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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节

　　他确实这样做了，我被安排到第一排的中央。他讲课时，除非要在黑板上写字才会站到讲台后面去，别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将他的讲义摊开放在我的桌上，双手撑住我的课桌，唾沫横飞地讲着。我倾听时，仰起的脸上饱尝了他的唾沫，犹如在细雨中听课。而且他还能时时发现自己的唾沫已经飞到了我的脸上，于是他时时伸过来沾满粉笔灰沫的手，替我擦去他的唾沫。往往是一节课下来，我的脸就要像一块花布那样色彩纷呈了。我第一次接受他的处罚，是三年级的第一学期。一场在冬天来到的大雪，使我们这些忘乎所以的孩子，在操场上展开了雪球的混战。我的倒霉是将一个应该扔向刘小青的雪球，错误地击在了一个女同学的脑袋上。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这个娇滴滴的女孩发出的哭喊，现在听起来像是遭受了调戏似的。她向老师指控了我。
　　于是刚刚坐下的我，被老师从座位里叫了出来。他让我到外面去捏一个雪球玩玩，当时我以为他是在讽刺我，我在座位上站着不敢动，他也仿佛把我忘了似的继续讲课，过了一会他才奇怪地说：“你怎么还不去？”我这才走到教室外面，去捏了一个雪球。我重新回到教室时，老师正在朗诵课本上有关欧阳海的故事，他的朗诵犹如一条山路似的高高低低，让我站在门边不敢出声。他终于朗诵完一个大段，走到了讲台后面，要命的是他看都没看我。他对我的遗忘使我心里发慌。他在黑板上写字时，我怯生生地对他说：“老师，雪球捏好了。”
　　他总算看了我一眼，嘴里“嗯”了一下，接着继续写字。写完后将粉笔扔入了粉笔盒，叫出了那个遭受雪球一击的女同学，让她走到我跟前看看，刚才击中她的雪球是否和我手中的一样大。这个女孩根本就没有看到刚才的雪球，我是扔在她的后脑上，并且马上就碎了。早就平静下来的女孩，一走到我面前又委屈地哭哭啼啼起来，她说：
　　“比这个还要大。”我只能再次倒霉地被老师赶出教室，去捏一个更大的。当我捧着一个大雪球进来后，老师没再让那个女同学前来检验。他绕了两个圈子后，真正发布了对我的处罚，告诉我就这么站着，等到雪球融化了我才能回到座位了。
　　在那冬天的上午，呼呼北风从教室破碎的窗玻璃上吹进来，老师双手插在袖管里，在寒冷中讲叙着英雄欧阳海的故事。而我则捧着一个冰冷的雪球站在门边，我的手因为寒冷出现了奇特的灼烫，这种灼烫的感觉使我的手如同在被锯断一样疼痛。可我还必须时刻小心，不让雪球脱手而落。
　　这时老师走到了我的身旁，他体贴地对我说：
　　“你捏紧一点，这样就会融化得快一点。”
　　一直到下课，雪球都没怎么融化。老师夹着讲义从我身旁走出去后，同学们全围了上来。他们的询问和雪球何时才能融化的议论，无疑加重了我的悲哀，委屈得差点要让我哭了。国庆和刘小青气势汹汹地走到那个女同学课桌前，大骂她是叛徒、是走狗。那可怜的女孩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她整理了书包后站起来就往外走，说是要去告诉老师。国庆和刘小青没想到她又用上这一招，赶紧拉住她拚命求饶认罪。这时我的手完全麻木了，就如两根冰棍一样，雪球毫无知觉地掉落在地，开放出了满地的雪花。雪球的破碎让我极其害怕，我就和满地的雪花那样哇哇哭了起来，同时恳求身旁的同学能够证明我：“我不是有意的，你们都看到的，我不是有意的。”
　　我们老师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准确的判断上，而是紧随其后的那种严厉的独特的惩罚。他判断是非简直太随心所欲了，正因为这样，他的处罚总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到，并且变幻莫测。他从没有重复过自己的处罚，我在孙荡小学的四年生活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这方面表达了卓越的才华，和出众的想象力。这就是我们一见到他就胆战心惊的全部缘故。
　　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同学在操场上扔皮球，不小心打碎了教室的窗玻璃。那一次老师对我们的处罚是最轻的，由于我事先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也会接受处罚，我就进行了一次软弱无力的反抗。我依然记得当时打破玻璃那个同学的可怜神态，老师还没有跨进教室，他就呜呜地乱哭了，他已从想象中看到自己受罚时的可怕情景。后来老师进来了，他笑眯眯地站在讲台上，我怀疑他一旦得到处罚学生的机会就会深感愉快。和以前一样，他总是做出出乎我们意料的决定，他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直接去处罚那个同学，而是让所有参加扔皮球的同学举起手来，我们举起了手。他就说：
　　“你们每人写一份检查。”
　　当时我真是万分吃惊，其实这是老师的一贯作风。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为什么也让我写检查？我的心里出现了反抗的声音——我不写，这是我第一次反抗成年人，而且是反抗这个让所有学生不寒而栗的老师。
　　我努力使自己勇敢，心里还是一阵阵发虚。下课后我极力鼓动受罚的同学和我一样反抗老师。他们在表达自己不满时和我一样激动，可一旦说到拒绝写检查，他们全部吞吞吐吐了。到头来国庆还装得满不在乎地对我说：
　　“现在写检查没关系，现在我们还没有档案，以后工作了就不能写，检查要进*蛋*的。”
　　于是孤立的我，经历了也许是我一生中勇敢的时刻，我大声告诉他们：无论怎样我都不写。我站在教室的角落里，看到众多的同学都吃惊地望着自己。我虚荣的激动使我声音颤抖，极不牢靠的兴奋，让我感到自己，一个十岁的孩子拥有了真理。是的，我是对的。老师自己也说过，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老师也会有错的时候。”
