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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让球”曝光掀起论战


  “让球”的实质是“权大于球”

  “让球”,原本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机密”。何智丽风波,导致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一“机密”曝光。
  “让球”,据说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优秀传统”,然而却直接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公平的竞争。
  “让球”,实质上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让球者必须服从领导意见输球,不可取胜。谁不让球便是“违反组织纪律”,便要“写两笔”,这还谈得上什么公平?谈得上什么公平的竞争?
  孙梅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元老”之一,深知种种“让球”内幕。
  她告诉笔者,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路厮杀,单枪匹马,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谁也未曾向容国团让过一个球。
  一九六一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是庄则栋和李富荣。照理,应当让这两名中国选手公平地展开竞争,何况他们都是中国人,冠、亚军注定都属于中国,他们之间“动真格”,并不影响中国取得冠、亚军。
  可是,当时国家体委决定,要李富荣让给庄则栋,其原因是考虑到庄则栋的潜力比李富荣更强,有可能在下几届世乒赛上继续夺冠。
  这样,李富荣不得不答应让球。
  于是,世乒赛冠、亚军之战,成了一场假打!
  实际上,如果让他们真打,庄则栋十有八九会胜李富荣。
  可是,这么一“让”,在李富荣看来,庄则栋这世界冠军是我让给你的;在庄则栋看来,我这世界冠军是别人让给我的,心里也不踏实。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颇得意,以为这是“政治思想工作领先”的“成果”,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体育运动员才能做得到”。
  有了这一先例之后,“让球”之风便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蔓延。
  一九六一年的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一九六三年的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在男子单打冠亚军决赛时,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对阵,领导上都决定李富荣让给庄则栋,以使庄则栋蝉联世界冠军,人为地制造了“三连冠”!
  那时候的中国,体育水平还非常落后,世界冠军寥若晨星,而庄则栋居然“三连冠”,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大红旗。这样的“三连冠”,在当时也确实起了鼓舞中国体育界士气的作用。
  实际上,如果真打的话,庄则栋未必不能三连冠,而让球反而使他的三连冠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
  然而,自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三连冠”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益发重视“让球”了。“让球”之风开始盛行。当“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口号提出来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进一步曲解了这一口号,把这一口号当成了“让球”的理论根据:既然“友谊第一”嘛,就应该为“友谊”而“让球”。
  于是,在几届世乒赛上,中国选手根据领导意图,为了“友谊”,让给了某一友好国家的选手,当时,正值“文革”岁月,这几次“让球”,被当成贯彻“比赛第二,友谊第一”方针的“范例”。
  七十年代初,在北京曾举办中、日以及某国这样三国乒乓球邀请赛。在男子团体赛中,中国胜日本,日本胜某国,而中国则出于“友谊”,“让球”于某国。这样,男子团体赛的结果,中国第一,某国第二,日本屈居第三。
  尽管中国的“友谊”使某国高兴,而日本运动员得知中国“让球”内幕之后,大为反感。日本的一位男子名手说:“今后,我再也不来中国比赛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球,使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迫于政治压力,领导要队员向谁让球,队员势必服从,不然就会被视为“违纪”、“个人名利思想严重”等等,中国乒乓球队领导把让球看成该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成就”。
  “文革”结束了,各行各业部在那里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的污垢。令人奇怪的是,让球之风不仅不在中国乒乓球队消退,反而愈演愈烈。
  本来,那成为“优秀传统”的让球,还算有那么一点“理由”,或者是为了造就“三连冠”,或者是为了“友谊”让给友好国家,如此等等。如今的让球,连这么点“理由”也没有了,反正领导上叫你让,你就得让;叫你让给谁,你就得让给谁。运动员成了前台的木偶。谁胜谁负不是靠运动员的真本事,而是靠领导的决定。
  于是,“让球”不断地演变着,变成领导看中谁,就要人家让给谁!
  本来,体育比赛是最公平的竞争,谁胜谁负,全靠真本事。可是,在“让球”发明之后,世界冠军居然也可以凭着开后门而获得!
  这“领导”的概念,也在变化着。原先,决定谁向谁让球要由党组、由领导集体讨论,郑重其事作出组织决定。后来,这“领导”演变成某个领导,个别领导决定着谁应当向谁让球。
  这么一来,“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个别领导手中的特权。这特权促使运动员不能不俯首于这个别领导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到时候就叫你“让球”!?
