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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南女记者


  记者这职业在我们这个生活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度里,尚算得上一份比较吃得开的职业。也有人把记者叫做“无冕之王”。
  其实,记者难当,女记者更不好当。海南的女记者尤不好当。
  海南新闻界有几个略有名气的女记者,有的被称为“首席记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些报纸第一版的内容基本上被她们所包揽。头条新闻,报眼,套红加黑体,有时候看一下标题就知道是出自哪位女侠之笔。她们为报纸的读者报道、记载、提醒和宣传着所有得来不易的有关海南的重要消息。有时候,类似的消息来自她们自己本身的思索、吁请、观察和发言。当然,大多数文章都是用汗水、用时间、用机智和技巧,辛苦采访而得。
  北京亚运会期间,我在海南一家大报上注意了一个名字:寒玉。那期间那家报纸天天登载着署名寒玉、发自北京的一条条精彩绝伦的新闻消息,羽毛球、垒球、排球、举重、跳高、跳远,亚运上认琼洲华侨……诸如此类,其敏感度和高度,对海南读者的吸引力,实不亚于那些新华社的稿子。一时寒玉名声大噪,所有的读者都记住了这个响亮而寒冷的名字。
  我去找寒玉,想认识她,聊聊。那家报社一些朋友告诉我:寒玉不难找,进报社办公大楼,去找一个穿时装,涂口红眼影,五步以外芳香扑鼻,长得像印度巴基斯坦女郎的,那准是寒玉。
  寒玉的名字和朋友的简介不免使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名记者的形象认真地想象了一番。
  后来便见了面。见了面后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寒玉。
  寒玉与人交谈时两只眼睛直盯着你,说话又快又清楚,使人轻而易举就联想起宋世雄一类体育讲解员这号人物。但寒玉的气质和魄力不仅如此。
  北京亚运会组委会新闻部曾对亚运会期间国内有关亚运会的新闻进行评奖,据说地方报纸仅有六篇新闻入奖,而海南就有两篇。这两篇当然都是寒玉小姐的杰作。
  三十五岁的寒王小姐采访亚运会着实风光了一番。寒玉采访亚运,穿一身印巴时装,化妆艳而不俗,涂着猩红的手指甲,偶尔叼着烟卷,把“555”香烟到处散发,和中外记者都混得很熟。白天不辞辛苦地到处跑,夜晚写稿到深夜,发稿量每天平均三四千字。三四千字的其它文章不算什么,三四千字的新闻却该花多少心血。
  而她机智的采访技巧更为人们所叹服。
  亚运会开赛头一天,本届亚运会第一块金牌在北京地坛体育馆女子举重项目中产生。采访亚运会的数百名记者云集地坛。当中国海南籍选手邢芬夺得这块金牌后,她立刻成为这天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许多记者为抢发报道,都想去采访邢芬。但由于记者区与运动员区之间有严格的隔离,而邢芬拿到金牌后还要接受领导接见,因而记者又寸她可望而不可及。穿着入时酷似“老外”的寒玉将硕大无比的记者证反扣腹前,然后把彩色的大手提袋往胸前一抱,跟在陈希同、伍绍祖、张百发几位首长的后面昂首往前冲。门卫想拦住她,她一边随着首长往前走,一边向门卫展开灿然的微笑,并摇手表示听不懂门卫的话。门卫一下愣了。看来他弄不懂这位“洋小姐”的身份以及和首长的关系。
  等门卫反应过来,寒玉已把邢芬以及邢芬的教练全都采访完毕。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她同时取得了邢芬的签字手笔:向海南日报社的读者问好。邢芬的手笔与寒玉的手稿很快就通过电传发表在了《海南日报》上。
  当许多涌到门口又被门卫挡在大铁栏杆外面的记者们,看到栏杆后面如鱼得水,尽情搜刮材料的假洋鬼子寒玉时,一个个顿足长叹,羡慕嫉妒不已。
  通过亚运采访,寒玉在海南为人所注目。后来评职称,她破格定为中级职称。
  寒玉的成功得来不易。正规教育连小学都没读完的寒玉,成功的路上布满鲜花也布满荆棘,洒满了阳光也洒满泪水。
  出生在西南某地某高级干部家庭里的寒玉,从小爱体育,小学就进体工队,学体操。只是成长过快,十二岁就一米七0的个头,练体操实在不是一块好材料。后来没读完小学就当了兵。那一年,招女兵的年龄特别小。1977年,当了七年兵的寒玉,复员到地方体委,然后以她的部队秀才身份领衔创办了《新体育报》,是当时全国第一家创刊的地方性体育报。
  那时寒玉的名字叫丽丽。父母给她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生来就美丽。不是一般的美丽,是美丽的平方,所以叫丽丽。丽丽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新体育报》和其它报纸杂志上,使她在生活着的那一方世界成了名人。在寒玉调来海南后,海南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编辑去大西南组稿,碰到一些圈中人,他们都问起丽丽:“丽丽在你们那儿,你们熟吗?”