　　我这样告诉大家。整整一天我都陶醉在对自己的欣赏之中，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我已经能够看到成年人的缺点了。我的想象开始展翅飞翔，我布置了这样的场景，老师和我在课堂上进行了争论，我那时滔滔不绝妙语连串，因为我有真理的支持。老师尽管也能言善辩，可他没有真理的支持，最后当然是他输了。他令人激动地承认了这一点，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所有的女同学都崇敬地望着我，当然也包括所有的男同学，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那时我已经能够感受被女孩子喜爱时的那种幸福了。这种时候我的想象必须终止了，我已经热泪盈眶。我要让想象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从而让自己一遍遍周而复始地品尝这激动无比的幸福。
　　在我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显得十分冷静，他对我不闻不问。我逐渐变得忐忑不安，禁不住吓唬自己，会不会是老师正确呢？毕竟那时候我也在扔皮球，如果不是我扔给刘小青，刘小青再扔给了他，他又怎么会扔出去打碎了玻璃？我的思维开始了可怕的延伸，到头来我整日忧心忡忡，哪还敢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
　　自信的恢复是来自于李秀英的帮助，有一次我在擦玻璃时，终于忍不住去问李秀英，我是不是可以在操场上玩扔皮球。李秀英说当然可以。接着我继续问，如果我们中间有个同学打碎了玻璃，我有没有错。她这次的回答更为干脆：
　　“别人打碎的，管你什么事。”
　　真理终于又回来了，我不再疑神疑鬼。谁也无法来改变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然而老师对我长时间的冷落，使我的激动慢慢消亡，开始被越来越明显的沮丧所代替。最初的时候，我曾经激动地期待着在课堂上和老师展开争论。夜晚的时刻我准备了那么多的语言，清晨来到后又不断地鼓励自己。一听到上课铃响，我的心就狂跳不已。我最担忧的是自己会临阵怯场，到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由于老师的冷落，使这样的担忧越来越突出。我的沮丧和胆怯与日俱增，而自信则开始不知去向。慢慢地我就恢复了事前的平静，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我开始忘记这些。也许老师也早已忘记了这事，皇军又来了，他晚上又要笑嘻嘻了。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我在内心的自我争吵，我同时扮演了老师和我，终于我精疲力竭地放弃了这种游戏。我重新投入到喧闹的操场上去，恢复了童年时真正的我，无忧无虑地奔跑和喊叫。可是这时候国庆走过来了，告诉我，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我一下子又紧张了，我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向老师走去时一抖一抖的。国庆他们轻松自在的喊叫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自己曾经热切期待而后来又极其害怕的时候来到了。我努力搜寻那些准备已久的雄辩词语，可我一句也找不着啦。那时候我感到嘴唇发抖马上就要放声大哭了，我鼓励自己不要哭，要勇敢。我知道老师会极其严厉地训斥我，说不定他又会想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办法来处罚我，但我一定不能哭，因为我没有错。是的，我没有错，错的是老师。我应该这样去告诉他。我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不要被他突然而起的喊叫所吓倒，也不要怕他的笑眯眯。就这样，我走入了老师的办公室，我欣慰地感到自己又有勇气了。
　　教师向我友善地点点头，他正微笑着和另一位老师说话。我站在他身旁，看他手里翻弄着一叠纸，第一张就是刘小青的检查。他和别的老师说着话，缓慢地将一张一张检查翻过去，让我看得十分清楚。最后我看到了国庆的检查，字写得特别大。老师这才向我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问：“你的检查呢？”这时候我完全崩溃了。所有同学的检查经历了一次展览后，我立刻丧失了全部的勇气，我结结巴巴地说：
　　“还没有写完。”“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询问的声音极其温和。
　　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马上就写完。”
　　我在孙荡的最后一年，升入小学四年级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楼下燃煤球炉。国庆和刘小青跑来告诉我一个吃惊的消息，在我们教室的墙上出现一条用粉笔写成的标语，意思是打倒张青海，即我们的老师。
　　当时他们显得异常兴奋，他们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恭维我，说我真是有胆量。该死的张青海早该打倒了，我们都接受过他方式奇特却极其要命的处罚。他们的兴奋感染了我，他们以为是我写的而对我的崇拜，使我在那一刻真想成为那个写标语的人。可我只能诚实，我几乎是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