  这么一来,“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人际关系日趋紧张的催化剂。乒乓球赛不再是运动员实力的角逐,而是成了权与球的较量!

  何智丽对“让球”已忍无可忍

  在六十年代,“让球”曾被吹嘘为中国乒乓球队“团结”的象征;在八十年代,“让球”却实实在在地把中国乒乓球队搅得四分五裂。
  谁想赢球,谁想当冠军,首要的不是苦练真功夫,却是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奉承拍马成了最重要的“功夫”。一支“功夫在球外”的球队,其战斗实力怎么会不每况愈?
  中国乒乓球队曾是国际乒坛上不可一世的劲旅,眼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道仅仅因为别的国家乒乓球水平在提高?
  “让球”,让得胜者不光彩,败者不服气;“让球”,让得运动员无心于练球;“让球”,让得歪风占上风,正直者受压;“让球”,让得人际关系复杂化,团结成泡影。
  对于“让球”的不满情绪,许多乒乓球队员早已溢于言表。
  面对种种尖锐的批评,中国乒乓球队不得不对作为“优秀传统”的让球,重作考虑。
  另外,即使是为了“友谊”,向友好国家的球队“让球”,也引起了麻烦。因为在“文革”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友好国家越来越多,今儿让给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满;明儿让给那个国家,又惹起别的国家不满。“让球”,造成了国际风波,越让越麻烦,反而失了友谊,积下怨言。“让球”,把堂堂正正的体育竞争,演变成了幕后的政治交易!
  据孙梅英透露,面对内外的压力,几经讨论,在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曾讨论了“让球”问题。中国乒乓球队决定在国际比赛中原则上不让球。另外,对于队内让球,作了如下规定:“进入半决赛,在甲与乙、丙与丁之中,倘若丁为外国人,其余均为中国队员,如果甲、乙两人中甲可稳胜丁,则乙应让给甲。除此种情形之外,不再让球。”
  这样的规定,虽然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过,就为国争光而言,还算说得通,即乙让给甲,是为了甲能胜丁,以确保中国夺取冠军。
  遗憾的是,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执行。何况,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从未向外透露,因此所作出的决定也只是秘密决定,只由领导秘密掌握,运动员并不知道。这样,“让球”之风仍在中国乒乓球队有增无减,变本加厉。特别是一些有过让球“优秀传统”的老将,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对“让球”恋恋不舍。他们常常现身说法:“我们当年就是发扬‘风格’进行‘让球’的嘛!”
  毕竟时代在进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乒乓球队的新的一代,对这种“优秀传统”产生了怀疑。
  何智丽就属于新的一代,具备新的思想。对于她来说,几回“让球”,使她产生了极度反感的情绪。
  最难忘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这天,既是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日,也是何智丽的生日。虽说是在汉城,队友们仍记住她的二十二岁生日,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送来红杜鹃封面影集,那红杜鹃象征着她火红的青春……可是,她却在忧郁、痛苦中度过这一天。
  为了过生日更加神采飞扬,她在亚运村的理发馆理发。她兴冲冲理完发,走出理发馆,在门口台阶上遇见“李头”——队员们对李富荣的习惯称呼!
  “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
  何智丽顿时像被一盆冷水泼得冰凉。她实在无法理解,决赛是在她与焦志敏之间进行,都是中国选手,为什么领导上指定要她让球呢?
  何智丽想不通,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气对她说:“不要紧,下一回‘让’给你。”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何智丽只得遵命。
  这时,焦志敏也接到领导通知:“今天你上去!”
  于是,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还没开始,冠亚军已经见分晓!
  在众目睽睽中,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赛场,装模作样地打了起来。被愚弄、被耍弄的是那些观众,不知内幕,花了冤枉钱买了票,坐在那里看一嘲假打”!
  焦志敏成了冠军赢得不踏实,何智丽成了亚军,输得不服气!
  “让球”,无端地造成何智丽与领导关系的紧张,造成何智丽与焦志敏之间的矛盾。
  这一回“让球”,完全违反了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所作出的关于“让球”的秘密规定——虽说那秘密规定本身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
  第十届亚运会刚刚结束,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拉开帷幕。
  巧的是,进入女子单打决赛的,依然是何智丽和焦志敏!