  就像这个等级的其他名流一样,当体委把一张干部履历表发给她时,她却为了难。文化程度一栏填什么呢?她去问有关的领导,文化程度以什么为准,领导说,当然以文凭为准。寒玉(也就是那时的丽丽)小学文凭都没有,便相当庞洒地在那一栏填上了粗粗的两个字:文盲。
  体委的领导哭笑不得,但按规定只能这样填。怎么办?送丽丽上大学吧?但是,报考大学也有规定:相当高中文化程度。怎么他妈的“相当”呢?拿文凭来!寒玉一赌气,一下子买齐了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所有课本,工作之余埋头苦啃,一年就把六年的功课学完,经考试拿到了高中文凭。对寒玉来说,语文类的课程当然不屑多看,但数理化从头弄,电子原子力学磁场代数微积分什么的,也确实够整的。她一个三十来岁的大姑娘,有时候必须去趴在课桌上,和那些十来岁的小孩在一起听课。她的毅力让每个人都佩服。
  1985年,寒玉在北京一家学院读书,两年大专读完。1987年,有关单位要她留在北京。
  寒玉那个时候似乎还有一种恋乡情结。在北京呆了几个月,又重新回到了老家,继续办她的《体育报》。受过专业训练的她自然是把报纸越办越好,文章也越写越棒,经常获奖。她写的报告文学《无腿人走向世界》在西南三省此类评奖中深受青睐,后来寒玉又和人合作把它拍成电视剧。
  她在事业上可谓春风得意。谁也不会料到以后的日子她会跑来海南。
  1988年,寒玉来海南三亚参加全国地方体育报会议,这是她第一次到海南。她无暇去游览山山水水,每天研究海南报纸。很快发现,这里的大报没有体育版或体育专栏。
  于是,她决定,她要在一家报纸上开辟一个体育版。
  当时的报社社长在仔细聆听了寒玉的一番方案后,立表同意。寒玉就写可行性方案,立军令状,在把自己折腾得头昏脑涨之后,寒玉的体育专栏终于在那一家报纸上面世,立即得到读者好评,接到很多电话和信。
  认识寒玉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把她看作工作狂。寒玉可以一个星期不出报社大门。寒玉除了吃饭在食堂,其它时间一般可以在办公室找到她。寒玉五年没进过歌舞厅,电影院就去过一次,还是报社组织看电影。寒玉工作起来把什么都忘了,写起文章来火山爆发她都不知道。寒玉看书看英文原著……寒玉的传奇摆不完说不完。
  寒玉至今是独身。她说从来没有爱上过一个男人,也没有哪个男人死命爱过她。在四川她的生活圈子里,寒至二十二岁办报纸当然是鹤立鸡群,男孩子宁肯去追那些打字员啊收发员啊一类的小姑娘,对她自然望而生畏。来海南后,她一个人负责一个体育专栏,天天忙得喘不过气来,哪有功夫去考虑恋爱和婚姻。所谓的可遇而不可求,随缘吧!