　　“不是我。”国庆和刘小青当初显示出来的失望，让我深感不安。我以为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勇敢的人，就像刘小青说：
　　“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胆量呵。”
　　我心里觉得国庆比我更有胆量，我这样说了，丝毫不是为了谦虚。国庆显然接受了我的称赞，他点点头说：
　　“要是我，我也会写的。”
　　刘小青紧接上去的附和，促使我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们失望了。
　　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圈套，我根本就想不到国庆和刘小青是肩负着老师的旨意，来试探我。星期一来到后，我向学校走去时还傻乎乎地兴高采烈，紧接着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小房间，张青海和另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开始了对我的审问。
　　先是林老师问我是否知道那条标语的事。在那么一个小房间里，门被紧紧关上，两个成年人咄咄逼人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说是知道。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犹豫不决了。我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的兴高采烈吗？如果他们也被带到这里来，会怎样看我呢？他们肯定会骂我是叛徒。
　　我紧张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怀疑我了。那个女老师嗓音甜美地问我，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来没来过学校。我摇摇头。我看到她向张青海微笑了一下，接着迅速扭过头来问我：“那你怎么知道标语？”
　　她突然响起的声音吓我一跳。一直没有说话的张青海这时软绵绵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条标语？”
　　我急忙申辩：“不是我写的。”
　　“不要撒谎。”林老师拍了一下桌子，继续说，
　　“可是你知道那条标语，你没来过学校，怎么会知道？”
　　我没有办法了，只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否则我怎么来洗刷自己。我这样说了，可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丝毫兴趣，张青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查对过笔迹了，就是你写的。”
　　他说得那么肯定。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拚命摇头，让他们相信我。他们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互相看来看去，仿佛根本就没听我的申辩。我的哭泣将众多的同学引到了窗下，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哭，可我顾不上这些了。那个女老师站起来去驱赶他们，接着关上了窗户。刚才关上了门，现在又关上了窗户。这时张青海问我：
　　“你是不是说过，要是你，你也会写的。”
　　我恐惧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偷听了我们星期六下午的对话？
　　是上课的铃声暂时拯救了我，他们让我在这里站着别动，他们要去讲课了，他们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间小屋子里，椅子就在旁边，我不敢坐。那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红墨水，我真想去拿起来看看，可他们让我站着别动。我只好去看窗外，窗外就是操场，此刻高年级的同学正在那里列队，不一会就解散了，他们打球或者跳绳。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那边教室里传来了朗读的声音，隔着玻璃听起来很轻。我第一次站在外面听着他们朗读，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可我只能站在这里受罚。有两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敲打起窗玻璃，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喊：“喂，你刚才为什么哭？”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我伤心地抽泣起来。他们在外面哈哈笑了。下课铃响过以后，我看到张青海带着国庆和刘小青走过来。我想他们怎么也来了，是我把他们牵涉进来的。他们在窗外就看到了我，他们的眼睛只看了我一下，就傲慢地闪了过去。接下去的情形真让我吃惊，国庆和刘小青揭发了我，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要是我，我也会写的。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却面对张青海说：