  这一回,“导演”怎么办呢?
  “李头”又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气,急急去找孙梅英。
  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
  徐寅生倒是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那句话,却作了新的解释:“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这才迫使领导改变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真是天晓得,激烈的冠亚军之战,不是在球台上进行,却是赛前在幕后进行!
  如果没有孙梅英这样的乒乓“老帅”出面,李富荣和徐寅生是不可能改变决定的。正是由于孙梅英为何智丽说话,这才迫使李富荣、徐寅生答应了何智丽的要求。由此也可看出,孙梅英、何智丽和李富荣、徐寅生之间,早已存在尖锐的矛盾。
  “让球”,已经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争吵!
  于是,在上场之前,何智丽和焦志敏都已得到领导的通知:“今天何智丽上!”
  虽说是一场假戏,运动员还得真做,以蒙骗球场上以及电视机屏幕前成千上万双热心观众的眼睛。
  她俩演得如同真打一般:
  第一局,焦志敏先胜,二十一比十六,以求制造一点“紧张气氛”。
  第二局,何智丽“沉着应战”,来了个反攻,二十一比十六,扳回一局。
  一比一了,观众们也兴奋起来,觉得“精彩”。
  第三局,二十一比十四,何智丽终于“大胜”!
  其实,她俩的这场戏,是把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冠亚军之战倒过来演一遍罢了。
  那一回,焦志敏以三比一胜何智丽!
  这一回,何智丽则以三比一胜焦志敏!
  “让球”这种“优秀传统”,使如此神圣庄重的亚运会、亚乒赛的冠亚军之战,变成了儿戏,变成了拿观众开玩笑!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对“让球”实行严格的保密,谁说出来,谁就要倒大霉。
  反抗之火在何智丽心头积聚。这位单纯的姑娘,原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练球,可是一次次“让球”使她看到可怕的中国体育界的内幕!权大于球。即使你球艺再高,一声令下要你“让”,你就得乖乖地把冠军的桂冠奉献给别人——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所谓“光荣传统”!
  正因为这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忍无可忍了!
  何智丽在孙梅英的坚决支持下,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个“叛逆者”,惹起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关于“让球”的公开争论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夺得了女单冠军,而且在于向“让球”发起勇敢的挑战。
  于是,也就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公开争论。
  对于“让球”,各种意见纷争不已,直至何智丽这一回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还有人又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再一次爆发关于“让球”的争论。
  这里,全文引述上海《新民晚报》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热线电话第一一五期”,就“让球”问题在普通读者中所展开的讨论。编者为这场讨论加了这样的标题:《“让球”传统有悖奥林匹克精神“争胜”权利谁也不能随意剥夺》这一“热线电话”的主持人为“方圆”。《新民晚报》的报道如下:压倒多数的读者在来信中都表示反对“让球”。
  方圆仔细统计了一番,支持“让球”的来信仅仅只有三封。
  反对者各自摆出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一致的理由是:“让球”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让球”有悻于公平竞争的原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扬子江在来信中说道:体育比赛是最公正的竞争,“让球”是一种不光彩的手段,它决不能和集体主义划上等号。
  上海公安消防学校朱松林指出:“让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局部和暂时的利益看,“让球”能使某个队某个运动员在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从全局利益长远的观点看,它会给比赛的公平性、激烈性、运动员的精神文明、观众的感情等带来消极的影响。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杜晖的观点是:教练员应该允许运动员有选择“胜”的权利,“争胜”又是运动员的天性,谁也不能剥夺运动员这种权利。体育竞技的精华在于奋斗。运动员不能自主胜负,就如同一个人不能主自婚姻一样可悲。
  江苏南通市第二律师事务所顾展新摆出了五条理由反对“让球”。他认为,“让球”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传统观念的问题。顾展新说,“让球”不可能体现现代意识,也是对运动员个性的束缚。
  上海彭浦机器厂洪华明说,确实,“让球”曾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能再保持下去了,我们应该指导谁有实力谁就争当冠军,在体育界,“让球”的传统应该尽早结束。