  以上是两年前和寒玉聊天的记录。两年后的今天,再想到寒玉,去找她时,她已离开那家报社,去外面开公司当了老板,而已有了很和谐的家庭,丈夫在海南也属于名流。
  寒玉说:记者这行当真辛苦,真不是人干的;
  有个女孩叫王舒,她曾写过一篇文章:《在海南当记者》,像是海南女记者的写照,现抄录如下:
  我是从鞍山来的,以前在内地也搞新闻,是一家广播电台的记者。
  到海南来是去年10月份的事,那时的鞍山滴水成冰,我一位在海南办实业的朋友来信告诉我海口一家报社正缺人,你工作脱得开身的话可来试试,不行算来玩一趟也不冤枉,海南可是温暖如春。于是我请假来了海南,一来就再也没有回内地电台。
  刚来的时候确实被海南岛独特的热带风光和沸腾的特区生活所迷住了,一切感觉都是全新的,所以常常有一种思如泉涌、下笔有神的感觉。去了朋友说的那家报社试聘都很顺利,总编对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很欣赏,在报社里与同行相比每月拿的工资奖金也不低,上稿更比在内地时快捷得多。
  不过近一年上来内心多少还是有些失落。在海南当记者滋味很特别,不比在内地当记者时那样轻松和高高在上。这里的人一般来说务实不务虚,管你什么长什么官什么新闻记者,别来打扰我做生意赚钱就谢天谢地了。而且海南的记者多是出了名的。还有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只要会拉广告能给报社赚钱都他妈算是记者。无形中倒给我们这些真正吃新闻饭的人设置了不少障碍。比如说你作为一名记者,大多数情况下,面对你的都是陌生人,而每个不了解你的陌生人由于记者满天飞的缘故最初总免不了要对你来点心理设防:这个记者是不是又来骗钱?或者:这个记者不知又是什么货色?搞得你有时很被动,心里极不舒服。还有就是记者一多,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总体形象在人们心目中自然也有所下降,更不要谈什么神秘感、崇高感。记得有一次我们报社的一位女记者小李对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那天她去海口宾馆吃自助餐,过来一位广仔打扮的先生,问,小姐我能请你一起进餐吗?小李说,对不起,我一会儿有采访任务不能奉陪。这要是在内地,人家一听说是记者,不说会立即对你肃然起敬,至少也不敢再加冒犯。不想这位先生听了小李的话置若罔闻,继续说,小姐你很漂亮,不像本地人,要不要我开车送你会采访?我开的出租车是高级蓝鸟很舒服很气派的。弄得我们这位李小姐哭笑不得。你想在内地一个出租车司机面对一位报社记者如何有这等自信与胆量?在特区就不一样了,你是记者吗?我是出租车司机,我钱赚得比你多,请你吃顿饭对你的美貌表示赞美甚至追求你,心理上都绝对的平衡。当然我不是说这样就不好,人嘛,分工不同而已,其实谁跟谁不一样?扫大街的是人,国家主席一样也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倒体现了特区可贵的人文思想:不以职业论贵贱。不过有时人奇怪也就奇怪在这儿,如果你是一个教授,一个什么官员,非要将你与一个扛大包的一视同仁,我想你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好在我这人很少有时间去计较这些,因为我在内心对自己所从事的记者职业一直看得很神圣,并且我也相信对于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人们还是会很尊重的。所以我很敬业。有时看着自己一篇篇用心血凝成的文章变成铅字出现于报刊,或者听到有人说你们报上发表的某某的文章很有份量之类的话,平常采访中所遭遇的种种不愉快也就释然了,因为每当这时我便会有一种被承认的欣慰感、其实人为之奋斗的不就是那么一点尊严嘛,尤其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你说是不是?
  呼俐来自祖国北边隆的黑龙江漠河,却没有那种北方女性的人高马大。小巧,细腻,白,笑起来眼睛往上吊,一个标准的美人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朋友们送了她一个外号,叫做“北极狐狸”。最后这雅号就在圈子内外叫开,倒有不少人忘了她的真实名字是哪两个字。她甚是喜欢这个绰号,这也是她的名声广为远播的一个原因。要是在内地,用这外号去叫一个姑娘,那她不气得落泪才怪。怪的是那些女孩们一来海南,价值取向和欣赏口味都变得不可捉摸,你要是说某某女孩像间谍女杀手或者像赛金花那拉氏慈禧什么的,她会美得屁颠儿;你若是说哪个女孩像处女,她立即跟你急。此乃又一怪圈也。有一个女孩,在公司联欢会上穿一身黑纱紧身服头上戴朵白纱花登台唱歌,拿起麦克风就问主持人:“我这身打扮好看吗?像个小寡妇吗?”主持人说:“像极。”那女孩说;“好呀!”就扭,就唱。歌词是:“黑衣黑如黑寡妇,孤高冷傲黑寡妇。”这首歌是在海南女孩圈里最为流行的歌曲之一。