　　“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
　　我说：“他们也这样说了。”
　　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
　　“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
　　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他们则是气乎乎地瞪着我。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好几次我吓得浑身打抖不敢出声。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耐心地告诉我，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我就问她：“会不会弄错呢？”“绝对不会。”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我彻底放心了，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
　　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互相看了好一会，最后是张青海说：“你先回家吧。”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我走过去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他红着脸对我说：
　　“你犯错误了，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
　　成年人的权威，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去向国庆求助时，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下午的时候，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劬*看到了我，他一脸奇怪地问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干什么？本来我是来上课的，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你站起来。”我慌忙站起来。他让我走出去，我就走了出去，一直走到操场中央，我四下望望，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犹豫了片刻后，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重新来到教室里，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老师，我要走到哪里去？”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
　　“你上午在哪里？”我扭过头去，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我才恍然大悟。我问：“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
　　他满意地点点头。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仔细听着他们的讲叙，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我是他领养的，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也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我却是充满了委屈，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没有人会相信我，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我接受了双重折磨。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一听到我的脚步，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她十分严肃地问我：
　　“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你要说实话。”
　　整整一天了，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写的。”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尖利地喊叫王立强，对他说：
　　“肯定不是他写的，我敢保证。他刚来我们家时，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然后她面向我，“我相信你。”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他说：
　　“小孩又不懂事，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秀英显得很生气，她指责王立强：
　　“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
　　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轻声对我说：“别哭了，别哭了，你快去擦玻璃吧。”