  华东师大蒋建忠、浙江绍兴沈守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李维祥以及范学谦、庄铭明、严水德、戴国平、姚伟法、缨凤德、陆雪、徐克平、许斌等都表明了他们反对“让球”的各种观点。
  三封支持“让球”的来信也亮出了他们的观点。
  工商银行上海闸北区办事处黄沂海认为“让球”是一种“兵以诈立,以利功”的谋略,应允许教练员运用。
  上海工业用呢厂胥申鸿赞同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观点,他问道:如果“让球”不被肯定,那么谁又肯担当陪打队员呢?他们也是为别人在铺路呀。
  方圆对“让球”问题的观点和大多数朋友相同:凭实力去拿冠军。
  《新民晚报》的这篇报道,其实可以说是一次“民意测验”。在普通的读者之中,“压倒多数”反对“让球”。
  就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不久,正巧国家体委新任主任伍绍祖来到上海。于是,《新民晚报》记者也就“让球”这个敏感问题,请伍绍祖发表意见。
  伍绍祖是接替李梦华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早在一九六零年便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一九八一年担任主任。由于年逾花甲,退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而国家体委主任这一职务改由四十九岁的伍绍祖担任。
  伍绍祖乃中共老党员伍云甫之子。伍云甫曾参加毛泽东一九二七年领导的秋收起义,又参加过长征。他长期从事中共情报工作。
  伍绍祖于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一九八八获少将军衔。此后不久,他从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政委,调往国家体委担任主任。伍绍祖富有组织能力,且富有宣传鼓动能力。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新民晚报》发表了记者徐世平所写的报道《伍绍祖谈“让球”》,全文如下: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昨天对“让球问题”补充说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闻界对他在黄石对中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播”得尚不够准确,“起码有些意思没有表述清楚”。
  伍绍祖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个谋略问题。如果我们两名运动员相遇,下一场比赛对手是外国人,而我们拼命打,打得精疲力尽,然后让那个外国人以逸待劳,坐享其成,这是“有谋”吗?外国人会说,你们真傻!是傻打好呢?还是我们看看谁最合适打他,让最合适的人打他更好?这很值得研究。
  伍绍祖还认为:这里面首先还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个人是怎么成长的?没有集体,没有国家,你能成长起来吗?你的成长本来就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你出去比赛,不是代表哪个人。单打比赛也不是个人锦标赛,是国家派出的队伍,最后是升国旗,奏国歌,不是升你们家里的旗子,也不是唱你家里的歌。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应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我的看法,个人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特长是要充分发挥的,个人的个性应得到尊重和保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则是合理的个人利益的集中和升华,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过去我们把集体、国家利益抽象化了,神秘化了,和个人利益完全脱节了,这就不对了。二者结合好,就能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伍绍祖说:“让球”问题值得研究。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下结论,只是说在没有下结论前还是照过去的规矩办。如果马上改变过去的规矩和做法,这也就是下结论了。
  伍绍租作为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既表达了自己对“让球”的意见,又以为“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既然“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于是各种“研究”意见仍不断见诸于中国报刊。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方周末》发表汤明辉的《江嘉良“让球”内幕》一文,其中写及:“其实,提起‘让球’,老球迷们都记得,为了让斯韦斯林杯永远留在中国,‘轰炸机’李富荣在世界锦标赛中三让庄则栋。连庄则栋自己也说:‘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不只是代表个人,是代表整个球队、整个国家来的。,……”为了证实这段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传说”,于是,有记者追问中国乒坛名将庄则栋:“你的‘三连冠’,是不是李富荣‘让’的?”
  庄则栋经不起一再的追问,答道:“第一次肯定不是让的,为什么让给我?我有实力!”