  “北极狐狸”原是漠河那边的一个中学教师,上岛后就在某家报社当记者。以她的勤恳能干和聪明灵气,很快便得到重用。总编也喜欢她,问她想不想调过来。“北极狐狸”说,想是固然想的,容易吗?总编便发了一纸调函,“北极狐狸”拿着调函远赴漠河。
  两个多月后,当“北极狐狸”打通了漠河的一切关系,把档案、工资、干部履历表都随身带到海南,她得到了一个明确无误的消息:那家报纸因为管理混乱,已经关门停业,那位总编也因滥发记者证和私藏枪支被公安机关收审。
  在走投无路的当儿,“北极狐狸”认识了一个叫郁文的作家。郁文自来有那种侠义相助的古道热肠。先安排她住下,然后给她联系工作。
  “北极狐狸”是一个非常刻苦的女记者。写新闻,写纪实文学,也写随笔,在另一家小报开了个女性专栏。她署名不外乎胡狸、呼狸、狐丽、狐莉等等,这些名字又好记又有意思。有一次她决定在报纸上署“北极狐狸”,责任编辑一关顺利通过,总编看到这样的名字,笑了笑,挥笔改成了“胡美丽”。她的原名“呼俐”却是谁也想不起来了。
  她采访过程中免不了接触一些有钱的老板。一次,一个香港来的小老板请她跳舞,把小车开到报社门口来接她。小老板把她接到一家当时最为豪华的歌舞厅:狮子楼。“北极狐狸”娱乐工作两不误,不失时机地向那老板谈起广告来。那老板爽快答应,要登一个整版。“北极狐狸”赶忙拿出广告合同,两人在跳舞的间隙里签了字。她答应给他写一篇专访。
  跳完舞,香港老板请她到狮子楼餐厅吃夜餐、点了几个昂贵的菜。“北极狐狸”掏出她的小本本,拿着笔开始正儿八经地采访老板。那老板口才一流的好,自是把身世、作为都吹了个天花乱坠。等菜上来的功夫,“北极狐狸”擦擦擦写完了1200字的专访文章,题目是:挑战者号在海南。
  这一来那老板真的开始向她挑战了。他看完她的文章初稿,竖起大拇指连连说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500块钱,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往她手心里放。然后笑了笑,说:“今晚到我那儿去,好不好?”
  “北极狐狸”低下头面色红红地坚决说:“不行。”然后重重摇了摇头。
  那老板立时便变了脸。把500元钱收回口袋,坐在那儿阴沉着一言不发。菜很快端上来了,两个人各顾各埋头吃饭。吃了几口,“北极狐狸”就提出告辞,那老板头也不抬,说:“随便吧!”
  后来那老板便打电话到报社,说因业务需要,广告不登了。“北极狐狸”岂肯罢休,她强硬地说,我们既然签了合同,就必须按合同办事。最后双方扯皮的结果是只登半个版。
  后来,“北极狐狸”的工作关系终于转到了海南。
  后来,“北极狐狸”在一次省级征文中获了头奖,因而名声大振。
  然而她在采访时仍是困难重重。她所在的那个报名气太小了,官员们接待她时总露出不信任的神气。记者?怎么会有那么多记者?《海南日报》叫记者,《海口晚报》叫记者,你这什么什么报也叫记者吗?
  每当这时,“北极狐狸”便陪足了笑脸,说:“是的,我是记者,请看记者证,全国统一的。”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中国的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都开始接纳形形色色的广告了。各种质量各种档次的商品只要花了钱就可以在往昔被认为神圣不可攀的电视书刊上被宣传、被吹捧,各类老掉牙的赚钱旧招诸如办函授办培训办邮购等等等等,只要花了钱盖了章都可以得到大肆宣扬。
  新闻界已展开了一场广告大战。
  海南许多家报刊是靠广告养活的。这样,许多新闻记者有的是不得不,而有的是非常乐意活跃在广告大战第一线。拉广告有丰厚的提成收入,从经济角度讲是划算的。
  其实广告并不一定是产品宣传,可以多样化,人物宣传效果更佳。
  杨阳刚上岛的时候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来自西北某市报的她,初来海南,穿着朴素得像样板戏里的江水英。她没有联系正规的报社,选择了一家信息杂志并承包了它的广告部,提成30%。
  杨阳一开始用她的两条腿辛苦地来去。一星期之后她就有了钱,买了一部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再过一段时间就有了时新的服装;一年后,她已住进了高级宾馆,骑着日本摩托潇洒地穿梭在海口市的大街小巷。