　　在家中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又呆了整整一天。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也一样放学回家，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进攻。
　　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向我讲叙了这样一个孩子，和我一样的年龄，也和我一样聪明（我意外地得到了赞扬），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不再气势汹汹，开始讲故事了，我凝神细听。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并且认了错。
　　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
　　“你猜，他受到批评了吗？”
　　我点了点头。“不。”她说。“他反而受到了表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就这样引诱我，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两个达到了目的的成年人总算舒了一口气，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椅子上，古怪地看着我。他们既没有称赞我，也不责骂。后来是张青海对我说：
　　“你去上课吧。”我走出了小屋子，穿过阳光闪烁的操场，心里空荡荡地走向了教室。我看到教室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来向我张望，我感到自己开始脸红了。可能是三天以后，那天我很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走进教室时我吓一跳，张青海独自一人坐在讲台后面，讲台上放着他的讲义。他看到我立刻招了招手，我走到了他身旁，他轻声问我：“你知道林老师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她呢？她甜美的嗓音在那间小屋子里责骂恫吓过我，也是她说过我聪明。我点点头。
　　张青海微微一笑，神秘地告诉我：
　　“她被关起来了。她家里是地主，她一直隐瞒着，后来派人去调查才知道的。*蔽*吃了一惊。林老师被关起来了？前几天她还和张青海一起审问我，那么义正词严，那么滔滔不绝。现在她被关起来了。张青海低头看他的讲义去了，我走到了教室外面，望着对面那间小屋子，心里反复想着林老师被关起来，这令人吃惊的事。那时有几个同学走了进去，我听到张青海又在轻声告诉他们这些了。老师的微笑让我害怕，在那间小屋子里，林老师和他显得那么同心同德，现在他却是这样的神态。
　　回到南门应该说，我对王立强和李秀英有着至今难以淡漠的记忆。我十二岁回到南门，十八岁又离开了南门。我曾经多次打算回到生活了五年的孙荡去看看，我不知道失去了王立强以后，李秀英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至今。
　　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我七岁那年，王立强决定让我独自去茶馆打开水。他说：“我不告诉你茶馆在哪里，你怎么去呢？”这个问题让我想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欢快地说：“我去问别人。”王立强发出了和我一样欢快的笑声。当我提着两只热水瓶准备出门时，他蹲了下来，努力缩短他的身高，以求和我平等。他一遍一遍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就将热水瓶扔掉。我当时十分惊讶，那两个热水瓶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昂贵的物品，他却让我扔掉。“为什么要扔掉？”他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摔倒在地的话，瓶里的开水就会烫伤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口袋里放了两分钱，提着两个热水瓶骄傲地走了出去。我沿着那条石板铺成的街道走去，用极其响亮的声音向旁人打听，茶馆在什么地方。我不管此后的打听是否多余，依然尖声细气喊叫着。我小小的诡计一下子就得逞了，路旁的成年人都吃惊地看着我。我走入茶馆时，用更加响亮的声音将钱递过去，收钱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她捂着胸口说：“吓死我啦。”她的模样让我格格笑出声来，而她则迅速转换成了惊奇。当我提着两瓶水走出去时，她在后面提心吊胆地说：
　　“你提不动的。”我怎么会扔掉热水瓶呢？他们对我的怀疑，只会增加我的自得。王立强在我离家时的嘱咐，在路上变成了希望。希望在想象里为我描绘了这样的情形，当我将两瓶开水提回家时，王立强是那样的欣喜若狂，他高声喊叫李秀英，那个床上的女人也走过来了，他们两人由衷地赞叹我。
　　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我咬紧牙关提着那两瓶开水往家走去。我时刻鼓励着自己，不要扔掉，不要扔掉。中间我只是休息了一次。可我回到家中以后，王立强令我失望地没有流露一丝的吃惊，仿佛他早就知道我能提回家中似的接过了水瓶。看着他蹲下去的背影，我用最后的希望提醒他：
　　“我只休息了一次。”他站起来微笑了一下，似乎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彻底沮丧了，一个人走到一边。心想：我还以为他会赞扬我呢？