  庄则栋的回答表明:
  一、第一次他在世乒赛上和李富荣争夺冠亚军时,李富荣没有“让球”。
  二、“第一次肯定不是让的”,这句活似乎意味着承认第二、第三次是“让”的。这表明那“民间传说”与庄则栋所说,有所不同。当然,按照庄则栋的实力,当时即使李富荣不让,也能打败李富荣。
  三、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要李富荣在第二次、第三次“让球”,其目的是为了人为制造“三连冠”。
  记者们得知,当年徐寅生也曾“让球”,而且还是由主管体育的贺龙元帅出面找徐寅生谈话:“这一次,党和人民委屈你了……”对此,徐寅生并不否认。
  记者追问他对“让球”的看法时,徐寅生的答复十分巧妙:“过去让球,现在很难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中国乒乓球队男子名将陈龙灿,也对记者说出了“让球”内幕。他说:“拿我来讲,既让过别人,别人也让过我。”
  陈龙灿说,一九八八年六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赛上,江嘉良“让球”给他,使他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内中的原因是江嘉良当时突患感冒,发烧到三十九摄氏度。在半决赛时与队友陈龙灿相遇。江嘉良身为男队队长,主动提出“让球”给陈龙灿,因为“陈龙灿年轻,士气正旺,让他去和外国选手争夺冠军,把握要大一些……”陈龙灿以为:“让球问题,乒乓球运动员难免不遇到,也难免不感到遗憾和痛苦。但是,人家让了我,我永远记住,如果以后再轮到我让,我就像阿江那样通情达理,气量豁达,首先考虑国家和集体的需要。”
  当然,陈龙灿所举的江嘉良“让球”给他,是为了打外国选手,并不是指他和江嘉良争夺冠亚军。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名将焦志敏则直言不讳地站出来反对“让球”。她认为,一次次的“让球”,“让”得她太伤心了!
  后来,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出于对“让球”的极度反感,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陈静、何智丽“让球”的真相这一回,由于何智丽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东山再起,中国报刊于是又重提“让球”,重提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
  夏娃在《中国体育报》上所发表的《何智丽当年“受委屈”真相》一文,提及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时,何智丽曾接受陈静“让球”的“往事”:“二月二十八日,女单争夺进入八进四阶段,上半区削球手管建华迎战朝鲜队李粉姬,何智丽对陈静。当时的国家队总教练许绍发、女队主教练张燮林等人在赛前匆匆碰头,认为管建华如果赢不了李粉姬,由何智丽去打李粉姬更稳妥一些,于是决定让陈静放何智丽上来,负责做陈静工作的张燮林在忙乱中竟把这件事给忘了,当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九先胜一局后,何智丽急得一个劲提醒教练请陈静让给自己,张燮林马上在中局休息时通知陈静。再度上场后,陈静以十五比二十一、十四比二十一、十五比二十一连输三局,何智丽方以三比一获胜进入半决赛,这表明,何智丽是接受让球的。”何智丽读了夏娃的文章,对笔者说:“现在,中国有些报刊说我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接受’陈静的‘让球’,这很荒唐。因为陈静那时输给我几十次,从未赢过我,我干吗要‘接受’陈静的‘让球’?其实,关于这笔“老账”,倒是当年的报道写得清楚、准确: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女子单打争夺半决赛权的一对选手是何智丽对陈静。中国队教练已内定让对付外国选手更有经验的老将何智丽出线,因为考虑到新秀陈静过去从未胜过何智丽,于是赛前没有向她俩交底,这也为何智丽、陈静后来因让球发生的龃龉埋下祸根。
  年仅十九岁的陈静是一把“左大刀”,打起球来虎气逼人,比赛时往往有超水平发挥,连教练也称赞她是“比赛型”选手,往往打“疯”了,任何人都不是她的对手。陈静刚刚在团体赛上与队友合作夺取了考比伦杯,气势正盛,碰巧在何智丽之前,她又轻松打掉了有“乒坛外星人”之称的世界名将、日本的星野美香,大有说不可挡之势。
  果然,与何智丽的比赛一开始,陈静打得异常出色,第一局以凌厉的快攻结合变幻莫测的发球压住了何智丽的两面攻,以较大的优势获胜。教练意识到何智丽要输了,第一局比赛刚结束,赶紧把陈静叫到一边,说:“陈静,我们事先没通知你,这场球我们已决定让何智丽出线,后三局你必须让……”陈静本是憋着一股劲去夺盖斯特杯的,教练的临时决定使她大感意外。但她早就接受过中国队内有关让球的“传统教育”,而且她又是初次参加世乒赛,对启用她的教练怀有感恩戴德之情,迟疑了片刻,她便轻轻地点点头:“我知道了,会执行的……”。说罢,她抿紧了嘴唇,用球拍猛烈地扇了扇风,.平息了激动、纷乱的心绪,在后三局比赛中,“干净利落”地输给了何智丽。而何智丽也许还蒙在鼓里。这篇报道还写及当时何智丽对于陈静“让球”的反驳:何智丽本人因抗拒让球受到某些人的冷遇,但她又断然否认陈静让球给她。何智丽说:“陈静从未在正式比赛中赢过我,根本不存在她让我的事情。”
