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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祸的边缘——旧事拾零


作者:杨绛

  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的“孤岛”已经“淹没”——就是说,租界也被日军控制。可是上海的小学校还未受管辖。我当时正在一个半日小学做代课先生;我贪图学校每月给的三斗米,虽然不是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砂混合的米栖强得多。我也贪图上课只下午半天,课卷虽多,我很快就能改完。可是学校在公共租界,很远,我家住法租界。我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兵把守。车上乘客排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我不愿行这个礼,低着头就过去了,侥幸没受注意。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桥去,免得一车人下车又上车。不过日本兵上车后,乘客都得站起来。
  有一次,我站得比别人略晚了些,这也和我不愿鞠躬同一道理。日本兵觉察了,他到我面前,瞧我低头站着,就用食指在我颔下猛一抬。我登时大怒。他还没发话,我倒发话了。我不会骂人,只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
  日本兵一上车,乘客就停止说话,车上原是静的。可是我这一发作,车上的静默立即升到最高度,地上如有蚂蚁爬,该也能听见声音。我自己知道闯祸了。假如日本人动手打我,我能还手吗?我看见日本兵对我怒目而视。我想,我和他如目光相触,就成了挑战。我怎能和他挑战呢。但事已至此,也不可示弱。我就怒目瞪着前面的车窗。我们这样相持不知多久,一秒钟比一分钟还长。那日本人终于转过身,我听他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出去,瞥见他几次回头看我,我保持原姿态一动都不动。他一步步走出车厢,一级级走下车,电车又缓缓开动。同车厢的乘客好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地纷纷议论。
  我旁边的同事吓呆了。她喘了口气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我半晌没有开口,一肚子没好气,恨不能放声大哭;也觉得羞惭;成了众人注目和议论的中心。车又走了好一段路,我才慢慢意识到自己侥幸没闯大祸。那日本兵想必不懂什么“岂有此理”,这话实在很书呆子气。不显得凶狠,连我的怒容也不够厉害,只是板着脸罢了。那日本兵也许年纪较小,也许比较老实,一时上不知怎么对付了。可是,我如果明天再碰见他,我就赶紧站起来恭候他吗?不,我明天决不能再乘这辆车,得换一条路线。
  换一条路线道路较远,下车还得退回半站路,中间还得走过“大世界”一带闲人、坏人丛集的地段。我走过这段路,经常碰到流氓盯梢,得急急往前走,才能脱身。有一次一个流氓盯得很紧,嘴里还风言风语。我急了,干脆停步转身,迎着他当面站定。这流氓大约是专心要找个对象,看了我的嘴脸,显然不是他的对象,就扬长走入人群中去。我只怕流氓不见得个个都这么知趣,还是避开这条远路为妙。
  我早央求我那位同事注意查车的日本兵换了没有。据她说,好像天天换人。我想,日本兵既没有固定的岗位,我换了路线保不定还会碰到他。可是每天车来车往,他又怎会记得我呢。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假如再相遇,我也不认识他了。我不妨仍走原路。我回复原路线的头几天心上还惴惴不安,只恨乘客不够拥挤。总算不久我教课的小学由日本人接管了,我也就辞职了。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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