想,先生是没有必要羡慕年轻人的,因为先生的爱是一种历尽沧桑之后沉甸甸的爱。钱老师送给师母的著作,无论是当年的手抄本,还是今日的出版物,也都是沉甸甸的,也只有师母才受得起钱老师的礼物,今天的女孩子大多喜欢金首饰与时装。当爱变成“每周一歌’、“半月谈”,变成“一场游戏一场梦”;当牵手变得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时候,爱便失去了纯洁,也失去了真挚,只剩下一个苍白的外壳。
  有一次,我到钱理群先生家请教问题,师母正在外间忙碌着,偶尔走过书房一次。我很想悄悄地问先生初恋的经过,却一直没有开口。不是“不敢”,而是“不忍”——就让它成为一个让我们追思与想往的“谜”吧,最美丽的情感往往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给爱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其实就是时间。对有的人来说,时间是温柔的刀,割去了三千烦恼丝,也劈开了一双相牵的手;对另一些人而言,时间则是爱的容器,爱无形,容器也无形,两鬓青青变星星,只是为了一颗痴心。毁灭爱的是时间,证明爱的也是时间。这些道理,为什么年轻时候总不明白?
  1996年5月3日,英国老人约翰·布朗去世了,两天后,他的妻子朱迪丝也固然长逝。他们便是本世纪最动人的爱情故事“戴红玫瑰的丑女人”的主人公。
  1942年,二十出头的布朗赶到北非的英军第八集团军。此时,美军处境艰难,隆美尔攻势凌厉。布朗在大炮和坦克的轰鸣里染上了战争恐怖症,甚至想逃走和自杀。有一天,他偶然读到一本《在炮火中如何保持心灵平衡》的书,他被深深地打动了。这本书成为他心灵的支柱,尤其令他惊异的是,作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朱迪丝。他开始给朱迪丝写信,经过3年的通信,两人相爱了。1945年,战争结束了。已晋升为中校的布朗急切地给朱迪丝写信,要求会面。朱迪丝回电说:“在伦敦地铁一号口等我。你的手中拿本我写的书,我的胸前将佩一朵英国国花——红玫瑰。不过,我不会先认你,让你先见到我。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做你的女友,你可以不认我。”
  布朗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地铁口。还有1分钟,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平静如水的心,却情不自禁地猛跳起来。这时,一位绰约多姿的绿衣女郎从容地走来。是她吗?她没有戴红玫瑰。布朗再次张望四周,一位戴着红玫瑰的女人慢慢地走上前来。布朗定睛一看,张口结舌:这是一个重度烧伤、拄着拐杖的女人!怎么办?认不认她?布朗的内心激烈冲突起来。“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残酷的战火的考验,我们的爱是神圣的,我没有理由不认她。”于是,布朗追了上去,叫住那名“奇丑无比的女人”,微笑着说:“我是布朗。我们终于见面了,非常高兴!”
  “不,您错了。5分钟前,刚才过去的那位绿衣姑娘请求我戴上这朵玫瑰,从您面前走过。她一定要我不主动认您,只有当您按照约定,先同我相识,才把真相告诉您,您已经成功地接受了一场或许比战争更严酷的考验。她正在对面的餐馆里等您。”
  我既为朱迪丝喝彩,也为布朗喝彩,布朗伸出手去的时候,他的爱已经升华得无比神圣。布朗给了爱一个能够容纳海洋和天空的容器,他便获得了人生的真爱。
  伸出手去,牵住一段不了的情缘,牵住一份永恒的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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