  这话深深刺痛了陈静的心,她想申辫,却又拿不出明显的证明。因为她过去的确未在正式比赛中胜过何智丽,也因为教练只通知她让给何智丽,并没有将此事通知何智丽,已经被让球的遗恨折磨多时的陈静,受伤的心灵又抹上一层盐……《春秋》杂志这篇当年的报道表明,在何智丽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胜陈静时,何智丽自己都还“蒙在鼓里”,所以“断然否定”陈静曾经“让球”给她。
  当然,后来何智丽知道了陈静“让球”之事。
  其实,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不论是陈静因“让球”给何智丽而造成陈静委屈,或是因何智丽不“让球”给管建华而造成管建华委屈,归根结底,这种运动员之间的芥蒂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实行“让球”这种人为的、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
  光是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由于“让球”或不“让球”,就造成了陈静和何智丽、何智丽和管建华之间深刻的人际矛盾。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乒乓球队那数不清的比赛中,今儿个叫张三“让球”给李四,明儿个叫李四“让球”给王五,不知在教练与教练之间、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造成多少矛盾,使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极端复杂化。
  其实,即便不“让球”,何智丽在当时完全能胜陈静,也完全能胜管建华。这种人为的“让球”,造成胜者不光彩,输者输得委屈。
  如今,由于何智丽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中国报刊旧话重提。《中国体育报》记者夏娃在报道中写道:“国家体委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杨树安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集体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国乒乓球队制胜的法宝。在世界大赛上从祖国利益考虑,根据不同的对手,选择最合适的队员对付外国选手,为祖国夺取金牌,用‘让球’的战术没有错。”其实,这些“让球”的主张者,从来不解释当冠亚军都是中国人时,为什么还要“让球”,他们也从不答复“让球”是否违背奥林匹克精神?
  既然中国报刊旧话重提,何智丽在一九九五年初跟笔者也就再度谈起她对“让球”的看法。一说起“让球”,她的情绪就显得激动。
  叶:现在的中国报刊又在说,“让球”是对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何:这要加以驳斥。让来让去,把人才都让走了,到国外去了。让球,就是弄虚作假,愚弄观众。
  叶:从根本上讲,让球违反平等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何:八年以前,在第十届亚运会上,决赛时叫我让给焦志敏,所以我亚运会只拿了亚军。我这次是第一次拿亚运会冠军。我自己来参赛,不必“让球”,所以我拿了冠军。如果我在中国乒乓球队,也许又要我“让球”了!
  叶:这足以驳斥那些“让球”有理的人,他们说,“让球”是为了考虑到谁出线更能克敌制胜,打败外国选手。可是,在第十届亚运会上,那次冠、亚军赛,你和焦志敏当时都是代表中国的,干吗要你让给焦志敏呢?
  何:三十九届世乒赛,我参加混合双打,冠亚军赛时,也都是中国选手,同样叫我让掉了!单打也叫我让,我不让,这才闹出那么一番风波!所以,我这个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是我自己争来的!当然,那时我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我输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是我坚信我能赢,所以我才决定反抗“让球”。
  叶:请你谈谈对中国乒乓球队的看法。
  何:中国乒乓球队的矛盾太多了。过去,成绩掩盖了问题。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其实那些问题早就存在。实际上,中国乒乓球队在走下坡路,现在的水平没有以前好。从男团丢了到女团丢了,从男单丢了到女单丢了,一年不如一年。输了应该找原因,不应该骂人。
  不能输不起。乒乓球本来地位就比网球、羽毛球低,比足球、篮球、排球更低。乒乓球要提高地位,心胸更应开阔,不能那么狭隘。中国现在拿了冠军,有很多钱。我那时候,拿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只给六千元,只够现在我买一张飞大阪的飞机票。其实,现在给的钱太多,也不好。国家队拿那么多钱,底下没有积极性了。底下培养一个运动员,往国家队送,不容易,钱却都给国家队拿去。这样下去,中国乒乓球队的老本很快就吃光了,造成后继人才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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