  像杨阳这样的拉广告的能手,海南有一批人。
  有个女记者,叫肖一芳,她承包一家报纸的广告部。在海口市街头大多数广告牌上,都打有肖一芳的大名。
  肖一芳是学法律的,又研究过孙子兵法,去拉广告一拉一个准,从不失手。曾听说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在临近撤退回大陆的前夜,就把一部分残余款项拱手送给肖一芳做广告。而肖一芳第二天就把广告登出,用她通天的能耐,又主动去为这家公司联系业务,使这家几已僵死的公司重又起死回生。实在是功德不小。
  在肖一芳随身携带的小挎包里,装有至少五本名片册,她随时随地就可以拨通某一个电话号码。在她的登记簿上,海口市一般小有名气的公司企业全都入了册。
  一日,肖一芳去望海楼采访一家公司。适逢那公司老板在接待客人,谈一笔生意。这笔生意牵涉到四家公司。一般这样的生意做成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肖一芳进去,微笑着与老板们打了招呼,便安静地坐下喝水和看报,注意力却放在耳朵上。
  她听了几分钟就听出了他们谈话的主题内容:要引进一种海南所没有的新产品。项目大,投资多,且冒风险,哪个老板也不愿去带这个头。
  肖一芳出来说话了:“这种新产品之所以称为新,是这儿的人还没有能够完全认识它的价值,其原因是宣传不够,因此你们担心存在风险,我们报可以免费为这种产品作宣传,以新闻的形式来报道。”
  几个人一听都拍手叫好。肖一芳一边采访记录一边构思文章,不多一会儿,就把文章写完了,几个经理一看深表满意,晚上请肖一芳去望海楼吃饭。肖一芳坚持不去。要给她200块钱稿费,她也坚持不受。肖一芳说好了不要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她拒绝了下馆子吃饭,乃是上上之策,她不能在这个时候先欠一份人情。
  很快,报上发出了有关那种新产品的报道,头版,标题套红。
  过了两个星期,肖一芳给这四家公司的经理都挂了电话,动听委婉地邀请他们去报社参加座谈会,并说“备以小酌”。四位经理自是踊跃前往。这一下有分教,只教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姜太公钩肥鱼,愿者都来上钩。
  肖一芳把四位经理都请到了报社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坐下来,服务员上了菜,上了酒,肖一芳举杯把盏,直截了当,单刀直入提出了让四家公司每家都做一个广告。四个广告占一版,钱不多,一家出5000元。四个经理面面相觑,自是有苦难言,却又不能拒绝。已经欠了人家一份人情,现在人家又请客,这广告跑也跑不掉了。
  刚建省那会儿,人们的“免疫力”普遍地差,广告非常好拉。一般读过两年书、能把话说清楚的女孩子,手持记者证和批文,到企业里去转一圈,都不会空手而归。拉广告有提成,在海南广告提成高达25%~4O%,对一些热衷此道的女孩子还是有相当诱惑力的。
  年复一年,海南这地盘儿的企业一家家都被拉广告的记者们搜刮得掘地三尺,一遍又一遍扫荡。如此,企业对刊登广告都不那么感兴趣了,多少都产生了一点“免疫力”。
  这样,拉广告的难度就大多了。但偏有知难而上的人。
  祁云梦就是一个。她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跑到了海南。她年龄不大,点子不少。她上岛后第一选择的职业就是进报社拉广告。祁云梦拉广告久经战阵,在老板面前从来没有说出过“广告”、“赞助”这类字眼。她自有她的绝招。兵法三十六计,云梦毕竟研究过一番。她号称不动则已,一动则弹无虚发。因此祁云梦被称做“神枪手”。
  她先是到战斗前沿阵地,也就是第一线,具体谈判、操作,侃、骗、吹、捧折腾了半年。半年后,祁云梦有了实践经验,也有了理论体系。她一口气就承包了三家报刊的广告部,租了办公室和员工宿舍,在此基础上又注册了一家广告文化公司,正儿八经做起了广告老板。
  然后具体策划。
  她穿针引线把三家报刊捏成一块儿,打着他们的招牌联合搞一些诸如企业家沙龙、企业家集会和优秀企业家评选之类的活动,还有出书,请艺术界甚至港台明星参与海南文化活动……每一个项目她都精心策划,然后培训手下的职员去拉项目广告。手下人谈不下来而确有戏可唱的公司老板,祁云梦亲自出马。
  一年下来,祁云梦买了房子,买了海马轿车,初步有了点老板派头。
  她宣称,她现在的广告公司实际上是海南省最有实力的广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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