　　我曾经愚蠢地插在王立强和李秀英的夜晚之间，为此我挨揍了。强壮的王立强和虚弱的李秀英，他们的夜晚是令人不安的夜晚。我刚来他们家时，每隔几天我上床睡觉后，便会听到李秀英的哀求和呻吟之声。那时我总是极其恐惧，可是翌日清晨我又听到了他们温和地说话，一问一答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地来到我的耳中。
　　有一天晚上，我已经脱了衣服上床睡觉，在床上有气无力躺了一天的李秀英，那时突然尖利地喊叫着我，要我过去。我穿着短裤衩，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哆嗦地推开了他们的房门，正在脱衣服的王立强满脸涨红地将门踢上，怒气冲冲地要我滚回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我又不敢走开，李秀英正在里面拚命喊叫我。我只能又冷又怕地站在门口，浑身打抖。后来可能是李秀英从床上被窝里跳了出来，这个穿潮湿一点内衣就会发烧的女人，那时候不顾一切了。我听到王立强在里面低声喊道：“你不要命啦。”门咚地一下被打开了，我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就被李秀英拉进了被窝。然后她不再喊叫了，而是喘着气对王立强说：“今晚我们三个人睡。”
　　李秀英抱着我，将脸贴在我的脸上，她的头发覆盖了我的一只眼睛。她虽然瘦骨伶仃，可她的身体很温暖。我用另一只眼睛看到王立强正恼怒地冲着我说：
　　“你给我出去。”李秀英贴着我的耳朵说：
　　“你说不出去。”这时我完全被李秀英征服了，她温暖的身体我当然不愿离开，我就对王立强说：“我不出去。”王立强一把捏住我的胳膊，把我提出了李秀英的怀抱，扔在了地上。他那时眼睛通红极其可怕，他看到我坐在地上没有动，就向我喊道：“你还不出去。”我的倔强这时上来了，我也喊道：
　　“我就是不出去。”王立强上前一步要把我提出去，我立刻紧紧抱住床腿，任他怎么拉也不松手。气疯的王立强捏住了我的头发，就往床上撞。我似乎听到李秀英尖利地喊叫起来。剧烈的疼痛使我松了手，王立强一把将我扔了出去，随即锁上了门。当时的我也疯狂了，我从地上爬起来，使劲捶打房门，嚎啕大哭着大骂道：“王立强，你这个大混蛋。你把我送回到孙广才那里去。”
　　我伤心欲绝地哭喊着，指望李秀英能站出来援助我。刚开始我还能听到李秀英在里面和王立强争吵，过了一会就没有声音了。我继续哭喊，继续破口大骂，后来我听到李秀英在里面叫我的名字，她声音虚弱地对我说：
　　“你快去睡吧，你会冻坏的。”
　　我突然感到无依无靠了，我只能呜咽着走回自己的卧室。在那个冬天的黑夜里，我怀着对王立强的仇恨渐渐睡去。第二天醒来时我感到脸上疼痛难忍，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鼻青眼肿了。正在刷牙的王立强看到我时吃了一惊，我没有理睬他，而是从他身旁拿起了拖把，他伸手制止我，满口泡沫含糊不清地说了什么。我使劲挣脱他的手，将拖把扛进了李秀英的房间。李秀英也吃了一惊，她嘟哝着指责王立强：
　　“手这么重。”这天早晨，王立强买来了两根油条说是给我吃的。油条就放在桌上，我突然拥有一顿可口的早餐时，我刚好绝食了。他们怎么劝说我都不吃一口，而是哭泣地说：
　　“把我送回到孙广才那里。”
　　我与其是在哀求，还不如说是在威胁他们。王立强由于内疚，接二连三表示的姿态，反而加强了我与他对立的决心。我背起书包出去时，他也紧随而出，他试图将手放在我肩上，我迅速地扭开了身体。于是他又摸出一角钱给我，我同样坚决拒绝他的收买，摇摇头固执地说：“不要。”我必须真正品尝饥饿的滋味。王立强对我绝食的不安，促使了我继续下去的信心。我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来报复王立强。最初的时候我甚至有些骄傲，我发誓再也不吃王立强的东西了，同时我想到自己会饿死，这时候我眼泪汪汪地感到自己多么值得骄傲。我的饿死对于王立强是最有力的打击。
　　可我毕竟太年幼了，意志只有在吃饱穿暖时，才会在我这里坚强无比。一旦饿得头晕眼花，也就难以抵挡食物的诱惑了。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那种愿为信念去死的人，我是那样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了。
　　那天上午，同学们都看到了我鼻青脸肿的模样，可没有人会知道我此后来到的饥饿更为吓人。我清晨空腹走出家门以后，到了第三节课，我就受不了。先是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里面就如深夜的胡同一样寂寞，有着风吹来吹去似的虚无。随即扩散到了全身，我感到四肢无力脑袋昏昏沉沉。接下去我就面临真正的胃疼，那种虚弱的疼痛比脸上的青肿更为要命。我总算熬到了下课，我赶紧向那个自来水水架跑去，将嘴接住水龙头，喝了饱饱的一肚子水。于是我获得了短暂的平静，饥饿那时暂时离去，我虚弱地靠在水架上，阳光照得我全身软绵绵。水在体内迅速地被消化吸收，我只能不停地喝着这冬天的凉水，直到上课铃声响起。
　　我远离水架之后，饥饿的再度来临就让我束手无策了，那时的我必须承担比先前更为严厉的折磨。我的身体就如一袋被扔在地上的大米，塌陷在我的座位上。我产生了幻觉，黑板犹如一个山洞，老师在洞口走来走去，他发出的声音嗡嗡直响，仿佛是撞在洞壁上的回音。
　　当我的胃承受着空虚的疼痛时，膀胱则给予了我胀疼的折磨，我喝下了那么多的水，它们开始报复我了。我只能举起手来，请求张青海允许我去撒尿。那时刚上课才几分钟，老师十分不满地训斥我：“下课时为什么不撒尿。”
　　我小心翼翼地往厕所走去，我不敢跑，一跑膀胱里的水就咕咚咕咚地涌来涌去，撒完尿后，我抓住这个机会又去喝了一肚子凉水。那个上午的第四节课，对于我也许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我刚上了厕所后不久，膀胱又剧烈地胀痛了，把我胀得脸色发紫。我实在憋不住后，只得再次举起手来。
　　张青海满腹狐疑地看了我一阵，问我：
　　“又要去撒尿。”我羞愧不安地点点头。张青海叫出了国庆，让他跟我到厕所去看看，我是不是真有尿可撒。这次撒完尿后我没再敢喝水，国庆回到教室后响亮地向老师报告：
　　“比牛的尿还长。”在同学哧哧的笑声里，我面红耳赤地坐到了自己座位上。虽然我没再喝水，可是没过多久膀胱又鼓起来了。那时候饥饿已经微不足道了，膀胱越鼓越大。这次我不敢轻易举手了，我忍着剧烈的胀疼，期待着下课铃声早些响起来。我都不敢动一动身体，仿佛一动膀胱就要胀破似的。到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时间走的那么慢，下课铃声迟迟不来。我胆战心惊地第三次举起手来。张青海有些恼火了，他说：
　　“你想淹死我们。”同学们哄堂大笑。张青海没再让我上厕所，而是让我绕到窗外，让我对着教室的墙壁撒尿，他要亲自看看我是不是真有尿。当我将尿刷刷地冲到墙上去后，他相信了，走开几步继续讲课。我的尿可能是太长了，张青海突然中断讲课，吃惊地说：“你还没撒完？”我满脸通红胆怯地向他笑一笑。
　　上午放学后，我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回家，我继续绝食斗争。整个中午我都躺在水架下面，饥饿一旦强烈起来，我就爬起来去饱饱地喝一肚子水，然后继续躺在那里独自悲伤。那时我的自尊只是装饰而已了，我盼望着王立强找来。我躺在阳光下面，青草在我周围欢欣地成长。
　　王立强找到我的时候，已是下午，上学的同学正在陆续来到。他在水架旁找到了我。我不知道他吃过午饭以后，一直在焦急地等着我回去，这是李秀英后来告诉我的。他把我从地上扶起来，用手轻轻触碰我脸上的青肿时，我一下子就哭了。他把我背在脊背上，双手有力地托住我的大腿，向校门走去。我的身体在他脊背上轻轻摇晃，清晨时还那么坚强的自尊，那时被一种依恋所代替。我一点也不恨王立强了，我把脸靠在他肩膀上时，所感受的是被保护的激动。
　　我们走进了一家饭店，他把我放在柜台上，指着一块写满各种面条的黑板，问我要吃哪一种。我一声不吭地看着黑板，什么也不说，我自尊的残余仍在体内游荡。王立强就给我要了一碗最贵的三鲜面，然后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我忘不了当初他看着我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在他死后那么多年，我一想起他当初的眼神就会心里发酸。他是那样羞愧和疼爱地望着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可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他死后我回到南门以后的日子，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比起孙广才来，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现在一切都是那么遥远时，我才发现王立强的死，已经构成了我冗长持久的忧伤了。
　　面条端上来以后，我没有立刻就吃，而是贪婪同时又不安地看着热气腾升的面条。理解我心思的王立强马上就站起来，说声他要上班后就走了出去。他一走我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可我小小的胃过早地得到了满足，随后我就无限惆怅地夹起鸡块、爆鱼，看看又放下，接着又夹起来看看，遗憾的是我实在吃不下去了。
　　我重又恢复了童年时精神勃勃的我，不愉快的事早已烟消云散。于是我就有能力去注意对面那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他吃的是一碗最廉价的小面，他是那样关注我夹鸡块和爆鱼的举动，我感到他是在期待着我立刻离去，好吃我碗中的美食。我年幼时的残忍上来了，我故意不走，反复夹着碗中的食物，而他似乎是故意吃得十分缓慢。我们两人暗中展开了争斗，没过多久，我就厌倦了这种游戏，可我想出了另一种游戏。我将筷子大声地一摔，站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一到屋外，我就隐蔽在窗边偷偷窥视起了他，我看到他往门口张望了一下，接着以惊人的敏捷将自己的面条，倒入我留下的碗中，再将两个碗调换一下位置后，就若无其事地吃了起来。我立刻离开窗户，神气活现地重新走入饭店，走到他面前，装作吃惊地看了一会那只空碗，我感到他似乎十分不安，我也就满足了，愉快地走了出去。进入小学三年级以后，我越来越贪玩了。随着对王立强和李秀英的逐渐熟悉和亲切起来，初来时的畏惧也就慢慢消失。我常常在外面玩得忘记了时间，后来蓦然想起来应该回家了，才拚命跑回去。我自然要遭受责骂，可那种责骂已经不会让我害怕，我努力干活，尽量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他们的责骂就会戛然而止。有一阵子我特别迷恋去池塘边摸小虾，我和国庆、刘小青，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往乡间跑去。那么一天我们刚刚走上田野，让我吓一跳地看到了王立强，他和一位年轻女子在田埂上一前一后慢慢走来。我赶紧往回跑，王立强已经看到我，我听到他的喊叫后只得站住脚，不安地看着王立强大步走上前来，我在应该回家的时候没有回家。国庆和刘小青立刻向他说明，我们到乡间是为了摸小虾，不是来偷瓜的。王立强向他们笑了笑，出乎我意料的是王立强并没有责备我，而是用他粗大的手掌盖住我的脑袋，让我和他一起回去。一路上他都亲切地向我打听学校里的事，他没有一点想责备我的意思，我逐渐兴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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